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烈士的谭嗣同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

两天前，谭嗣同由上海启程乘船至天津口岸，宋恕为他饯行。送别时，宋恕再三劝他远离政治，“不如早归”。然而劝阻无效，宋恕在日记中留下了“此公精研佛理，素能打破生死关头”的叹惋。临行匆匆，对于久未谋面的孙宝瑄等几位朋友，他叮嘱宋恕代为问好。孙宝瑄曾在与谭嗣同、梁启超、汪康年、宋恕、胡惟志、吴嘉瑞的一张名为“竹林七贤”的合影背后留下“幻影本非真，顾镜莫狂走。他年法界人，当日竹林友”之偈语，而此时，他们将再无缘“把臂同游、樽酒谈禅”。

120年前的此时，谭嗣同孤身一人泛舟海上。倒海翻江与惊涛骇浪之中，奇幻频现与星辰流转之间，或许是他内心与宇宙最为接近的时刻，一切哲思将从此发隐。世界日新月异，海上瞬息万变，乘桴必有新获，他将去勇于追求那并不确定的前程与命运。

经过多天的海上航行，谭嗣同终于抵达过天津港口。在天津，他在谭延闿介绍下与福建人林旭相结识。当时，23岁的林旭正与18岁的谭延闿在酒楼间对饮，忽听隔壁传来一阵“有君无臣，奈何！”的长吁短叹，两个少年起身一看正是独坐此间的谭嗣同。谭延闿连忙将他唤来对坐，三人“高睨大谈，一座尽倾”，未曾想的是，林旭后来竟与谭嗣同并为军机四卿之列，做了13天的同僚。

这天谭嗣同终于抵达北京，并居于浏阳会馆内，等待光绪帝的召见。浏阳会馆是谭家在京的居所，1867年由谭继洵以1292两白银购置，谭嗣同少时曾在这里启蒙读书（号内回复“浏阳会馆”可见介绍）。

抵京后，他邀请老师涂启先至京共襄变法，然而大围先生因年事已高，只好遣其子涂儒翯代为前往。小编曾去专程拜访过涂氏后人涂逸群先生，在他提供的《父亲涂经俊遗留的先祖资料》中发现一则涂焕陶所撰《涂启先简介》，其中就有这则记载。

这已经是谭嗣同抵达北京的第三天了。在京期间，他几乎天天与友人们来到宣武门外上斜街徐致靖的家中会谈。时任内阁学士的徐致靖是个老戏迷，他的外孙许姬传曾是梅兰芳的秘书，在回忆录《七十年见闻录》中记载了大量关于谭徐旧闻。雅好昆曲的谭嗣同常邀请徐致靖唱《长生殿》中的《酒楼》一折。这出在洪昇的原本中名为《疑谶》。所谓“谶”，是指所说的预言恰好应验。正在酒楼上控诉对把持朝政的安禄山不满情绪的郭子仪，恰好此时看到众朝臣到杨国忠家贺新居，又看到被封东平郡王的安禄山飞扬跋扈地走过楼下，十分愤慨，他怀疑这是一桩“谶语”。谭嗣同喜好这出，或许也有前几日在天津酒楼与林旭偶然相识的缘由在其中吧。

已经抵达北京一周有余的谭嗣同，忙里偷闲为自己远在家乡的妻子李闰写下一封家书：

夫人如见：

在鄂连寄数信，嗣于六月十六日起程，本月初五日到京，事之忙迫，殆不胜述。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幸体气尚好，精神极健，一切可以放心。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

寄上《女学报》及女学堂书共一包，此后如欲看《女学报》，可开出卖报之处，请唐次丞托人去买。唐如不能，可径托大兄设法在上海购买也。或函托泰生弟更好。我十七、八可引见。此上，即颂坤安！

复生手草七月十一日住浏阳会馆

信末问及“即颂坤安”，这是一种专门对于女性的问候语。后署“ 复生手草”，及“七月十一日住浏阳会馆”。在谭嗣同的所有书信中，只对李闰一人使用过“复生”的署名。

光绪帝在这天下了一道谕旨，诏命将“督抚同城”的巡抚全部裁撤，于是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纷纷“下岗”，为官几十年的谭继洵就此卸下了湖北巡抚的职务。有很多观点认为谭继洵裁官和其子嗣同的维新举措不无关系，其实并不然。七月初七，岑春煊以太仆寺少卿的身份递呈《敬陈管见伏冀采择折》，针对岑春煊的建议，光绪帝才颁布上谕，此时谭嗣同还未入京。所以，谭继洵被罢官是因为“督抚同城裁撤巡抚”之政策，也绝非受其子变法失败之连累。

