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欣丨关于谭嗣同三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历史对他的定义为“政治家、思想家”。120年前，也是一个戊戌年，在9月28日——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因变法失败而不愿出走的谭嗣同留下一句“吾自横刀仰天笑”，于是头颅轻一掷，慷慨燕歌行。

谭嗣同存世照片极少，仅有三张，分别拍摄于1896、1897、1898三年，南京、上海、长沙三地，前人多不知其照片缘起以及相关的具体细节，今恰逢双甲子过，聊以其三张照片作为纪念，为读者呈现谭嗣同生平较稀见之经历。

1896：上海“竹林七贤”合影 

1896年9月25日下午，位于上海外滩附近的“光绘楼”照相馆迎来了七位客人。他们中的三位身着马褂，三位身着长衫，还有一位客人，则几位宽袍大袖的同伴不甚相同。他内着箭袖对襟开衫，外披一件白色大氅，神采俊逸、气宇轩昂。

这位照片中的最右者就是谭嗣同。他单膝着地，双手合十，神情肃穆沉静。与他一同合影的，前排左起为时任《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士人胡惟志、佛学家吴嘉瑞，后排左起为时任《时务报》经理的汪康年、两广总督李瀚章之婿孙宝瑄、“浙东三杰”之一的维新思想家宋恕。

这几位雅集于此的士人学者，皆为谭嗣同交往甚深之师友。在他们中间，有政治家、思想家、出版家、史学家，有文学家、教育家、政论家、佛学家。他们与谭嗣同的交往，成为晚近江南地区维新士人群体交游的一种缩影。

合影拍完后，孙宝瑄在相片后题写了一则偈语：“众影本非真，顾镜莫狂走。他年法界人，当日竹林友。”并且，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记述了当天的情形：“诣谭复生，与燕生、雁舟、穰卿、仲巽、卓如及复生七人同映一像。或趺坐，或倚坐，或偏袒左臂，右膝着地，或跽两足而坐，状类不一。”之后，谭嗣同又与吴嘉瑞、宋恕前往傅兰雅开设在上海的“格致书室”一同购书，宋恕在其日记中亦记载其事：“十九日，浏约照相光绘楼，共七人。复与浏、吴至格致书室买书。”

拍照此年，正是谭嗣同刚至南京担任江苏候补知府一职之时。在任上，他数度拜访金陵名士，但却因“官路不正”而屡被拒之门外。甚至在上司召见时，刚能说上几句话，就已引得同僚猜忌和诟病。本来对仕途还抱有一丝希望的谭嗣同对此十分灰心，在给朋友的信里频频出现“困辱泥潭”“江南乞食”“孤寂无俚”等字句。

然而，虽对南京的官场十分厌弃，他却对相去不远的上海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上海，是当时“衰老”的大清帝国里最“年轻”的城市，也是西学传播的源头和“赛先生”上岸的地方。自1842年的《南京条约》将其作为通商口岸向开放之后，几乎所有冲撞旧秩序的知识和观念，都从这里传入、散播和发展壮大。

谭嗣同等六人合照的“光绘楼”照相馆位于上海福州路东首，当时上海的书报出版商、零售书店，几乎全都集中在这带。即便在今天，这条马路依然是上海著名的“书店街”。西洋书籍不断在这里被翻译、出版、销售，日复一日更迭的新思潮带给谭嗣同极大的思想冲击。在南京为官期间，谭嗣同每隔几个月就要去一次上海。他与友人参观中国最早的格致书院博物馆，到格致书室购买西学书籍，到西餐馆“一品香”聚餐纵谈，更是热心介入了《时务报》及其相关事务。

时务报馆亦位于福州路，由人脉极广的出版家汪康年负责经营，由满腹新知、文思敏捷的梁启超负责总撰稿。借助上海这片新天地所独有的信息资源、印刷技术和销售渠道，振聋发聩的维新思想得以进入广大士绅阶层的视野和心灵。《时务报》风靡一时，得到了来自各方的回应和支持。

在《时务报》成为维新运动宣传阵地的过程中，谭嗣同始终是各项活动积极的参与者。他不仅亲自为《时务报》撰写文章，还热心地为其推荐作者。更有趣者，谭嗣同素擅数学，他曾悉心研究《时务报》往年账簿，算出了销售额盈利平衡点，又为其长远发展制定了一整套销售计划。最后，这位热心的读者竟被《时务报》聘为了董理。

这张合影，正是谭嗣同与《时务报》诸人交游之印证。冲印之后，吴嘉瑞从上海将照片带至南京转交谭嗣同。对此，他十分喜爱，专程写信要求光绘楼照相馆将底片留好，以便于他“随时晒印”。他还开玩笑道，倘若有一天此照流落尘寰，不知其中姓名的“考据家”或许会将其称之为“大魏龙门磨崖碑”。随后，他将照片冲印多张随信赠予亲友。其中就有浏阳人刘善涵在收到照片后，题写了一则《题谭壮飞太守小像》：“图中左肩偏袒、右膝着地，手合十而气沉肃者，其我壮飞尊者乎？”，又“大地山河，了了到眼，见者莫不皆欢喜。”目前流传最为广泛的谭嗣同合十像，即为此照中所截取。谭嗣同曾将自己的部分单独冲印并在旁签名以貽他人。

