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故纸悼复生丨张玉亮：谭嗣同著述新考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出版史研究 ，作者张玉亮
立足中国出版史的理论研究和珍稀出版史料的发掘整理，以中国史上重要的出版人物（包括机构）、事件和活动为研究对象，以求真务实、以史为鉴为指导方针，探索中国出版发展规律，汲取历史出版经验，保存中国出版重要史料，为促进中国出版、繁荣出版文化服务。
方余读书城南际，春蛙啼雨，棠梨作华，哭声殷野，纸灰时时飞入庭院，即知清明时矣。起随家人上冢已，必游于大悲院。院邻义园，其僧与余兄弟久故，导余遍履奥曲。僧墓兆数十顷，众木翳之，昏雅欢嘂，弥见虚静。蓬蒿长或蔽人，雉兔窜跃蓬蒿中。归受高菊诗，至“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镫前”，触其机括，哽噎不复成诵。塾师骇责，究其所以，复不能自列。长大举问仲兄，兄怃然有间，乃曰：“三复令骨肉增重。”乌乎！其曷已于思，抑曷已于铭？
——谭嗣同《城南思旧铭并叙》
清明又至，追忆之思，自不待言。历史就像燃尽的灰烬，翻过层层故纸，我们所做，就是探手其中触摸一丝余温。特此辑录张玉亮先生新作一篇，以其探索文献之勤勉，致敬缅怀先哲之清明。
张玉亮
中华书局副编审，《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副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湖南时务学堂研究会会员。
长期从事近代文献整理出版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文献、出版史。整理出版《谭嗣同集》《戊戌四子集》等。
关于谭嗣同研究的著述汗牛充栋，一些学者认为已达到较高的高度和“饱和程度”。本文试图以谭嗣同本人记述为基本材料，通过史事考订，对谭嗣同的重要著述“三十以前旧学”“三十以后新学”和《仁学》提出新见，力求将谭嗣同著述研究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推进。
据《刘善涵集》之年表，刘于光绪十七年春考入武昌两湖书院。两年后唐才常也至两湖书院。这样，自光绪十六年随父谭继洵赴湖北巡抚任的谭嗣同，得与同乡好友刘善涵、唐才常聚首武汉，时常切磋。甲午、乙未之间，中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些热血的湖湘志士，也密切关注着时局发展，并时时校正自己的人生方向。谭嗣同“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以下简称“旧学四种”）的刊行，就是颇具象征意味的出版事件。
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中，收录了他与挚友唐才常的书札三通，以及联语一幅、五律一首。三通书札对研究谭嗣同著述刊行过程颇为重要。其第二通云：
谭嗣同致唐才常
前人研究谭嗣同，多征引此信以阐发“旧学四种”作为谭对旧学总结、决裂的思想意义，其实这封信对于考订“旧学四种”的刊行过程，厘清一些论著中尚可商榷之处，也具有重要价值。
01
此信中提到：“又尝语淞芙曰：‘大地山河，了了到眼。’”按此语出自谭嗣同《寥天一阁印录跋》：“维丁丙之春，伏遇大善知识刘淞芙者，笃嗜愚鄙所造语言，虽我亦不能名其故，殆灵山法会早种此因耶？偶又索手镌印章，印之此幅，兼令跋其意。大地山河，了了到眼，更无处可容言说，因为谨录摩诃衍大方广唐译《华严》一小品，以见印玺亦佛所用心者也。”此跋语赖刘善涵之《寥天一阁印录序》转录，此序称：“余自金陵告归，谭子出以志别。”刘善涵离开南京的时间，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据《刘善涵集》中之年表，在“二月十五日”。
此信前为《金陵测量会章程》和《吴铁樵传》。按《金陵测量会章程》草拟于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前后，出现在郑孝胥本年二月十一日之日记中，以及谭嗣同于本年二月十四日写给汪康年、梁启超两人的信件中。
图：《知新报》20册之“学会彬彬”载金陵测量会
《知新报》第20册亦载“金陵新设测量会”事，并言“谭君复生嗣同倡议，草定章程九条”（按，实为十条，据后文详列十条章程之名目，可知其为笔误），此册虽然刊行于本年五月二十，但考虑到《知新报》是在澳门出版，所以该报获知此消息当在更早。而吴樵则卒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可参谭嗣同所撰《吴铁樵传》。