半夜两点，谭嗣同与张荫桓、郑孝胥由东华门入紫禁城，在乾清宫廊下板屋内等候光绪帝召见。清晨，自谭嗣同跨进殿门，和皇帝目光相接的一刹那起，光绪帝就明显感到这个与他年岁相近的人，有一种与其他王公大臣们截然不同的气宇风度，他轩昂潇洒，不卑不亢，却又有一种高远清冷之感。召对时，谭嗣同纵论时弊，光绪帝亦口谕其“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对于任用谭嗣同，皇帝实则有着一些考虑：他学贯中西，力主维新，对中外政治制度深有研究；且在湖南维新期间，已证明他才干卓伦；他又是督抚大臣的公子，其父谭继洵老成持重，在朝中人缘尚好，擢用其子，或不会遭到太多反对。当日，光绪帝即下诏，着赏加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这是军机四章京入值第一天，也是学习日。然而当他们来军机处报到的时候，看到此处的办公桌案满汉分列，于是来到汉案前就坐，却被汉族同僚以“我辈系办旧政者，请他往”的借口而赶走；来到满案，又遭到了满族同僚以异族而不准落座的勒令。于是，他们只得将桌案设在了满汉两案中间。在这样充满敌意的艰难环境中开展工作，谭嗣同深感京中保守势力远比自己想象的强大，新政举措可能比湖南还要举步维艰。

新任四军机章京于本日正式当值。军机处，是清代辅佐皇帝的重要政务机构。其职权为每日晋见皇帝，商承处理军国大事，并以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级官员发布指示。当时军机大臣被称作是“大军机”，其僚属称为军机章京，也就是“小军机”。刚刚上任的四位“小军机”，他们的职责是“参预新政”。司官士民的上书或条陈，将直接下发给他们，先由他们添加签语，再将上书中的有价值的内容上交“议复”。他们处理的文件在帝国的政治中虽不是最为重要的，然而一旦皇帝同意他们的“拟签”时，他们实际上行使的就是皇帝的权力，这样的工作性质与明代的内阁十分相似。他们四人分作两班，轮流当值：杨锐与林旭为一班，谭嗣同与刘光第为二班。而他们当年工作的地点现在还存在，位于故宫隆宗门北侧的“军机章京值庐”。

这天是谭嗣同与刘光第军机处的轮值日。本日内，总理衙门和户部一共代奏了五件条陈以及两种书，两人在当日内全部顺利处理完毕。不难看出，他们对于新政已是较为熟稔。然而，仅仅四人的军机章京小班子却并不太平，时有龃龉发生。比如来自四川绵竹的杨锐与谭嗣同、林旭的关系就十分紧张。飞扬跋扈的杨锐是张之洞的亲信，对维新派排挤有加，与谭嗣同等人素来政见不合，常在签拟条陈意见时发生争执。谭嗣同愤然与他争论，然而他却并不搭理。新旧之争的态势渐渐明朗起来，一场更大的腥风血雨还在等待着他们。

湖南举人曾廉上书弹劾康有为与梁启超，光绪帝遂将上书交由谭嗣同逐条批驳。为保康梁无罪，谭嗣同表示如曾廉之言属实，自己情愿首先坐罪。这就是著名的“百口保康”。虽然这份条陈最终被谭嗣同压了下来，但新旧两党已是充满了火药味。势单力薄的维新派在朝中支持率本就不高，此时更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

自变法之始，光绪帝几乎每日都有新政颁布，然而地方督抚官僚却借词推脱、敷衍塞责、犹豫观望，变法法令大多成为了一纸空文。于是在这天，光绪帝特拟上谕，并令各省督抚将其刊刻誊录，悬挂在衙署大堂中，以供众人观阅。这道被梁启超称为“国朝第一诏书”的上谕，正是出自谭嗣同的手笔。