他们合影的“光绘楼”照相馆开业于1890年，位于上海曾经的四马路，刚开业时，《申报》还曾刊登过其广告：“房宇宽敞，铺置雅丽，所照人物、山水、房屋、内外，均有专镜。且用药料、裱纸均系西国极品，而金水、银水尤为加重，故能耐久不退，与众不同”，这架老牌照相馆生意兴隆，不少名士高官都曾在此拍照留影。从谭嗣同这张合影的清晰度上不难看出，光绘楼相馆在当时的照相水准，是相当之高的。

1897：南京武士装像合影  

与前一张相比，谭嗣同的“武士装像”亦流传甚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上所选用的，正是此张。然而关于这张照片的前因后果一直鲜为人知，也未尝有人考证。

1897年5月，刚刚在南京著完《仁学》的谭嗣同还在江苏候补知府任上，当时，他的舍侄谭传炜（仲兄谭嗣襄之子）随宦在旁。谭嗣同膝下无子，但素来对兄长子侄疼爱有加，当时南京并无良师可以为传炜担任教书先生，苦无良策的谭嗣同只得临时让同乡好友刘善涵、黄颖初先后教授。然而这并非长久之计，经人推荐，他了解到家乡浏阳的邱惟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就在是月月初，谭嗣同写信寄往家乡，希望邱能来南京。

不出几日，邱惟毅如期而至。当时的谭嗣同住在南京东城墙之内的东关头街巷内，这里紧邻秦淮河桃叶渡码头，静谧秀美。秦淮河至此原有一座“利涉桥”，后被拆除，著名的“二我轩”照相馆就在此地。“二我轩”是一家老字号照相馆，创建于清光绪年间，总部在杭州，在南京亦有分店。是杭州最早使用“电光照”技术的照相馆，专门从事黑白人像拍摄与人物写生绘画。

初见不远万里、跋山涉水从故乡而来的教书先生邱惟毅，谭嗣同欣然表示愿意邀请其与小侄传炜一同来到家门口的“二我轩”照相馆拍照合影。在当时，这是一件非常“洋气”的事情，邱惟毅并没有经历过。

大约在1897年的初夏，谭嗣同、邱惟毅以及刚满九岁的谭传炜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算作他们师徒与家长关系的正式确立。照片正中央的，正是时年三十二岁的谭嗣同。他外穿月白色大氅，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腰，右手持剑，剑眉星目，气宇轩昂。左侧坐在椅子上的孩子怀抱一柄宝剑，正是谭传炜。而右侧身材颀长、手执洞箫，神情动作却并不太自然的那位，则是邱惟毅。

此后，谭嗣同又将此照冲洗多份，签名题字，赠予师友。他后来所执教的时务学堂中，有一位名为郑晟礼的学生十分有心地将此照留存下来，并在谭嗣同殉难后，将其赠予了谭传炜之子谭恒锐。于是，笔耕不辍、专擅谭研的谭恒锐在其后来所著的《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中记载了这件事的一些细节：“越年公居金陵，又有一照片，公中立外着长衫，内着武士装，左方立者为邱菊圃先生，手执洞箫，右方双手捧剑者为先父也，时方九龄。此像乃郑世伯（晟礼）见贻，郑为时务学堂学生。时余旅居首都，特将公照映出，分赠亲友，今人间流传武士装像，即此照也（像后有“金陵利涉桥二我轩”戳记）。”

在邱惟毅抵达南京之后，除去教授谭传炜功课外，他还协助谭嗣同撰写了一篇名为《浏阳麻利述》的文章，刊发于上海农学刊物《农学报》第十二册、十三册上。此文主要围绕浏阳的夏布苎麻工艺论述，谭嗣同称：“浏阳家家种麻，独嗣同未尝亲其事。适同县邱君菊圃、周君同溪同客金陵，得备询其法”。

除去上述合影之外，在谭恒锐的记载中，还存在一张谭嗣同少年时期的照片。彼时他的父亲谭继洵官至甘肃布政使，驻地秦州（今天水市），其军队驻扎在安定（今定西市）。谭嗣同于甘肃随宦，时常至安定军中历练。他曾于此拍摄过一张立于旌旗与兵将之间的照片，但非常可惜，此照已经遗失。据曾经亲眼见过的谭恒锐回忆道：“余曾见一模糊相片，旌旗行行，百余健儿罗立，公立其中。先祖母言，此乃公少年照片，无法复照。十九年兵燹后，不知浮沉何处。”

1898：长沙时务学堂教习合影

1897年10月末，由于陈宝箴的邀请，谭嗣同再也不愿在昏聩腐败的官场浪费生命，该年年底的腊月，他毅然辞官回乡，投身维新运动之中。这张“时务学堂教习合影”正是拍摄于他归乡之后第二年的早春三月。

