一位古城守护者的悲鸣与孤泣丨纪念梁思成先生逝世45周年

原创维新维新论谭

梁思成先生于1972年1月9日与世长辞，今为其逝世45周年之纪念日，亦是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毕业，并投身中国建筑保护事业的90周年。以一城记一人，特以此文追思曾守护北京古城的梁思成先生。

1930年2月，一位名叫朱启钤的北洋政府的官员，自费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私人兴办的、研究传统营造学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并聘请梁思成先生担任学社法式部主任。

这一事件不由使人联系起建筑史上另一事件，1950年2月，在建国初期对北京市进行全面整体规划时，面对政府坚持要将政治中心建入北京老城之中的种种不利局面，梁思成先生自费刊印100多份其撰写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并报送相关领导。两次事件时隔整整20年，关键词均为“自费”，却已是今非昔比，沧海桑田。

梁思成先生于190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于1972年1月9日与世长辞，今为其逝世45周年之纪念日，亦是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毕业，并投身中国建筑保护事业的90周年。从接过朱启钤赠予父亲梁启超的古书《营造法式》，到欣然回国任职营造学社；从踏遍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测绘历代古建遗存2000余件，到日侵时期寓居极为艰苦的四川李庄并于贫病交加中写就《中国建筑史》；从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到为保护北京古城而历经声泪俱下、肝胆俱催的连串失败，梁先生早与中国古建命脉相连。

45年前的今天，他死在北京城墙正在拆除的冬天里，死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声里，死在北京永不可逆的城市规划里。

北京城现有格局，是根据1264年元代设计师刘秉忠规划的元大都之城市雏形而来。元大都之规划严格遵循《周礼·考工记》中所提出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径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原则。并在1553年，经明世宗增筑外城，最终形成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四重城墙环环相扣之罕见格局。在清华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合设的建筑研究所编纂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中如此评价北京城：“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不难看出，整体设计，是北京古城最大之价值。

建国之初，面对即将改变的政治格局和城市格局，梁思成先生对北京新城的建立也有着美好的憧憬：“我认为北京很可以建设成一个环境优美、生活舒适的行政中心，就像华盛顿那样。”

而他之设想，却被有着“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城规理念的毛主席拉回了现实。据回忆，“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另有一次，在故宫宫墙上，毛主席眺望紫禁城全貌并问左右：“我们是否可以把它拆了？”周总理委婉建议道：“拆它太费劲，要耗费太多人力物力财力，并要耗费很多时间。”梁思成在晚年回忆道：“我们国家这样大，工农生产不靠北京这一点地方。为什么定要在北京这一点点城框框里搞工业呢？北京应该是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雅，风景优美的纯粹的行政中心，尤其应该保持它由历史形成的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上的气氛。”

梁先生这种与“主流思想”背道而驰的城规理念，在建国后第一个月的城市规划会议上与苏联专家产生正面冲突。苏联专家代表团提出北京新城规划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即把首都行政中心建于北京旧城之内。

当时在场的梁先生当然明白这一规划理念意味着要将北京旧城大规模拆除并重构北京城市肌理，于是他和另一位城规工程师陈占祥（1916-2001）当即提出了反对之意见。

这些反对意见的主旨内容主要体现在他与陈占祥合拟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的建议》，也就是被后人称为“梁陈方案”的那份谏言书。在这份方案中，梁先生提出，开拓北京旧城西郊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之地点，作为政府行政机关选址，并定此区域谓北京行政中心区域。建成后的北京，将会拥有三个相互关联且功能分区不同的区域：

旧城作为文物遗存完整、保持老北京传统面貌的文化中心区；旧城以西作为新中国政治中心的政府核心所在区域；旧城西南方向（现丰台附近）则刻广建高楼与商场，作为繁华的现代都市商务区。

对于这份方案，梁先生做出如下阐释：

1、如若将新城直接建于旧城之内，各功能区域混为一谈，则会导致行政与商业区相交混杂，随着社会发展和车辆的剧增，道路车流量会面对极大压力，交通堵塞问题与停车不便问题都将浮出水面；而将新旧城分而设之，则会将人流及车辆无形分流，交通即可顺畅；

