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亮丨谭嗣同著述版本及刊行考述

纪念谭嗣同殉难120周年征文

一等奖获得者

作者 张玉亮丨中华书局副编审、《谭嗣同集》整理者

纪念谭嗣同征文比赛

谭嗣同，戊戌六君子之一，生于1865年3月10日，卒于1898年9月28日，正值英年即为维新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了许多著述，其中一些在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谭氏著述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起步很早、成果也很多，但由于各种局限，其中尚有一些缺憾和疏失。本文试图对谭氏著述的发掘与刊布情况进行梳理，并对其中一些疏失提出订正意见或存疑。

今年是戊戌变法暨谭嗣同先生逝世12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谭嗣同先生及以其为代表的、为探索民族复兴道路而牺牲的先驱。

谭氏雅好著述，至少可以从两处看出。在其《三十自纪》中，罗列了多种著述名称。据有心的学者考订，这些著述并未像一般论述中原封不动援引《三十自纪》而认为其散失，而是通过仔细分梳，认为其中的很多，在后来的《石菊影庐笔识》等中有所保留。无论这种考订有多大的可能性，其笔耕不辍、精心结撰并事后进行调整勘正，则是可以肯定的。此外，他在南京停留时间本来不多，而正是在这短短一年半里，他刊行了自己“三十以前旧学四种”，这也是目前仅存的谭氏生前亲自编定的著述版本。

《东海骞冥氏十以前旧学四种》，光绪二十三年刊于南京，包括：《寥天一阁文》二卷（第一种），《莽苍苍斋诗》二卷补遗一卷（第二种），《远遗堂集外文初编》一

卷《续编》一卷（第三种），《石菊影庐笔识》二卷（第四种）。是本半叶十六行、行二十八字，有牌记，前两种刘善涵署，后两种唐才常署。一些论著中说为刘善涵、唐才常协助校订刊行，不知有何依据，今仅见《莽苍苍斋诗》补遗部分谭氏于卷端曰：“三十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愤而发箧，毕弃之。刘君淞芙独哀其不自聊，劝令少留，且捃拾残章为补遗，姑从之云尔。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也。”则此《莽苍苍斋诗》补遗部分乃刘氏辑出。从墨色特别是书名页等笔画较粗的墨色来看，隐约可见木纹肌理，当是木刻本刷印所致。

此后，该本被以石印技术翻印过。中华书局图书馆所藏《东海褰冥氏遗著四种》四册，版面、版心全同于光绪金陵刻本，惟印本尺寸略小，牌记有“壬寅秋日重印”“壬寅年上海重石印”等，书名页也泛有石印所用油墨的痕迹。壬寅年为公历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前据初刊本已历五稔。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此石印本所用“底本”似不甚清晰，抑或是石印制版时有所损泐，一些文字经过修描且有个别误字，如“东海褰冥氏”作“东海寒冥氏”，则此本当下初刊本一等。因石印技术略同影印、与木刻本文字相差绝少，故后来论者有以初刊即为石印者，今特表出。在之后十年的辛亥，鉴于“传炜家不戒于火，其版亦毁焉”，“李氏夫人因憾版之亡而谋重刊”（谭传赞《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跋语）。这个刊本笔者未能寓目，是木刻本还是石印本未敢遽断。

此后，有《浏阳二杰遗文》。此本无牌记，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著录“民国年间”，中华书局图书馆藏本也著录“民国初年本”。然卷首《浏阳二杰集序》云：“然豪杰之生岂必有种，我中国四百余州奥旷之区，四百余兆神明之胄，岂无英杰奋起，忘身赴义，足以竟二士之志业、争浏阳之光烈者乎？人心不死，士气浸张，若火始然，若泉始达，岂区区缚压凌逼之所能遏阻也。”“我同胞之爱慕英雄者，其亦闻风奋起，勿让二烈之专义也。”尚是激励民气声口，其时当在清末。中华书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之前言谓此本出现在“一九〇〇年，唐才常死难不久”之后，然毕竟未见任何出版年份标识，一些论著将此本著录为1900年刊行，是依据该前言抑或别有所本，不得而知。此序署名为“伤心人语”，前人有考订“伤心人”为梁启超笔名者，当可信从。而其时与谭嗣同、唐才常等有过接触的时务学堂学生朱茂芸（湖南凤凰人），后亦有《伤心人语》行世，未能寓目，不敢擅断究系何人，特为表出，质诸高明。该本半叶十二行、行三十五字，收谭文十八篇，皆《旧学四种》集外之作。序云：“同人乃将其遗集刊行，复缀其文之散著各报者，排比纂辑，合为一编，颜之曰‘浏阳二杰集’。”此处所说刊行其遗集后，“复缀其文之散著各报者”而成此编，则“遗集”殆即前述石印本《旧学四种》。据此，《浏阳二杰遗文》当刊于光绪