光绪与慈禧两派之间正式的“摊牌”，始于一次关于是否开懋勤殿的争论之中。试图改变帝国根本政治体制的维新派们希望能在朝中设立懋勤殿，并选取十位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作为顾问官，共议帝国各项制度。这其实是借懋勤殿之名，而行制度局之实，最终的目标是建立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新政决策机构。为此，光绪皇帝特意将《历朝圣训》授予谭嗣同，让他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召开懋勤殿的典故，以此草拟一份上谕。通过这件事，谭嗣同察觉出了帝后之间真正的关系。他感受到皇帝无权的无奈现状与慈禧把持朝纲的政治手腕。变法的愿景，看似是花圃，其实却是沼泽。

光绪帝在颐和园玉澜堂中召见了袁世凯，破格加封他为候补侍郎，责成其专理练兵。这次擢升正是是源于谭嗣同的推荐。听闻此讯后，康有为与梁启超十分欢喜，认为“天子真圣明”，正是联袁好时机，决定请袁世凯勤王。然而，谭嗣同却并不赞成联袁，在与几位师友的会议中，他决定飞电唐才常偕同他原来培养的会党死士迅速入京，襄助变法。从这两件事不难看出，谭嗣同在很早就意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

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矛盾因为懋勤殿之争而再次上升到新的态势。为了缓解矛盾，光绪帝只得明谕变法核心人物康有为迅速出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然而，同样在这一天，御史杨崇伊跑到了颐和园，他上了一道奏折，哭请慈禧太后出面训政。庆王、端王也发出了相同的恳请。正是这样的奏折，促使慈禧太后彻底作出决定——她准备回到紫禁城，问责光绪帝。

光绪帝让林旭传出密诏，令康有为即速出外。为此，谭嗣同、林旭、康有为、梁启超、徐仁铸等商议联合袁世凯起兵勤王。康有为将谭嗣同拉入内室，动员他夜访法华寺，说服袁世凯去进行一项惊天的预谋——诛荣禄、围颐和园、杀慈禧。一向冷静的谭嗣同当即表示怀疑，但在胸有成竹的康有为面前，他还是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一重任。当晚，谭嗣同一袭玄色长衫，踏着月色，独自纵马来到法华寺门前。不待人传请，他信步走入寺庙内庭。一见到袁世凯，他当即抱拳，开门见山说明来意。他说皇上现有大难，荣禄阴谋废立弑君，唯袁世凯可以救之。他拿出光绪帝密诏为证，要袁世凯率部在天津小站宣读朱谕，将荣禄就地正法。并迅速率兵入京围颐和园并守卫皇宫。谭嗣同又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并表示“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如若袁世凯不应允，他便当即与其同归于尽。面对袁世凯百般搪塞，谭嗣同再三催促他立即决议。袁世凯明白他此行必不空还，且他腰间衣襟高起，似乎藏有枪支匕首。于是，他佯装应允，表示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自己必竭尽全力。虽有隐忧，但天真而豪爽的谭嗣同还是信服了袁世凯。走之前，他对袁世凯表示“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一场充满着异变与阴谋的会面，即将这座位于报房胡同的寺庙内外上演。

从法华寺归来的谭嗣同早上见到了前来拜访的毕永年，并对他说出了对这盘生死博弈的隐忧。毕永年意识到即将事败，决定辞行赴海外。走之前，他劝说谭嗣同不要徒死，一起同行，却被谭断然拒绝。当天，已经做好留下准备的谭嗣同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称“英俄开战，各国兵船布满北洋，恐有奇变，缓行为妙”。他深感京城政局难测，为了阻止父亲进京述职才不得不出此下策欺骗隐瞒，这被陈庆年记载于《横山乡人日记》中。

到了晚上，发觉大事不妙的康有为火速搬离南海会馆，住到了城外的金顶庙。谭嗣同微服前往与他会面，或许商议了关于“去留”的问题之后，遂折返城内浏阳会馆，而康有为则在翌日早上离京出逃。

清晨天还未亮，康有为急匆匆离家出逃，他由永定门车站乘火车至天津，再至天津塘沽。情势已然大变，长住在南海会馆的谭嗣同也迁回了浏阳会馆居住。

上午，袁世凯再次请训上奏，他向光绪帝暗示慎重用人，以防酿成大变，这或许正是针对前夜谭嗣同访法华寺之为。召见完毕之后，袁世凯亦乘坐11点40分火车赶回天津，并于下午3点抵达。随后，他谒见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但碍于正好遇到其会客，他只好对荣禄声称“康有为结党营私”，但却并未告发谭嗣同夜访一事。政变已是一触即发，迫在眉睫。

