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丨李泽厚：不只是思想家的谭嗣同

今晨七时，哲学家李泽厚
在美国时逝世，享年91周岁。
李泽厚生于1930年，湖南宁乡人，
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中，
李泽厚被青年人尊为“精神导师”，
在知识界极具影响力。 

他主要从事中国近代

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

其代表作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美学论集》《美的历程》

《批判哲学的批判》等。

李泽厚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先行者

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闪烁着智慧与卓越的光芒

是一直以来是令我常读常新的启蒙著作

今大师谢世，鸿雁西归

现将其书中《谭嗣同研究》一节摘录于此，

以纪念这位伟大不朽的学者。

爱国主义精神是谭嗣同及当时整个改良派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同时还特别是谭嗣同思想产生和酝酿成熟的一个直接原因。如果不对谭氏思想产生、成熟的时代作明确说明，也就很难了解和说明它所独具的爱国主义特色之所在。但是，近来好些关于谭嗣同的论文，对这一点，都没注意研究。杨正典的文章《谭嗣同思想研究》（《光明日报》1954年11月3日），虽然相当详尽地述说了谭氏思想的整个社会时代背景，甚至还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前，但对潭氏思想最有关系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时代特点，却缺乏足够的论述。与此近似，好些文章虽也以极大篇幅描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背景，并着重叙说了中国近代工业和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过程和特点，从而判定谭嗣同的哲学的阶级基础是中国近代新兴的自由资产阶级。在现在任何一部中国近代史的著述中这些叙述和描绘都可以找到，却没人论证这个背景与谭氏哲学真正具体的关系。因之所描述的历史事实便实际是游离的，谭氏思想“代表资产阶级”的判断也太空泛太笼统，这些描述和判断不但可以套在谭嗣同身上，同时也可套在康有为身上，也可以套在孙中山身上，并且几乎可以套在所有旧民主主义时期的进步思想家身上。这种对谭氏哲学的历史背景和阶级基础的论证的特点就恰恰在于：它没有看到谭氏哲学真正具体的历史阶级背景，而用一般近代史的历史阶级背景（这可以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可以是九十年代，也可以是二十世纪初年）代替了它。

我不同意仅仅套用一个无往而不适的一般、笼统的中国近代史的背景说明，重要的是在这个一般的前提下，具体地探求谭氏哲学独有的历史阶级特点。实际上，如本书前几篇论文所指出，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已迈入一个新的阶段，1894年的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展开了严重的一页：六十年代以来的比较“平稳”的革命低潮阶段结束了，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尤其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地激化起来。沉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社会进步阶层强烈的愤怒和同仇敌忾的决心。改良主义变法维新的伏流，在甲午战后并非偶然地被推上了高潮，六十至八十年代个别人士的孤独理想和善良愿望，这时并非偶然地变成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和拥护的政治运动。应该指出，正是在这样一种强大的爱国主义的时代氛围中，正是在惊涛骇浪的九十年代的社会基础上，在长期酝酿后，产生了谭嗣同变法维新的哲学政治思想。

爱国的中国人在猛烈的刺激下，惊醒过来了，他们艰苦地重新学习着、深思着、探索着救中国的道路。1894—1895年，在“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慨叹中，谭嗣同连续写下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章。在《三十自纪》《莽苍苍斋诗自叙》《仲叔四书义自叙》等文中，总结回顾了过去，沉重地表示了对过去生命虚掷的悔恨，明朗宣告要与封建书生生活相决裂。在《上欧阳瓣姜师书》《思纬吉凶台短书——报贝元征》著名的两篇长文中，初步提出了关于“器”决定“道”的唯物论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维新变法的具体主张，其中已充满了作为谭氏思想一种特色的反封建的战斗精神。这些基本思想不断地向前发展着，到1897年就以更深刻的内容和更丰满的面貌，企图构造一个哲学体系，在《仁学》一书中呈现出来了。

谭嗣同思想是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和深化的九十年代的局势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最终地形成的，像怒涛一般的当时社会氛围和思想情绪，通过谭氏个人丰富的生活经历，在其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使其爱国主义精神具有了一个区别于其他改良主义者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和特色：谭嗣同在理论上所达到的高度超出了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所能允许的范围，表现了对封建制度和满清政权的强烈的憎恨情绪和革命要求。它客观上作了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思想先导。

