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诞生于1865年3月10日，
今日是这位近代思想家、政治家
和诗人的155岁生辰，为表纪念，
特选录作家、谭嗣同研究学者彭晓玲女史
新著《寻访谭嗣同》中，
谭嗣同与谭嗣襄兄弟之间往事一节
以飨晚近史之爱好者、研究者。
谭嗣同、谭嗣襄虽为一母同胞，
但一个沉稳精细，一个跳脱爽快，
但莫名的兄弟俩竟有如此多相似点：
皆长身玉立，目光炯炯；
皆豁达不拘小节，议论风生；
皆才高八斗，专心时务，忧国忧民；
皆慷慨任事，侠义心肠；
皆命运坎坷，屡试不中；
皆遭人忌恨，遭人造谣毁谤不断。
而最终，生命都定格在三十三岁，
一个命丧海岛，一个血洒京城。
一个临死时挂念父亲，
一个临死时保全父亲。
难道他们的兄弟缘分早已注定？
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争失败，台湾被迫割让日本。台湾举子垂泪请命，哭诉：就如赤子之失去了慈母，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呢？台湾百姓呼天抢地：“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从而，引发了大陆十八省举子公车上书，成为戊戌变法前奏。
其时，东宁才子丘逢甲三次剌血上书，表示“台湾士民，义不服倭”。就在台湾割让的苦难关头，丘逢甲挺身而出，成为台湾抗日义军总头领。失败后，丘逢甲写下了充满忧国情怀的诗篇《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几乎同时，谭嗣同在隔海相望的大陆，写下了一首与《春愁》极其相似的《有感一章》: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当其时，谭嗣同在武昌协助父亲处理公务，闻听台湾割让给日本，面向苍茫大地，痛哭失声，哭得悲天怆地，哭得天地变色。愤慨和痛心之下，谭嗣同“当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屋彷徨，未知所出” 。悲愤无法排遣，他便去找在两湖书院上学的唐才常，“经常两人相对而坐，彻夜不寐，热血盈腔，苦无藉手，泣数行下”。他还给老师欧阳中鹄写信发泄心中悲愤：“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割台）创巨痛深，乃摒弃一切，专精致思。……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
为什么割让台湾使谭嗣同感到“创巨痛深”，甚至摒弃一切，舍身变法呢？可从他的仲兄谭嗣襄和台湾的关系说起。光绪十一年（1885），刘铭传任台湾首任巡抚，唐景崧任台湾道，广招天下人才，尤其是精通洋务的新型人才。光绪十四年（1888）秋，谭嗣同与仲兄嗣襄同赴长沙戊子科乡试，皆落第，甚是失意。是年冬，兄弟自浏阳一同北上，谭嗣同返甘肃，仲兄嗣襄拟北上博一官，作别于汉口。时同船过江，猛风大作，冻雨横飞，浪高比船高数尺，时时跃入船中。船中人衣履皆濡湿，船夫大惊失色，独谭嗣同兄弟相视而笑。嗣同遂口占二首，其一为：“波揉浪簸一舟轻，呼吸之间辨死生。十二年来无此险，布帆重挂武昌城。”船已泊岸，兄弟俩皆从容抖落衣衫上的水滴，潇洒而去，旁观者甚为诧异，将其视成奇人。事实上，离别在即，不知何时得以相见，兄弟俩皆满心悲伤。另有传说，兄弟俩在汉口作别前，路遇一个道士为他俩算卦，得了一卦“牛衣对泣”。道士告诫：千万不要远行，否则凶多吉少。但嗣同兄弟不信命数，嗣同还作了一首诗为北上的兄长送行，誓言不仅不怕牛衣对泣，而且还要马革裹尸，为国效命：茫茫天地复何之，怅望西风泪欲丝。
