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人生活这么难，为什么还要三胎四胎

养个孩子有多难？当中国和日本家庭还在犹豫要不要孩子的时候，有个非洲国家的总统却在忧心忡忡地劝告国民：“两个孩子足矣”（Two are enough）。他自己有四个孩子。

这个国家就是埃及。作为中东地区人口第一大国，埃及在过去30多年里总人数翻了一倍，2020年初新晋成为地球上第14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可这并不算什么好消息，很多人惊呼：埃及人口大爆炸，这是一场灾难！

这么多人住哪？埃及的现实问题是缺水缺耕地，虽有100万平方公里国土，但其中94%都是沙漠，总体上极端缺水。一亿国民基本簇集在不到5万平方公里的尼罗河沿岸和北部沿海区域，其中半数集中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

首都开罗拥有全国五分之一的人口，城市人口密度排名全球前十，早已不堪负荷。人口过剩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短缺、物价上涨、失业率和犯罪率上升等等一系列严峻社会问题。怎么办？埃及政府只得考虑迁都，哪怕借钱斥巨资也要在沙漠里建新都，这并不是很好的选择，但别无他法。

不过相比于居住环境，眼前最要紧的还是一亿人的吃饭问题？埃及虽然是传统农业大国，但人口承载力有限，早已变成粮食进口国，70%的粮食依赖进口。

历史上的“帝国粮仓”沦落到如今谈粮色变，自有其自然和历史原因，而人口激增无疑是根本原因。随着国际粮价暴涨，埃及政府也只能借钱买粮，哪怕财政赤字、负债累累，也比经历一次社会动乱要好。

对于全国近三分之一的贫困人群来说，他们的生存和稳定，都取决于手中有没有大饼。自上世纪60年代起，埃及50%以上人口每月靠政府食品补贴过活。

其中特供大饼价格低廉（0.05埃及镑，约0.32美分），几十年不变，至今仍是数千万埃及人每天的期盼。政府每年数十亿美元的食品补贴预算里，有一半都是大饼补贴（bread subsidy），足见其重要性。

一张大饼牵动着埃及社会的神经。每当政府想削减大饼补贴，就会有不少群众抗议游行：“我们的大饼被偷了！”“我们要的只是大饼！”

2021年，埃及政府再次宣布要调整大饼补贴，以达到收支平衡。这样的改革虽不得已也须格外谨慎，否则难免重蹈1977年“大饼暴动”、2011年埃及事件的覆辙。

埃及总统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 ）早先就指出埃及面临的两个最大威胁是“恐怖主义和人口过剩”。这两者相互关联，因为人口过剩导致的失业和文盲问题正是恐怖主义的“沃土”。

2021年初，他再次拉响了警报：人口膨胀问题正在威胁国家安全、抵消所有经济发展成果并造成严重负担，国家需要投入上万亿美元才能应对相关问题。

埃及有一部七十年代的经典电影《嘴与兔子》（Mouths and Rabbits），揭示了过度生育给埃及家庭带来的贫困等众多问题。片名用饥饿的嘴和生育能力极强的兔子作隐喻。剧中女主角的姐姐生育了9个孩子，家庭问题不断，而她为了发财伙同姐夫要把妹妹强嫁给一个有钱的庸人，幸好并未得逞。

把能生育的妇女比喻成兔子，这个说法在埃及由来已久，而埃及女性似乎并不觉得是冒犯。伊斯兰国家不允许堕胎，传统穆斯林家庭相信“多子多福”是真主旨意，多生孩子是一种荣耀。

而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多生孩子可能是妇女的救命稻草。由于缺乏独立经济来源，加上“重男轻女”的偏见，妇女在家庭中地位低下，把生男孩当作留住丈夫的唯一资本。

据调查，埃及每年至少有1万例离婚事件是因为妻子没有生育男孩而引起，其中农村更常见。为了不失去丈夫，妻子只能尽量多生育，直到生出男孩；或者被迫同意丈夫再娶妻，要知道“一夫多妻”在这个国家是被允许的。

此外，未成年人早婚早孕现象在埃及农村很普遍，8岁订亲、12岁结婚、16岁当妈是常事。那里的女孩在法定18岁以前，可以通过宗教组织获得习惯结婚证，过早成为生育工具，失去教育和就业机会。

由于家庭和社会的阻力，埃及女性的文盲率比男性更高，而女性就业率22%远低于男性的70%。妇女大多出现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缺乏保险和最低工资等保障。

缺乏有效避孕措施是农村妇女面临的另一大难题。埃及社会团结部在农村调查中发现，有些妇女想使用避孕设备却买不起或买不到，而且政府提供的免费避孕药品效果不佳甚至有副作用会损害健康。

