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让眉丨痴骨千年同一束：说谭嗣同之《三鸳鸯篇》

维新论谭

谭嗣同自幼丧母，

沦陷于家庭悲剧的经历

使他生命呈现出一种与其他官宦公子

不同的苍然悲凉底色。

当身边的贵胄耽于眼前声色犬马，

他看到的则是浮华表象之下的悲哀。

关于谭嗣同的身世已有过

太多对于现有史料的解读，

然而其背后隐藏的真相却扑朔迷离，

个中细节更是无从探知，

只有谭本人所作《先妣徐夫人逸事状》

与散见于《谭嗣同研究资料汇编》中的

几篇回忆文章可窥一二端倪。

在写作《谭嗣同诗注》初稿的过程当中，

作为对诗语、典故都甚为熟悉敏感的

青年诗人李让眉，

屡能从谭诗中发掘出些许来龙去脉，

依旧，这位文学圈的“福尔眉斯”

将继续她的“探案之旅”，

通过谭嗣同的诗作《三鸳鸯篇》，

为我们探寻一段史料中未能记载的往事。

光绪十四年秋，二十三岁的谭嗣同在浏阳写下一首令人费解的诗，题为《三鸳鸯篇》。

辘轳鸣，秋风晚。寒日荒荒下秋苑。

辘轳鸣，井水寒。三更络纬啼井阑。

鸳鸯憔悴不成双。两雌一雄鸣锵锵。

哀鸣声何长。飞飞入银塘。

银塘浅，翠带结。塘水枯，带不绝。

愁魂夜啸缺月低，惊起城头乌磔磔。

城头乌，朝朝饮水鸳鸯湖。

曾见莲底鸳鸯日来往，忘却罗敷犹有夫。

夫怒啄雌。雌去何栖。

翩然归来，闭此幽闺。

幽闺匿迹那可久。花里秦宫君知否。

不如万古一邱，长偕三白首。

幽闺人去镫光寂，照见罗帏泪痕湿。

同穴居然愿不虚，岁岁春风土花碧。

并蒂不必莲，连理不必木。

莲可折，木可劚，痴骨千年同一束。

写这首诗前，谭嗣同已在甘肃兰州住了五年，这年回到浏阳是来参加乡试的。自三年前通过“录科”后，这是他第二次应考乡试，但结局却是再次不中——当然，从“寒日荒荒下秋苑”的景致看来，写这首诗时他尚不知道这个坏消息，而是正在家中和兄长一起等待放榜。

诗名本非乐府旧题，元代虽有个正宫调曲子名谓《双鸳鸯》，但显然与此诗并无血脉关联。而诗义也很是模棱，虽长，可既没有极通贯的气息，也看不出很清晰的剧情线——无此二者，歌行便没有存在的理由。

写这首诗时，谭嗣同年龄尚不大。但他十三岁学诗，此时虽还没摸进堂室，却也早已过了词不达意的阳台白道——以手写心，在这时的他而言并非难事。

然而这篇《三鸳鸯》却与他的手段能力并不匹配。

全诗虽然下字浅白，行气却吞吞吐吐，别别扭扭，仿佛每一句都在和自己较着劲，每一句又都安心不愿让人轻易看明白——可是尽管如此，诗人克尽终篇的拧巴却又清晰地传达着他一定要写下去的欲望。

我因这欲望对这首诗生出了好奇。

诗名鸳鸯，显是写夫妇的。全诗情节设置很是复杂，不但有二雌一雄三只鸳鸯，还出现了一只捣乱的城乌，四方打作了一团混沌。初读下来，读者或者只能感受到诗人不平的情绪与孤独的视角：我们看得出他极想表达一些感想，但找不到听者。

读者并不是这首诗的倾诉对象，作者自己也不是。倘一定要找方向，后文所有看似叙理的话只似都是对鸳鸯说的——三鸳鸯中那只被“夫”所啄，归栖幽闺的雌鸳鸯。“同穴居然愿不虚，岁岁春风土花碧”，它的结局是死亡——得与伴侣葬在一起的死亡。虽然由“居然”二字看得出，这种离居而同穴的结局终究是意难平的，且也颇令诗人不以为然。

