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送书丨姗姗来迟的《谭嗣同年谱长编》

原创张维欣维新论谭

“”

《谭嗣同年谱长编》

Chronicle editor of Tan Sitong

谭嗣同（1865.3.10—1898.9.28）

他33岁的生命短暂到转瞬即逝，

如今刚刚拿到样书的我，

也恰好即将要满33岁。

在这与他同样的年纪里，

经过6年、10余校次，

资料收集、书堆埋头、实地踏访，

我终于看到了这本封面有着他巨大签名的、

撕开塑封是我闻过最好闻的书香的、

烫金而厚重的《谭嗣同年谱长编》。

那么，每一个拥有这本书的人，

都等于拥有了他一个俊逸洒脱的签名。

谭嗣同是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

也是处在近代民主进程

和时代剧变中的知识分子代表。

研究谭嗣同个人，有助于考察晚清

知识分子思想裂变中的矛盾与冲突、

群体与分化、进步与反复等各种现象。

他的生平，是梳理维新运动、

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线索；

他的思想，代表了危机中近代知识分子

从改良到革命、从旧学到实学的思想转型，

从经世之学到绅权理论的演变，

也是近代大乘佛学、今文经学、

自然科学三大思想主流的体现；

他的精神，则更是感召着此后

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为

国家民族强盛而贡献力量。

谭嗣同一生精勤倥偬，

却无日记留存，资料分散，

随着对谭嗣同研究的日趋深入，

很多新的资料得以发掘，

且众多近代著名人物

几乎人人皆有年谱长编，

而谭嗣同还未曾有。

为不留遗憾、不输他人，

《谭嗣同年谱长编》极有必要，

这就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初衷。

本书将文献史料系日排比，钩稽考订，

除常见史料如《唐才常集》《梁启超全集》

《谭研资料汇编》《汪康年师友书札》

《湘报》《时务报》《湘学报》等外

亦有以往研究中未曾运用的史料，

如夏曾佑、唐煊、谭延闿、刘人熙、

缪荃孙、孙宝瑄、宋恕、郑孝胥等人日记，

黄彰健、杨步伟、黄宾虹、龙永宁、

黄慕兰、陈庆年、石陶钧等人回忆录，

《盛宜怀未刊信稿》《苏曼殊文集》

《傅兰雅档案》《东瓯三先生集补编》

《刘锦棠奏稿校证》《刘善涵集》

《八指头陀诗文集》《琴旨申邱》

《申报》《知新报》《点石斋画报》

等图书报刊，以及一些稀见海外史料

如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陆军省大日记》等

本书用以事系日的方式厘清了一些

稀见、难证、谬误、存疑的史料，

如：谱主诗作及信札系年系日；

刘锦棠奏保谱主奏折及始末；

浏阳算学社、算学馆建成过程及始末；

谱主与梁启超、黄宾虹、大刀王五、

夏曾佑、吴樵、杨文会、康有为、

茅谦、江标、傅兰雅等多位师友

结识时间、交往过程、以往文献辨误；

与谱主相关的地点之旧址考证；

谱主遗照拍摄时间与地点考订；

谱主参与经元善女学堂事宜考订；

湖南维新运动新旧之争中的具体过程；

《仁学》撰写与刊发具体过程；

谱主所在的江南筹防局具体情况；

谱主在时务学堂、南学会中参与程度；

谱主在戊戌变法中具体参与程度；

谱主受张之洞委派赴日始末；

戊戌政变发生后谱主是否至日本使馆、

何时与梁启超诀别等存疑事件；

谱主夜访袁世凯具体情况过程；

政变发生时谱主具体何日被捕；

《狱中题壁》诗原始版本考订等。

翻开《年谱长编》，

先来看看介绍谭嗣同生平的前言。

这篇小文章可以让你快速、全面、准确地

了解他三十三载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

这是思想家、诗人和侠士的一生，

是笔耕不辍而又剑胆琴心的一生，

是热烈如火而又纯洁如雪的一生，

是“芬芳悱恻”而又“勇猛精进”的一生。

喜欢的话就看到文末吧，

评论本文集赞就能免费获得！

规则在最最最后！

扉页

内封

书脊

增补校样

校改记录

校改校样

《年谱》前言

谭嗣同之生平

先生讳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又署名东海褰冥氏、华相众生、寥天一阁主、通眉生等，湖南浏阳人，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人物、诗人、教育家。清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1865年3月10日）生于北京宣南，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在戊戌政变中殉难，时年三十三岁。

