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梁启超与吴樵父子之间的一段悲情往事

魂气无不知，人因季札思观葬；

华阳谢何许，鹤到林逋更合铭。

（谭嗣同挽吴樵）

谭嗣同第一次与吴樵相识的时候，是在乙未年（1895年）的北京。那应该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两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侃侃而谈，互相倾慕，结拜为异姓兄弟，用谭嗣同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片言即合，有若夙契。”随后，吴樵立马介绍自己的好友梁启超与谭嗣同相识。这或许与李敖《北京法源寺》中的情节不同是，谭梁二人并不相识于法源寺的偶遇中，然而，我却觉得这种因共同之友而结为挚友，并且以心换心、樽酒畅饮、谈禅相知的方式更为浪漫。

梁启超在随后至其师康有为的信中言及：

在梁启超连谭嗣同的字号都没写对，写成了“谭服生”的时候（应为谭复生），他便急不可耐地说他是“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了。

后来，谭嗣同又获悉了吴樵的父亲就是当世之大儒吴德潚先生，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央求自己这位刚认识不久的好友代为引见。

然而，当见到吴德潚的时候，谭嗣同真可谓是彻底懵圈了。并且，不光是他懵圈，旁边的吴樵更是惊诧：

原来那个三年前在公园里每天跟我谈天说地的不知名的老先生就是您啊！

原来那个三年前在公园里每天跟我谈古论今的不知名的年轻人就是你啊！

年轻人与老先生的再次相见竟然是朋友之父的身份，世间真是何其之巧呢！但顾不得身份辈分，年轻人与老先生“相与抚掌大笑”，并且“剧谈略数万言不得休息”。等到滔滔江水一般的话痨吞吐完之后，年轻人才想起老先生的长辈身份，连忙以“父事季清先生”，并以“弟铁樵”，行过辈分礼，这才算是正式建立了交情。（图：《谭吴相与抚掌大笑图》by：饮深井冰）

吴德潚是个可爱的老先生，他必然不会计较儿子吴樵年轻的朋友与他一言不合就拍手大笑的事，相反，在往后的岁月里，他们“过从日密，偶不见，则互相趋”。

与谭梁二人“连舆接席、一日不离”的吴樵，不光是个被谭嗣同评价为“童年即精算术，若由天授；元代微积，不师而能谈；几何条段，如出掌而目数其指”的数学天才少年，也不单是个被谭嗣同形容为“体貌甚伟，有仪可象，骨开张而气沉肃，目精炯炯然”的英姿飒爽少年，更不仅仅是个被谭嗣同赞誉为“则莫不争愿其共治事，可谓才士也已”的传奇无敌少年。抛开这些浮夸的形容词，真实的吴樵其实是个敲可爱以至于被人“欺负”的呆笨孩纸。 

        乙未年（1895年）的冬天，谭嗣同和梁启超、吴樵同游北京香山碧云寺，吴樵素不爱作诗，但霸道总裁谭嗣同竟然做出“强之吟”之举。现在的香山碧云寺作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依然保留着几乎所有原有的古建和格局，当我踏足寺中时，忍不住感谢当年强迫吴樵作诗的谭嗣同，没有他这一强迫，我想我是读不到吴樵当年赶鸭子上架却留下的好诗“白云白鸟相来去，青史青山自古今”了。（图：香山碧云寺旧照）

吴樵的死，是在丙申年（1897年）的四月，那年他32岁。

一句话，连用三次“铁樵必不死”，悲之甚悲，恸之又恸。

在最好的朋友去世之后，谭嗣同伤心欲绝，泣不成声，一心想着去参加挚友的葬礼，然而却因为父亲管教太严而脱不开身，以至于不能出席。作为补偿，他赶写了一篇《吴铁樵传》，并发表在《时务报》中。

我很难想象，在谭嗣同这样一个至情至性、对朋友之谊视为珍宝的人看来，不能参加挚友的葬礼，该是一种多大的折磨。

吴樵死后，他的父亲吴德潚把他葬在了杭州西湖的边上，白发人葬黑发人的悲凉不言自明，但好在吴老先生还有两个爱子。墓今已无从找到，但吴樵或许已与湖畔孤山一同相伴终老。两年之后，谭嗣同以33岁之年于北京菜市口刑场殉戊戌之难，随吴樵而去。

倾盖如故，白首同归。

吴德潚久居杭州，除了谭嗣同，他亦与梁启超、汪康年甚好。在《汪康年师友书札》中，留有汪与吴通信信件六十九封，也算得上纸笔间的“朝夕相对”了。然而有趣的是，这写给汪康年的六十九封信件，却几乎封封都围绕着吴老先生对梁启超的“情谊”。