据此，“旧学四种”中，至这通书札所发出之时，亦即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下旬或之后，还仅仅只有前两种付梓，而此时刘善涵则已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02
刘善涵作为谭嗣同最为要好的同乡挚友之一，对“旧学四种”的刊行功不可没。一些专以交游为主题的论著，对此未加论述，如丁平一《谭嗣同与维新派师友》；而在另外一些记载中，则有尚可探讨之处。《刘善涵集》之年表云：“教授谭嗣同侄儿谭传炜读书，同时帮助整理校刻谭嗣同《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
以笔者所见，贾维先生《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最为平允：“刘善涵钦佩嗣同的为人和才华，对谭氏文字极为珍惜，平日交往之余，注意代其收集和整理。嗣同在《莽苍苍斋诗补遗序》中说：‘刘君淞芙独哀其不自聊，劝令少留，且捃拾残章为补遗，姑从之云尔。’致刘氏函又云：‘承代搜残稿，此名士之流落不偶，得足下拂拭而大用之，在施者不期报，而受者亦思自奋矣。’”按该书札作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1895年1月12日）。
如前文所述，刘善涵离开南京到上海后，“旧学四种”也仅仅是仅前两种付梓、“余待更刻”。而且，据存世版本来看，前两种为刘善涵题，后两种为唐才常题，这一变化也耐人寻味。尽管无其他史料佐证，但同样地，刘善涵的工作是覆盖四种还是前两种，无进一步史料可供考索，但他参与谭氏三十以前著述之搜集整理，对谭氏诗文宝重珍惜，则是无可疑议的。更有意味的是，此时正是刘善涵与唐才常因浏阳矿务产生分歧后，谭嗣同将刘协助其整理刊行的“三十以前旧学”的前两种专门请刘题写牌记并寄赠唐才常，再联系后两种著作的牌记为唐才常所题，似可体会到谭氏弥合两位挚友的良苦用心，以及三个志同道合的青年虽偶有分歧终能相视一笑不计前嫌的坦荡襟怀与深厚友情。
03
“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现存四种，故笔者在参与整理“新编戊戌六君子集”之《谭嗣同集》时，根据四种从未单行的实际情况，将其合编为“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以期“整旧如旧”（吴仰湘先生在该书发布暨研讨会上点评语）。但后来根据深入分析，笔者此举也不无疏失。
从存世版本来看，从来未见“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之文献依据，金陵初刊本的牌记，仅仅是“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第╳种”。前引谭嗣同致唐才常书札中云明确提出，“三十以前旧学凡六种”，一个“凡”字，透露出写此信时，谭嗣同已将自己对旧学的总结与编次基本确定，总共六种，先行付梓的仅是前两种而已。因此，从文献整理的规范来说，“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其实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后来者根据现存种数所编，至多只能加引号，而不可加书名号。谭嗣同原先的出版计划为六种，至于是刊行四种而作罢还是最后两种刊而未印抑或其他情况，文献无征，值得暂付阙如。但我们可以根据谭嗣同著述中的一些记述发挥一下想象。
谭嗣同在《三十自纪》中总结道：
谭嗣同《三十自纪》
其中，《浏阳谭氏谱》四卷，据谭嗣同收入《寥天一阁文》卷二的叙例称，“凡为世系十，图十，家传十三，叙例目录终焉”，而其中家传十三亦皆收入《寥天一阁文》卷二。《寥天一阁文》已为旧学之第一种，则《浏阳谭氏谱》被谭嗣同列入旧学六种之中的可能性相对较小。那么，“旧学六种”中除目前已见的四种之外，另外两种最有可能的就是《仲叔四书义》一卷和《谥考前编》二卷了。
据《仲叔四书义》之序言，此为收录谭嗣同与其兄谭嗣襄四书文的集子，“仲兄仅乃著录其二，知不欲以此见也”。《极蠹歌并叙》之叙云：“先仲兄手书，亦既联为大卷，乃开罪脉望，毁于柔口，生而不阅，死无幸焉，相苦亦何迫耶？”《远遗堂集外文初编》之自叙云：“乃克检仲兄遗文手书一通，单辞夺简，莫成卷帙，言行之大，见于行述志名及哀诔之文，无所离丽，命曰《集外文》尔。”可见谭嗣同对于仲兄嗣襄去世之哀悼、对其遗文之珍视，单辞夺简，莫不宝重。《仲叔四书义》也是反映两兄弟同窗共读的制义之作结集，可惜最后因故未见刊行。