33岁的Zeinab就表示她并不想多要孩子，可村里买不到避孕药，婆婆又不允许她去城里买，因此她常年无法采用避孕措施。

埃及中央统计局抽样调查表明，家庭规模越大贫困率越高，人口数5人以上的家庭有一大半处于贫困线（按每月收入30美元）以下。近年来埃及的贫困率伴随着人口膨胀节节攀升，两者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怪圈：“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埃及的人口金字塔十分类似真正的“古埃及金字塔”，2022年埃及人口金字塔显示，0-15岁低龄组比重最大，往高龄组逐渐缩小，这是典型的扩张型人口结构，预示着埃及未来进一步的人口膨胀。

人口结构年轻化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多，劳动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意味着潜在的“人口红利”。

但潜在未必能实现，埃及人口膨胀早已超出国家经济的承受力，与之相配套的教育、医疗、产业、基础资源全都跟不上，结果过多的人口转化为失业率、文盲率，只能等待救济却无法创造经济价值。

相比于逐渐定型的青年人口，对儿童的投入，还能给未来以机会，但现状是投入严重不足，埃及儿童规模庞大，其中一半在农村，入学率很低。

但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多生孩子反而是他们增加经济来源的主要途径，比如增加获取补贴的名额，还有不少让孩子早早加入工作成为童工。

2022年4月30日凌晨2点，一辆载着14名16岁以下童工的三轮车在埃及某省一条运河边翻车落水，造成8名儿童被淹死。这辆车是在赶往一个土豆加工厂的途中出事的，类似事故在埃及时有发生，令人痛心。

埃及全国童工调查揭示，2020年全国有160万12-17岁青少年充当童工，相当于该年龄段人口的十分之一，而这个调查并不包括低龄儿童。埃及法律禁止雇佣12岁以下童工，但农业除外，官方理由是该行业“安全无害”。

由于政府打击不严，很多农场、工厂和作坊会故意隐瞒其雇佣的童工信息，因此实际情况比调查结果更糟。

埃及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埃及童工有63%集中在农业，18.9%在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其余在零售餐饮业等。其中82.2%的童工暴露在危险恶劣且对身体有害的工作环境中，他们还面临着低薪压榨、虐待和性骚扰等威胁，缺乏医疗教育保障。

对于贫困儿童这个弱势群体，他们连当下的基本生活权益都无力获取，又何谈未来。

埃及政府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试图推行计划生育，并获得了美国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的长期资助。通过节育宣传、志愿者农村宣讲、基层诊所提供免费计生用品等方式，埃及生育率从1975年的5.6下降到2008年的3.0。

无奈传统思想和积习的影响根深蒂固，埃及老百姓普遍强烈的生孩欲望没那么容易转变。随后几年人口政策停滞不前，生育率居然略有反弹，2014年达到3.5。

2018年当人口逼近一亿大关，控制人口已刻不容缓，埃及政府在联合国支持下新启动了“两孩足够”计划。该计划旨在转变农村家庭生育观念，为每户不超过三孩的110万贫困家庭提供现金和物资帮助。

“埃及最穷的省有着最高的生育率。”项目主管介绍该计划首先在最穷且生育率最高的10个省份实施，两年后再推广到20个省。

作为激励机制，政府补贴开始向二孩家庭倾斜。2019年1月起，埃及政府对学龄儿童的补助由每户三孩减为每户二孩。对于那些“超生”的家庭来说，生更多意味着更高的失学率和贫困率。

目前埃及平均每年有200万新生儿，要扭转趋势，理想状况是控制在每年新增40万。

“两孩足够”计划不是通过严格法律，而是通过宣传教育来鼓励少生。政府改造了计生诊所、增加工作人员，并提供更多计生设备和免费避孕药。同时加大媒体宣传，并在当地培训志愿者进行家访、举办讲习班、请布道者协助讲解。

Hewida是众多志愿者中的一员。每天早上7点她会在村子里挨家挨户敲门，与家庭主妇沟通，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并提供所需的避孕药品。对于接触到的600多户人家，她表示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妇女从固有的大家庭观念中解放出来。她还要花更多精力去劝说主妇们的婆婆。

2021年，埃及教令局也通过网络媒体支持政府行动。他们指出宗教是允许计划生育的，包括其它避孕措施，并不存在反对它的教义。并强调从改善妇女健康、育儿质量、家庭生活和国家经济状况的角度，埃及都有必要控制人口膨胀。

2021年全球平均生育率是2.3，中国1.7，印度2.2，而埃及则从上一年的3.2降至2.9。这离“2030年生育率降至2.4”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埃及政府对此成绩表示满意，但这并非唯一的目标。

2022年8月，埃及社会团结部长总结了“两孩足够”计划取得的成果。行动普及到全国2257个村落80多万户家庭，培训了1246名志愿者进行社区宣传教育，建立了65个计生门诊帮助20多万女性。

在帮助贫困家庭议题上，她强调智力脱贫与物质脱贫同等重要，相关措施涉及到成人教育、生育安全、水的卫生合理利用、反对家庭虐待、停止女性割礼和童婚等诸多方面。她还强调女性获得教育对于家庭计划生育和降低生育率有显著帮助。 

可见埃及的生育问题与家庭的权力结构紧密相连。埃及计划生育势在必行，老百姓可不能执迷不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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