（图：汪康年）

信中凡言及“卓如”“卓”“卓公”之处，皆指代梁启超。

喜欢极了这样一个碎碎念的吴老先生，满纸虽非都是“家长里短”，但也不全是“国家大事”。我想你，我要说出来，我念及你，就要让你知道。我相信，看到“速卓来杭，扫榻恭候久矣”这样的句子，是会让人会心一笑的。
（图：梁启超）

我本以为，像是吴德潚这样一个和谭嗣同同样率性可爱的老人家的谢幕，应当是在苏杭某个远离尘嚣的小水村中，交代完对孩子们要说的话之后，安静地离开这个眷恋过却又无甚眷恋的世界，然而，很可惜，却并不是。

可能极少有人听说过庚子年（1900）的那场“衢州惨案”。 

庚子年（1900年），吴德潚因出于正义感而惩罚了欺辱国外传教士的罗楠，维护了衢州传教士的基本权益而引发暴民动乱，当地乱民冲往县署，欲觅之而不得后，再到郡邑城隍庙，将正在集绅议事的知县吴德潚当众绑缚至道署辕门外，镊去须发，乱刃刺死。他的儿子看到老父遇害，伏尸而哭，亦未曾幸免于难，同被戕害。随后，乱民又至其县署之中，连杀吴德潚满门四十余口人。

或许对晚清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在中国近代经历了戊戌之难、自立军起义之后，对于洋人的鄙夷和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排斥达到了顶峰，但凡维护洋人、洋教利益者，不论出于何种缘由，都会自动被划为“人民的对立面”。

在关于衢州事件和吴德潚事件的正统叙述中，对于吴德潚满门被戕的原因，除却他保护当地洋人与教堂从而导致排外民众起事以外，这一事件中还存在着更为错综复杂的因素：从康党和自立军起义到吴德潚被戕，这两件事件之间，亦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因果联系。

当时衢州一带传言盛行，“康有为带兵数万”，驻扎在九龙山上，“与北方义和团相应，故易于惑众”。其时身在绍兴、十六岁的周作人也听到了这一传闻，他在该年七月初九日的日记中记道：“闻衢州江山县已失，西安令吴（德潚）因与九龙山有来往信札，为民所杀。”只不过周作人所听闻的九龙山头领乃梁启超而已。关于康梁落草九龙山为寇之说当然是子虚乌有，但吴德潚在西安任上，亦与汪康年书函往复，他倡导开通风气，兴办洋务，“锐意创兴工业，冀得扩充利源”。其人“性质喜新”这一特点，更成为了备受攻击的基础。

吴德潚被戕案发生后，当时报纸亦曾有报导，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汪康年主持的《中外日报》。作为吴德潚的同道与好友，并掌握着沪上重要的舆论阵地，汪康年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关注甚至介入这一案件处理过程的责任。 （图：《中外日报》）

即七月十二日，该报在篇首位置登载了《故西安县令吴季清事略》一文，该文即出自汪康年之手，汪在文中以吴德潚“老友”自称。最终在他的努力下，对此案层层厘清，不仅洗刷了吴德潚悖逆惨死的冤屈，更提升了不少关于此案的舆论关注。

我已无力追查衢州惨案中吴老先生满门被戮之种种细节，毕竟已事过百年，但让我不由得想起的是吴老先生生前写给汪康年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几行字：

你的心如同玲珑七宝，我想把它缚住，但缚来缚去，还不如你亲自缚起，再捧到我面前呢。一段话中的七个问号，个个都刺得人眼睛酸痛，这既是一位故人对老友的一片关爱，亦是吴老先生真性真情、率性可爱的跳脱映画。

事情发生后，被吴老先生封封信念及的梁启超写道：

“舍利佛”是当年谭嗣同在世时给吴德潚的小儿子吴子发起的绰号，意在夸赞他少年早慧。在谭嗣同离世多年以后，这个绰号仍被吴家孩子们沿用。小子发因曾受教于梁启超，甚是思念，泣涕不止，但梁启超还未来得及回信，惨案就已经发生。失魂落魄之余，梁启超在报上读到了他和吴德潚曾经的老友黄遵宪为衢州惨案而写下的三哀诗，其中一联为：

吴老先生一生修佛，“将头临刃时，定知不惊怛，”其原因就在于“佛力尚有尽，何况身生灭。”晚清的政治家亦都是佛学家，入世为空，虚空无相，但身灭不足为憾，跪在屠刀下的时候，想必内心也是宁静的。黄遵宪了解吴老先生，然而我想对于谭嗣同来说，这首诗亦合适之。

最后搁笔之前，想到吴老先生在世时，至浙江为官，临行之前谭嗣同作《杭州赠吴季清先生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