2、如若行政中心进入旧城，将会引发大量人口外迁，拆迁严重、造成社会矛盾与街区结构大动荡，不仅劳民伤财且费时费力、后患无穷；

3、如若行政中心进入旧城，将会导致高楼林立于传统的老北京街区中，不仅与保护文物的原则相抵触，且破坏整体风貌极为严重。

一个畅通且传统的北京，在梁先生的设想下逐渐清晰起来。

当很多人第一次来到北京，言及“老北京”这个词，都会产生似曾相识、却又不明就里之感，而我想如果这份方案通过并得以实施的话，那么老北京风貌和民俗，将不会只能在博物馆中才被看到。老天桥的四面钟和游艺杂耍、宣南的小胡同和四合院、西长安街上建于金代的庆寿寺双塔，也不再是写在几页纸上单薄的历史。

“梁陈方案”是梁先生生平中非常著名一事，但鲜为人知的事，在熬了不知多少夜晚、并自费刊印百余份这份方案的同时，梁先生用几近哀求的口吻致信周总理，并乞求他抽出时间阅读这份方案。他在信中写道：“我恳求您给我一点时间，给我机会向您做一个报告，并聆听指示。除建议书外，我还绘制了十几张图作较为扼要的解释，届时当面陈。如将来须开会决定，我也愿得您允许我在开会时列席。”

梁先生的故事结局并无悬念，但他失败的理由却非常简单，这份2.5万余字的方案并没有带给北京一个重新规划的机会，带来的则是对梁先生“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行为的指责和谩骂。

很快，毛主席和聂荣臻非常高兴地认同了苏联专家的建设意见。毛主席批示：照此方针，即以旧城为中心进行扩建。

在北京，当梁思成与陈占祥的“梁陈方案”寿终正寝成为一张废纸时，而在巴黎，这种将古城和新城分开建立的规划思想，正理性地引导着城市的发展。

梁先生曾预言，如若将新旧城混为一谈，几十年后的北京交通将不堪重负、堵塞严重将日益增加。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时，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建造地铁。为此我想，在日益被挖空的北京地下，究竟蕴藏着多大的隐患；并且在雾霾日益严重的今天，是否也有源于规划不当而导致的堵车一份“功劳”。

随着行政中心建在旧城的确立，拆除北京城城墙的声音越来越大。面对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局面，梁先生抱病写就《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在他的设想中，北京城墙可以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全长达近40公里的“环城立体公园”：护城河夏天可作钓鱼放舟之用，冬天可成为溜冰场；城墙上砌筑花池、栽植花草，并设座椅；瞭望台与敌台可改建凉亭；角楼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个公园，可以容纳十万人登高纳凉、远眺美景，供人休憩散步、亲近自然。并且，城墙上可多开设门洞以供车辆交通需求，同样，不拆除城墙亦可避免大量拆卸垃圾无处安放、费时费力运送垃圾的尴尬局面。

在梁先生绘制的城墙公园构想图中，画面中不仅有着喝茶聊天的老人、嬉戏打闹的孩童，还有一条愉快奔跑的小狗。

只可惜，这样美好的画面，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历经战火却依然不倒的古老的城墙，没有等到肩负起新任务的那一天，也没有等到为新中国人民服务的那一天，就轰然倒塌在推土机和炸药之下。

拆除左安门和右安门之时，梁先生亲临现场，但是据陈占祥后来回忆：“梁先生哭了…”

他曾写道：“拆掉一座城楼，就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取外城的城砖，就像剥去我一层皮。”后来，毛主席言及梁先生的行为，定下了这样的调子：“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2年，西便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被拆除；

1953年，左安门、右安门被拆除；

1954年，庆寿寺双塔、地安门被拆除；

1956年，广安门被拆除；

1957年，永定门、广渠门被拆除；

1958年，右安门、朝阳门、东便门被拆除；

1959年，中华门被拆除；

1965年至1969年，宣武门、东直门、崇文门、安定门、阜成门、西直门被拆除。

从1952年到1969年，北京城墙城楼几乎全部被拆除完工。迄今，唯有正阳门、德胜门箭楼、内城东南角箭楼、天安门被得以幸运保存下来。

面对支离破碎的老北京，不知道梁先生是否会想起吴晗曾对他说过的话：“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当时的梁先生被气得当场痛哭失声，而如今，一切却真的变成了事实。

梁先生的肺病和脊椎病越来越严重，他一病不起，忍受着中枢神经受压的剧痛，长期身穿铁马甲支撑腰部，连握笔都成了困难。

牌楼，原是老北京最特殊的一道风景线，也是许多当今地名的由来。“东四”和“西四”亦作“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原指该十字路口曾分别伫立四座过街牌楼；“东单”和“西单”，亦作“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亦指该十字路口曾各有一座过街牌楼；历代帝王庙门前有一对中间净宽达6.2米的牌楼；大高玄殿门前曾有三座牌楼，因此，迄今为止那里依然被称为“三座门”；现在横跨中南海与北海的“北海大桥”原址曾为一座九孔拱桥，名为“金鳌玉蝀桥”，两端各有一座牌楼。