悲愤情深貂拌肉，功名心折豹留皮。
一朝马革孤还日，绝胜牛衣对泣时。
各有桑蓬千里志，不劳辛苦寄相思。
只是，兄弟俩都没有想到：江边之别，竟成了他们兄弟的永别。当初嗣襄嗣同兄弟屡考不中，正途受阻，父亲谭继洵开始设法让他们走异途，即由捐纳获得功名，而进入官场。谭继洵在为嗣同兄弟报捐监生后，分别为嗣襄报捐盐运使司提举衔，为嗣同报捐同知，指分浙江试用。光绪九年（1883）谭继洵升任甘肃按察使，嗣襄、嗣同均抵达兰州。翌年，新疆建省，由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刘锦棠任甘肃新疆巡抚，谭钟麟任陕甘总督，谭继洵升任甘肃布政使。谭继洵与刘锦棠结为儿女亲家，谭氏之女嗣嘉出嫁刘氏之子、新疆疏勒县知县刘国祉。在谭继洵安排下，嗣襄、嗣同进入设在兰州的新疆甘肃总粮台谋职，粮台的前身是兰州支应局。嗣襄、嗣同在此前后服务约一年左右，事后，刘锦棠以嗣同兄弟在甘肃新疆粮台效力，奏保嗣襄以直隶州知州，嗣同以知府补用，也算是很对得起亲戚了。自大儿子谭嗣贻早逝后，谭继洵赴任甘肃巩秦阶道时，对嗣襄、嗣同兄弟的安排还是有所区别，嗣同年纪尚小，就随侍左右，嗣襄则留在浏阳管理家里的田产。那年嗣襄还只有21岁，谭继洵对他有些不放心，只得勉励再三，让他先跟着大伯父谭继昇学习。话说那年送父亲谭继洵及家人一行至甘肃秦州（天水）赴任，送至襄阳后，谭嗣襄挥泪与家人告别，然后独自黯然地踏上返回浏阳的路途。就在他离开没多久，家人就陷入了困境。也许是道路遥远难行，那几辆用来运载行李的车辆，所雇的车夫都跑了。于是，谭继洵只得令人将行李并到其他车上去，剩下的车辆又太笨重了，又跑掉了几位车夫。谭继洵无计可施，只得将车停在旷野之上，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急得在原地转来转去。正在他为难之际，抬头看见有几辆空车远远而来，心里便想着租来运载行李。待车至跟前，竟然停了，竟是谭嗣襄特地派来接应家人的。谭继洵由此欣慰异常，不由对嗣襄刮目相看。谭继昇在世时，懂得并喜欢嗣襄，给了他不少温暖和关怀，伯侄之间相处融洽。谭嗣襄在给伯父的信中说：“侄每记临行时，伯父以家事为念，嘱侄忍字一语，侄当谨佩。而侄落落之性，惟伯父知之，亦惟伯父能谅之。侄于骨肉间只取其有当得乎此心之安而已。”略微透露出其家庭矛盾的痕迹，及谭嗣襄做人的为难。因其母徐五缘早逝，谭嗣襄嗣同兄弟处境的艰难由此可见。光绪十二年(1886），谭继昇在浏阳病卒，由其子谭嗣棨（莘畬)接替其地位。此时，谭嗣襄经理田产方面，也获得了较大的独立权。嗣襄颇具办事经营之才，嗣同为此还撰文称赞：仲兄嗣襄很有办事才干，谋划周详，处理事务切中实际，且颇为得当。他还善于理财，在浏阳管理家庭事务，异常勤劳敏捷。柴米油盐及金钱这些小事情，有些清高的读书人对此看不起，而仲兄嗣襄却能综合考虑，一起认真核算，核算精密准确，从来没有失误。哪些当出哪些当入哪些当弃哪些当取，他都能权衡实际情况而知进退，而及时向家人通报情况，谁也欺骗不了他糊弄不了他。不到十年时间，就为家里添置了百余亩田产。看来，谭嗣襄的理财能力实在不错，且童仆的勤惰及烹饪洒扫之事等一应大小事情，他能明察秋毫，料理得服服帖帖。为此，因其慷慨好施，乐于助人，德行和才智都出众，在家乡被人视为非常之人。但嫉妒他才华的人，都私下里嘲笑他议论他，认为他在消耗祖业。堂兄谭嗣棨就不以为然，多次写信向叔父谭继洵告状。于是，甘肃方面的责备训诫，纷纷而来，使得谭嗣襄难以应付。风言风语也传到了欧阳中鹄那里，老师也频频致函嗣襄，告诫他在经理家事之余，尽可闭门读书，涵养德性，不要多管闲事。一向仁厚的欧阳老师都不能懂他，可见流言之蛊惑人心，嗣襄在浏阳已难以安身。
