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亮丨谭嗣同与中国近代出版史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戊戌变法及六君子殉难120周年，在维新运动两甲子之际，总结先驱的历史功绩和实践经验，不仅具有纪念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戊戌六君子之一，生于1865年3月10日，卒于1898年9月28日，正值英年即为维新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不少著述，其中一些在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他也广泛参与编辑出版活动，多所创获。

此前已有学人注意到谭嗣同的编辑出版思想，主要集中在报刊的启蒙功能、日新说，以及以谭氏“报章总宇宙之文”为代表的文体说。其实，除了这些以外，谭嗣同亲身从事的出版时间活动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我们好好总结。本文聚焦于操作层面，拟就谭嗣同出版实践活动中的产业思维、人才建设、内容创新进行梳理，以期抛砖引玉，为发掘近代先驱的出版实绩进行初步探索。由于烈士遭清廷捕杀，谭氏著述湮灭不少，与其共事之同仁处所保留的资料也多因惧祸而销毁。实则谭氏于《湘报》、《时务报》等重要报刊之奔走出力更多，可惜相关文献和原始档案阙略，这里仅以传世之谭氏书札为主要材料进行考索，文献来源虽略显单一，但仍可给我们不少教益与启示。

时下已有学人在研究近现代出版史时拈出“启蒙与生意”这一视角，可谓别具只眼。诚然，出版在当时确实是启迪民智的强大手段，出版人也多以启蒙为己任而从事具体的出版实践活动；但是，这一手段得以行之有效、持之以恒，是需要客观的经济基础的。若非具备不断“化缘”得来的资助，就需要图书报刊能够自负盈亏。更且“输血不如造血”，出版作为产业可以自行运转，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正路。然而，在当时条件下，具备先进的产业思维，以产业视角观照出版者，其实是并不多见的。

谭嗣同在很早就以先进的产业思维关注出版，无论是宏观布局还是细部经营，都留下他的探索足迹。在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1897年3月18日）致汪康年的信函中，他对受托物色《时务报》分销处进行了周致的思考：

这里，透露出开发分销处遇到的问题：一来从加盟者角度来看，有中山书院、江义和等已开辟的分销处在先，后来加盟者担心利润不足；二来从出版者角度来看，对于加盟者的信用不能不加以慎重周密考察。谭嗣同列出了“全泰盛”适合的几个有利条件，如有资本雄厚的上海本部做担保不致亏损、“跑街”共享以节约成本、销售款结转方便等。信末又草拟了“售报章程”，并附言：“属查江义和松茂室之事，尚无私加售价之弊，想系误传也。”对前期加盟的“江义和”私加售价之说加以实地考究。

这些思考和实践，涉及产业运营、加盟扩张所必须仔细考量的信用担保、运营成本、结算方式、价格统一、分销章程等诸多重要方面，可谓详细周密。此外，在另一封信中，对于拟办的《矿学报》中翻译外国报纸的一连串问题——“译出之美报系何名？如何寄法？若干日可到？每月可得华字若干字？月备脩金及寄费共几何？翻译人润色脩金并允分书各应若干？”也透露出精细过人的管理才干。

除了细部观照之外，在宏观的产业布局上，谭嗣同也走在时代前列。

在致刘善涵（光绪二十二年正月，1896年2月）的信件中，他再次申说：“《湘报》一事，愚见仍以设在湘省为妥。”从语气中可见，这是他与刘善涵反复研讨后对自己意见的坚持。如果说，这还是对《湘报》在省内选址的局限于一省的思考，那么，对《民听报》创设地点的思考，则体现出更为阔大的气度。

在致汪康年（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1897年6月18日）的信件中，谭嗣同卓有远见地指出：“汉口他日为铁路之发端，且当展至广东，则上海之生意皆将夺归汉口，即时务报馆亦几有迁都之势矣。拟请俟今年年底，报馆出入帐目结清，如果赢余甚多，可专提一款往汉口办《民听日报》。”这里，谭嗣同的视野已从一省扩及全国，并从“交通便利”的单维度考量，扩展到综合了交通、文化、经济、政策等多维度的“区位优势”综合考量，同时提出了各自独立运营、实际主从相次的经营思路，这可以说是近代报刊集团化运营的最初设想。

出版业是内容产业，只有先进的产业经营思维还不够。特别是在各方面条件尚不成熟的晚清出版活动中，核心竞争力是人才，一个人的去留任免影响一个出版机构、一支笔的纵横捭阖撑起一份乃至数份报刊等情况，在当时屡见不鲜。