《谥考前编》二卷，今已难获见。前辈学人对目前已散佚的谭嗣同著作进行了颇有意义的梳理与研讨，其中《谭嗣同早期佚著探隐》较为重要。该文通过内容相关性的比勘认为：“谭嗣同 12 种早期佚作，除《谥考前编》、《谥考正编今编》、《仲叔四书义》、《剑经衍葛》和《史例》5 种，其内容已经遗失外，其他7种，即《王志》、《张予正蒙参两篇补注》、《纬学》、原《思纬吉凶台短书》、《浏阳三先生弟子著录》、《楚天凉雨轩怀人录》、《寸碧岑楼玩物小纪》等，其部分内容仍然保留于《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之中，为我们分析和研究谭嗣同早期生活和思想提供了重要线索。”其实，在《石菊影庐笔识·学篇》里，保存了谭嗣同对古代谥法的研究心得，第二十四则云：
《石菊影庐笔识·学篇》二十四
“旧学四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谭嗣同生前亲自编纂并刊行的著作。其后，他开始了“新学”的学习、研究与著述。这其中，就有一部尚未编定的著作，即《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此书目前已知稿本、刊本两个版本。
对稿本最早进行整理刊布的是《湖南历史资料》。该刊创刊于1958年初，为季刊，据发刊词，是相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而创办的。该刊1959年第4期刊发了《“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未刊稿》，编者按云：“谭嗣同的‘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该本，为张篁溪收藏。原稿凡一百四十八页，书面有谭氏手书签题及‘乙丁之际’字样。原稿首页书名下有‘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后新学第二种’十四字，后复涂去。文中且多增改之处，字迹与谭氏其他笔札相同。封面及书底之里页为当时两湖公文书之官封所改装，似亦当时原物，其为谭氏手订之稿无疑。”
而当年参与编纂三联书店版《谭嗣同全集》的方行先生的两份回忆，也颇有参考价值。在《谭氏两书编印琐话》一文中，方先生道：“忽闻北京张次溪藏有谭氏《秋雨年华之馆从脞书》未刊手稿，即托友人向他商借一阅。据答借是可以，但要有偿，且索价不菲。我亟求得读，立即照数把款汇去。不久书寄来了，我与顾廷龙同阅，原疑为刊本之底稿，经校确为另本，我们为慎重起见，特向谭氏老友曾为两书题签的张元济（菊生），请他鉴定，时菊老因中风仰卧在床上，他逐页翻阅，认为是谭氏手笔。言未竟，突然有感而泣，两颊涨得通红，我们大惊，劝他镇静，才渐渐平复。概菊老睹物思友，激起旧情，而难以控制。此书稿后归湖南历史研究所，并发表在《湖南历史资料》上。”
在自印本的回忆录中，方行先生记述道：“解放后，听说北京有人有一册谭嗣同的手稿本（即《秋雨年华之馆从脞书》，收藏人张次溪）。我向收藏人借，他说借阅可以，但是要50元，我就汇了50元给他，不久书果然寄来了。我和顾廷龙一看，里面有的是抄件，有的确是谭氏真迹，是有涂改的文稿。我们商量请张元济看看真伪，于是，一起去上方花园拜望张元济。张元济这时九十岁了，中风了，但人情况还是好的。他躺在床上，床上放着个小茶几，我们把手稿放在小茶几上给他看。张元济一看之下，竟然‘啊——’一声大哭起来，脸涨得血红！他看到了老朋友的东西，哭了，真是百感交集，老泪纵横。当时我吓坏了，老夫子这么大年纪，有个什么不测怎么办，我怎么担得起这个责任！这样看来，稿本中的一些手迹确是真的。想买又买不起，我让顾廷龙拍份照片下来，也不知道这份照片现在在哪里。这个稿本后来被卖给了湖南历史研究所。”
按方氏为谭嗣同文献搜集刊布之功臣，以笔名“文操”刊行《谭嗣同真迹》，其评价具备相当的权威性，然文章毕竟为回忆性质，且前后两文所记有所参差，又未能备述判断为抄本的依据，判断“有的确是谭氏真迹”的依据则系“是有涂改的文稿”，录以备考，而暂且将此本仍称为“稿本”。
谭嗣同对《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的重视，在其被捕后致仆人的书札中也有所反映：
谭嗣同致胡理臣罗升
图：谭嗣同致胡理臣罗升
至于该书稿本如何辗转落入张篁溪之手，以目前文献恐难以考索了。
关于刊本，则有民国元年长沙刊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兴算学议》（合订一册），附于辛亥年重刊“旧学四种”之末以行。笔者于“新编戊戌六君子集”之《谭嗣同集》前言中已加考述，兹不赘述。