先生殉难之年为戊戌纪年，历经一百二十余载的今朝，回应与致敬先生的思想与生平，乃我辈所当肩负之责任。为先生编写一部翔实而尽可能准确的《年谱长编》，既有必要，亦当其时。

先生出生于仕宦家庭，于族谱内排行第七，被称为“七公子”。父谭继洵（1823—1899），字子实，号敬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坐粮厅监督；后由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升任甘肃按察使、布政使，官至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母徐五缘（1830—1876），一生勤俭，持家有方，教子甚严。

先生虽出身封疆大吏之家，但少年家庭生活并不温暖。幼年被父妾卢氏所虐，12岁时又因白喉瘟疫而遭遇“五日三丧”，母亲、长兄、二姊先后染疫身亡，他本人亦未能幸免，昏死三日后复醒，因此父亲为之取字“复生”，意为死而复生。稍长，其感情最为深厚的仲兄亦病故，先生屡遭“创巨痛深”，故而多愁易感，忧思怆然。他后来回忆道：“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少时之经历使他体验到封建礼教的虚伪与黑暗，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怀疑和反抗的种子，亦磨砺了他任侠豪迈的性格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先生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先后师从欧阳中鹄、刘人熙、涂启先等浏阳名儒，研习儒家经典、史部文献，诗词古文，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他最初深受桐城派影响，文章笔法与桐城古文风格十分近似。后博览群书，见识广博，逐步摆脱桐城派窠臼，转而喜好魏晋“沉博绝丽”的骈文，文风为之一变。先生在诗歌和散文创作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其文曾得蔡元培、胡适等文学大家之赞赏，早年诗文大多见于《寥天一阁文》及《莽苍苍斋诗》集中。在时人孜孜以求科举功名的时代，先生却自幼“薄视时文，不屑为”，对科举制度极为厌恶。后碍于父命，十年内先后五次参加科举考试，却均落榜。

先生志趣高洁，兼习文武，尤善琴剑。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称他“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青年时期曾跟随刘人熙学习琴操，深入钻研古谱乐理，亲斫“崩霆”“残雷”二琴，并收藏文天祥“蕉雨琴”，其所撰琴理学说多见于《石菊影庐笔识》及信札之中；又拜王正谊、胡致廷、黄凤岐等武术名家为师，学习剑术，兼擅骑射，故而有“剑胆琴心”之美誉。

自14岁始，先生随父赴甘肃就任，八次往返于秦楚之间，途经湘、鄂、豫、陕、甘、晋、冀、京、沪、江、皖、赣等地，游历无数名山大川，行程“合数都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在秦陇期间，先生驰骋于峭壁悬崖、冰川雪岭之上，斗酒赋诗，抚琴高歌，与胡儿健卒疾呼，与飞鸟猛兽赛跑，于雪地凿冰解渴，在深山中纵马骑射，反映了他与一般书生迥然不同的胸怀志趣，亦体现出“少年盛气，凌厉无前”的任侠风骨，并创作了大量浪漫瑰丽、奔放奇崛的诗作。19岁，先生于甘肃新疆粮台效力，因在边防案中立功，得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之赏识，并被奏保为候补知府，赏四品顶戴。西北十年，他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更加关心国事民生，发出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之慨叹。

光绪十六年（1890）春，谭继洵升任湖北巡抚，先生举家移居武汉。此一时期，由于三位老师均对王船山推崇备至，先生较早接触并研习了《船山遗书》，并由此而了解到《张子正蒙注》《周易内外传》等。随着年纪成熟，先生“不以师说固步自封”的特点更加突出，思想上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对于老师并不推崇的墨家学说，先生却“于墨子之兼相爱、交相利，终身奉行不懈”。