在时务学堂的筹备时期，谭嗣同就发挥了许多不可或缺的作用。

早在1897年5月，为筹措学堂所需资金和购置学生使用的仪器，学堂创办者熊希龄和蒋德钧就来到上海。在得知两位老友来沪的消息，谭嗣同第一时间赴沪与他们会晤。谭嗣同素来对各类精密仪器十分熟稔，他热心地将杨仁山从海外购买的各类仪器转卖给时务学堂。在杨宅，谭嗣同亲自验看了天文镜、子午仪、经纬仪、纪限仪、叠测仪、象限仪、地平仪等各类仪器，并表示由时务学堂人员先行选购，方才应允将其余仪器售予其他求购之人。在他的帮助下，熊蒋二人收获颇丰，满载而归。

为防售罄，谭嗣同甚至还自行出资为时务学堂购买数百张图纸，并代为订购了一批几何模型。他还推荐熊希龄在上海洋行购买度时表、寒暑表、水银风雨表、空气风雨表、燥湿表、量风器、量雨器等十余种测量所需仪器，以及天文图、地学图、矿石图、电学图、化学图、百鸟图、百兽图、百虫图、百鱼图、重学图、植物图等二十余种图表。

除此之外，谭嗣同又力促杨仁山学习工程测量专业的儿子杨自超来湘担任时务学堂测量教习兼仪器管理员，将他从英国学到的测量知识传授予年轻的湖湘士子们。时务学堂中的学生可以享受到领先世界的教学设备与资源，与谭嗣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中国早期科学启蒙教育的点点星火，也由此传布开来。

仪器的问题解决完之后，熊希龄又看中了《时务报》总主笔梁启超，希望把他“挖过来”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然而当年仅有24岁的梁启超，却已名动天下。但对于《时务报》的顶梁柱，报馆总理汪康年却十分不情愿放走这个“大招牌”。

为此，熊希龄想到了素来与梁启超交好的谭嗣同。他连忙向谭嗣同修书一封，托付他劝诫汪康年尽快放人。接到这个任务，谭嗣同立马写好一封言辞坚决的信，表示如若汪康年不放人，自己将亲自去上海把梁启超“忤而豪夺以去”。以这种“抢人”方法，软硬兼施之下，汪康年终于松口，答应放人。于是，梁启超偕李维格以及同门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离开上海，前往长沙。

1897年11月29日，时务学堂正式开学，暂租用长沙小东街（今中山西路至三贵街一带）刘权之旧邸为校舍。熊希龄被湖南巡抚陈宝箴任命为学堂总提调，谭嗣同被任命为学监，梁启超被任命为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又与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杨毓麟担任中文分教习。李维格担任西文总教习，王史、许应垣为西文分教习。许应垣为数学教习，邹代钧为舆地分教习，杨自超为管堂兼测量分教习、杨福严为管仪器兼体操分数习。

执教之时，谭嗣同向学生阐发了不少民权民主思想，学生深受启迪，小小的学堂里埋下了不少革命的火种。然而，较为激烈的言论却引发了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以及劣绅叶德辉等人的不满。如火如荼的新政却蕴藏着一触即发的危机，体用之争的矛盾在暗中慢慢发酵。岳麓书院的一名名为宾凤阳的学生在无意中拿到了时务学堂学生的札记，并交予山长王先谦过目。看过札记后王先谦大为震惊，他认为这些激烈的言辞中存在着倾覆清王朝的思想倾向。于是，他联合了十余乡绅，拟定了一份名为《湘绅公呈》的上书，呈请陈宝箴解散时务学堂，并辞退该校教习。

在这种于新政、新学不利的情况下，谭嗣同深夜造访时任《湘学报》主笔的好友唐才常，请他入时务学堂执教，以声援势单力孤的梁启超，唐才常欣然同意，并在不久后就被添聘为中文分教习。

然而就在这时，梁启超却病来如山倒，不得不离湘治疗。在梁启超走后，谭嗣同与其他教习合拍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从左往右依次为：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榘甲、熊希龄、韩文举、唐才常、李维格。这就是为何此照中有唐才常无梁启超的原因。

并且，此照还有效印证了一个事实，即谭嗣同是否在时务学堂亲自任教之争议。观察此照不难看出，其中人员皆为学堂教习（如梁启超、李维格、唐才常等）、高层管理人员（熊希龄），如不在学堂任教似不能参拍此照。另外，在1981年的第一期《湖南历史资料》中还收录了谭嗣同写给学生林圭的札记批语：“侃侃而谈，深中时弊”。皮锡瑞的《师伏堂日记》中还有关于谭嗣同为学生出考题、定名次等记载，由此可见，谭嗣同亲自执教时务学堂，应为确凿。

在这张合影拍摄后的两个多月之后，谭嗣同即北上参与新政，后因不愿出走而遭清政府杀害于1898年9月28日。

谭嗣同身后图像资料稀如星凤，如有高明措意于此，不自珍秘，慨然刊布以为补苴，使天下慕其风概者得共瞻仰、研究、探寻其原委，实为功德一件。笔者幸甚，谨祷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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