此处想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谭嗣同手笔“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后新学第二种”字样。这一标识为我们揭示了谭嗣同对“三十以后新学”著述的初步规划。此成于“乙丁之际”者为第二种，那么第一种有可能是何著？
就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谭氏著述，成于三十以后且略早于“乙丁之际”的有两种，一是《兴算学议》，一是《思纬吉凶台短书》。那么，哪一种更有可能是谭嗣同的“新学第一种”呢？这涉及两书的公开刊行时间。
刊行《兴算学议》的动议，起于浏阳兴算活动中，发起人为欧阳中鹄。欧阳《与涂舜臣明经启先论兴算学书》作于乙未七夕，书云：“鄂中中丞初见及此，拟上变法疏，属稿已定。唐生才常、刘淞芙秀才善涵，肄业两湖书院，请先试于一县，中丞允之。其子门人嗣同具函复鄙人，洋洋万数千言，乞速起专任其事。……嗣同虽压于父命，不欲题名，而其前书所言，最为剀切详明，不得已为删去十分之二，再以鄙意加批加跋，用活字板刷出……兹特将稿专人送呈，乞加披阅。其原函及眉端批语，有应从删者，即请删节；或执事更加跋语，尤为征信。字数过多，检子需时日，令来足恭候，希交带回。”可见此《兴算学议》乃欧阳中鹄动议，寄给涂启先审订并参加意见后，以活字排版刷印的。欧阳《书兴算学议后》称：“因将嗣同此书，用活字板刷出，并以鄙意，加批于眉端，俾用传观，知非冒昧。”此文末署“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则此时《兴算学议》已经刊行，在后文《再书兴算学议后》（末署“中元日”）之前。
而《思纬吉凶台短书》则更为复杂一些。其刊行时间，笔者于新编《谭嗣同集》之前言已提出，目前所见最早版本为麦仲华所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前有戊戌年正月序）石印本。而完成时间，此著作所包括的叙、《报贝元徵》和《治言》三个部分，成于三个不同的时间。《报贝元徵》末署“甲午秋七月”，然文中有涉及甲午战败后签约事，则当系乙未年之笔误。《治言》完成最早，谭嗣同于前特地加有按语云：“此嗣同最少作，于中外是非得失，全未缕悉，妄率胸臆，务为尊己卑人一切迂疏虚骄之论，今知悔矣，附此所以旌吾过，亦冀谈者比而观之，引为戒焉。”论者多谓此《治言》系光绪十五年左右所作。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此篇叙言。
文中有言：“故观化学析别原质七十有奇，而五行之说不足以立。”按，关于化学元素（即文中所称“原质”），《仁学》中也有论及。《仁学》第十一则载：
谭嗣同《仁学》十一
“六十四种”，《清议报全编》本、国民报社本作“七十三种”。本则下一“六十四”同。六十四种与七十三种之文字差别，无独有偶，也出现在梁启超《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的不同版本中，此序《清议报》本为：
梁启超《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
“六十四原质”，《清议报全编》本、《饮冰室合集》本则作“七十三原质”。
根据汤先生考证，《清议报全编》本出版于《清议报》终刊（1901年12月21日）之后，且《全编》中提及《新民丛报》，《新民丛报》创刊于1902年，则《全编》本当在1902年出版。
清华大学邓亮先生在其论文《化学元素在晚清的传播——关于数量、新元素的补充研究》，列举了晚清时期化学元素（“原质”）种数的数种说法。其中64种之说最为普遍。这得益于傅兰雅和徐寿的《化学鉴原》（1871年）。当然，后来在《化学鉴原补编》（1875年）中他们又加入了一个元素镓，但若剔除实为化合物的伪元素镝则仍为64种。1896年南京汇文书院福开森与李天相合译《化学新编》，称“现时所察知之原质，已有七十余种，但罕见者居多”，然而所列出的“最要原质表”仅列举了44种较为常见的元素。直到1898年2月，《教务杂志》刊载了狄考文的《修订化学元素表》，才列举了71种元素，并增加了2种具有元素性质的化合物Ammonium铔（即铵）和Cyanogen蓝（即氰）。也就是说，七十三种之说，不当早于1898年2月。
据此，则《思纬吉凶台短书》的叙中所提七十余种，当在1898年，至早不会早于1896年。若如此，最终完成叙文的《思纬吉凶台短书》，似当在《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之后。那么“新学第一种”，以《兴算学议》可能性为更大。民国元年刊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兴算学议》时合订为一册，或许正是冥冥中与谭氏本意相合的处理。