二十八年之后不久，对比张元济《戊戌六君子遗集》序言中“匪直前代之钩党株累、雅正消长，以构一姓之覆亡”等民初口吻，似不至晚于民国。中华书局版《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注中，也将此本称为“清季刊本”。若这一推断可以成立的话，则此本中所收《思纬吉凶台短书》等当系首次刊行，报刊文章的结集也自此本始。关于《仁学》，有汤志钧先生发表于《学术月刊》1965年第5期的《仁学版本探源》足资参考，此处不赘。

民国元年，谭氏家属于长沙刊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兴算学议》（合订一册）。该书有谭氏胞侄谭传赞跋云：“叔母李夫人因憾版之亡而谋重刊，并出所存《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一卷、《浏阳兴算学议》一卷先付手民，以寿梨枣。余稿寻获，再为续刊焉。”据记载，《兴算学议》最早由谭氏之师长欧阳中鹄刊行于光绪二十一年，在当时的湖南产生很大影响。可惜整理者见闻有限，至今未见到传本。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贾维先生有较为周到的研究，据其考证，其时谭氏家属先后刊行了两个版本，分别为《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补遗》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以下简称《丛脞书补遗》和《丛脞书》），并通过详细比勘、梳理书后跋语及正文之文字异同，推断《丛脞书补遗》版本更佳。

笔者有幸得到贾维先生转赠的两个版本的复印件，经过研读我们发现：《丛脞书补遗》未见书名页，全书并未出现“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补遗”字样，仅目录首行列“补遗一卷”四字、正文版心有“补遗”二字；而《丛脞书》则有相应书名页，目录首行所列书名亦同。我们认为，此补遗似当为重刊旧学四种之补遗，而非《丛脞书》之补遗，否则，不好解释为何补遗皆为后来发现之稿本《丛脞书》已收之内容。又谭训聪《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附录三《著作及版本》中言：“《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此书原稿本，公被捕时为缇卒搜去，民国元年先祖母集公三十以后之诗文对联等稿重编，仍名《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首页有民国元年壬子浏阳刊行十字，刻工不佳，字有错误。”则除长沙刊本外是否还有浏阳刊本，抑或谭谱误记，一时无从考订，记此以待高明。民元长沙刊本有国家图书馆所藏本，上有梁启超批注本，此外尚有发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现藏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稿本。这两个本子颇为珍贵，蔡尚思、方行两位先生，在1954年北京三联书店版《谭嗣同全集》中据前本收录并保留了梁氏批注，在1981年中华书局版增订本中，则基本以稿本为底本校订录入。

民国以后刊行的谭氏著述，有上海文明书局本《谭浏阳全集》。此本刊行于民国六年（1917）九月，校订者署“海宁陈乃乾”，卷首亦有陈乃乾所纂年谱。一函六册，半叶十二行、行三十一字。此本之编排颇为怪异：封面标榜“附续编”，前列总目为传、年谱、文集三卷、诗集一卷（词、联附）、《仁学》二卷、《笔识》二卷，并无续编，续编在末册。按本书例言依次言及先生之文、诗、《仁学》、《笔识》，并于末条云：“年谱所载先生著作，云未脱稿者，其后成书与否不可得知，同人搜罗所及，见闻攸限，遗珠在所不免，俟续有所得，当行补刊，以成全璧。”从未提及“续编”。则此“续编”乃例言所言“续有所得”之补刊否？然此册又列于末册即第六册，为“全六册”（见该书版权页）之组成部分，殊不可解。且此“续编”收文较《浏阳二杰遗文》为少，又首开按体类编之例，将谭氏生前编定之集的顺序打乱。当然，按体裁编排并非不可，但既已打破原编次而按体裁排列，又于文集末尾列“逸文  兵制论”，此逸文是相对于何集而逸就稍嫌费解了，不如将此移入末册“续编”或将“论”单列一体。更且《兵制论》一篇已见于《石菊影庐笔识》思篇第三十八则。总而言之，此本仅是将编次改换而已，并未提供新的材料，完备程度甚至不如《浏阳二杰遗文》。此后，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九辑影印了这一版本。而在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付印的群益社版《谭嗣同集》，也基本承袭了这一编次（惟未收诗集部分）。本书由许啸天整理，是较早的一个新式标点本。