先生博学善思，不仅汇通古今，又兼学贯中西。在武昌、南京等地，他广泛阅读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西方自然科学译著，以及广学会翻译的国外史地政教书籍，努力研习西学知识。《几何原本》《格物致学》《决疑数学》《格致汇编》《化学鉴原》等尤为他所钟爱。先生平生所学，涉及政治、经济、文学、史学、天文、物理、数学、地理、生命科学、测绘、音韵等多门众类，是融合今文经学、大乘佛学、西学东渐的卓著近代学者。先生亦重视实践，多次进行天文地理实验，并藉此发隐而提出科学假说。先生之学养如此，除他自己见善则迁和勤勉努力外，还有家世、环境、教育、交游、阅历、社会、时代诸因素，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则是近代中国大动荡时代所锻造出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惨败于甲午中日战争，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让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彻底觉醒。他对朝廷的颟顸和无能极为愤慨，与时在武昌两湖书院的唐才常、刘善涵“彻夜不寐，热血盈腔，苦无藉手，泣数行下”，写下“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决心告别昨日之旧我，面向时代潮流，以崭新姿态去追求全新的学问和生活，“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他自号“壮飞”，宣布了与旧学彻底之决裂。

先生认为变法必先从算学格致起始，于是决定“小试于一县”。同年（1895）闰五月，他在致老师欧阳中鹄一封万言长信中，提出创办算学格致馆的改革主张，以兴算学格致而科技救国，“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待到国力强盛后，逐步实现在进出口税、商业贸易、文化宗教上的平等，由此而废除不平等条约。欧阳中鹄阅罢十分赞叹，认为“以学论，不当使在弟子之列”“论事极有见地，任事极有力量”“才气横绝，足达时变”。后将长信稍加删节，以《兴算学议》为题出版。湖南巡抚陈宝箴亦大加赞赏，“谭复生书粗阅一过，其识度、才气、性情，得未曾有”，并刻印数千本流布于湘省各书院。自此，先生开始闻名于湖湘维新士人之间。时逢浏阳旱灾，先生协助赈灾，同时与欧阳中鹄、唐才常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浏阳算学社”，又于两年后正式建成算学馆。唐才常评价道：“湘省直中国之萌芽，浏阳直湘省之萌芽，算学又萌芽之萌芽耳。”算学社开湖南新学之先声，成为湖南维新运动之滥觞，浏阳“可为天下先”。自此，先生开始以改革家和启蒙思想家的身份，活跃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舞台上。

先生追求真理之精神，在近代当属佼佼。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先生奉父命赴京，先后与青年画家黄宾虹、川籍学者吴樵父子、《万国公报》主笔梁启超、浙江学者夏曾佑以、佛学家吴嘉瑞、翰林院编修徐仁铸等维新人士相识。梁启超致盛赞先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伯里玺之选也。”自北京相识后，梁、谭就成为挚友与同志，“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连舆接席，未尝一日相离也”。途经上海，先生于格致书屋拜访英国科学翻译家傅兰雅，与其探讨自然科学知识及宗教教理，又见化石、计算器、X光片等物，开阔了视野。

六月，先生在南京与佛学大家杨文会结识，于金陵刻经处从其钻研佛学典籍，过从甚密，并称“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他曾四度往来于宁、沪之间，与梁启超、汪康年、吴嘉瑞、宋恕、孙宝瑄、缪荃孙、郑孝胥、刘世珩、蒯光典等富有维新思想之师友创办报刊学会、畅论时政、樽酒谈禅。他为《时务报》撰文、推荐作者，与主编汪康年书信不绝，最终被聘为《时务报》董理。借助上海这片新天地，振聋发聩的维新思想得以进入广大士绅阶层的心灵。是时，一面是令他积郁已久的陈腐世道，一面是渴望听到他发声的崭新世界，在好友启发下，先生开始构思撰写哲学著作《仁学》。端坐于金陵刻经处内，他掩卷长思，遂提笔写就扫平他人生和宇宙间一切桎梏之渴望。《仁学》于次年春基本完成，这是先生最主要之代表作，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史和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先生与杨文会、徐乃昌、茅谦、缪荃孙等人发起成立金陵测量会，旨在测绘地图与天体，他为学会购置天文镜、子午仪、经纬仪、纪限仪等大量科学仪器，，分门别类，亲撰章程。又参与创办农学会、上海不缠足会，倡办《矿学报》（未果）、《民听报》（未果）。十月，经元善于上海创办近代第一所女学堂，先生为夫人李闰向女学堂“捐款百金，名标第一”。为此，李闰名列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时值湖南时务学堂于省城长沙成立，先生积极参与筹备工作，为学堂购置数学模具、图表、精密仪器等件，并设法为其引进中国第一架大天文望远镜与幻灯片机；又积极延请梁启超、李维格、唐才常、杨自超等出任教习，将民主与科学的先进思想洒向闭塞的湘楚大地，启迪年轻的湖湘士子。