谭嗣同最重要的著作《仁学》，前人对其考论，较有代表性的是汤志钧《仁学版本探源》、印永清《仁学版本考》，以及日本狭间直树《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传》。兹就笔者所见，略作申说。
关于《仁学》的写作，各家著述颇多，且其中有矛盾之处，笔者认为，谭氏自家文字中之记述，当是更可信据的线索。
谭嗣同著述中关于《仁学》的记述，当始于《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所收之《与唐绂丞书》：
谭嗣同致唐才常
由此信可知，“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的《仁学》的写作计划，在此时已经有了。
在另一封给唐才常的信（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1897年4月15日）中，谭嗣同再次提到了这个计划：
谭嗣同致唐才常
从“率尔操觚，止期直达所见，未暇弥纶群言，不免有所漏”的描述里可以看到，这时《仁学》已开始撰写，而且进展较快。
图：谭嗣同《酬宋燕生道长见投之作即用原韵》
值得指出的是，汤先生文章中引述章太炎《太炎先生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三年：“春时在上海……会平阳宋恕平子来，与语，甚相得。平子以浏阳谭嗣同所著《仁学》见示，余怪其杂糅，不甚许也。”并引谭嗣同《酬宋燕生道长见投之作即用原韵》跋曰：“丙申秋八月，偶客上海，燕生惠我以诗。人事卒卒，未有以报。及还金陵，乃克奉答，并书扇以俟指正。”同时，汤文认为宋恕《赠谭复生》“五十年来数壮夫，南州一郭圣人徒。神交昔坠千行泪，声应今传万字书”中之“万字书”很可能指《仁学》。此说不确，按宋诗此句有自注云：“比读君上师某书，洋洋万言，虽于鄙见或有小离，而痛切之处得未曾有，于是方寸中有谭子矣。”谭嗣同写给老师欧阳中鹄之长书现存有二，一为后来刊行之《兴算学议》，一为谭氏自称“北游访学记”之书信，后者当时未见刊行、宋恕当无由得见，则此“万言书”当指《兴算学议》，虽然这两通长书中的思想乃至语句有不少后来写入《仁学》，但丙申秋八月宋恕赠诗中的“万言书”当非指《仁学》。
而谭在给好友汪康年的书信（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1897年2月19日）中，也有关于《仁学》的记述：
谭嗣同致汪康年
这时，《仁学》已得数十篇，但揆其语气，当尚未完成。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光绪二十三年三月，1897年4月）亦云：
梁启超致严复
据此，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已有写作计划，至光绪二十三年三月间，已开始写作并完成数十篇，但此时应尚未终卷。
图：谭嗣同（左二）与唐才常（右二）合照
那么，《仁学》大体完成于何时呢？谭嗣同《与唐绂丞书》（收录于《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云：
谭嗣同致唐才常
按唐才常之《质点配成万物说》刊于《湘学报》第5—7号（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十一、二十一）。而信中谭嗣同六次提到唐才常对“仁学”的征引，据现有文献可以查到前两次。一是《各国政教公理总论》：“若夫轨唐、虞之盛心，绵仁学之公理者，其华盛顿、林肯之为君乎！旅天位，宅民权，屣功利，弢兵祸，廓然夷然，是谓大公。”一是《国会》：“而华盛顿以其公天下之心，一涤争权陋习，此盖太平之公理，仁学之真诠。”后四次则目前最为完备的《唐才常集》增订本中亦未见。不过从可查证的两次征引，也可大体估算出时间。
在同一封信中，谭嗣同又云：
谭嗣同致唐才常
按文中“于《时务报》见嗣同著有《仁学》，为梁卓如所称”，殆指梁启超《说群自序》，刊于《时务报》第26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1897年5月12日）出版，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文中说：“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又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赜，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闻南海之绪论，见二君之宏著，或闻矣见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实事，作《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其于南海之绪论、严谭之宏著，未达什一，惟自谓视变法之言，颇有进也。”这里将谭嗣同《仁学》与严复《天演论》相提并论，当是已见到初步完成的书稿。
