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达丨肝胆何处：吊谭嗣同兼谈其他

丁一达维新论谭

肝胆何处：吊谭嗣同兼谈其他

自向冰天炼奇骨丨暂教佳句属通眉

一位来自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专业的大一男孩在不久前造访了浏阳谭嗣同故居。谈及对谭嗣同的认知和对近代学术圈的了解，他颇为头头是道。自称是要写一篇论文的他一开始虽让我将信将疑，然而当看到这份答卷之时，却转成了自叹弗如与自惭形秽。

从事谭研虽已经数载光阴，然回顾往昔，初入大学的我却对其思想、生平一知半解，与这位丁一达同学此时水准真不可同日而语。

谭先生好友宋恕曾作扇诗《赠谭复生》，以此勉励好友道从郭嵩焘，其中有句：重障庶空盈火后，至悲我有屈风余。洞度如镜知何日？且喜湘阴道不孤。

得此良文，遂欣然堪布于此，再不由赘叹一句：

复生亦道不孤矣。

壹

就是那样一个对爱开始有朦胧感知的年纪。面对那些对你身上血气或不压制，却仍旧难掩所谓的成熟带来优越感的长者，面对那些无辜地无知与享乐的同龄，我愈发呼吸不到理解与懂得的空气。反倒是在前人的文牍和自白中，那些不伪饰、不鄙陋、不狭隘的文字，那些对人生的真诚思索、为他人的浩大胸襟、所经历的挣扎痛苦，时常夹杂着历史的尘埃扑面而来，呛得让人流泪，让人大畅心怀。

对牺牲的着迷和对爱的感知的一同出现，让我不能只把前者看作是对英雄主义的一种浅薄狂热，不能只把后者看作是对耳鬓厮磨的新鲜向往，二者在我眼里似乎有了不可分割的某种联系，成为着彼此最为隐秘而又妥帖的一处注脚。

此刻我站在谭嗣同像前，一股无力感扼住了我，我试图在他深邃的眉骨里寻一句诗，却发现我依旧没办法写清所有殉道传递出来的巨大美感。我只好再一次把自己陷进时间。

贰

时间回到1898。在浏阳喧嚣的街市上，即算是注视着嗣同路的显眼标识，把思绪扯回戊戌也已不是易事。那方面容时而成像时而模糊，随故居前孩子们笑声的起歇。

9月7日。谭等四位军机章京正式当值。

9月15日。谭嗣同访法华寺，劝说袁世凯诛杀荣禄，起兵往熙和园捉拿慈禧。

9月21日。西后发动政变，光绪帝黜。

9月24日。谭拒绝日本使馆和大刀王五的出逃计划，在浏阳会馆被捕。

9月28日。谭等六人在菜市口就义。照1865年3月10日的生辰，谭33岁半。

今天看这些高度密集的时间与事件，就像是历史深处沉重而尖锐的鼓点，一日一日敲出那个时代的惊心动魄、鹤唳风声，也是这些平白叙述的璘璘寒光里有令我着迷而难说理解的选择。我常常感性地把它看作是那个笼罩中国文化与历史庞大阴影的一部分。牺牲这个命题，长久地吸引着我，更长久地困扰着我，牺牲带给我的矛盾感比任何一个话题都要更加强烈。正因如此当我发现、了解到谭嗣同时，我看到的是这种矛盾在一个个体身上激化的顶峰，谭嗣同仿佛是这种危险而瑰丽的传统情结，在中国历史阶段性结束之时，一个最闪耀的结胎。

各项史料与文献的发现整理已经清晰地勾勒出谭最后的心路历程，也已得出被普遍认可的赴死理由：于父谭继询，不逃是保全家门之孝；于帝光绪，不逃是报答知遇之忠；于变法事业，不逃是尽程婴杵臼之忠。我经历过漫长的迷思。那是最拾人牙慧、最轻薄自大、最沾染上时代戾气的自觉时期，在所谓的批判眼光下，传统烈士的历史是愚忠愚孝的历史，是被洗脑者的历史，是缺乏自我意识者的历史，是在现代不足为道的历史。我不想为这种可憎的自以为是作任何辩解，只是想更完整和真诚地呈现我对牺牲思考的形成与尚未形成：我不愿思想上我所珍重的艰难转变，被视作是唱高调者的惺惺作态，我不害怕对个人的误解，只是害怕更多本可走出那种浇薄之气的同龄人或不同龄人尚在迷途。