同年（1897）秋冬，盛宣怀主办汉阳铁厂后急需煤矿，先生与其面商多次，并应邀赴湘请示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促成铁厂矿师来湘勘探矿源，致力于将湖南矿务列入中国矿务整体规划当中。同时，陈宝箴亦邀请他辞官返湘参与如火如荼的湖南维新运动。先生出任时务学堂绅董，又任中文分教习，为学生批阅札记，与梁启超、熊希龄、唐才常等人在学堂内传布科学、民主、民权思想，并为招生考试出题、阅卷。授课之余，他还常将王夫之的《噩梦》《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宣扬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的著作加以按语印制成册，秘密散发，学生们为之而热切拜读。由维新派担纲教师的学堂，却最终埋下革命的火种，培养出了蔡锷、林圭、李炳寰、范源廉等矢志革新的青年学子。

翌年（1898）二月，先生发起创设南学会。南学会既是团结各界人士的场所，又是讲学议政之处。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为讲演，一般定为七日一讲，由先生主讲天文等，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邹代钧主讲舆地。先生在南学会中先后讲授过天文、物理、生命科学等知识。论及中国情形危急、古今中外学术、民权救国等问题时，慷慨激昂，听者如云，场面盛大，“闻者无不感动”。青年时代的杨昌济常至此听课，并向先生请教各国民主之法则。南学会还设立藏书处，先生将自己500余册书籍捐出，为后来湖南图书馆之建立做出重要贡献。不难想见，南学会的活动起到了宣传民主科学、破除封建思想的重要作用。

不久后，先生又与熊希龄、唐才常等创办《湘报》，并担任董事，使之成为宣传维新变法的阵地与喉舌。他在《湘报》发表了《治事十篇》《试行印花税条说》《论电灯之益》等重要文章，提出办学会、合群力、改官制、变科举、变法律等具体措施，堪称湖南维新运动的精神纲领。彼时，长沙《湘报》与天津《国闻报》、上海《时务报》呈三足鼎立之势，同为维新运动进行舆论宣传。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又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三面旗帜，先生积极参与其中，在近代的思想、教育、科技、新闻领域均做出了卓越贡献，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梁启超评价：“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湖南因此而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此外，先生还与熊希龄等人发起成立了以移风易俗、珍惜时间为目的的“延年会”；与唐才常、黎宗鋆在浏阳发起组织了“群萌学会”，后更名为浏阳南学分会，这是南学会成立的第一个地方分会；又与黄遵宪、徐仁铸、唐才常在长沙发起“湖南不缠足会”，倡导革除缠足陋习，致力于构建男女平等的社会；先生与梁启超成立“一夫一妻世界会”，并终身践行之，反对纳妾、嫖娼等封建陋习，又提倡女性受教育、办报之权利，堪称近代女权主义之先驱。

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上谕修筑粤汉铁路。初期，本规划取道江西而非湖南，先生等湘籍人士为之而力争。先生于《湘报》发表《论湘粤铁路之益》，通过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规划进行分析，并从利权、外患、地形、矿产、经济、资源、取材、民风、军事、劳动力等多种角度剖析粤汉铁路取道湖南的九大优势以及带给湖南的十大利好。在各方呼吁下，粤汉铁路最终经湖南而呼啸南下，“长驱岭峤，吞纳沧溟”，成为当时中华大地由北而南的最大通道，对近代湖南的开发和经济等各方面发展贡献甚巨。