谭嗣同与妻子李闰情深意笃，一生洁身自好，坚不肯纳妾蓄妓，更曾与梁启超创“一夫一妻世界会”，有“西人自命为一夫一妻世界，绝无置妾之事，岂非夫妇一伦之至正者乎”的言论，显然绝不会认可这种“两雌一雄鸣锵锵”、“万古一邱长偕三白首”的态度。但他在诗里，却还是对这只雌鸳鸯表达了极强烈的怜悯怀念（“照见罗帏泪痕湿"）、怒其不争（“幽闺匿迹那可久？花里秦宫君知否？”），和代位释然（“痴骨千年同一束”）等情绪。这种徘徊摆荡的杂绕与纠结，本不是性格刚烈，作诗素伤往而不复的谭嗣同所应有的。这不能不令人疑心：三鸳鸯篇所影射的人物蓝本，该与作者有着极亲密的关系，和极复杂的情感基础。

——全诗显写一男二女之庭闱纠葛，虽多委乎意象，但细节既详，体意亦密，断非以妾妇诗笔托言臣志的泛语（斯时谭亦未曾入仕）。诗作中的哀怜与怨怒已清晰地为作者树明了立场——他当然并非雌鸳鸯本身，但确是雌鸳鸯情感和利益的共同体，或者更清楚一点说，这首诗的视角来自雌鸳鸯的娘家人。

谭嗣同是有两个姐姐的，长姊已于他两岁时夭逝，次姊出嫁亦早，且从谭嗣同与兄长谭嗣襄在她去世多年后还曾去投奔姐夫家来看，兄弟二人对姐姐曾经的婚姻景境并无芥蒂——手足之间成家分户后，彼此家事的牵连本便很小。于是筛汰下来，一组婚姻关系能给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带来如此深远的情感震动，诗的谜底实已并不难猜——受了委屈的那只雌鸳鸯，只可能是谭嗣同的母亲。

浏阳是谭母徐五缘的长眠之地。谭嗣同写《三鸳鸯篇》时距她猝然离世落葬，已隔了十二年光阴。这十二年中，谭嗣同成婚、习武、备考、务学，看似人生大计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但站在多年后回头看时，他对自己丧母后这段时间的定调却极为灰惨：“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

话说得极委屈，也十分含糊。但虑及谭嗣同少壮时并无官职，夫妻情爱亦笃，“纲伦之厄”的指向实则很是分明——他所遭受的苦厄来源于父亲谭继洵。很多年后，朋友梁启超在《谭嗣同传》里为这段话做出了注解：“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长焉"。

从这两段话中，我们便能依稀看到《三鸳鸯篇》里一些情绪的由来了。

谭嗣同父母的姻缘缔结本是乡里一场出名的传奇。

说早年谭家为谭继洵聘订的正妻本是母亲徐五缘的姐姐徐庆缘，但因谭继洵未仕时声名无显，家业未振，遂为徐庆缘所嫌。双方庚帖已换，但长女坚持不从，无计可施之下，徐父只得转命小女五缘替嫁，以完谭、徐二家的前约。

徐父的决定为他留住了显赫的身后声名——他原仅为区区从九品国子监生，但最终“以尔婿克襄王事，貤赠尔为中宪大夫”，一跃受到了正四品的封赠；当然，徐五缘也代姐姐获得了一品夫人的诰封——但当然，那都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久到徐五缘自己都没能看到。

初嫁到谭家，徐五缘是过了很长一段苦日子的。谭继洵高中前家中十分清贫，她作为当家主母，也便不得不承担起所有家务。虽然幼子谭嗣同并不曾经历过那段艰难的生活，但因徐五缘常给他讲起昔时不易，他便也清楚地知道母亲在最好的那段年华，是如何在日继一日的“鸡鸣兴爨，泛扫浣涤，纫绩至夜分不得息”，“面拥一儿，背负一襁，提罂自行汲”的劳作里度过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被迫改娶妹妹的谭继洵对徐五缘临事救场和长期付出的真实态度，却很值得玩味。