在此之后，与戊戌诸君子于维新变法时志同道合的张元济，在民国五年，开始筹划刊行戊戌六君子著述，是为《戊戌六君子遗集》。该本于民国六年（1917）由商务印书馆刊行，版权页署“丁巳年十二月初版”，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七字。其中收谭氏著述三种，即光绪丁酉本《旧学四种》之前三种，分卷、编次全同，殆即据光绪丁酉本所录。前有张元济丁巳年（民国六年）序言，谓：“复生遗著尚有《仁学》一卷、《石菊影庐笔识》二卷。兹编所录止于诗文。”

1942年，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了由欧阳中鹄之孙欧阳予倩据家藏编纂的《谭嗣同书简》，该书分两卷，卷一收谭嗣同致欧阳中鹄书信二十七通（其中含与唐才常合署者），卷二收唐才常致欧阳中鹄书信九通，卷三收欧阳中鹄致谭嗣同书信十四通。这是谭氏书信的首次集中刊行，为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有1954年北京三联书店版《谭嗣同全集》。该书无署名，据编后记，乃蔡尚思和方行两位先生承担主要搜集工作，标点校勘则除两位外尚有陈子展、赵纪彬、邱汉生等多人合作完成。该本分四卷，仍按类编，卷一是论文，卷二是记叙性质的散文，卷三是书信，卷四是诗及其他韵文。该本的一个突出贡献是，首次将搜集到的大量未刊手迹点校收入，提供了宝贵材料。1955年，方行先生以“文操”为笔名，将编纂全集时收集到的珍贵墨迹汇编成册，在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谭嗣同真迹》，该书于199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又增加了一些内容，如田家英小莽苍苍斋所藏谭氏书赠宋恕之扇面等。

1958—1960年间，《湖南历史资料》上分七次陆续刊布了一批谭嗣同未刊著作。第一次刊发了李友梧所藏7件，即刘淞芙书6通与《跋湘报章程》；第二次刊发了湖南省博物馆征集的2件，即致夫人李闰书和致张蓟云书；第三次在引言中列出了致李闰书3件（其中一件刊于前一期）、狱中遗书3件（有多人题跋。已刊于三联版《全集》）、《阻风洞庭湖赠李时敏》七律四首（已刊于三联版《全集》）、《送别仲兄泗生赴秦陇省父》七绝四首（已刊于三联版《全集》）以及少年时代写给伯父母的书信4件，此次刊发了致李闰书2件、致伯父母4件；第四次刊发了《浏阳兴算论》；第五次严格说来不是谭嗣同本人著作，而是与《兴算学议》密切相关的欧阳中鹄、涂启先、刘人熙这“浏阳三先生”与兴算学相关的文字；第六次刊发了稿本《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中的12篇；第七次刊发了《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稿本剩余部分及致刘世珩书2件。这批珍贵资料的刊布，极大地丰富了谭嗣同著述，为之后全集之增订提供了可贵的文献基础。值得指出的是，稿本《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在此次刊布时明确为“张篁溪”所藏，后来论者有记为张次溪所藏。考张伯桢(1877—1946)，字任材、沧海，号子干，别号篁溪。广东东莞人。曾入万木草堂从康、梁受业，助康纂辑《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参与戊戌变法运动。后加入同盟会，曾参加陈天华、秋瑾等发起的留日中国学生罢课运动。于清末民初历任两广方言学堂法学教授、法部制勘司主事、司法部监狱司第一科长、清史馆名誉协修。1928年辞去一切职务，致力于文史资料的搜集、研究和编著。1946年在北京逝世，临终前把珍藏的康有为、梁启超书牍墨迹以及其他收藏1300余件捐赠给北平历史博物馆，1958年其子张次溪将“张园”捐献给北京市龙潭湖植物园。则该稿本殆篁溪旧藏，其子次溪经手刊布。