这种转变始于对牺牲本质的重新认识。苏轼《与李公择》中写道：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憬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

苏东坡当然不是实践意义上的牺牲者，但他的这种表达无疑具有代表性：在他们看来，牺牲是自我存在在最高意义上的实现，换言之，牺牲不是为了外在的什么，而正是植根于内心最深处的一种自我需要，对它的清晰感知及为此付出的行动勇气，证明着个体存在的终极意义与资格。我们于是发现：纵然牺牲行为维护的是某一集体的利益，但隐秘而根本地，它满足的是个体的一项生存需要。那么，是什么让牺牲者把牺牲笃定地当作一种生存需要与自我保存的方式呢？

是超乎常人的真实感，也可以说是对生命二字全然不同的理解。瞿秋白曾写道：

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么，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

常人把现实当作唯一的真实，肉体的生命也就成为唯一的生命；但是，在烈士的视角中，往往有高于现实而存在的某种真实，也就有高于肉体生命而存在的某种生命。那么，他们不再以肉体的保存与陨灭作为避趋祸福的最终标准，烈士们看重的是他们认同的那种生命是否终结。牺牲者所面临的际遇，就是两种生命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取其一端的同时弃其一端，这就是向死而生。古语说“置生死于度外”，说的也就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勇气，而是生死视角与常人的根本差异。但我不是要说牺牲者不是常人，两种关于生死的思维模式一定是并存的，只是超越现实之真实在他们的行动中始终具有最高价值。

谭思想的复杂性让我们很难确定他所依托的究竟是哪种真实，儒家的舍生取义，佛家的刚猛精进，甚至于就是超越现实的原始欲望。但无论是哪一种，谭身上更具有当代意义的，是这些思想背后他强烈的生命信仰：在剧烈变化的时代格局面前，努力去确定自己生命所应处的位置，做出思想和实践上的双重尝试——这是当代缺乏的勇气、智慧、真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朴素生命信仰的缺席是我们对谭感到隔膜的根源，是我们变得越来越狭隘、鄙陋、猥琐的根源，是我们普遍缺乏痛感与厚度的根源，是我们在喧闹里找不到宁静的根源，是我们在变动中找不到方向的根源。

叁

谭诗味近龚定庵。“天涯何处是神州”那首每每读之，仿佛都是《已亥杂诗》的余响。至于两人身上的那股奇气、狂狷气更是相投。想象龚谭神交，该不会是“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调子，二人相见会是“每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想想都叫人痛快。

谭诗中《除夕感怀》给我印象最深：

年华世事两迷离，敢道中原鹿死谁。

自向冰天炼奇骨，暂教佳句属通眉。

无端歌哭因长夜，婪尾阴阳胜此时。

有约闻鸡同起舞，灯前转恨漏声迟。

“自向冰天”一句，何等气魄！毛曾有“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句，颇似此诗意思。毛对谭的作品是熟悉得不能再熟了，毛在1917年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这是此行的另一个收获。我再次意识到湖湘男儿的精神谱系，与代际间产生的重大影响。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刊刻《船山遗书》。序中说王夫之：“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

几十年后，谭嗣同在《报贝元徵》中说：

历观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识力乃卓。如曾文正、惠敏父子，丁雨生中丞，洞彻洋务，皆由亲身阅历而得。

与此同时，进步青年杨昌济在岳麓书院求学期间，同谭嗣同、唐才常结识，加入南学会等湖南维新团体。变法失败后，“强避桃源成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杨潜心从教，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传播着变法自强的思想，这也才有毛在1917对谭的无限推崇。