于一个男子来说，青年以不得志而被人轻看实是极易进入骨血记忆的折辱——更何况这种嫌弃来自世代交好的姻亲。徐五缘再好，也终究不是原先聘下的那一个，而这样的临阵换人，便难免会被夫家以为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将就——甚至徐五缘的存在，实则都已是她娘家嫌贫爱富留在谭继洵身上的一块永不消灭的记认。

后人早已无从得知二人真实相处的样子，我们能看到的是，谭继洵升任京官，脱离了家乡的关系网后便陆续纳了卢氏、王氏、张氏、魏氏四房妾室。

其中魏氏年齿最少，但以卢氏最为得宠。

卢氏较谭继洵小二十四岁，比谭嗣同长姊谭嗣怀仅长两岁。她年轻美貌，且当是诸多妾室中最有理家才具的——几次主母不在时，均是卢氏代为掌家。而随着卢氏的得势，徐五缘也渐渐退入了后庭的阴影，将自己活成了一个标签里的贤妇。

中年的徐五缘在谭嗣同的印象里说不上可亲。他对母亲的描述是这样的：“先夫人性惠而肃，训不肖等谆谆然，自一步一趋至置身接物，无不委曲详尽。又喜道往时贫苦事，使知衣食之不易。居平正襟危坐，略不倾倚，或终日不一言笑；不肖等过失，折囊操笞不少假贷；故嗣同诵书，窃疑师说，以为父慈而母严也。”她极本分地恪行自己主妇的职责，也极决固地将自己反锁在了一张“正襟危坐，略不倾倚，或终日不一言笑”的面孔里。

她喜欢没完没了地对孩子絮说当年不易，也好在孩子不合心意时动辄打骂，谭嗣同很委婉地说这种教育方式令当时的自己“偶烦苦”——实则任何一个刚刚走到反叛期的小孩，恐怕都不会十分乐于亲近这样的母亲。

虽然谭家自谭继洵入京以来便早已显达，可徐五缘却仍在内室独自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她“食仅具蔬笋，亦不得逾三四肴”，“衣裳俭陋，补绽重复，有一线蕴衣，缕缕直裂，依稀出蕴，自嗣同知事即见之，卒末一易”。她每天夜里还是坚持如贫苦时般纺纱纫绩，致使谭嗣同的塾师听闻“纺车轧轧，夜彻于外”时还以为是谭家的“婢媪"在做工，万万想不到是斯时四品官员家的主妇力行亲为。

这样的长夜，她一个一个捱了过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徐五缘死在光绪二年。是时京中闹起了白喉瘟疫，一时“疠疫熛起，暴死喉风者衡宇相望。城门出丧，或哽咽不时通。”白喉病是乾隆年间出现的，又名烂喉痧，且极易致命。这次大流行中，最先被感染的是谭嗣同嫁在唐景崶家的二姐嗣淑。因白喉过人，唐家一时避之不及。是时徐五缘本已随任户部郎中的谭继洵住到了通州坐粮厅衙署，但因怕女儿无人照料，她还是冒着感染的风险赶去了城中。

她运气素来不好，照拂之下很快便也感染了喉风。女儿死后，徐五缘挣扎回到浏阳会馆，一病不起，不过四日便也撒手而去——这四天中，她的病又过给了两个儿子。

徐五缘死得疾遽，终景也很是凄惨。在记载文献中显示，她死在浏阳会馆的后室，而一日后，长子谭嗣贻却逝于通州（谓为“京邸”，当非会馆），谭嗣同昏迷三日不醒时也已是在坐粮厅中——这足可推见，徐五缘感染白喉后，谭家为求隔离，已先将两个男孩子带回通州，而只留了她一人在城中宣南的浏阳会馆养病待死。

从谭嗣同所自责的“染疫独厚，曾不能一起侍先夫人之困危创楚，亲承末命”不难看出，母亲临逝前并未得到很好的照顾。徐五缘怀着丧女的伤痛和对儿子的愧悔悬心凄凉离世，濒死之时，她床前没有一个亲人，甚至死后都久无人敢收殓——到欧阳中鹄受托冒死带人前去装殓时，她已故去多日。