随着维新运动实质推进，遭到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以王先谦、叶德辉为代表的湖南地方士绅的攻击，湖南的新旧之争日益尖锐，以至剑拔弩张。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维新派阵营的内部矛盾亦开始激化。陈宝箴亦一改先前对维新派的支持态度，转而设法阻压。五月，趁先生回浏阳的十多天中，陈宝箴下令调阅时务学堂学生的札记批语。时为陈之幕客的欧阳中鹄亦倒向其一边，批评民权平等之说过于偏激，引发了先生及维新派众人的强烈不满，师生关系“几将决裂”。面对严峻形势，先生以死相抗，并表示：“宁可杀身以成仁，不能曲学而阿世”“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

同年（1898）四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宣布变法。侍读学士徐致靖以“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保荐先生，光绪帝当即电召进京觐见。闻讯后，先生顿生“绝处逢生”之感，认为国事大有可为，决心应诏北上。出发前，欧阳中鹄曾劝勉先生“自爱其身，善藏其用”，先生却回复以“此生犹赘，当力疾一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出发前夕，适逢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先生为夫人李闰题诗“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并约定“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又题“后来凭吊意，分付此山川”予好友程颂万，题“三户亡秦缘敌忾，功成犁扫两昆仑”赠唐才常，以作话别。

先生因感染风寒卧病湖北而致行程耽搁，七月初五日方才抵京，居于浏阳会馆内。不久后遂被召见，并与林旭、杨锐、刘光第同被委为军机四章京，参预新政。先生代上拟诏书，晓谕士民，申说朝廷实行变法之缘由，被称为“国朝第一诏书”。又力谏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意在效法西方议会制度，以统筹变法全局，但遭到慈禧太后之断然拒绝。帝后关系日趋紧张、濒于破裂，新旧纷争势同水火。因阅兵废上之说风传，光绪帝向军机四卿下达密诏，请其设法相救。八月三日，先生夜访法华寺，劝袁世凯起兵诛荣禄，围颐和园，以保护光绪帝，袁却模棱两可，设词推宕。

八月六日，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宣布垂帘听政，囚禁光绪帝，下令逮捕维新党人。康有为在政变前一日已离京出逃。先生劝梁启超避祸日本，自己则不愿出走，李提摩太曾劝说先生至英国使馆避难，被断然拒绝。见证此事的徐仁录曾描述：“谭浏阳侃侃而谈，神态坚定，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先生将家书文稿托付梁启超保管，慷慨表示：“不有生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此语虽然百余年后，还使人读之震悼，闻之饮泣。交代完毕，先生遂与梁洒泪作生死离别：“诸事就绪，无所萦怀，长为别矣！”两人“相抱饮泣，三去三回首”。

归至浏阳会馆，先生大开中门，静候捕者。八日清晨捕者至，先生延请其入客厅，神色不变，从容起身，整肃衣冠，并对缉捕者拱手抱拳为礼，随之被缚而去。

先生系狱五日，潇洒无惧，吟咏不辍，高歌慷慨如平日，“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留下了辉耀千秋的《狱中题壁》：“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十三日，在未经任何审讯之下，先生及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康广仁六人被杀害于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临刑前，先生对监斩官刚毅说道：“吾有一言！”刚毅躲避不听，却令他北跪谢恩，先生拒不屈从，怒目而视，大声斥责：“有何恩可以谢！”最后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神色不变，从容就义，春秋三十有三。其磊落无瑕之品格，英风毅魄之志节，受到当时和后世的热烈称颂。

#《谭嗣同年谱长编》目录 #

文前

序言丨前言丨凡例

正谱

家世概要

同治四年（乙丑，1865）出生

同治五年（丙寅，1866）一岁

同治六年（丁卯，1867）二岁

同治七年（戊辰，1868）三岁

同治八年（己已，1869）四岁

同治九年（庚午，1870）五岁

同治十年（辛未，1871）六岁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七岁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八岁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九岁

光绪元年（乙亥，1875）十岁

光绪二年（丙子，1876）十一岁

光绪三年（丁丑，1877）十二岁

光绪四年（戊寅，1878）十三岁

光绪五年（已卯，1879）十四岁

光绪六年（庚辰，1880）十五岁

光绪七年（辛巳，1881）十六岁

光绪八年（壬午，1882）十七岁

光绪九年（癸未，1883）十八岁

光绪十年（甲申，1884）十九岁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二十岁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二十一岁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二十二岁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二十三岁