而事实上，谭嗣襄从小饱读诗书，他推崇宋学，精心研习义理。他浑身洋溢着倔傲之气、侠义气概和反叛精神，不屑为章句之学，不愿拘泥经籍之疏解，只管专心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喜欢与人谈论天下事，于海防、通商、兵法等时事说起来头头是道，终日不知疲倦。他分析兵法尤为详尽精到，曾经用心详细探讨史上所记载的战事策论，研究其兴废之故，后发而为论，视野远大，见识极为高明。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时，嗣襄曾在县邑倡议无偿助饷。后来中法议和，只得中止，他为之扼腕太息，认为失去了此次机遇，清廷将长期被他国所奴役。但即使才华出众，谭嗣襄三次参加乡试都不中，无法向父亲交差，乃发愤出游。当初兄弟在武昌挥别之后，谭嗣襄决意自谋创业，先欲北上京师谒选，谋一实官，但苦于乏资。谭继洵一直没有给嗣同兄弟们析分财产，只是“每月酌给月费若干，然亦不多予也”。谭嗣同兄弟没有独立的生活来源，经济上完全依赖其父，颇为窘迫。无奈之下，谭嗣襄只得将行李暂存天津北洋海防支应局李兴锐处，自己辗转至福建，取道厦门，买棹东行渡海赴台湾，投亲戚台湾道唐景崧。是年底谭嗣襄抵台后，唐景崧果进之于布政使沈应奎，沈介绍于巡抚刘铭传。“刘一见奇之，与纵论时事，移晷乃退。明日即委榷（台南府）凤山县（今台南高雄附近）盐税。”事实上，谭嗣襄不仅负责征收盐税，还要规划土地，治理河道，疏理水路交通，防旱治涝……刘铭传怎么赏识谭嗣襄的呢？其中的关键人物是时任台湾道的唐景崧。当初谭府的二小姐谭嗣淑，嫁给了唐景崧的弟弟唐景葑。后来北京流行瘟疫，谭嗣淑不幸染病，徐五缘夫人和谭嗣贻前去照料，不料竟遭传染。竟然五天之内，三人先后过世，真是惨痛异常。当谭嗣襄前往台湾投奔时，虽谭嗣淑早已故去，但亲戚情分还在，唐景崧极力推荐谭嗣襄，使得嗣襄有机会进见巡抚刘铭传，进而得以任职。谭嗣襄到凤山任职之时，这里还是一片山地部落和汉民杂居的地方，瘴气弥漫，水旱灾情不断，劲风苦雨，艰苦异常。据记载，凤山地区百姓贫穷赋税沉重，凡来此地任职的官员，都将盐税视为谋取利益的地方。分局有二十多处，彼此纷繁交错，不可弄清原委。”而谭嗣襄很有才华，也是个有雄心、有抱负的人。他上任后，“乃严约章，杜侵蚀，亲会计，勤考核，不数月而弊绝。但抵台不及半年，于第二年光绪二十年（1889）五月五日，卒于台南县治赤嵌楼右侧之蓬壸书院。据说死于寒疾，年仅33岁。关于谭嗣襄之死，当时还有一种说法，乃谭嗣襄自杀而死。以谭嗣襄的性格，应该是很难见容于官场。盐税油水多，他“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杜绝弊端，难免会遭到已得利的同僚们的排挤打压。或许，他的死与受排挤打压而心情抑郁有关，但实在太突然了。当时谭嗣襄预感自己将一病不起，而不愿连累别人，正午时分从官署中搬至蓬壶书院，没过多久就死了。过世那天上午，还与宾客、随从谈笑风生。临死前，他写信给谭嗣同，他最亲爱的弟弟：吾一病不起，难道是天意如此！愿汝好好侍奉父亲，以慰我九泉之下之心。我也没有什么财物留下来，那幅文征明的画是从友人那里借来的，理应归过。我之前欠的账已经还清，有收条可以证明。据谭嗣同记载，谭嗣襄在台颇受重视，可当任命他为台湾盐运使的诏书发到台湾时，他却去世了。自从母亲故去，仲兄嗣襄就如同父亲般照顾和保护嗣同，兄弟俩相依为命。每每回忆仲兄，谭嗣同悲伤之余，更是满腔钦佩之情：“兄孝友英笃，至性过人，弥留之际，首以老亲为念。平生好交游，重然诺，虽一图画之微，濒死犹恐遗失以负其初心。”在他看来，兄长是仁孝和侠义的化身。也因此，当此甲午战败台湾被割之时，再次忆及仲兄的音容笑貌，仿佛割去了谭嗣同心中的血肉，使得他鲜血淋漓。