这个后来被封赐一品诰命夫人的女人临逝时连一件像样的装裹衣服都不及换上。狼狈凄凉，实无过此。

通州这边，谭继洵怕瘟疫扩大，率余人赁屋别居，独将他以为能干的小妾卢氏留下照顾。为安卢氏之心，谭继洵立下遗嘱：“田产银钱，作四股分，……嗣同气息奄奄，死生莫卜，将来必为其立从，亦分一股，归大姨太太（卢氏）承管”，已隐有嫡妻死后，拟将家业与幼子一系相托之意。

但谭继洵的遗嘱也并未能如愿激励起爱妾的舐犊之情，反而或许令她生出了觊觎遗产的心思——卢氏怕感染疫情，对这个将死的孩子并不闻问，只任其生灭，最终还是老师欧阳中鹄前来照顾，频施汤药，方才将他从鬼门关中抢回。

白喉之病极是凶险，虽幸而未死，谭嗣同却仍卧病三月不起。醒转一月之后，谭继洵在家书中说起他时，仍谓其“现尚辗转床间，未能起立，仅食稀粥、蒸饼，喉间似有物阻，必因溃烂尚未生肉复元也”——不消细想也知，母亲死后，这个孩子日子必不好过。

卢氏素来与他不合，唐才常说“复生狷，遇卢氏辄嘿（默），而于其矜且横，不能恝置，悁悁之忿，常形于色。是以卢氏甚憎之，哭诉于敬帅，所以抵罅诋者无不至”，庶母嫡子间本有前怨，此时又多了濒死不救的后恚，二人关系自然更为恶化。欧阳中鹄曾在致友人书信中说：“谭生受厄家庭，毫无生人之趣。尝切戒勿使血气用事，充积至诚，不下数百次。能与子言孝，不能与父言慈……”由此不难见得，更令人心冷的是，在爱妾和幼子的冲突中，父亲谭继洵每每也并不肯站在谭嗣同一边。

于是，这个刚刚丧母丧兄的孩子只能眼睁睁地这个平素便“矜且横”的妾室取代了母亲开始掌家。行署的内室里，从此也再听不到深夜间轧轧的机杼声。

一纪之后，敏感别扭的小男孩长成了长身玉立的青年。

谭嗣同写这首诗时，父亲并不曾同返浏阳。他日夕所能见到的，只有同胞二哥谭嗣襄、留居浏阳的老家人，和母亲徐五缘的墓园——这次返乡前，他已在甘肃行署与父亲和卢氏共住多年，因此，这是他少有能避开庶母得以回想童年的辰光。

于是，在某次为母亲扫墓归来后，《三鸳鸯篇》也便应想而生。

“辘轳鸣，秋风晚，寒日荒荒下秋苑。辘轳鸣，井水寒，三更络纬啼井阑“。起言设境是常事，但我初看诗时很想不明白为什么他起兴要分派那么长一段给辘轳，毕竟这个意象虽然可托以“辘轳金井，落花红冷”的相思，可寄以“绠短汲深，力有不任”的无奈，但用在长辈身上总都略显唐突——更重要的是，它与后文的鸳鸯实在没有太多关联。

当我看到谭嗣同回忆母亲时多次提到的深夜纺纱的轧轧之声时，我才大略明白了他的用意。诗法而言，这样的起句无疑无理而沉赘，但谭嗣同并不在乎——甚至他任性而有些故意地放纵这种破格，也要给深夜鸣响的辘轳一段独立的空间，只因母亲在他的印象中，就总是伴着一种单调而稳定的声音出现在深夜里的。

深夜的纺车旁是徐五缘最孤单的时地，也是她持续倔强地宣示自己存在的途径——从日落，到三更，永不停息，也永无变化。辘轳声也好，纺车声也好，回环往复，轧轧不绝，此即一个常年不受钟爱的主母的心。

“鸳鸯憔悴不成双，两雌一雄鸣锵锵”，在辘轳的声音里，憔悴的主角出现，三鸳鸯的关系也被点明。雄飞雌从是恩爱，两雌一雄则必有人憔悴。卢氏是妾室，原并不适宜被与徐五缘并论，但历经十二年掌家，她如今的身份实已位如继室，故而令谭嗣同在意象代入时仍不自主地如临大敌——而从“鸣锵锵”也不难看出，当年的卢氏与徐五缘往来间甚至已不能维持表面上的相安无事，而是频发争执。