这种特点的形成与思想家的主观生活经历有关系。谭氏早年曾“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梁启超《谭嗣同传》）。“殆非生人所能忍受”的“纲伦之厄”（《仁学·自叙》）的切身感受，使他对封建纲常名教产生了严重的注意和深切的认识，对墨氏兼爱利人的思想也加倍地感到亲切和喜悦。壮年以来所谓“察视风土，物色豪杰”（梁传），往来南北的多次旅行尤其是与下层会党的往来，更使谭氏较广泛地接触和感染了一些下层现实生活和思想情绪，看到了反动政权的腐朽和罪恶，这使其“任侠为仁”、“轻其生命”的“桀骜”的浪漫性格获得了积极的内容：

然而，不能把谭氏思想的这种急进特点完全看做是偶然的个人的主观特征和个别现象。它是有着一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根源的。谭嗣同是改良派左翼的代表者。

本书前篇论文已指出，改良派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如果说，以杨锐、翁同龢等上层高级官员为代表的改良派右翼的各派别主要是以一部分开明的地主阶级为基础；如果说，以康有为为首具有浓厚的调和策略的左翼稳健派，主要是通过较广泛的一般中级政府官员、封建士大夫、富商为骨干，反映了正开始形成或转化中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要求；那么，以谭嗣同、唐才常为首的左翼激进派就是以正出现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的先驱。封建社会在九十年代以后的急剧解体，从其中开始大量涌出第一批各种平民知识分子，他们开始脱离土地和对土地的封建所有关系，离乡背井，出外求学或谋生。比起上层封建士大夫和封建官吏来，他们与封建官场较为疏远，他们所受封建社会关系的束缚比较少，爱国热情和政治积极性却比较坚决，他们与人民也较为接近。在六十至九十年代贵族改良主义者的影响和启发下，尤其是在九十年代革命高潮的刺激下，他们逐渐形成了一股重要力量，积极地转入了政治斗争。在戊戌变法和以前，他们是赞成、拥护或积极地参加了以康有为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的。梁启超曾这样描绘过他们：

然而，随着戊戌变法改良主义的幻梦的破产，随着唐才常庚子起事的流血教训，随着斗争形势的急剧发展，改良派分化了，左翼（激进派）中的大部分人却在事实的教训和革命宣传的激励下，日益走向了革命民主派和反清的革命斗争中。“‘老新党’们……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鲁迅《准风月谈·重三感旧》）

谭嗣同的个人出身、身份和地位并不能列入上述这些比较下层的平民知识分子之中，然而，如马克思所指出，凡属一个阶级在政治方面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与他们所代表的这个阶级间的关系，并不是表现在他们在生活和地位上的相同，而在于其代表者的理论主张反映和符合了它的实际利益。谭嗣同思想的特点就在于：他突破了封建士大夫改良主义者的狭隘性，客观上反映了这种下层知识分子比较急进的情绪和要求，反映了他们将由自由主义改良派向民主主义革命派转化的内在的阶级内容和历史倾向，谭嗣同的思想是改良主义必将让位于革命民主主义的时代动向的重要反映。

这就是说，例如与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变法维新，托古改制）成熟在八十年代末不同，与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三民主义）成熟在二十世纪初也不同，谭嗣同思想体系是产生在中日甲午战后的九十年代中下叶，从而他虽然属于改良派，但与康有为有差异；他虽有某些革命思想因素，但还不同于孙中山及二十世纪初年的革命派。为什么会这样呢？显然不能仅仅用单纯个人家庭环境、地理环境来解释，这种解释只能把谭氏思想的特点归之于历史。应该从九十年代的历史本身的特点中来找根源：中日战后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与以前是大有不同了，且不谈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输出、瓜分浪潮和全国爱国主义大高潮等等，而特别重要的是，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高潮的影响下，正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已开始定型，中国旧社会阶级的分化正特别加剧进行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新的情况：社会上开始萌芽第一批“无科第，无官阶”的平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第一批近代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群，他们满怀热情开始投入了政治生活中，这就是我要谈的谭氏哲学的阶级特征。