如果上述推论大致不差的话，那么，《仁学》的写作计划开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期间经过约半年时间，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四五月间基本完成，期间每成一篇辄与梁启超等沪上友人切磋，完成后将原稿寄给唐才常、将录副本交给梁启超。唐才常得到原稿后大为赞赏，于其主编的《湘学报》中撰文多加征引，梁启超也在其主持笔政的《时务报》中称道不已。
除了笔者在新编《谭嗣同集》前言中表达的“如果史料、史实不足以做排他性认定，还是回到文本对勘和版本差异中选择底本更为妥当”的意见外，对于这并非同源、各有传承的两个版本哪个更可能是原稿，笔者以为当为唐才常《亚东时报》本，理由如下：
一来，光绪二十三年四五月间谭、唐两人分处吴楚两地，谭信中有“同心千里，吴楚青苍”之语，两人虽书函不断，然究不同宁沪之间便捷，可以如与梁启超一样随“每成一篇，辄相商榷”（梁启超《三十自述》语），则唐才常所得《仁学》当是完结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完成的初稿。
二来，梁启超在学术著作《清代学术概论》中记述：“其所谓新学之著作，则曰《仁学》，亦题曰《台湾人所著书》，盖多讥切清廷，假台湾人抒愤也。书成，自藏其稿，而写一副本畀其友梁启超，启超在日本印行之，始传于世。”笔者认为，尽管各个版本的梁启超撰《谭嗣同传》对梁氏保存谭之著述手稿有所记录，但其中饱含政治宣传意图，且前后文字改易较大，相比而言，更强调学术而淡化政治的《清代学术概论》更有可信度。
三来，通过版本比勘可知，唐才常刊于《亚东时报》的版本所收《仁学自叙》，在《清议报》本中是没有的，单行的国民报社本和《清议报全编》本才再次收录此序，已在《亚东时报》刊发的一两年后。联系谭嗣同其他著作中好为跋语序言的情况，这篇自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谭嗣同对《仁学》写作划上句号的标志。
近年来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取得了很多令人欣喜的成绩，其中尤以茅海建先生的史事考订和马忠文先生关于荣禄、王照等重要人物的研究最令人瞩目，而对于谭嗣同之研究，学者一般认为已达到相当的“饱和程度”，并提出，“研究的起点也许要追溯到梁启超的《谭嗣同传》”。诚然，梁启超所撰谭传固然值得重视，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先生对不同版本的梁著谭传下过一番苦功，通过心细如发的辨析考究也仍留有一些“令人头痛”“其真意何在，也不可测”的难题。笔者以为，回到梁著谭传不如回到谭著本身，认真审视其中仍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或许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之外可以获得些许新知。比如，从“三十以前旧学”“三十以后新学”究竟几种及编纂方法，或可对谭嗣同于旧学新知的认识加深理解；从 “旧学”刊行时间与《仁学》编纂时间的梳理与考订，或可得出谭嗣同思想发展的一个佐证；若再对比当时知识分子谨于著述、不敢轻易付梓的惯性的文化心态，或可当作谭嗣同思想与性格更为生动的一个写照……笔者学识浅薄，诚望有志者一道发掘这座看似开掘“饱和”实则蕴藏丰富的宝藏。
新编戊戌六君子集之《戊戌四子集》
新编戊戌六君子集的另一种，
收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诗文集，
并辑録相关散佚文字，
是在张元济《戊戌六君子遗集》之后，
四人文集的 完整的整理成果。
本书精择底本、校本，校勘严谨审慎，
所收资料丰富，
定能为研究戊戌变法史者提供大便利。
新编戊戌六君子集之《谭嗣同集》
史上最完备的谭嗣同文集
布面精装、未刊彩插，校正之前版本谬误
所有信札均系时间，几乎收录可考的所有材料
附录含谭嗣同参与维新举措统计表
思想比生命更长久
感受作为思想家与诗人的
谭嗣同笔下的不朽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