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会，来了一群“搞事”的女运动员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陈季冰

01

美国体操明星西蒙妮·拜尔斯大概不会得到太多中国观众的喜爱，个中原因我就不说破了。

这位当今世界“体操女皇”因为过早退赛，在本届奥运会上收获寥寥，也让美国队失去了一枚原本已经被提前记在账上的女子体操团体金牌——在过去11年里的所有重要比赛中，包括奥运会和世锦赛，她们从未让这块金牌旁落过。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拜尔斯的名字却反而因此而登上了更多地全球媒体的头条位置。甚至可以说，她，以及以她为代表的一批运动员（特别是女运动员）成了本届东京奥运会上的风暴眼。

今年24岁的拜尔斯被许多人认为强大到“不可战胜”，她曾在5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上一举囊括4枚金牌、1枚铜牌。过去8年里，女子体操项目中有4个技术动作以拜尔斯的名字命名，甚至打分系统也因为她的惊人表现而改变过不止一次。因此，在奥运会开赛之前，一些美国媒体已经提前将GOAT（Greatest of all time，“史上最伟大”）的荣誉授予了她。在它们看来，拜尔斯将在东京如探囊取物般地再次把女子体操的大多数金牌收入自己囊中，从而书写“水上飞鱼”菲尔普斯、“百米飞人”博尔特那样的神话。

然而，在东京奥运会第4个比赛日举行的女子体操团体赛上，拜尔斯的首秀，在美国队第一个项目跳马比赛中就狼狈摔倒，一头扑到教练怀里。挣扎了一段时间后，拜尔斯做出了一个令全世界大跌眼镜的决定：退出当天剩下的所有比赛，之后的个人比赛也将“视情况而定”（后来在8月3日复出，为美国队夺得一枚平衡木铜牌）。

对于美国观众来说，那一刻的沮丧，应该很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目送刘翔黯然离开“鸟巢”时中国观众的心情。

一位原本被寄予无限期待的明星就此提前谢幕。然而谁也想不到，这却意外造就了拜尔斯作为一位“话题女王”的登场。

据说，拜尔斯刚决定退出时，队友还试图劝说和鼓励她完成比赛。毕竟，她们非常渴望那块金牌。她们也很清楚，只要拜尔斯仍然在场上，只要她能够顺利完成接下来的比赛，裁判给的分就不会低。但拜尔斯坚决地拒绝了，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优秀的体操运动员，她知道，在信心不足、心理不稳定的状况做高难度动作，不但取得不了好成绩，还会有更大的受伤风险。她说，“我不想被担架抬出赛场。”

美国队最终输给了俄罗斯奥运代表队。面对电视镜头，脖子上挂了一块银牌的拜尔斯说了一句十分微妙的话：“我希望美国继续爱我们”。不过她的队友，在那场比赛中顶替她担纲“美国1号”的苏尼萨·李（很凑巧，她们俩都是有色人种，拜尔斯是黑人，李是亚裔）显然比拜尔斯更刚烈。她说：“我们不欠任何人一块金牌”。

“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经常会异化为只许赢而不能输的巨大压力，对于那些顶着巨大光环的明星运动员来说尤其如此。很多顶尖运动员在退役后接受采访或撰写自传时都公开表达过相同到困扰：很多时候，在重大赛事中赢得冠军更是一个解脱，他们从中感受不到胜利的喜悦感。

在东京，拜尔斯决心要提前给自己解脱。

02

日本网球运动员大坂直美显然也不太可能赢得中国观众多少垂青，听我在日本生活的亲友说，日本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她。

作为本届奥运会“多元化”“包容性”的一个醒目象征，大坂直美代表日本，也作为运动员代表，点燃了以富士山寓意的主火炬。

皮肤黝黑的大坂直美出生在日本，父亲是海地裔美国人，母亲是日本人。她自己曾说，“我有三个祖国”。大坂在世界女子网球赛场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帮助她在日本赢得了极高的人气。从高档的资生堂化妆品到大众化的日清方便面，直到西铁城手表，大坂直美张扬的面孔和身形出现在许多日本知名品牌的广告里。

有人甚至说，大坂的强势存在有力地挑战了长期弥漫在日本社会中的保守的种族与文化身份认同。

大坂直美被看好在本土举行的这届奥运会上为日本拿下一枚女子网球单打金牌，然而她在第三轮便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捷克选手淘汰出局，匆匆终结了自己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脚步。