大家都知道，中国近代有所谓改良派和革命派，前者以康有为为首活动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者以孙中山为首活动于二十世纪初年。前者大都是官僚地主的旧式士大夫知识分子，而后者则是没有官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半是留学生），他们仍 是属于不同的阶级或阶层。革命派这些人是如何来的呢？他们不会是突然在二十世纪初年代一齐冒出来的；那么，他们在九十年代又是怎样的情况呢？这里就牵涉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早期的个别情况、关系以及它们的演化过程。我们如果具体地考查一下革命派的历史，可以发现，除了孙中山极少数最先进的革命者以外，许多革命派人物在这时（九十年代）都常常不例外地是改良派变法维新运动热烈的积极的支持者、参加者、同情者，他们这时正是从属在改良主义变法维新的旗帜之下而成为改良派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就正是我所讲的改良派左翼激进派的具体内容。（现在许多人也用“改良派左翼”这名词，却并没说明它的实质和内容，因此好像这个左翼就只是谭嗣同、唐才常一二人而已，这是错误的。）左翼激进派与改良派的其他部分在阶级上有所不同，是有其特征的，例如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多是比较一般甚或破落的知识分子，他们与下层会党有联系。在政治地位上他们与改良派右翼（上层官僚）和已有“功名”的康有为、梁启超有许多不同等等。这些不同便导致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思想有差异（不满于改良要求，而有革命情绪），但这种差异在当时还是潜在的，还没有发展而成矛盾对抗，直到戊戌、庚子谭、唐两次流血以后，他们才一步步地迈上反对康梁的革命路途，改良派也就一分为二了。谭嗣同思想正好反映了处在这个过渡时期中的特点，反映了左翼激进派的这种特色，谭急进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尖锐的矛盾、苦闷就正是以它为阶级根基。谭1897年在湖南倡导新政，通过口头（讲课）和书面（如刊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等）勇敢地在时务学堂宣传民主思想，并有些特殊打算（如企图通过设立南学会搞成地方议会以便独立自治），也搞了些秘密的反满宣传活动，直接教育和培植了年轻的革命一代，改良派右翼因此而对它发生过猜忌阻挠。《仁学》的公布遭到康有为的极力反对，而由同盟会来大量宣传、介绍，在革命民主派如陈天华、邹容、吴樾等人的言论思想以及行动中，我们几乎可以直接嗅出谭嗣同反清反封建急进思想的影响。在许多革命志士的思想成熟过程中，谭氏思想起了直接的重要的启导作用。而这一切与其时代阶级特征是有关系的。

关于谭氏思想的理论前提，许多文章都有较详细的说明，这里不拟重复。总括起来，谭与当时中国许多先进人士完全一样，他们都是急切地在中外古今各家各派的思想学说中尽量觅取适合自己需要的理论武器。但是，在新旧事物剧烈变异、政治斗争正尖锐展开的动荡的过渡时代里，与当时许多人一样，谭也有些来不及吸收溶化所获得的新旧知识来建立其独立完整的体系。

中国资产阶级出生得太晚，没有任何理论准备，便已置身在政治斗争的动荡局势中，并且，在封建主义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均已过分成熟的年代里，的确使它无从独树一帜了。

然而，不能把谭的各种思想来源平等看待，应该指出，中国民主思想传统尤其是墨子兼爱和王船山的民族民主学说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谭思想渊源中起了重要作用。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知识是谭氏哲学唯物论成分的理论根源之一。当时传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虽然已包括有十九世纪的科学成果，占主要地位和影响最广的却还是带着严重机械性质的初等数学、力学、化学等，这使谭氏及当时许多先进思想家的唯物论观点带上了突出的机械特性。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传来和普遍学习的西方知识主要还是自然科学知识，与康有为一样，谭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在中国思想资料的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但“《仁学》下篇，多政治谈，……然彼辈当时，并卢骚《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而理想多与暗合”（同上书），这是完全真实的。

郑鹤声《论谭嗣同的变法思想及其意义》一文（《文史哲》1954年9月号）曾辟一节专论康、谭思想的关系这一饶有趣味的问题，但可惜仅作了事实的叙述而未有分析的说明。本文因限于篇幅也不能对此充分论证。不过大约言之，康氏雄伟的“大同”理想和在孔子改制的“微言大义”外衣下面贯彻到各方面的较有系统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和历史进化论，以及康氏在“公车上书”等勇敢行动已赢有了的全国性的进步政治领袖的声望，强烈地吸引了这位孜孜不倦的真理追求者。谭氏对康有为是敬佩惊服的，一再称康是“一佛出世”、“孔教之路德”，并自称为其“私淑弟子”。康有为也说：“（谭嗣同）闻吾谈《春秋》，三世志太平；其道终于仁，乃服孔教精。”（《六哀诗》）梁启超说：“（谭）既而闻南海先生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窃大同太平之条理，体乾元统天之精意，则大服……”（《谭嗣同传》）谭在康有为思想中的确吸取了许多东西——历史进化和“大同太平”的远大理想。对其思想中“循序渐进”不能飞跃的理论，则始终未完全接受。同时，谭在佛学中吸取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所受佛教唯心论的影响，却仍是很重要的方面。“三界唯心”的神秘主义给谭哲学思想蒙上了一层黑纱。谭氏通过康有为所接受的陆王心学，也起了基本上与佛教唯心论（唯识宗）大体相同的作用和影响。