光绪十五年（已丑，1889）二十四岁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二十五岁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二十六岁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二十七岁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二十八岁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二十九岁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三十岁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三十一岁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三十二岁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三十三岁

谱后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90）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

宣统二年（庚戌，1910）

宣统三年（辛亥，1911）

1914年

1917年

1927年

1936年

1943年

1954年

1981年

2018年

文后

附录丨参考文献丨后记

#《谭嗣同年谱长编》样章 #

梁启超曾在《饮冰室诗话》等多处自叙中陈述与谭嗣同相识于1895年秋天，“乙未秋，与谭浏阳订交”。笔者以年谱形式考订，分析出谭梁其实相识于丙申（1896）春，且应为吴樵介绍，证前说之讹。并介绍谭嗣同的“北游访学”期间与夏曾佑、吴樵、大刀王五、宋育仁、翁同龢等人交往史实。现节选部分条目于下：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三十一岁

……

三月（公历4月）

与吴樵相识于北京，见到其父吴德潚方知是“三年前对语终日而各不知姓名之季清先生也”，于是“相与抚掌大笑，剧谈略数万言不得休息”，三人时常晤面，“过从日密，偶不见，则互相趋”。《汪康年师友书札》中载，吴樵于三月十三日致汪康年信中第一次言及先生，可知相识于是日不久之前（《汪康年师友书札》486页）：

谭复卿精锐能任事，（曾重伯者亦往还，议论甚明，而毫不能任事，殆水银质所成者。）不可多得之员，初不意此君能如是也，于新学亦极能见到，吾辈又多一徒党矣。湘中人士勇挚，真不可及也。

同月，亦与吴樵胞弟吴以东结为忘年交，并因其早慧而戏称其为“舍利佛”。《饮冰室诗话•十七》：“以东当乙未，年仅十一，随侍入都，风采英发，遍交一时名士，浏阳戏号之曰舍利佛，以其早慧也。”（《梁启超全集》第三集175页）

同月，于北京拜王正谊（大刀王五）为师，学习武艺，谭恒辉、谭吟瑞所撰《嗣同公生平事迹补遗》中载：（《谭嗣同研究资料汇编》55页）

1896春，嗣同公“北游访学”至北京，居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又拜王子斌绰号大刀王五为师（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则谓嗣同公“少年尝从王五受剑术，以道义相期许。”可能嗣同公在少年时就认识王五，看过他的武术表演）。王五隶直（今河北省)人，擅长单刀和剑。为人仗义、铡强扶弱，在华北一带颇有名声，因而当上了北京源顺标局的掌柜。那时交通梗阻，行旅不便，各省进贡北京的钱粮物资，全赖牲口车运和马驮，但只须把他的兰底白“王”字小布旗插在车上，即便扔在旷野，也无人盗劫。

据会馆老长班（雇请的佣人）刘凤池对恒辉说：“七爷在京时，王五每天早上天刚破晓就来到会馆教七爷练剑法。有一次，他俩刀光剑影，打在一团。忽地，嘎然而止，只见王五抱拳拱手说，‘七爷，受惊了’。看样子大概他们师徒俩是在比试比试理。”

∆胡致廷《谭嗣同就义目击纪》中亦载，先生结识王正谊是通过胡致廷所介绍：（《谭嗣同研究资料汇编》263页）

我名叫胡致廷，人称胡七，绰号通臂猿胡七。当谭先生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的时候，我和“单刀”王五每天必和他见面。王五比我年轻，是我介绍给他的。谭先生向我学锏、太极拳、形意拳和双刀。而我认为双刀不及单刀好，谭先生以为然。单刀是王五的绝技，所以我把王五介绍给他，我俩同时教授他的武艺。

我们为十八名兄弟（秘密组织）立志行侠仗义，打尽天下之不平。我们各人有各人的一套绝技，只是缺少一位大哥，我们为想捧出一位大哥而追随谭先生，想把各人的绝技轮流传授给他，可他是做官的人，不便结纳江湖，所以让我和王五先出面，其余十六名兄弟暗暗相随。