此时的谭嗣同，已经不仅是哭兄长，而是代表四万万中国人，哭沦落的台湾，哭割裂手足的痛苦，哭国家主权的沦丧。这种家国之悲，的确是无法抵消的。他痛入心肺，痛不欲生，痛得无法忍受时，继而痛定思痛，豁然清醒了。甲午之战，中国为什么会失败？中国失败在于制度，要想光复台湾，富国强兵，只有变法！就是在最疼痛的那一刻，变法图强，以血醒民的想法，在他心中已经形成。眼见谭嗣同并未留下亲生子嗣，父亲谭继洵便将谭嗣襄之子谭传炜过继给谭嗣同，又将其两女归嗣同夫人李闰教育婚配。也不是传统意义的过继，就是“一子二祧”，因为谭嗣襄也只有一个儿子。不过因为谭嗣同遇难后，谭传炜几乎由嗣同夫人李闰一手带大，视同嫡出。至民国时期，传炜自杀，也才30多岁，什么原因不太清楚。作为谭嗣同五世孙，谭士恺出生于1957年，一直生活在岳阳，原在湖南桃林铅锌矿当工程师，多年前下海创办了一家贸易公司。其父亲谭志浩原为湖南桃林铅锌矿副总工程师、湖南省六届人大代表，退休后定居岳阳市岳阳楼区枫树新村，已于2009年去世。
当初，谭传炜生有二个儿子，老大谭恒銊，老二谭恒锐。谭恒锐，也即训聪，便是谭士恺的爷爷。谭恒銊是长房，在嗣襄一边，但他死得早，又没得后人，轮到谭恒锐又兼祧。为此，他们家这支既是谭嗣襄的后代，更是谭嗣同后代。谭训聪为谭嗣同孙，即谭志浩的父亲。谭训聪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也曾任浏阳县参议员。至浏阳和平解放之初，因时局变化，他匆匆抛下妻儿，孤身前往台湾，在台以教书为生，饱尝骨肉离散之苦。于1979年去世，至死不知大陆子孙消息。其妻刘萍君受过良好的教育，通国学，会英文，深受李闰夫人喜爱。谭训聪去台湾后，就靠她独自支撑着一个大家庭，后随儿子谭志浩生活在岳阳桃矿。正是2016年盛夏时节，太阳很猛烈，前往岳阳拜访谭氏后代。下得高铁来，按约定直奔岳阳义乌小商品城而去，但见一位身穿灰色T恤，身体高大的中年汉子站在路旁。一眼瞧见他的浓眉大眼，我想他就是谭士恺了。一问，果然就是他。也没多少寒暄，他就带着我们朝前走，一段上坡的台阶，旁有“枫林新村小区”几个大红字。谭士恺说：这个小区是旧小区，之前其父谭志浩退休后在此购了一套房子，在23栋二单元303室。今天就在此聊聊。进得门来，屋子里光线不太好，陈设也简陋，但收拾得干净整洁。右边是小饭厅，转过隔断，左边才是客厅，靠墙摆着一套转角布沙发，前面是简单的茶几及电视柜，再往左便是封闭的阳台。环视四周，面积不大，却有三房二厅，从装修的格调来看，应是上世纪90年代的风格，那时谭志浩夫妇还在世。大姐谭士怡笑笑地迎了上来，但见她满面沧桑，个子矮子，左腿行动不便。原来，还在小时候，她得过小儿麻痹症，耽误了治疗，乃至至今孤身一人。也许都是浏阳人吧，大家相见如故。没多久，妹妹谭士愉也赶来了，她个子很高，穿着黑色连衣裙，留着短发，说话快言快语，很快就加入到我们的话题中来。就在这方小小的客厅，谭家三姐弟你一言我一言，谭家昔日曲折的历史铺展开来。谭恒锐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生，由李闰一手带大，在浏阳大夫第长大成人。他毕业于湖南私立群治法政专门学校，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28岁时赴南京任职于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处。1937年抗战爆发，他随南京政府南迁重庆，于1939年派至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第三处工作。直至1940年夏天，因母亲杨氏重病在床，只得辞职返湘，先后在浏阳简易师范和浏阳中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他被推为县参议员。