从前觉得湖湘文化和湖湘人的精神气质，总是遥不可及的东西，细读这些湖湘骄子的日记、书信、文章，才发现这文化无处不在、气质无处不在、血统无处不在。它不是别的什么，就是一代代青年树立的偶像；它的传承不是别的什么，就是一代代青年对偶像人格事业自觉的追求与效仿；它的成功不是别的什么，就是不改方向的追求中所迸发的强大力量。谭嗣同之死，所证明的，恰恰是湖湘文化不屈不挠、不失不断的生。王船山说：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样的句子一定在谭的脑海中反复浮现，这是湖湘赋予给他的最幸运而又最不幸的宿命感。我猛然想到，对湖湘先哲的不断回望也有可能是谭所依凭的一项真实。于是一个更加完满的形象出现了：儒家的烈士，佛家的菩萨，湖湘的稚子，求变的青年，对于多项历史传统的自觉呼应、对于多项历史使命的自觉承担构成了谭身上的矛盾重重，这种多元性和层次感，让谭嗣同成为绝无仅有的一位英雄。

对谭多重身份的认知与共性的发现，似乎让我能够回答我在前文提出的困惑：牺牲与爱为什么会并存？牺牲与爱究竟是什么关系？在谭嗣同身上，我看到的答案是：爱需要牺牲，牺牲成就了爱。我在这里不想谈论广义的牺牲与爱：爱情或亲情当中二者的关系很好理解。我说的牺牲不是别的，就是生命；我说的爱不是别的，就是对任何一种包含他人与社会关切的伟大传统或高贵精神，愿意付诸一切的信念。我特别用到“他人和社会关切”，是想强调这种爱的范围：博爱可以，民胞物与、万物一体可以，“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可以——这种爱的对象，是苍生，是民物，是全体，范围决定这种爱所能产生的力量，范围决定这种爱的实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牺牲就是这种爱的最高实现，牺牲就是这种爱的最好保有。

也许就是这样的认知让我哭出声来，在走进谭嗣同故居，看到前厅那副最经典的画像时：眉头紧锁，双目略显低垂，面色凝重如铁，坚毅得让人不敢直视。

世上最大最可贵的爱，竟是眼前最无情最强忍的决绝。

肆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写道：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每次参谒、凭吊古人故地，总是会想起这一段话，沉吟背诵一会儿成为了保留项目，背完总是感到难以言说的舒畅和快意，冥冥中好像获得了什么滋养。浏阳地区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孕育了如此之多的杰出人才呢？近代史家对湖南的人才井喷都有他们严谨的考证与阐释，但我总是想着，山川河岳里钟毓的那股子浩然之气，虽不可考，却是最真最重要的。莫见于隐，莫现乎微，往墓地走的路上，我的感觉愈发强烈。

牛石镇嗣同村距市区不出二十分钟车程，脱身到这方清净之所，庆幸倒是多于讶异:本该如此，从来如此，不是么？如果今天的谭嗣同墓人潮汹涌，人声鼎沸，那倒是怪事，是坏事，鲁迅先生不是早说过了吗。林间抖下疏落的阳光，滚进草丛发出窸窣的声音，一步步向阶上走去，心里竟添了些莫名的惧意，仿佛被注视着。我想起温庭筠《过陈琳墓》的后几句:

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

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墓前摆一对花篮，署名是嗣同村村委会，悼谭牺牲121年，该是前些天摆上的。不知道今天这个名字对乡人们意味着什么，去过的许多墓葬所在地，当地人或根本不知此人或觉得无足轻重，往往让人生出并不合理的被侮辱感和无名悲伤。先哲与英灵的凭吊者总是自作多情、过度严苛，总是想象着当地人对自身守护者和继承者身份的自觉体认与无比自豪，这样不切实际的期许只能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落。因此在冷清的墓前发现一抹温暖的颜色，让人心里充满别样的感动，我想这样孤独而安静的纪念再合适不过了：我站在这里，看向另一个被杀害的人，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