约同月，王正谊曾私下劝说先生与其一同在居庸关以北地区开办农场，《吴铁樵传》中载：（《谭嗣同集》277页）

去年客京师，王正谊遮而说之曰：“吾子睊睊然狼顾而鹗视，夫果奚适也？吾一以子为农可乎？且子不闻燕、赵之士，任侠重然诺，勇于私斗而敢死。居平臂鹰走狗，歌声乌乌，酒酣击剑，见事风生，为闾里之患。夫彼皆农材也，而吾皆能鞭抶之，罄控之。今夫出居庸塞而北，缘边而东，满、蒙、奉、吉之原，广莫千里，芜草如毳，林莽丛灌，鸷野所都。吾将大市骆驼牛马羊，召彼使牧之。逐水草而居，且耕且猎，支幕以为宫室，湩酪以御饥渴，请尽使奉吾子。不然，即蕃而息之，货其骆驼牛马羊，归以其资结士子，能为马新息乎？”嗣同既不顾而去。

三月十二日（公历4月24日）

与夏曾佑相识于北京：“三月十二日，晴。访重白，晤谭复生。晚与卓如访铁樵。”（《夏曾佑集》684页）

三月十五日（公历4月27日）

与夏曾佑、梁启超、汪大燮赴吴樵之邀约，于广和居聚饮，夏曾佑记：“晚，铁樵邀，同谭复卿、庐生、任公、伯唐饮于广和居。”（《夏曾佑集》684页）

◎广和居，位于北半截胡同南口路东，是北京名饭馆“八大居”之一。

约同日，与梁启超相识，为吴樵所介绍。梁启超所称与先生相识于乙未年秋实为谬误。

谢国桢《梁任公先生遗事》中载先生与梁启超初见之情景：

先生少年之友最契者谭复生。某日先生访曾重伯广钧于其寓，时方盛暑，坐久觉倦，忽报客至，先生将行。重伯曰：“此异人也，不可不一见之。”则见一英锐少年，自外而人，御四品衣冠，初未之奇也，及见复生卸其冠服，高谈不偶，则甚奇之，旋见壁悬古剑，乃拔剑起舞，旁若无人者，舞罢遂相与论上下千古事，先生大惊服，遂与定交，后乃与重伯转疏。复生英敏过绝人，尤通禅喻，然自是以还，方以国事为亟，至则每与先生欧歈笑吟，痛谈国是之是非，未尝不至切齿流涕不止。

∆先生与梁启超之交往事，梁所记颇多，虽日期有误，其事仍可作参考。现录于下：

与先生相识后，梁启超曾在致康有为书信中赞誉：“甫之子谭服（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里玺之选也。因铁樵相称来拜，公子之中，此为最矣。”此信来自“粤督谭钟麟从康有为家查钞得之，原书咨送军机处”。（《觉迷要录》卷四18页）

先生及夏曾佑对梁启超之影响颇深。《清代学术概论》：

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梁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

先生学问突飞猛进，梁启超曾在《谭嗣同传》赞誉：“君资性绝特，于学无所不窥，而以日新为宗旨，故无所沾滞；善能舍己从人，故其德日进。每十日不相见，则议论学识必有增长。”（《谭嗣同全集》556页）先生与夏曾佑、梁启超时常晤面，探讨学问。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梁启超全集》5207页）

他（编者注：此指夏曾佑）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衡宇望尺咫”，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

先生对船山之学研究颇深，曾教梁启超读船山遗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29、81页）

其乡后学谭嗣同之思想，受其影响最多，尝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船山学术，二百多年没有传人，到咸同间罗罗山（泽南）像稍微得着一点。后来我的畏友谭壮飞研究得很深，我读船山书，都是壮飞教我。

先生时常与梁启超讨论问题、交流学术，梁启超《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清议报》第二册）

余之识烈士，虽仅三年，然此三年之中，学问言论行事，无所不与共。其于学也，无所不言，无所不契。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数日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

先生亦将好友唐才常说与梁听。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十九》中载：（《梁启超全集》5304页）