浏阳和平解放之时，新政府指名要逮捕他，他东躲西藏，于1950年年底跑到香港，计划略微安顿下来就去接家人，再一同去台湾。一到香港就回不了浏阳，也无法联系到家人，在此呆了9个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时的同事担保下，只得独自去台湾。眼见谭恒锐寄回两封信后，便杳无音信，其妻刘萍君只得带着家人躲到长沙，住在长沙小桃园自家的房子里。当时分家时，大夫第归谭嗣同一支，谭恒銊继承的是谭嗣襄的遗产，分在长沙北门小桃园，有很大一大片资产。而将谭传炜的夫人杨氏独自留在了大夫第，到第二年不少佃户上门要她退租退息，她吓坏了，就上吊自杀了。谭志浩是谭训聪第三个儿子，其伯兄出生不久，恰逢李闰六十大寿。生日那天，李闺穿着一身红衣服，抱着曾孙，坐在大夫第大厅，喜气洋洋地等着晚辈给她拜寿。这个伯兄特别聪明，可惜只活了九岁。第二个儿子也只有三四岁就夭折了，令谭训聪伤感万分，直到谭志浩顺顺利利长大，他才暗暗地吁了口气。交谈中，谭士恺告诉我们，他家一直精心保留着先祖谭嗣同用过的刻铜墨盒、瓷印泥盒、砚台三件遗物，还保存着祖父谭训聪生前所著、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谭嗣同年谱》影印本及全部手稿，并藏有谭嗣同部分家书影印件。刻铜墨盒、瓷印泥盒、砚台此三件遗物，是谭嗣同留给妻子李闰的。刘萍君曾与李闰相伴多年，当初聪慧灵敏的刘萍君深得李闰欢心，李闰便将谭嗣同的一些遗物都交给她保管。之后，刘萍君将这些遗物都传给了谭志浩，现在就传承到了谭士恺手中。谭士恺说，家里最珍贵的还是谭嗣同留给家里的家书，原件捐给了国家，留下影印本。“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至要至要。”当年谭嗣同给夫人李闰的勉文，成了谭家代代相传的传家宝。
因当时是周末，谭士恺已将嗣同公遗留下来的宝物存放在银行了，不能取出来，只得怏怏而归。至10月8日，正是寒露之日，与维欣一道再赴岳阳。此次见面依然在枫林新村，依然是谭士恺、谭士怡、谭士愉接待了我们。就在此次，聊过之后，我们如愿见到了谭嗣同的三件遗物。其时阳光正好，阳光透过窗棂照耀在窗前书桌上，三件遗物被一一小心地放在大红金丝绒之上。谭士恺在一旁微笑在解说，耐心地任我与维欣仔细地看，翻来覆去地看。而我们心怀敬仰，铜墨盒、菊花砚台及御制印泥盒一一品赏，一一进行了拍摄，内心的激动溢于言表。最先拿出来的是铜墨盒，小小的方形，深沉的铜色，暗暗的哑光。我与维欣凑在一起仔细瞧，一一放在手掌上，再看看。然后，士恺大姐从客厅电视柜抽屉里拿出来一块方板子，上面铺着艳红色的丝绒布，将板子放在书桌上。我俩赶紧将墨盒放在红布上，亮亮的阳光照耀其上，墨盒有些了亮亮的光。但见铜墨盒上端刻有一行清秀端庄的小楷：“乙未冬日复生氏制”。复生是谭嗣同的字号，行书中带点楷体。谭士恺说，其字体、气势与谭嗣同家信中的文字大体一致，铜墨盒上的文字应为谭嗣同亲笔所书。仔细鉴赏这方墨盒，我俩不禁心中大悦，方寸之间一幅精美的山水画卷一览无余。只有7厘米见方的铜墨盒，有山有水，有房舍，有苍松翠柏，有小桥流水，画工精细、意境悠远。近前，一位钓者怡然自得地坐在大河边垂钓，望着远处重重叠叠的青山，山脚下绿树掩映着一栋房舍，身后两株老树一株枯萎，一株发出新芽。仅仅从画面上看，其构图写意有金石铁笔的遒劲气势，不难看出艺人的高超的刻铜技艺和娴熟的绘画功底。乙未年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距戊戍变法仅3年。