这一天，政变终于发生，慈禧太后宣布训政，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她下令抓捕康有为兄弟二人，然而康有为已出逃，官兵只抓到了躲在南海会馆煤灰渣中的康广仁。

此时，谭嗣同与梁启超正在浏阳会馆，听闻抄捕消息，两人立即前往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住处，请他设法保护。李提摩太劝说二人出走，谭嗣同断然拒绝。之后，梁启超前往日本使馆面见公使林权助，后又返回浏阳会馆。只有二十五岁的梁启超并没有像他的老师一样仓皇出逃，谭嗣同也刚好在这一天的清晨拒绝了同乡毕永年的出逃忠告，他并无一刻动过出逃的念头，早已决心以身殉难。谭嗣同劝诫梁启超离开，勿做无谓的牺牲。他表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这晚，这对挚友彻夜长谈。知道事情已再无挽回的余地，他们谈论的不再是政治局势，而是过往的回忆与超脱的佛理。分手时，谭嗣同将《仁学》手稿及家书信件交予梁启超，并与他道别：“诸事就绪，无所萦怀，长为别矣！”随即，二人以拥抱诀别，泪水盈眶，三去三回首。这一去，将是生离与死别。

谭嗣同拜访林旭。他表明自己甘愿赴死，林旭亦表态自己也不会走。之后，谭嗣同又来到上斜街徐致靖宅，徐老留他吃饭。席间，当问及他的打算时，谭嗣同拿起筷子在头上敲了一下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我谭某开始吧。”徐致靖后来评价：“谭先生在临危时，谈笑自如，慷慨激昂，真豪杰之士。”他的次子徐仁录亦曾评价谭嗣同是个“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不知是否出于谭嗣同之感染，徐致靖在面对前来抓捕的官兵时，从容自若，无半分惧色。

回到会馆，谭嗣同找了个借口，让借住在此的杨仁山长子杨自强离开北京，以免牵连，并托他带给杨仁山一句话：“告诉老师，西方再见了。”

大刀王五表示愿保谭嗣同逃亡，谭答以“死耳，何行为？”执意拒绝，又将配剑赠予王五。古时习武之人佩剑从不离身，除非到了生离死别之时。分别时，谭嗣同嘱托王五一旦自己入狱，切莫设法施救。他求仁得仁，早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诀别之时，王五悲伤泪落。

一切停当，谭嗣同大门中开，坐在家中静待捕者。宁乡人钱维骥是他见到的最后一位友人，在他无处可去时，谭嗣同主动邀请他在浏阳会馆过夜。他陪伴谭嗣同度过了被捕前的最后一个夜晚，两人彻夜长谈。

凌晨，谭嗣同检点数月以来亲友信件，并一一焚毁。又模仿父亲的笔迹，写下一封斥责自己不忠不孝并声称断绝关系的家信。后来慈禧太后阅看此信后曾说：“湖北巡抚谭继洵，原非平日不训饬儿子者。”因而，谭继洵得以豁免。在新旧矛盾最为剑拔弩张时，谭嗣同曾说过为新政而“不惜杀身灭族”，最后关头，他却以一己之力保护了所有家人朋友无一人因他而受到株连。夜晚，武人胡致廷劝他逃离，再次被拒。清早，已得知“围园劫后”预谋的慈禧太后当即下达抓捕张荫桓、徐致靖、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的谕令。

这次谕令的下达，比上次抓捕康有为的谕令晚了整整三天。历史，曾给过谭嗣同三天的逃亡时间。

黎明，步军统领崇礼率兵闯入浏阳会馆。彼时，谭嗣同正送别乡人钱维骥出门，迎面遇上官兵。他镇定自若，甚至延请官兵至客厅怀旧雨轩。崇礼出示抓捕令，谭嗣同神色不变，从容起身，整肃衣冠，并对缉捕者拱手抱拳为礼，随之被缚而去。被捕之后，他先由步军统领衙门收押，随后移交刑部大牢南所头监。

谭嗣同入狱之后，狱中条件非常恶劣，且他自幼身体不好，自接到皇帝召见谕旨以来，更是患上了较为严重心肺疾病。关于其病历，谭嗣同曾于本年闰三月致欧阳中鹄信中言及：“嗣同归来，感受风寒，疲顿已极”；欧阳中鹄又于五月与他晤面时看到“其晦气满面，又内伤症已见，干咳不能寐，肝气横烈，知必有祸”；至武汉后，又曾“卧病十余日”，却依然致函欧阳中鹄表示愿意“此生犹赘，当力疾一行”；八月毕永年又有记载声称他因过劳而病剧，严重到甚至连寻常谈话都无法坚持进行；与梁启超分别时，又曾以“我有肺病，寿命不会很长了”作为劝其出走的托辞。可见此症由闰三月至八月一直未见好。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身体每况日下，时值九月，就写信让家人将最厚的衣服被褥送进刑部大牢：