这令许多日本人感到震惊，丑陋的一面立刻随之而来——一些人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质疑她的身份，抨击她没有资格作为代表日本这个国家的“形象大使”。

“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她是最后的火炬手，虽然她说她是日本人，但她都不太会说日语。”这句网友留言在雅虎日本新闻网站上获得了上万个“点赞”。

“她作为最后一位火炬手的选择是错误的，东京奥运会的主题是人权吗？……BLM不（应）是主题。”这样的评论也得到了许多网民的认同。

《日本经济新闻》的一篇评论文章分析说，在日本，有一些人可能会这样想，“如果我们不得不接受‘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s，简称BLM），接受（大坂直美）这样的国家代表，那至少你得（为日本）赢下（金牌）”。当她没能做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不再犹豫地收回了先前对她的“日本人”身份的勉强接纳。

事实上，大坂直美既不符合狭隘的日本身份认同，也不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美好形象。她曾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透露过，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在与抑郁和焦虑斗争。因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她曾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中拒绝出赛。

在崇尚“强者”、一向以强为善、为荣、为美，以弱为恶、为耻、为丑的日本文化中，心理健康仍然是一个近乎禁区的话题，尤其对代表国家竞技赛场的那些运动健儿们来说。可以说，大坂直美挑战了很多人们不敢轻易触碰的东西，而她在奥运会上的失败（很可能，心理健康问题仍然困扰着她，使她不能专注于比赛）则又为她自己招徕了更多负面争议。

虽然社交媒体上的主流声音倾向于支持大坂直美，很多自称并不是她粉丝的普通日本人都向她展示了他们的理解和包容，但在这届本土举行的奥运会上，大坂直美已经在看似寂静如水的日本社会撕开了一条裂缝。

比起黝黑的西蒙妮·拜尔斯和大坂直美，浑身雪白的德国女子体操运动员应该会更容易捕获中国观众的中意。

不过，这群德国女孩自己却不想让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欣赏到自己的雪白肌肤。我们在电视机前看到的她们穿着与女子体操选手最常见的“比基尼式”迥然不同的运动服：一套连体紧身服，不但不露出大腿，而且一直遮到脚踝。

这并不是德国女子体操队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的身体“裹起来”，在今年4月瑞士巴塞尔举行的欧洲体操锦标赛中，她们就是穿着这种“奇怪”的长款体操服出场的。德国姑娘们这么做，是为了表达她们反对“性别化”女运动员的立场。

一位年轻的德国女体选手这次在东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通过服装我们想传递的是‘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穿紧身衣还是穿全身体操服。”

如果在其他所有领域一样，在体育运动赛场上，“女性权利”长久以来也一直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纷争的复杂话题。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可以构成一本多卷本大书的容量。我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素养，本文也只能极其简要地勾勒过去100多年来伴随着现代奥运会历史的一条主线。

随着社会上女权运动的不断展开，女性参与体育运动和竞技赛事的总趋势也是从一开始被完全排除在外，到严苛限制，再到逐渐放开，直至最近数十年来的大力鼓励。当然，这一过程在世界各地并不是同步的，有着显著的落差。

在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女性第一次获得参赛的资格。虽然当时仅有22位女运动员（仅占全体参赛运动员的2%，这次东京奥运会是48%）获准参加了可怜的5个项目比赛，但仍然掀起赛场内外的一片哗然。当时的主流反对观点认为，女性在这种需要身体激烈比拼的竞赛场上抛头露面，会引起观众的“不良欲念”，还会使男运动员“分心”……

因为这样的缘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女运动员被要求穿着“得体”，比如拖及脚踝的高领长袖长裙的比赛服、宽松且能够遮住大部分身体的泳衣等，它们对女运动员在比赛中造成的不便可想而知。

女性运动员在体育赛场上的更多身体裸露，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美欧的平权运动及“性解放”运动密切相关。不过，在这一为女性身体“松绑”的过程中，竞技体育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或许才是更重要的推动力——电视转播介入彻底改变了这场游戏。

于是，规训的天平摆向了另一端：女运动员如今在赛场上被要求穿着得更加紧身和暴露，这样显然有利于提高电视转播收视率。

时至今日，许多运动项目都对运动员的参赛服装有严格的规定。国际羽联一度试图推行“限裤令”，要求女运动员必须穿裙子参加比赛。羽联官员称，这能让她们比赛时“更漂亮”。说穿了，无非就是能让观众看到她们若隐若现的屁股罢了。