当时30岁的谭嗣同正在著《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此方刻铜墨盒见证了谭嗣同著《仁学》，除了“重实而不重名”与“高度尊崇孔子”外，偏要“于老树上发新芽”的意义也显而易见。铜墨盒是盛载墨汁的小器物，也是文人墨客传统的文房用品。它产生于清代道光时期，盛行于光绪、民国年间。铜墨盒比石砚更轻巧灵便，并能保持墨色的滑润和黑亮，故在当时颇受欢迎，成为文人墨客案前的必备之物。打开墨盒，内壁依然有旧旧的墨迹，似有淡淡的墨香飘然而来。再看盒底，“松竹”两字印款清晰如昨，应是清代北京名店松竹斋刻的山水墨盒。此墨盒有复生款，且出自谭家，流传有序，且可以佐证此盒是谭嗣同亲自购置的自用之物。再看砚台，此砚台为小长方形，比我之前所见过的古砚台都要精致，外面套着暗红色的红木外盖。此为端砚，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打开外套，一方精致而深沉的砚台坦露出来了。正面为砚台，但口子很浅，再看背面，上半部为文字，字有些漫漶了，两人将砚台拿至眼前看了看，竟为：刚而柔，方且直，仁之体，礼之德，和其光，守其墨，不磷淄，永受式。康熙乙亥春三月书竹坨。下半部圆形圈里有几个大篆体字：来生长乐，有些佛教的意味。再看侧面，意外地发现，双侧都有文字。左侧为楷体字，为一副对联：“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此联出自唐太宗所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此联语是赞美玄奘的，又是佛教语言呀。再看左侧，就在下方落有两块方形框，内有隶书：一曰臣竹垞印；一曰朱氏珍玩。怎么不见谭嗣同的题款？见我们对此方砚台有些疑惑，谭士恺连忙解说道，据其父谭志浩说，此方砚台是嗣同公收藏的砚台，其主人为有清一代第一儒家朱彝尊，“竹垞”为其别号。因家有竹垞，故称。查慎行赋诗《逆水逆风歌戏呈竹垞》云：“却咲竹垞老，与我同舟还遇风。”看来谭嗣同仰慕朱氏的学问，也就收藏了朱氏用过的砚台。最后，便是小小的大清光绪年制的瓷器印泥盒，呈明黄色，黄里却有些暗色了，为正方形，是被摔坏后重新粘贴起来的。原来这件宝物是光绪年间官窑烧制的皇宫瓷器，盖面正中为圆形阳文“寿”字，其四边各有一只蝙蝠，四周布满精致的六边形花纹，六边形框内为一朵六瓣花，中有小圆点花蕊。再看盒底，则没有花纹，中有阳文“大清光绪年制”底款印记。再小心翼翼地打开看，里面还有陈旧的红色印泥印渍。谭士恺说，据传印泥盒是光绪帝赏赐给谭嗣同的。在他小时候，此印泥盒盖就破裂了一点，后来某部门借去展览，又不慎将印泥盒底弄破并粘接。这件印泥盒虽伤痕累累，但它见证了戊戌变法那段悲壮的史实，其历史价值是其他官窑瓷器无法替代的。一一再完，我俩将三件宝物整齐地摆在丝绒布上，亮亮的红色，与陈旧气息相互交融，散发着幽幽的光芒，乃令我们不忍离去。不由再次触摸这些当年谭嗣同随身携带遗物，仿佛通往一条往昔的幽径，细心踏寻，窥视，当年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大义凛然、惊天动地的气节尤在眼前。看完之后，谭士悦大姐赶紧又给我们拿来了一本旧旧的相簿，翻了翻，都是些谭家的旧照片，陈年往事滚滚而来，没有谭嗣同与李闺的照片。在相册的前面几页，我倒看到了谭训聪在台湾拍的相片，甚至包括谭训聪的逝世时他人撰写的“谭故教师训聪行状”、谭训聪追悼大会及墓地等相片。有一张半身相片，用黑色钢笔在周围题满了诗，却谭训聪满脸悲戚。再一一地看，不管谭训聪在何种场合，他都满面凝重，未尝有过开心的模样。想想吧，妻子儿女都在大陆，至亲骨肉天各一方，三十年没有半点音信，是生是死无从得知，自是梗梗于怀，乃着手整理谭嗣同年谱。