余识唐浏阳最晚。乙未秋，与谭浏阳定交，叩其友，则曰“二十年刎颈交，绂丞一人而已。”余心识之。丁酉冬，讲学长沙，谭公乃为余两人介绍焉。

先生亦向梁启超提及好友何来保，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二十一》中载：（《梁启超全集》5305页）

武陵何铁笛烈士来保，余未获识面，顾夙闻谭浏阳称其为人，谓生平肝胆交，除绂丞外，君为第一，因此相神交者数年矣。

恰逢康有为已归广东，先生在京未能与之相见，但通过梁启超了解到更多康有为之思想。梁启超《谭嗣同传》中载：（《谭嗣同全集》553页）

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编者注：此指康有为），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自是学识更日益进。

先生与梁启超、吴樵父子在京过从甚密。梁启超：“余与谭浏阳及铁樵约为兄弟交，而父事季清先生。乙未秋冬间，同客京师。吾三人者，连舆接席，未尝一日相离也。”（《饮冰室诗话》13页）

先生曾与梁启超、吴樵同游北京西山碧云寺，并力邀吴樵作诗。《饮冰室诗话•五十三》：（《饮冰室诗话》42页）

余初交铁樵，在京师，实乙未冬也，与谭浏阳三人，相视如兄弟。铁樵雅不好为诗，尝偕游西山碧云寺，浏阳强之吟，成一章，乃大佳绝，今惟能诵其一联云：“白云白鸟相来去，青史青山自古今。”

∆除梁启超、夏曾佑、吴樵、吴德潚外，在京期间，先生亦与吴嘉瑞相识，几人均为佛学人士，先生受其影响开始研习佛学。并接触基督思想。先生至欧阳中鹄：“在京晤诸讲佛学者，如吴雁舟、如夏穗卿、如吴小村父子，与辄有微契。又晤耶稣教中人，宗旨亦甚相合。”

三月二十二日（公历5月4日）

先生在吴樵寓所，逢夏曾佑来访。《夏曾佑日记》中载：“下午抵京寓。访铁樵，复卿在焉。”（《夏曾佑集》685页）

三月二十四日（公历5月6日）

先生与夏曾佑、宋育仁、吴樵、吴子发、汪大燮同聚饮于广和居，饭后邀请众人至浏阳会馆聚谈。《夏曾佑日记》：“至广和居，复卿、罗生、芸子、铁樵、子发、伯唐均至。饭毕，共至复生寓，畅谈而别。”（《夏曾佑集》685页）

……

四月十八日（公历5月30日）

先生经吏部带领，觐见光绪帝，因浙江停止分发，奉旨改发江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载有先生履历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六册480页）

十九年捐戴花翎，二十年报捐免补同知本班离任，以知府仍留浙江，归候补班前补用。二十一年经出使俄国大臣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奏调随使俄国，奉旨著照所请。二十二年奉旨改派出使大臣，仍赴部呈请到省，因浙江停止分发，改指江苏，是年四月十八日引见，奉旨照例发往。

……

四月十九日（公历5月31日）

《申报》8311号“上谕恭录”载上谕“俱照例发往”名单，其中有“十九日奉旨分发直隶补用道李竟成、汤纪尚，江苏道陈桂森、吴学廉、倪世熙，江苏知府谭嗣同……俱照例发往，钦此。”

……

四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4日）

于酉时之后拜谒翁同龢，畅谈洋务。《翁文恭公日记》：“谭嗣同号复生，行三，敬甫同年子，江苏府，卅二岁。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翁同龢日记》2904页）

除了谭梁相识的这个“名场面”之外，

《年谱长编》还有很多有趣的小细节，

等着读者去挖掘和发现！

作者简介

张维欣（1989—），湖南大学建筑学硕士。谭嗣同爱国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湖南时务学堂研究会理事、湖湘文化研究会理事。曾任纪录片《我们的谭嗣同》历史顾问兼学术统筹，纪录片《岳麓书院》《中国影像方志·浏阳篇》学术顾问，长沙图书馆特邀学者，浏阳谭嗣同故居广场主要设计者，浏阳谭嗣同纪念馆、湖南时务学堂纪念馆展陈设计者。参与整理新编《谭嗣同集》《仁学（汇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