谭嗣同有鉴于此，在其出版活动中，对人才的重视程度非常之高，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那就是对于当时重要报刊所刊发的重要著述之作者，他时常饶有兴致地进行猜测：

这些推测，不是热心读者对笔名或未署名作品的好奇，实乃谭嗣同对报刊主笔或重要作者的高度重视之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嗣同是把人才作为出版的核心竞争力加以重视，并竭力做好人才建设工作。他不仅识才荐才，更惜才养才。

1、慧眼识才

《时务报》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由梁启超主笔、汪康年任总经理，二人后来都成为谭嗣同的挚友。谭嗣同对汪康年的友谊，是建立对其卓越出版才干的欣赏之上的。在信中，谭嗣同不吝赞美之词、不避面谀之嫌，对汪的出版实绩进行深入剖析并给予高度肯定：

由此可见，谭嗣同的赞美不是朋友间的客套吹捧，而是在对报刊经营有丰富经验和深刻体会的基础上发出的由衷礼赞。但他还不满足于此，希望能将汪康年的上述实绩分别开列、以激励同人：“然仅以赢利而论，吾知尚不是穰公极得意之笔，嗣同沾沾以此为喜者，获此实利益，足令不知者心服也。”“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对出版人才的实绩，谭嗣同认识深刻，大加提倡，推动了相关工作的开展。

2、热心荐才

在现存较早的致汪康年的信件（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1896年12月17日）中，谭嗣同对创办伊始的《时务报》表示了极大关注，并积极为其推荐人才：

不仅高度评价并推荐自己的至交好友唐才常（绂丞），而且对吴樵（铁樵）、邹代钧（沅帆）的志趣行止进行介绍并表示尽力延揽。

内举不避亲，不管是自己的好友，还是对方的亲属，只要符合需要的人才，谭嗣同都加意推介：“《矿报》若得施君翻美报，请令弟润色之，真乃《矿报》之福也。请即代为定夺。”

3、惜才养才

谭嗣同对出版人才的爱惜，也是他关于出版人才建设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前文所及之吴铁樵，英年早逝，谭嗣同悲痛不已，多所悼惜。在同为难得人才梁启超的去就上，谭嗣同不避好友汪康年的不满，表达了不同看法：“筱村先生邀卓如往西湖读书，此事嗣同极以为然，何也？嗣同常虑卓如揽事太多，又兼两馆主笔，内外夹攻，实于身命有碍，能往西湖清养，可保不致如铁樵之超然竟去。即仍兼主笔，亦自无妨，然而却止宜小住数月，或归而再往，不宜久住……”护惜之情溢于言表。

谭嗣同对出版人才的识拔褒扬、举荐延揽和护惜关爱，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这串名单里的人物的大多数都在出版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逝世最早的吴铁樵，在有限年华里为《时务报》报务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汪康年与汪诒年兄弟，近代报刊史上的重要人物，先后创办《时务报》、《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等多种报刊，影响深远；

梁启超，担任《时务报》主笔，在晚清报界影响至巨，并成为此后许多重要报刊和出版机构所倚赖的健将；

唐才常，在湖南维新运动中，成为《湘学报》和《湘报》的主力，在谭嗣同逝世之后，他主持《亚东时报》，最早全文刊载故友遗著《仁学》；

邹代钧，精通舆地测绘，不仅在维新运动中对《湘报》、实学多所推动，而且后来成为近代彩色地图铜版印刷出版的先行者……

尽管近代出版业特别是报刊受各种因素制约很多未能行之久远，一些优秀人才也英年早逝未能发挥更大作用，但谭嗣同视人才为核心竞争力、不遗余力识才荐才惜才的做法，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作为维新运动健将的谭嗣同，对“新”的认识本就深刻，如其在《湘报后叙上》中言：

这段被学人频繁引用的文字，常被总结为报刊功能“日新说”，其实是与其维新思想高度结合的。早在初次接触西学时，他就发出了日新的期许：“于傅兰雅座见万年前之僵石，有植物、动物痕迹存其中，大要与今异。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也。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已腐臭，奈何自以为有得，而不思猛进乎？由是访学之念益急。”其实，除了观念的进步，在操作层面，谭嗣同对于出版产业的内容创新之重视，也有许多具体体现。