为了避免因市政交通而造成大量牌楼被拆除的状况出现，梁先生对其进行了一系列设计工作。例如针对在北海之上的“金鳌玉蝀桥”，梁先生提出了“原金鳌玉蝀桥不动，在其南面加建一座新桥，并把两座牌楼移至两桥之间”的方案（如下图），不仅可以增大交通流量，亦可供人观赏游玩。然而这样的方案却并未被采纳，金鳌玉蝀桥以及两座牌楼依旧难逃被拆除的命运。从1954年1月至1956年6月，北京大街小巷所有的过街牌楼全部被一拆而光，只留下两座成贤街牌楼和两座国子监牌楼。

在此之前，梁先生曾与周总理因此问题而恳谈两小时，他极富诗意地描述了历代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下，映衬着远处西山的峰峦和不远处阜成门城楼所融汇一体浑然天成的美丽景象，这是极富中国古典韵味的雅致情怀。周总理则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作答。罗哲文曾回忆道：“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

几年以后，梁先生在整风期间曾检讨自己当年的“错误”理念：“由于我的情感中存留着浓厚的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雅趣’和‘思古幽情’，想把人民的首都建设成一件崭新的‘假古董’，并且想强迫广大工人农民接受我这种‘趣味’。”但在1969年的对他进行批斗之时，他在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趣味”的同时，还心有不甘：“我既无股票，又无房产，怎么就成了资产阶级？”

1968年8月，梁先生被冠以“叛徒”、“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之名，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同年11月7日，召开“梁思成批判大会”。同为“梁陈方案”的提出者陈占祥亦不能幸免，凝聚他多年心血的翻译稿被烧为灰烬，他被从家中抓走，剃阴阳头、扇耳光、吐唾沫、衣服被撕烂。

之后，梁先生病情急剧恶化。 1972年1月9日，他与世长辞。

时光流回到2011年的11月，在湖南长沙的湘江边，一段长达120米的古城墙被发掘，湖南大学建筑学院的柳肃教授很快认定这是一段历经宋、元、明三代的城墙，上面依然留有三次“长沙保卫战”时期战火的痕迹，其文物价值之高令人讶异。但正在此处进行施工的万达广场却因不愿停工而与之相持不下，后经柳肃教授、各方媒体以及古建爱好者的捍卫争取，这段城墙最终以保留23米而“惨胜”。柳肃教授是我的导师，在他去保留了23米古城墙的现场看过之后，他说：“简直糟糕透顶，原来整齐的城砖，如今残破不全。”

他哀叹道：“永远不可能再有这样一个东西了，永远没有了。”

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三个字，就是“不可逆”。

但是相比于捍卫北京古城梁思成先生而言，柳肃教授说他又是幸运的，好在有媒体与网络的声援与他并肩作战。而在梁先生的年代，“孤军奋战”这个词一点也不夸张。

相信隔着60年光阴，两位建筑师亦可以相视一笑，握手互称同道。

古老的北京城墙，历经了600余年风雨和战乱，现如今已经成为几条大马路，之前的痕迹已荡然无存。车流不断，却不知在此川流不息的路人可否知道，这里曾是老北京最坚实的壁垒。但当这坚实的壁垒在面对炸药和推土机时，却曾有一位弱者对它们进行过最坚实的守护。

我记忆中的梁先生，是那个在日本神户双涛园中，因为父亲被康有为责难，而把康有为骗到大海里游泳并且借着自己水性好而偷偷拔他胡子的淘气少年；是那个把弟弟梁思永进行田野考古时刚挖出来的文物头盔戴着到处跑的贪玩少年；是那个遭遇到车祸摔断了腿在医院刚刚醒来就哭着对父母说“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们了”的纯真少年；是那个躺在病床上还不忘特意“大嚼大啖”来气不能吃东西的弟弟思永的顽皮少年。

可是岁月催人老，1950年，他站在布拉格街头孤独而憔悴的身影，像极了已经被挖掉周围城墙而独自在落日夕晖下等待被最后铲除的永定门城楼。梁先生曾将左安门比作他的左膀，将右安门喻为他的右臂，这个被折断双臂的建筑学家，在45年前的今天，带着他对北京城的预言孤独长眠在八宝山的翠色晚照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