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梁惠王的云梦之泽 ,作者史杰鹏
文学、小学、历史。思想略保守,左派朋友谨慎关注。
史杰鹏,作家,笔名梁惠王。
北师大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训诂学以及先秦两汉文献学。
史杰鹏曾有言:就我有限的清代古文阅读情况来看,谭嗣同真是少有的古文写得好的文学家,真的是非常好,不同寻常得好。
此文为大家展现的,不是政治家谭嗣同,亦非改革家谭嗣同,而是作为具有独一无二才情的文学家谭嗣同。
我无意谈论一个改革家的谭嗣同,或者一个英雄的谭嗣同。虽然,他的确是一个英雄。一个宁愿舍弃生命而殉道的人,一个临刑前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人,自然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人格力量。而这样的人,无疑是不算玷污英雄这个名词的。 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无法扭转对谭嗣同的印象。
说来很可耻,一个不惧断头血溅菜市口的革命者固然让我敬佩,却并不能景仰。我向来以为,人之为人,内涵是第一的。不怕死的人何处无有?在南昌的街头,我就见惯了这样一种景象:一个人在前面疯狂奔跑,发出惊嚎,另外两个人在后面紧追,一人提着砍刀,一人拎着铁棍。我知道前面的人若被追上,立刻会头溅红花。这也是不要命之一种。虽然,谭君的甘于流血完全不同,他是为了民族和国家,极其伟大,但这样的人亦何其多?我所景仰的,只有章太炎、梁启超这样的革命者或维新派。因为他们不去革命,也是文化大师。我私下里自揣,即便不睡觉地追赶,这辈子也赶不上。对赶不上的人,我只有景仰。尽了最大的主观能动性,仍是望尘莫及,难免让人泄气,而景仰大抵就从这泄气中来,将自己的不能转变为对能的人之膜拜。而死亡不一样,很多时候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因为很不主观。这就是我的观念差别。
我知道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很久了,也早就知道他们是文化大师,他们有十几册煌煌巨著为证。可是,我对谭嗣同的了解很寥寥。这个只活了三十三岁的人,据说留下来的只有一本不算太厚的书,且已被称之为“全集”,不多久就可以翻完,自然难以让人产生寥廓无垠之感,景仰又从何说起?
更何况,我早先听说的谭嗣同,是一直号称“浏阳公子”的,和另一大吏的哲嗣陈三立并称“两公子”。我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首先就因此产生了鄙薄之心:“公子”也者,剥削阶级之阔少也。狗、马、音乐是爱好,欺行霸市是乐趣。至于他后来为什么肯为维新流血,我食无鱼,出无车,实在没有时间和兴趣考虑。 当我翻完他的大部分文章后,为自己深深感到羞耻。原来这位“公子”并非《水浒传》里高衙内那样的人物。虽然父亲官当得很大,而小时候读书之勤苦,让我骇然。他是如此一个聪颖的人,“五岁受书,即审四声,能属对”,稍大读书于宣武城南,教书的都是饱学宿儒,他和两个兄长,夜夜在那里诵读,不敢稍惰。斗柄斜移,一灯如豆,当我读到他追忆那段经历的文字时,不禁废书长叹,神驰久之。
他的《城南思旧铭并序》,是我极喜爱的文章,那短短的二千言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印象。这个维新派领袖,也是个彻底的民族革命家,但首先竟是这样有性格的一个文人,比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加起来还更像一个文人。他自述,从小就是个“恨人”,这让我想起龚自珍的自我评价“少年哀乐过于人”了,这是我很激赏的一句独白,简直不像冠冕堂皇的诗作。诗在大多数时候是靠不住的,我以为。谭嗣同,是的,也许他的确像龚自珍罢,一样的出身清贵,一样的有才情,一样的感慨时世,一样的愤激——还一样的被章太炎骂为“小学不通”、“学术既疏”。诚然,这是对他们要求过高,难道象龚自珍那样,作为清代《说文》学第一把交椅的段玉裁的外孙,会完全不懂小学吗?在龚的文章中出现了何其多的奇字,有些只有《说文》里有的。谭嗣同的情况亦然,一个生长在考据学始终占有绝对上风的王朝里的官宦子弟,是不可能不读《说文》的。只不过章太炎太苛刻,在他眼里,就算能死背《说文》,并不是懂小学,毕竟小学是另一种思维方式。在谭嗣同的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奇字,比如把自己的出生地“懒眠胡同”写作“孏眠胡同”(现在写成烂面胡同),足见他文字上的功力。然而,换来的仍是章太炎“喜用雕琢”、“轻侠之病”的讥讽。这让你不由自主会恼恨他的煞风景,虽然他说的实在不算错。
我尤其喜爱谭嗣同写景的语言,他描述自己少年时读书的地方,房间后面是这样一幅景色:“苇塘麦陇,平远若未始有极。西山晚晴,翠色照地。雉堞隐然高下,不绝如带;又如去雁横列,霏微天末。”那就是我常常看到的西山一带了,我眺望了无数回,只感觉心里很爽,却不懂得用“翠色照地”去形容它。唉,我不知道哪篇白话文中有如此好的景色描写,也许有罢,只是我不记得,或者,我对白话描摹的风景太不敏感。
我还感叹他的容易被风景打动,“皋壤使乐而墟墓生哀,抑所处殊也”,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就相应产生什么样的心情,这让我非常有共鸣。是的,这世间什么都会变,不变的只有性情。虽然每个人的性情会不同,而再古怪的性情,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里总能找到一个知音。只要你用文字记载下来,总会有人为你落泪,为你哀痛。 从他的描述里,我知道了他读书的后园,比鲁迅的百草园荒凉得多,那里蓬蒿蔽人,雉兔出没。高树遮天,昏鸦欢嚣。此景色触动了这位少年的要眇情怀,他回到课堂上,继续诵读,至“日暮狐狸眠冢上,夜深儿女笑灯前”一句,突然哽咽不能成诵。塾师很奇怪地问,为什么哭了?可是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人性中,有多少的幽微要眇情感是语言不足以传达描绘的? 我恍然了,只有这样情感要眇的一种人,才会有这样的无惧死亡的热血。
读他写给母亲的祭文和《三十自纪》,我了解了他灰暗的身世。在光绪二年春天北京的一场瘟疫中,他母亲和长兄、二姐全部在几天内死亡,他自己也身染瘟疫,却在假死三天后复生。他父亲有十个儿女,却多早夭,成人的很少;甚至他的子侄辈,在家谱里也多打上了“殇”的脚注。这样触目惊心的集体丧葬经历,是不是潜移默化了他轻死的性格?他喜欢李贺,有李贺的才情,却无李贺的畏懦。他爱好六朝的沉博绝丽之文,也许象那时的人一样,正是发现了自己人生的不绮丽,才会转而喜爱纸上描绘的罢。
他是一个好幻想的人。我也是。
这就是作为文人的谭嗣同,如果他不是在纸上向我呈现了这样一个深沉多思的头颅,我不会如此为之惋惜和感动。他是希慕游侠的,虽然他的那句话也曾让我热血澎湃,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可我更喜欢看一个深沉多思的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侠士,他明明可以趋吉避凶,却宁愿引颈受戮,慷慨赴死。
这不是单纯的侠士,是儒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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