这种对内容创新的高度重视，首先体现在博采众长加以吸取。谭嗣同四处搜集当时的报纸，认真研读，对其优长加以吸收，对其不足加以扬弃。如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六日（1897年7月15日）致汪康年书信中云：“温州利济学堂所出报，乞订购一分，按期仍由钟山书院寄下，兹寄上洋四元，所以为《利济报》之价也，乞察收代办为祷。黄氏所出之《算学报》，屡托代购，可否？并希示复。”而在一周之后的另一封书信中（同年7月23日），他向汪康年表达了阅读《利济报》的感受：“《利济学堂报》，乃缘《时务报》已登告白，故买阅之。今寄到，不意中多迂陋荒谬之谈，直欲自创教，不关于学术。彼既刊本，自可拆购，现寄到四本，即请自此截然而止。”同信中对《算学报》则表示肯定，并在另一封信中（同年8月4日）为其辩护：“《算学报》或谓不佳，然首册皆言至浅者，实无从判断佳否。嗣同颇喜其不厌烦琐，甚便初学耳。或谓其抄袭，然首册仅及加减乘除，试思加减乘除何须抄袭，且亦不能另生一新法也，但观此后如何。”这里，对于“迂陋荒谬”的报刊加以批判、停止订购，而对刊载真知的报刊，虽然首册“至浅”，也因其“甚便初学”而加以肯定，可谓公允。然后，在订阅了更多期之后，对《算学报》的评价又有所不同：

这里，对于首册之粗浅者仍然加以宽厚的评价，且肯定其前两册“图尚有心得之处”，而至第三册的“潦草抄袭”则不再容忍，且对其“阑入谈教之语”，“欲以教之虚无恍忽而文饰算之浅陋”，大加挞伐。

对旧学特别是其中腐朽内容的否定乃至批判，谭嗣同不因私交而有所留情。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三十日（1897年6月29日）致汪康年信中言：“兹者徐积余乃昌欲托先生代售其所刻丛书，寄上四部，并原信寄上，乞酌办。嗣同以为渠于报事曾效力，似不便却，然似此旧学之书，登报则断乎不可，报告白言之。高明以为如何？切毋言嗣同饶舌。” 对旧学著作建议仅于告白中揭载以尽朋友之道，但不可正式登报致乱求新之衷。而在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1897年6月18日）致汪康年信中则对扶乩等落后内容大加反对：“奉十六日所寄手书，并《乩坛铁语》一纸，此事切不可信。沅帆、伯纯、浩吾皆明伟渊通之士，何遽为此？……如有书往鄂，请力阻诸君勿复为此。”

对于实学、时务，谭嗣同则多方搜集，尽力推介，不遗余力，对于农学、语言、军事、外交各领域的新知心得，都有所涉及：

以上诸端，无不体现出谭嗣同对出版产业为内容产业这一本质的深刻认识，其亲身实践为我们很好地诠释了内容创新是出版业发展的原动力这一铁律。

而对于创新，谭嗣同比同时乃至后来者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内容创新不是抛弃传统移植西学，对传统的深入研究、批判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在给好友唐才常的信里，他提出：“倘得径归，则拟于《湘学报》竟增经学一门，本群教群国之义理、掌故、时事，汇而以澄吾已亡之孔教，仍依原例，逐条设为问答，俾皆晓然于莫不尊亲之非诬，自谓为经传别开生面矣。” 这与当时创办的新学出版物只谈新学时务的片面做法有所不同，与之后五四时期对待传统的极端主义也有区别，是试图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创新资源的一种尝试，体现了谭嗣同在文化创新中更为稳健、周全的心态和通脱、宏阔的视野。常有论者视谭氏为文化激进主义、破坏多于建设，当系于此等细节忽之而致。

以上，谨就谭嗣同著述中记载的出版实践活动中为对象，对他在产业思维、人才建设、内容创新等方面的探索进行了初步梳理。时下，高歌猛进的出版业，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出版机构活力不足、产业化程度有待提高，出版人才向新媒体等新兴行业流失，出版物品种数过于庞大、创新不足，等等。谭嗣同的上述探索，仍有现实意义。

其实，谭嗣同著述中留下的值得当下出版史研究认真发掘的资源尚有不少，如《利济学堂报》退订中逗露的当时报刊发行模式、单张刻印的技术层面之探讨与“报”“刊”过渡、浏阳《兴算学议》与“活板”普及程度、《古教汇参》与《治心免病法》等西人著作译介推广之速度、《仁学》所载原质“六十四种”“七十三种”之辨与西方化学著作的早期传播……近代文献是一座宝藏，一些文献随表面上与出版史相去甚远，但只要留意，都会有所收获。希望能在同仁的指导下一同进一步开掘这座蕴藏丰富的宝藏。

注：本文已发表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9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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