“哀鸣声何长，飞飞入银塘。”银塘鸳鸯，原是熟典，结合起纳兰容若一首《浪淘沙》来看，则更别有意味。

霜讯下银塘，并作新凉。

奈他青女忒轻狂。

端正一枝荷叶盖，护了鸳鸯。

燕子要还乡，惜别雕梁。

更无人处倚斜阳。

还是薄情还是恨，仔细思量。

纳兰词平易，无多可解，上片风刀霜剑，下片物是人非，无非是家事纷披，一场离恨——“屡见枯杨荑，常遭青女杀”、“百卉已随霜女妒”，青女本是善妒者，纳兰笔法虽曲，意思却明：银塘霜讯，均自妒来，谭嗣同以银塘鸳鸯为引，其意亦在于此。

“银塘浅，翠带结。塘水枯，带不绝”，始知结衣裳，不如结心肠。结带是成婚，塘水枯而带不绝，则自然是说婚姻已无法供母亲容身，但她却始终没有办法和离，只能一日日这般熬下去。

行文至此，逻辑与层次都是相对分明的，但后一段情节开始令人费解。

——我们找不到史料中的人物来对应那只出来搅局的城头乌。“忘却罗敷犹有夫”，粗粗看去，城乌似乎扮演了极不光彩的第三者形象，介入了三鸳鸯之间。这则不得不令人生出疑惑：倘如真有此人，真有此事，谭嗣同就是出于为母讳的想法，也断然不该这样明白地写进诗中，授人以话柄。

因这一节想不明白，我曾对这首诗是否真的指向徐五缘心存犹疑。但实则，要看明白这首《三鸳鸯篇》，诗眼便在这只“城乌”身上——而我也是偶然翻见李白的一首《庐江主人妇》后，方才想明此事。

“孔雀东飞何处栖，庐江小吏仲卿妻。为客裁缝君自见，城乌独宿夜空啼。”

这首诗是李白路过庐江郡天柱山时去一家官员家借宿时戏赠给其家中主妇的。言“孔雀东飞”，“庐江小吏”，是因为主人姓焦，李白便用焦仲卿的典故加以调笑：“你家夫君走了，该不会因为我来而生了你的气吧？”后两句则赶紧解释：“可是这家的主妇虽在为我裁缝衣服，心中挂念的可还是她的夫郎啊。我这种行旅路人，不过是城乌独宿罢了。”

为客裁缝，用的是《古诗十九首》中“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之意（“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不言，后文城乌独宿者，实也有大说头：张华在《禽经注》中有谓“乌之失雌雄，则夜啼”，古人认为乌鸦漆黑，不分雌雄，故而城乌之典，原是一种“本无雌雄之别，因无男女之欲”的剖白。

此说既备，回头再看《三鸳鸯篇》里时时处处提到的雌雄之争便要清明得多了——以无男女之分的城乌对照为男女情爱不均而苦恼的鸳鸯，是第一重映照；而城乌的介入致使鸳鸯离散，以无心间有意，这是第二重不平。从后几句的措辞中我们不难推想，落纸的史料记载之外，谭继洵与妻子间或曾有过一场由外人引致的误解，而谭嗣同特地取城乌留在诗中，实是专程在为受冤的母亲辩诬。

愁魂夜啸缺月低，惊起城头乌磔磔。城头乌，朝朝饮水鸳鸯湖。曾见莲底鸳鸯日来往，忘却罗敷犹有夫”。意象对应拆解之后，事情的前因后果便极为明白：徐五缘因谭继洵纳妾而镇日伤怀，因此伤心自苦，或有位寄居家中的幕客出言安慰，却因心底无私，未拘大防，致使谭继洵大为恼怒，遂有了“夫怒啄雌，雌去何栖。翩然归来，闭此幽闺”的结局。

这段情节的文字无疑是毛躁不顺的：“愁魂夜啸”用以形容雌鸳鸯，不免太过苍烈，而“罗敷有夫”的人典回射到鸳鸯的一组关系里，也显得不伦不类——此事既关联女子名节，又涉长辈，难免诗人既想清辩，又不得不含混其辞，造成了语意模棱。