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谭家人胡理臣、罗升：

送来厚被窝一床，洗脸手巾一条，换洗衣裤并袜子脚布一套，紫棉马桂一件，棉套裤一双，笔墨信纸并白纸等件，枕头一个，呢大帽一顶，靴子一双，扣带一根，均同来人送来为要。

主人谭复生字

因狱中艰苦，这天，谭嗣同于刑部狱中通过浏阳会馆谭家仆人胡理臣、罗升传信给大刀王五，让他设法通融招呼被捕诸同志的食宿：

来信知悉。尔等满怀忠爱，可嘉之至！谢得军机折，不用递了。昨送来各件，都不差缺。我在此毫不受苦，尔等不必见面，必须王五爷花钱方能进来；惟王五爷当能进来。并托其赶快通融饭食等事。湖北电既由郭寄，我们不必寄了。戈什可回湖北。昨闻提督取去书三本，发下否？

谭嗣同入狱的第三天，他第三次写信给两位家仆，并请军机章京郭之全电告父亲谭继洵：

速往源顺标局王子斌五爷处，告知我在南所头监，请其设法通融招扶。

再前日九门提督取去我的书三本：一本名《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二本《名称录》，现送还会馆否？即回我一信。

我遭此难，速请郭之全老爷电告湖北。此外有何消息，可顺便告我。

主人谭复生字

12年后，汪精卫也曾被监禁在同一座牢中。他曾听狱卒说起过戊戌众人的情态：林旭在狱中时时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流涕：“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而谭嗣同意气自若，终日在牢中绕行，他时而拾得煤屑，在墙壁上写画。狱卒不解，问他所作何为，谭嗣同笑曰：作诗耳。家喻户晓的《狱中题壁》就是此时所作，其中所联想为东汉时期，士大夫因反对宦官、外戚专权而遭受迫害的“党锢”事件。

此诗后两句存有争议，根据刑部官员唐煊的日记，原版本为：“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清晨，梁启超乘坐日本“大岛”兵船出走，他在船上还不忘给伊藤博文和日本公使林权助写信，请求日方设法营救被困狱中的谭嗣同与徐致靖、康广仁等人。

这已经是谭嗣同入狱的第四天，据《中外日报》记载，被移交刑部后，谭嗣同曾“慷慨大言，谓丈夫做事，自愿以一身当任，何必牵涉株连云云”，可谓对清政府的专断作以了最大的反抗。

在狱中，谭嗣同亦放心不下远在故乡的妻子李闰，他写下两封绝笔信。遗憾的是，都没能留存下来。二十六日与二十七日，慈禧连发两道谕旨，派军机大臣等对被捕诸人严行审讯。

在未经任何审讯的情况下，慈禧以“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的罪名，宣布了对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位章京以及直言上疏请慈禧撤帘归政的御史杨深秀、康有为胞弟康广仁六人斩立决的命令。刚毅为监斩官，步军统领崇礼调兵在前门一带布防，刑部预备囚车及刽手、青衣等差，提六人至提牢厅跪听上谕，六人约在午后四点左右押往刑场。临刑前，谭嗣同对监斩官刚毅喊道：“吾有一言！”刚毅躲避不听，却令他北跪谢恩，谭嗣同拒不屈从，怒目而视，大声斥责：“有何恩可以谢！”

面对着他从小长大的宣南，面对着他曾写下“西山晚晴、翠色照地”的夕阳，面对着对他迎来送往的白杨，面对着支离破碎的家国和他深切爱着的人们，他大声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一生执着追求“仁爱”的谭嗣同，在33岁的年纪里，终是再也没能走出不仁的十九世纪。然而他求仁得仁，已是此生无憾。

当晚，谭家家仆刘凤池趁暮色苍茫街上行人稀少之时，和他的儿子用芦席收敛遗体扛回浏阳会馆，买好棺椁，并放置在后院正厅之中。只进行了103天的戊戌变法，也在屠刀落下的这一瞬间，正式被宣布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