至1979年，谭训聪再也撑不住了，含恨撒手人寰，直死未能再见妻子儿女一面，至死未能再踏上故土，带着无尽的痛与恨而作别人间，死不瞑目呀！就是这些照片、《谭嗣同年谱》及相关书稿，都是同在台湾的谭恒岳后来回大陆时带回来的！想当初，刘萍君再三凝眸夫君忧心忡忡的双眼，遥想夫妻离别三十载，那是怎样深沉的痛苦呀！谭嗣同小时，在北京浏阳会馆同两位兄长生活在一起。伯兄谭嗣贻比他大13岁，其时已经长大成人，和两位弟弟在一起玩的时候不多。仲兄谭嗣襄比嗣同大9岁，小时候极调皮贪玩，是个上房揭瓦、上马挥鞭的主。嗣同最喜欢和仲兄在一起，嗣襄带着他在南下洼四处游玩，享受着童年的欢乐。那是他们最美好的时光。
至光绪五年(1879）夏，谭嗣同奉父命返湖南，从涂启先读书，于秋抵浏阳。光绪六年（1880）春，嗣襄赴陇探亲，将嗣同留在浏阳。临行之日，年方15岁的嗣同特意赋诗五首送别，在诗中宣泄了自己依依惜别之情：
碧山深处小桥东，兄自西驰我未同。
羡杀洞庭连汉水，布帆西挂落花风。
潇潇连夜雨声多，一曲骊驹唤奈何。
我愿将身化明月，照君车马度关河。
这几首七绝虽然是少年嗣同的处女作，但已经充分显示出他才思敏捷，更体现出对仲兄嗣襄的深情：既然不能与你同行，那么，我愿将身化明月，伴你的车马一路向西，直到秦州。嗣同将他最深切的感情给了仲兄嗣襄，他以为他们可以做一辈子的兄弟，一辈子相依为命，一辈子相扶相携，直至日落西山。可未曾料到兄弟俩竟先后英年早逝。图：谭嗣同《送别仲兄泗生赴秦陇省父》15岁诗稿手迹就在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谭嗣同正在北京浏阳会馆温习功课，准备参加顺天府已丑恩科乡试，突闻仲兄谭嗣襄在台病逝的噩耗，不由浑身战栗，痛哭失声。他什么也不顾了，只管带着从侄谭传简星夜南奔，计划前往台湾为兄办理丧事。抵上海时，接唐景崧电告，殓事已毕。谭嗣同乃留沪迎榇，且千辛万苦地将谭嗣襄的灵柩运回老家浏阳，葬于浏阳东乡关口冷水井。可以想象，这一次扶棺回乡，谭嗣同的心痛到了极至。仲兄嗣襄之死，是继母亲之死后，嗣同精神上所遭受的又一次重大打击。现在，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关心自己、呵护自己的亲人死去了，死在山水壮丽的台湾。其悲痛之深，久久不能解脱，回顾仲兄一生，满怀悲痛地写下了一篇长篇挽联：空回首三十三年，盖世才华，都被艰难磨折尽。为君略计大端；以妙理启深思，君善于学；以滑稽演文理，君善于词；属怵目惊心，处家庭非常之变，君又善于行权。卒至窜身孤岛，委命穷乡。倘泉壤有灵，应悔壮游万里，吞声怕念家山，寂寞琴书，藐藐遗孤尚文褓。
莽伤心五月五日，蓬瀛风色，竟教噩耗远飞来。顾我犹深隐痛；当平居失弟道，我负其生；当含殓未躬亲，我负其死；值盘根错节，非缓急可恃之才，我尤负其期望。徒然翘首天涯，羁留沪上。忆汉阳语谶，真成一别千秋，衔石谁填恨海，苍茫烟水，飘飘何处著冤魂？
至光绪十七年（1891）秋，谭嗣同归湖南，抵长沙，游衡岳，冬返。随即住在浏阳老家大夫第，满怀怀念之情，用心检点仲兄嗣襄的遗作。不久，他将嗣襄的遗作精心编辑成《远遗堂集外文初编》，并于这年十一月作《远遗堂集外文初编序》。且不说他再次阅读仲兄遗作的伤痛，但他为仲兄留下了文字记忆，就是最好的怀念方式。