城乌原型的真实身份早已掩藏高置，但结合一些文本资料，后人其实也有合理猜测的空间——“城头乌，朝朝饮水鸳鸯湖”，这位曾招致误解的人，当是依托谭家谋食的常住之客。“曾见莲底鸳鸯日来往”，亦显然其住所与谭氏夫妇的后庭不远，能看到其妻妾处境。

参看谭嗣同在《先妣徐太夫人逸事状》中所述“家塾去内室一垣”，我们或可猜测此人正是谭家为孩子念书而延请的塾师。

在欧阳中鹄前，谭嗣同曾有过另一位塾师。回忆起母亲深夜纺纱的劳苦时，谭嗣同提到了这个人——“塾师云南杨先生，闻纺车轧轧，夜彻于外，嗣同晨入塾，因问汝家婢媪乃尔劬耶？谨以母对，则大惊叹，且曰：'汝父官郎曾十余年，位四品，汝母犹不自暇逸，汝曹嬉游惰学，独无不安于心乎？'"在回忆母亲的文章里，谭嗣同只提到了这一个外人，且写法十分板式——仿佛是刻意要提一笔先生对徐五缘敬意的光风霁月，天日可表一般。

但用力既猛，则反见其事之当意。写《先妣徐太夫人逸事状》时，谭嗣同已年届三十。不同于《三鸳鸯篇》中声情并切的辩白，此时的追述已相对缓稳，但为母伸张之意，其实并无变化。

他的诗与文，其实都是抱着那只“怒啄雌”的雄鸳鸯能看到的心态在创作，那个为母亲抱屈的小男孩，实则一直都藏在谭嗣同的心底。

回归诗文。徐五缘本便为丈夫纳妾而心有不欢，再无端被扣上一层不贞的猜疑，自然心思便全灰了。她从此闭居幽闺不出，“正襟危坐，略不倾倚”——前文的秋宵辘轳，正是闭居景境的返还插叙。

写至此节，谭嗣同的不平之意便勃然欲出。“幽闺匿迹那可久？花里秦宫君知否？不如万古一邱，长偕三白首。”母亲淡出之后，卢氏左右逢迎，气焰渐盛——秦宫者，粱冀之嬖奴，又与梁妻孙寿相好，三人亦可讽之为“三鸳鸯”，但最终小人秦宫的下场却并不坏——李长吉有谓“皇天厄运犹曾裂，秦宫一生花底活”，谭嗣同冷眼看卢氏日益得势，固生此怒母之不争之意。躲避能躲避多久？还不是白白将好处都让与了小人？而他给出的解决方法也十分稚气：既然已成三人之局，那又何必退让？还不如天长地久地斗下去，输赢之说，也未可料。

可最终的结果是母亲孤独地死去了。“幽闺人去镫光寂，照见罗帏泪痕湿”，化用李白“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然因其人去，凄凉之意倍盛——无论曾经心恨过谁，此时都已再无意义。

以其死，母亲却获得了最终形式上的“胜利”：“同穴居然愿不虚，岁岁春风土花碧”——白喉病发死后，徐五缘得欧阳中鹄题写墓志，并于一年后归葬浏阳。谭继洵次年告假，亲自回乡为夫人修墓，不可谓不尽心——墓园至今存留，石雕选材极佳，刀法造型亦好，当然，此处也终将是他的葬所，而卢氏，没有资格随葬。

谭嗣同最终以精神胜利法写下了自己悻悻的感慨：“并蒂不必莲，连理不必木。莲可折，木可劚，痴骨千年同一束。”并蒂莲也好，连理枝也好，终究只是生命附着时的某段状态。莲花可以被折断，枝叶可以被砍伐，但只有死去同归一处，才是真正的长相厮守。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反击对于尚且活着的卢氏恐怕毫无威胁——或许连说服他自己都很难，但作为人子，谭嗣同却不得不硬扛着自己的不认同，给这首诗留下一个这样的尾巴。

这是他对再也无缘得见的母亲一点迟来且无力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