在今年的欧洲杯沙滩手球赛上，挪威女子手球队认为比基尼在比赛中不方便，集体改穿平角短裤，每位参赛队员因此被欧洲手球协会纪律委员会以“穿着不当”为由罚款150欧元。

德国女子体操队在本届奥运会上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宣言”，她们得到了权利意识日益高涨的众多女性运动员的支持和响应。她们希望夺回自己在赛场上的主体性，拒绝成为“男性凝视”之下的观赏性存在、甚至是性的符号。在她们看来，怎样穿着才是“合适”和“得体”，应该由她们自己说了算。

为此，她们不惜承受市场价值和赞助商流失的代价。

如果说上面这些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内外的言行在社会舆论层面激起了激烈争论的话，那么今年24岁的白俄罗斯短跑女运动员克里斯蒂娜•齐马努斯卡娅则因为自己在东京的一次惊人之举，几乎引发了一场国际政治纷争，甚至几个东欧国家之间的一次外交危机。

具有讽刺意味着的是，“拒绝政治”是奥林匹克宪章的基本精神，然而政治一刻也没有远离过奥运会，这次也一样。

上周日（8月1日），原定第二天（2日）将要参加女子200米预赛的齐马努斯卡娅突然对媒体宣称，自己因“担心个人生命安全”而不想离开日本回国。她先是试图寻求日本当局“庇护”，并在羽田机场的一家酒店留宿了一晚，后于8月2日进入东京的波兰大使馆。

人们至今都不清楚齐马努斯卡娅是怎样离开“戒备森严”的全封闭的奥运村并成功“脱单”的。在此之前，齐马努斯卡娅曾经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自己的教练称，因为本队有运动员没有接受反兴奋剂检查而不能参加比赛，教练擅自替她报名参加4x400接力赛。但她从没有参加过这个项目的比赛，甚至都没有训练过该项目。

据称，她随后在“非自愿”情况下被强行带到机场准备送回国，但她拒绝登机。齐马努斯卡娅曾表示，她担心自己回到白俄罗斯后会被逮捕。也担心身在祖国的家人。不过另据报道，她的丈夫阿尔谢尼•泽丹尼维奇已离开白俄罗斯，目前身在乌克兰的基辅。

8月2日，波兰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宣布，已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向齐马努斯卡娅发放了签证。作为白俄罗斯政府的另一个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捷克政府稍后也主动向齐马努斯卡娅提供了避难签证。捷克外长还说，齐马努斯卡娅的遭遇是“可耻的”。

8月4日，在东京机场，原计划飞往波兰华沙的齐马努斯卡娅在最后一刻坐上了飞往奥地利维也纳的航班。

这一事件中比较令人费解的是，这原本并不是一桩政治事件。甚至直到齐马努斯卡娅飞离东京时，她也没有直接抨击过白俄罗斯政府以及它的铁腕领导人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至少表面看来，她只是不满自己教练的武断安排而已。然而它却迅速发酵成了一个政治丑闻，只能说明这是过去一段时期里白俄罗斯国内政治局势恶化的结果。

卢卡申科当下正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他被指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采取了“欺骗性伎俩”。国际奥委会已明确禁止卢卡申科和白俄罗斯政府官员出席东京奥运会。

凑巧的是，这位政治强人的儿子维克托•卢卡申科正是该国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还冻结了对白俄罗斯奥委会的所有拨款，有白罗斯运动员指控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运动员进行政治歧视，甚至实施监禁。

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将齐马努斯卡娅的遭遇解释为该国国内正在日益强化的广泛的政治压制的一部分。而近几日白俄罗斯官方媒体对齐马努斯卡娅的众口一词的恶毒的人身攻击，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这一判断的认同。

预计这桩意外事件在本届奥运会闭幕后一段时间里，还将在国际政坛留下一阵余波。克里斯蒂娜•齐马努斯卡娅，这个名字将因为政治而非体育留在历史中。

不管你认同还是反对，请记住这几个在今年夏天的东京掀起了舆论风暴的名字：西蒙妮·拜尔斯、大坂直美、德国女子体操队、克里斯蒂娜•齐马努斯卡娅。

虽然她们各自面对的问题截然不同，引发的讨论也朝向截然不同的方向，但在我看来，她们大声地向世界提出了这样一个相同问题：那些在竞赛场上奋勇争先的运动员们，究竟是为了谁、为了什么而比赛？

这个问题关乎已经走过120多年历史的现代奥运会的未来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