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增订本《谭嗣同全集》（以下简称“中华增订本”），列入“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三联本尽管于编后记中列出了所收各种著述的原编次，但一来毕竟难见初本原貌，二来一些文字是论文还是记叙性质不好分辨，如此类编究属不便。中华增订本则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恢复了一些早期刊本、稿本的原貌，较三联本有很大进步。值得称道的是，该本收录了三联版出版以后新发现的、集中刊登在五十年代末《湖南历史资料》中的谭氏著述，如《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稿本、《浏阳兴算记》稿本等，篇幅较三联版增加了四分之一。此本一出，成为学界通行之本。此后天津古籍出版社、岳麓书社虽也先后出版了谭氏著述集，但这两个本子都留有一些遗憾。天津古籍出版社所出为台湾“李敖精编”，大体回到三联版《谭嗣同全集》的分体类编，甚至厘为四卷及四卷顺序都与三联版相同，亦无新材料刊布。

岳麓书社所出，系“湖湘文库”之一种，大体继承了中华版的编次优点和所收之完备程度。微觉不足的是，前言中对所收著述的版本交代尚有疏误，如：《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前言云“1912年在长沙出版”，又云“所收各书均以上述最早出现的版本为底本”，正文中于此书也未加说明，但实际上所收乃沿用中华版据稿本整理者，较1912年长沙刊本多出22篇，然又删除了中华版对勘稿本与刊本的异文校勘记，以及梁启超的批注；又如《仁学》，前言谓“从1899年1月起，分别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和上海出版的《亚东时报》上陆续发表”，但未明确书中所收所据为何本；再如，《壮飞楼治事十篇》，前言、正文处皆未标明出处；此外如《思纬吉凶台短书》“吉”字误释作“壹”字、对中华版释文和断句疏误多所沿袭等，不一一列举。或许这也是这两个本子影响都不及中华增订本的原因之一。

中华增订本在众多前辈学人共同努力的基础上，达到了谭集编纂整理的最高水平，其前言中说，此次增订主要工作有四个方面：一、重行编次，依据原著时序；二、增辑佚文，收集力求完备；三、选择底本，判明各篇出处；四、校勘异同，探索版本源流。可以说，该本在这四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好效果，而这四个方面，也为之后的谭氏著述乃至整个近代人物文集整理提供了指导意见。

然而这个堪称代表目前最高水平的中华增订本也留有一些遗憾，为此，重新编订谭嗣同集，就有所必要。我们试图沿着前辈指明的方向而有所完善：

近代文献随刊随现，难有定本。即便是以全集命名、汇众家之力、耗数载光阴而成的《孙中山全集》，也随着时间推移、史料发掘和研究深入而需要补充。因此，稳妥的方法是以人名集而不必标榜“全”，以后根据新见史料之情况可名为增订本、二次增订本等。

中华增订本之编次保留原刊本的面貌，较有史料价值，值得继承。谭氏著述的历时性呈现，可以吸收学者研究成果编为“谭嗣同先生著述系年”，庶几两得。

随着研究深入和资料发掘，以往各本中失收者可以补入，如《文信国公蕉雨琴铭》、《致陈长橿》、《致松舟》、《林圭札记批语》等；同时，中华增订本重录之诗作及经考证梁启超伪作之《致毕永年》、《致康有为》等则应删去或作为附录并加注说明。

前此各本有语焉不详之处，除前举岳麓本之外，如中华增订本所收《寥天一阁文·上欧阳瓣姜师书》，下有校勘记“刊本作某”，然未说明此据何本录入；亦有前后矛盾之处，如既谓凡有手稿都按原稿编入、又谓凡刊行者都按最早刊本编入，如此则既已刊行又发现原稿者之处理就需费踌躇了；再如，中华增订本编例中明确《仁学》“以《亚东时报》本为底本”，而校勘记中有多有“某字《亚东》本作某”，读之不知此处所据是何底本。重新整理，应逐一明确底本，以资复按。