谭嗣同自己说过：

从谭整个思想和这个思想渊源的自我叙述中，可以看出，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中国反权威反世俗的民主主义的思想传统（如《孟子》《史记》、陶渊明、黄梨洲等）起了重要作用。任何反抗束缚、要求解放、强调主观精神等思想，也为谭所看重（如《庄子》、陆王、佛学）。《公羊传》《论语》《礼记》等书则是与改良派“托古改制”有关的基本著作。这两部分思想（佛学、陆王和公羊）主要是在当时时代潮流下，受康有为、杨文会的影响而为谭所吸取（梁启超《谭嗣同传》说，“当君与余之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后历叙谭在康、杨启导下接受易、公羊及佛学的经过）。谭自己思想的本来骨髓仍是墨氏兼爱和王船山的民族民主思想。这也可看出，谭的急进思想的独特面貌（区别于改良派的其他人）在思想渊源上也有它的根据。

谭嗣同思想来源是中外古今的，而且还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变化发展过程。在早年，以《治言》一文为主要代表，完全是一派顽固守旧的卫道士思想主张，反对变法，反对学西方，“今之夷狄，犹昔之夷狄之情也……而道之不可变者，虽百世如操左卷”，并且几乎是直接针对康有为提倡变法而言。由于谭嗣同始终是现实生活和政治事件的关心者，随着九十年代中外关系日益展开，谭嗣同开始阅览了一些有关西方的书籍、课本（自然科学），思想已有转变，可以笔记《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为代表，张横渠、王船山的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和用中国古书来联系、附会西方“格致”，成为这时的鲜明表征，为甲午战后的思想质变作了量的积累和准备。自1895年的《思纬吉凶台短书——报贝元征》到1897年的《仁学》，短短的三两年间，谭嗣同的思想又有急剧的动荡和变化，由以自然科学知识和王船山朴素唯物论为主要基础的哲学思想变到以佛学唯识论为根本基础。然而这又并非倒退（如张德钧《谭嗣同思想述评》所认为。《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而是在日益深入哲学堂奥的过程中，迷失在唯心主义的佛学宫殿里。谭嗣同企图以佛学唯识论为基础，融合古今中外来建造适应当时斗争需要的新体系；结果不但没有建成，而且留下来的恰恰是一堆矛盾和混乱。正如他自己在叙说写作《仁学》一书时的情况那样，“每思一义，理奥例赜，坌涌奔腾，际笔来会，急不暇择。”许多复杂的哲学问题，他并没有表达清楚，暴露出种种不成熟、不完备的弱点。“怪其杂糅，不甚许也”（章太炎《自编年谱》）。谭嗣同以佛学唯识论为基础来建立近代哲学体系的事业，倒恰好由章太炎来继续（参看本书论章太炎文）。而最后终于由熊十力最终完成，但那又是由佛入儒，而且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由《短书》到《仁学》，政治思想一脉相承，连续发展，哲学上则由唯物转向唯心，由反对宗教转到信仰宗教，由墨家转入佛学……，然而，就在这唯心论、宗教、佛学中又仍然保留着、残存着大量的唯物论、自然科学、经验论等等因素，这个方面并未被消化或取消，仍然构成谭嗣同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甚至主要的内容。

《北游访学记》则是《短书》和《仁学》之间的中介桥梁，这篇书信清楚地表明，对清廷顽固不肯变法的强烈不满和毫无现实力量可望指靠，正是使谭嗣同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日趋急进，另方面在哲学思想上“所愿皆虚”投靠佛学的根本原因。

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读谭嗣同的《仁学》？

谭嗣同《仁学》究竟杂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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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著述新考
谭嗣同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

谭嗣同三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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