昔日冷水井，应是远离当时的官道，今日却就在浏东公路旁。2016年清明，天气晴好，随同谭家后裔谭志宏先生一家前往祭扫。一路行来，但见公路上车辆往来如梭，乃至一时迷失了方向，往返几次都没找对地方。只得往回走，谭志宏先生干脆停下车，站在路旁张望了好久，指着马路对面的那栋楼房说：应该就在这里，就在对面那栋房子侧边。我忙跑上前去，房子里正好走出来一位身穿蓝色上衣白发苍苍的老婆婆，问及谭嗣襄的墓地，她随手朝房子后面一指。一行从楼房右侧一条小道往上走，行没多远，就是一大片菜地，谭嗣襄之墓被挤在菜地中间了，孤独而凄惶的模样。毕竟是初春，菜地很寂寥，谭嗣襄墓地里满是杂草，更是寂寥。墓上杂草丛生，墓后的墓碑还在，墓碑旁边的汉白玉墓围挡只剩下一块了，四周青石墓围栏则荡然无存，墓前华表就随地躺在菜地里，也不知躺了多久。站在墓前，遥想当年谭嗣同满心伤痛地操持仲兄嗣襄归葬之事，其哀伤绵绵不绝，作诗《残魂曲》悼念仲兄，又撰文《先仲兄行述》悼念仲兄，更题写《题先仲兄石柱》联以抒其不忍舍弃之情：“恨血千年，秋后愁闻唱诗鬼；空山片石，苍然如待表阡人。”倘他日后有知，得见仲兄之墓竟如此衰败，更有绵绵不绝车辆喧哗之声滚滚而来，自会伤心欲绝，自会嚎啕大哭。虽此去经年，纵是时光飘移，嗣同嗣襄的兄弟情谊依然令人怦然心动。本文刊于《湖南报告文学》2018年3期，《天津文学》2018年12期。并选自作者彭晓玲新著《寻访谭嗣同》之“身世飘零”。
彭晓玲，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十四届高研班学员，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浏阳市文联副主席。有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散文》《散文百家》《清明》《长城》《天津文学》《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杂志，曾出版散文集《红石头的舞蹈》《挂在城市上空的忧伤》《苍茫潇湘》《寻访谭嗣同》，散文特写集《民歌婉转润浏阳》，长篇纪实《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等。
全国各地都应当有一批研究本乡本土的文史专家，特别是用文学的笔去写历史，这样可以别开生面，为各地区域文化的繁荣和人文精神的构建助力添彩一一彭晓玲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湖南与全国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湖湘文化研究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周秋光
彭晓玲别开生面，用“从故园出发，从心灵出发”的纪实散文笔法，选取与谭嗣同关系密切的父母兄弟、爱妻师友及戊戌变法时的重要人物、场景，围绕谭嗣同从不同角度作众星拱月、万莲托佛似的叙写，使谭嗣同的思想、情操、人格、精神等更鲜活更故事化，读来真让人有如行走在山阴道上美不胜收的感觉。
——岳麓书社编审、原社长，《湖湘文库》编委会副主任夏剑钦
彭晓玲以机巧新奇的视角，细腻温暖的心思，质朴明亮的语言，采取烘云托月、相互补益的手法，围绕谭嗣同身边的人物展开写作，从各个时空的侧面，把谭嗣同一生的风骨和精神鲜明地凸现出来了。
——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协副主席谢宗玉
彭女士曾在一次讲演中语及：“复生是爱与美的化身。”为本书付梓，她踏遍京、湘、鄂、陕、甘、苏、沪等先生之足迹，访遍可以找寻的一切先生之后人，阅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一切相关史料，只为展现先生的“大爱与大美”，以及他身后波澜壮阔之时代画卷。长河山川，星空日月，提笔记史，搁笔缅怀，她所做，是一件不朽之事。
——《谭嗣同年谱长编》作者、谭嗣同故居广场主要设计者 张维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