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兰出生于1907年7月18日的浏阳河畔,辞世于2017年2月7日的西子湖边。在110岁之高寿的丁酉年,她带走了属于她的爱恨和属于她的时代记忆。
她被誉为是“最美女特工”,十九岁入党,却在二十四岁之年,为营救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关向应,奉命脱党并以书香世家小姐的身份打入上层社会,并在得知向忠发叛变之后及时通知周恩来,使之得以幸免于难。并被周恩来赞誉为“党的百科全书”。
除了周恩来、关向应,她亦营救过熊瑾玎、朱端缓、何实嗣、何实山、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七君子”。
她于1942年与丈夫陈志皋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关押于重庆望龙门看守所,后转入土桥国防部军人监狱。
解放后,由于她在解放之前的特工身份不被认定,她被上海市公安局拘审,后转入秦城监狱,并被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之罪名。从1963年到1986年,她为洗刷这一罪名,连续上诉四次,希望恢复其名誉。20年的上诉之路她走的痛苦而艰辛,但为了自己所钟爱之事业,她的牢房坐得想必亦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冤假错案之冤屈并未使她消沉,她在1987年继续为自己1933年—1951年脱党时期之党龄问题奔走申诉。
陈赓曾评价她:“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为革命,她曾与丈夫生离死别,她曾三次被捕,她曾被饶漱石粗暴得否定党籍党龄,她曾前后失去自由十七年之久,她曾备受迫害,她曾奔走申诉二十余年。浏阳河边长大的美丽姑娘,岁月使她苍老,使她青春不再,使她蒙尘受辱,也使她坚定勇敢。
2015年7月9日,黄慕兰在杭州度过了109岁生日。
2017年的今日,她与世长辞。
之所以写起黄慕兰这位传奇的百岁老人,还是因为她的父亲黄颖初与上上个世纪的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先生交往之故事。
《浏阳乡土志》的印行后记是黄慕兰之弟黄彰健执笔所写,这篇文章记载了他们的父亲黄颖初的一生经历。
黄颖初生于同治癸酉年(1873年),因为家贫,黄颖初从小生活艰辛,母亲靠给人纺纱为生,夜晚买好蜡烛供他苦读。十二岁之年,他写下“促织复促织,夜阑应禁声。母劳嗟可息,窗畔已鸡鸣”的诗作。早早懂事的少年非常心疼母亲,别人家的孩子闻鸡起舞正当青春的年纪,他的母亲却一夜一夜纺纱到天命鸡叫。
十五岁的年纪,好学的少年不得不因为家贫而辍学,好心的浏阳乡亲资助他膏火钱,支撑他在浏阳二贤祠又读了几年。二十三岁的年纪,母亲染病咯血,身无分文的黄颖初只能眼看五十一岁的母亲死去而束手无策。
我曾在浏阳街头一家小店吃米粉,听得旁人对我言及,这家店的以前位置就是黄颖初母子居住的破庙。我不由得望了一眼正对面高耸气派的谭嗣同故居大夫第:一个是生在封疆大吏之家从小锦衣玉食的富贵公子,一个是生在街头破庙从小衣食成忧的贫贱少年,二人是怎样结成挚交,又是怎样不同之结局。
黄颖初失去母亲的那一年,正好遇到大他8岁的谭嗣同在浏阳招聘幕僚,工作性质类似于整理书稿文件的贴身文字管家。在众多应聘者当中,博学多才的黄颖初一下子吸引了谭嗣同的注意,出于对寒门子弟的照顾,谭嗣同给他以极为丰厚之薪金,并对他信赖有加,甚至在赴任南京候补知府任上都带他同往。
赴任途中,谭嗣同还为黄颖初写下一首《由武昌而建业诗》,诗跋曰:“偕刘君淞芙、黄君颖初由武昌而建业焉,乘势材兵轮,侧庐山而狂注,瞻望未罢,俄而胶三日,为作是诗。”
我与黄刘共三笑,匡庐使者近如何?
欲回飞瀑千年后,奈此狂澜九派多!
道术将为天下裂,云山况是客中过。
无端却到坳堂上,空复将军下濑戈。
三个人在狂风大浪的小舟上行相视而笑,此时,他们之间已再不仅仅是少爷与幕僚之关系。
到达南京后的1897年3月22日,郑孝胥在日记中记载:“午后,赴谭复生(即谭嗣同)之约于杨仁山宅中,观仪器数事,在坐者聚卿、积馀,又浏阳黄颖初,谭之友也。”在金陵刻经处士人共观西洋仪器的聚会上,当被问及这位同行者是何许人之时,谭嗣同的回答是“朋友”。在从未把随从或者下属看成是下人的谭嗣同眼里,他们都是自己的友人。
黄慕兰曾在自传中讲起,在南京之时,谭嗣同曾让自己的侄子兼继子谭传炜向黄颖初执弟子礼,并由黄颖初教授他课程,薪金比之前更要丰厚。在遇到谭嗣同这位视自己如家人的“主顾”后,黄颖初的人生可谓有了翻天之改变。
这一年,当遇到其母亲祭日之时,黄颖初伏地痛哭以至精神失常,焦急万分的谭嗣同找来当地名医为其医治却并不见好,无奈之下只得派遣仆人将黄颖初送回故乡浏阳,让其亲自拜祭母亲而致病愈。
第二年,谭嗣同在戊戌政变中因不愿出走而于北京菜市口遇难。相识两年,二人终作天人之别。
不知是否出于对父亲友人之怀思,黄颖初之子黄彰建(1919年2月生于湖南浏阳)考入中央大学,并在中央研究院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他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助理研究员。1949年以后随中央研究院迁居台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员、科学委员会国立研究讲座教授。1982年,他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他最有名的一本著作是《戊戌变法史研究》,在这本被视为是“戊戌变法圣经”的书中,他做出大量研究并纰漏大量史实,首次确定了戊戌变法失败并非由于袁世凯告密之论断。
黄彰健先生于2009年去世,戊戌史家茅海建曾与之因学术问题争论多年,但在闻讯其去世之后,写下《我所知道的黄彰健先生》一文,文中有言:“我与他的学术争论本应早早进行,现在对手已经离场,所言只能望着天空,再多的雄辩也都没有必要去说了,由此生出了许多怅然。许多原本以为忘记的旧事自然潜入于脑间,悼念逝人之意悄然弥漫于心间。”
随着黄慕兰的离世,黄家第二代人终已都成历史。
我曾在梁启超最小的儿子、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去世的2016年4月14日那天仰望着晴空并念及,谭嗣同先生最后的小侄子终离我们而去,不再与我们同在这片蓝天下呼吸;今再次仰望漫漫星空,想到谭嗣同先生最后的小侄女也离我们而去,今夜,她不再能看到这夜空里的星光。
本想着与上上个世纪的他们有关的人,走一个少一个,忍不住黯然神伤,叹息过往。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谭先生的概念里,存在与灭亡本就是平等存在的一对概念,本就无所谓是何种形式。更何况,他们本就是星光。
本文参考文献
黄慕兰《黄慕兰自传》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
黄彰健《浏阳乡土志》
茅海建《我所知道的黄彰健先生》
(事发突然,命笔仓促,还望海涵。)
一个你所不知道的谭嗣同
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梁启超
一段你所不知道的晚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