《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  四种从未单行，此次亦恢复原貌，统以原刊为题，以现存最早的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刊本为底本。因为这是谭氏生前手订，其价值与初稿难分轩轾，其中现存手稿者，可据手稿校补、详列异文，而不必再将这些篇目之底本个别更换为手稿。

《兴算学议》  因未搜集到欧阳中鹄光绪二十一年刊本，且此本未收后来发现之《浏阳兴算记》（光绪二十四年作），可以民国元年刊本为底本进行整理，并据稿本《浏阳兴算记》校补。同时，《兴算学议》自初刊伊始就是以谭氏长书为主体、附录相关资料和欧阳中鹄批注的集合之作，其实可以将相关资料进一步扩充，增收发表于《湖南历史资料》中“浏阳三先生”全部相关文献。

《思纬吉凶台短书》  当以《浏阳二杰遗文》为底本，这是最早刊行此文献的版本，此后“吉凶”二字有作“      ”者，亦有误作“氤氲”者，不足为训。同时可参校《谭浏阳全集》本。

《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  当以湖南省社科院藏稿本为底本，参校民国元年刊本。梁启超于刊本所作批语一并列入。

《仁学》  此书作为谭氏最重要著作，版本众多，大体可分为《亚东时报》本（唐才常获见《仁学》，主持该报时所刊）和《清议报》本（梁启超获见此书并在主持该报时所刊，后又有国民报社本、日本大字单行本等，与《清议报》皆在日本发行）。当以《亚东时报》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各本。

书札  考虑到近世书札屡屡发现，难以编定，故对已单行之《谭嗣同书简》单独整理，而将其他见诸手迹之单篇书札列于其后，先按收者区分、再按时序排列。

集外  辑录报刊刊发的谭氏单篇著述和手迹，有多个版本的以较早者为底本、参校他本，且应逐一详细列明所据版本。《壮飞楼治事十篇》，篇幅有限且未单独成书，初刊于《湘报》第三十五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后发现稿本，可作为单篇列入集外，以稿本为底本、参校《湘报》刊本。

谭氏文集各种版本，在文字释读、标点断句上仍有一些可以改进之处，然各本陈陈相因者多。文字方面，如蔡方本编例中虽说“凡属古体字、假借字较难辨认的，一律改为今体，以便阅览”，但所收《寥天一阁文·报刘淞芙书一》“伏见文  矕采，苞凤骞华”，“  ”字仍保留，且查光绪丁酉刊本及此后各版，皆作正字“虎”，然而“   ”字则被后出之岳麓本沿袭。断句方面，如首个标点本即许啸天整理《谭嗣同集》所收之《石菊影庐笔识·思篇》第二十九则：“然不窒，且惩亦不能不忧不惧……然不极，且研亦不能尽性至命。”蔡方本已觉察断句有误，于上句改为““然不窒且惩，亦不能不忧不惧”，惜下句未一并改正，而这一疏误也被岳麓版沿袭。此类所在多有，不一一列举。当全部按照底本重新释读、断句，庶几为学界呈现一个更加准确的版本。

承前人多方搜集，现存谭氏手迹不少。我们认为，手迹未必是初稿，亦可能是写赠友人者，即便是手稿，与刊本（特别是作者生前自定之刊本）之文字优劣也未易遽断。因为作者的后期修改、增删、调整或许更符合其时之思想，而这种文字差异是研究作者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材料。因此，在通行本与手迹并存时，建议详列异文和篇目差异而不作按断，以供研究参考。中华增订本对《兴算学议》中欧阳中鹄批注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中梁启超批注一集中于文后、一作为页末注，处理方式不同，当统一体例，可一并移入相应正文并以小五号字加【  】表示，以便对读。

以上设想，是在对谭氏著述版本考订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的设想，必会存在诸多不足，期待得到指正，更期待有更多学人关注乃至参与到近代文献的发掘整理中来，使谭集有更加完备权威的版本。

本文为新版《谭嗣同集》前言

本文作者为本书主要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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