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弨与《抱经堂丛书》
卢文弨为清代乾隆年间校勘古书大家，清末著名藏书家丁丙评论云：“校勘之学，至乾嘉而极精。出仁和卢抱经、吴县黄荛圃，阳湖孙星衍之手者，尤校雠精审，朱墨烂然，为艺林至宝。”[1]《抱经堂丛书》是卢文弨勾稽排纂，旁搜博证，矻矻求之，不间寒暑的心血结晶，也是有清一代校勘学集大成之作，论及清儒有功于经、史、子、集之校雠，是书最称赅博。
一、融贯汉宋学之为学宗尚
卢文弨，字绍弓，号矶鱼，又号檠斋，晚更号弓父，人称抱经先生。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六月三日，祖籍范阳，后自余姚迁杭州。父存心，恩贡士，应博学宏词科不第。母冯氏，是清初经学家冯景之女。卢氏生于诗礼簪缨之家，濡染庭训，又得外王父的教诲，年纪轻轻便“已知学之所向”。后为桑调元女婿，并师事之，故其学有奥源，“不为异说所惑”，乾隆三年戊午（1738），中顺天举人。七年壬戌（1742），考授内阁中书，十七年壬申（1752），以一甲第三名高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二十二年丁丑（1757），入直尚书房行走，三十年乙酉（1765），充广东正考官，不久命提督湖广学政。三十三年戊子（1768），以学政言事不合例，部议左迁。明年，“乞假养亲归”[2]。乾隆乙卯（1795）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龙城书院，享有七十有九。比卢氏时代稍后的著名学者翁方纲在《学士抱经先生卢公墓志铭》中说：“（卢文弨）先后在中书十年，在翰林十七年，又先后掌钟山、紫阳书院及崇文、龙城、娄东、暨阳、晋阳，叠主讲席，著录极称盛焉。”[3]卢文弨辞官养亲后的二十余年间，汲汲以引翼后进为己任，士饫其教，成材者不乏其人。《清史稿》有云：“文弨历主江、浙各书院讲席，以经术导士，江浙士子多信从之，学术为之一变”
卢氏“生而笃实，少不好弄，以读书为事”[4]，又禀承家学和外王父的教诲，因而较快获得治学门径：沿波讨源，细搜详考，质疑辨难，不为向壁虚造之谈。其于学能孜孜以求，自少至老，研几探微，励学不倦。同时，卢氏治学能广交天下士林，博问笃志，纳诸人之所长，穷思极研，俯仰其间，故此，濡染于师友的资益，其治学日益大进。对此，我们只要翻一翻《抱经堂丛书》，看到每种书前胪列的清儒诸家姓名，便可以得到证明这一点：他们或参与版本的选定，或参与正文的审定与校勘，少则十余人，多则达三十余人。例如《经典释文考证》书前列举清儒姓名有顾炎武、阎百诗、冯景、臧琳、何焯、惠栋、钱大昕、毕沅、赵曦明、许烺、戴震、孔继汾、孙志祖、段玉裁、丁杰、陈树华、吴骞、梁履绳、臧镛堂、顾明、丁履恒，共二十一人，参与《经典释文》审定及校勘的学者姓氏达三十五人之多。由此可见，卢氏校书大都是萃辑群言，辨析精密的结果。
清代乾隆时期校勘学臻于鼎盛。吴派校勘家以惠栋为代表，以博闻强记为入门，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他们胶固、盲从、褊狭、排斥异己，用梁启超的话说“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皖派校勘家以戴震为代表，衍其学者有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他们“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卢氏虽沿袭皖派，但又不排斥吴派，故其与两派学者的交往都过从甚密，大都有或师或友的关系。他重视名物训诂，考证之学，尤强调要通古训，以为“承学之士要必于此问涂，庶乎可终不惑也。”[5]但卢氏又不拘守一家一派，主张兼综、择善、独创。他的这种“说经之道贵于择善而从，不可以专家自囿”[6]的思想，尤为可贵，也是卢氏校勘学思想的核心。比如，他一方面虽对惠栋为代表的吴派有所继承，但另一方面他也反对惠氏等汉学家的拘守、曲徇，主张求是、开创。因此对在小学上卓有成效而突破汉学牢笼的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学者崇仰备至。他一方面批评宋代理学家学问空疏，师心自用的积弊，说宋儒于史“略识兴亡之大纲，用人行政之得失而已，自谓括其要矣，其他典章制度因革损益之樊然具列者，率无暇留意，即有所撰述，亦不能通贯晓析，事事合符，其病皆由于谫谫拘拘，不能广搜博考以求其左证，而且专己自用，不师古人。”[7]但另一方面他又肯定宋代考据学的成就。他推崇朱熹不废训诂考据，肯定吕祖谦兼综有本而不自专，重视王应麟钩籍汉人旧注的著作，多加校勘整理。
二、校勘学取向与《抱经堂丛书》之结撰
卢氏为学崇尚汉宋，意在贯通，不标门户。故其校勘学思想能突破学派之樊篱，囊括众家之长，参稽众说，覃精研思，发前人所未发，因而在名家辈出的乾嘉时代，取得累累硕果。现代著名文献学家傅增湘先生评论云：“当乾隆盛世，海内魁儒，崇尚淹雅，先生以鸿材伟业峙于其间”，“每校一书，必披罗诸本，反复钩稽，扞格之词莫不通，晦僻之义莫不显。”[8]
卢文弨喜欢读书，可谓“精研经训，博极群书；自通籍以至归田，铅椠未尝一日去手”。[9]也喜欢购书，“官俸脯修所入，不治生产，仅以购书。闻有旧书，必借抄之；闻有善说，必谨录之。一策之间，分别迻写诸书之乖异，字细而必工。今抱经堂藏书数万卷皆是也”[10]。更喜欢校书，乾嘉间著名学者严元照说：“先生喜校书，自经传子史，下逮说部诗文集，凡经披览，无不丹黄，即无本可勘异同，必为之厘正字画然后快。嗜之至老愈笃。自笑如猩猩之见酒也”[11]。乾嘉间又一著名学者吴骞云“（卢氏）笃志问学，一生手不停披，凡经史百家之书，无不勾雠字勘，丹黄灿然，且无一懈笔”[12]。乾嘉间著名学者段玉裁也说：“公好校书，终身未尝废。在中书十年及在尚书房，与归田后主讲田方书院，凡二十余年，虽耄，孳孳无怠，早昧爽而起，翻阅点勘，朱墨并作……日且冥，甫出户散步庭中，俄而篝灯如故，至夜半而后即安，祁寒酷暑不稍闲”[13]。劳格云：“抱经先生平生喜校书，不下万卷，其主意在爱惜古人，启迪来学，而于己之名望无与也。”[14]卢氏所校之书极多，可列一总目如下，今总称《抱经堂丛书》：《经典释文》（30卷，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考证》（30卷，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17卷，卢文弨），《新书》（10卷，汉·贾谊）《春秋繁露》（17卷，汉·董仲舒）、《荀子》（20卷，唐·杨倞注）《白虎通》（4卷，汉·班固）、《逸周书》（10卷，晋·孔晁注）、《方言》（13卷，晋·郭璞注）、《独断》（2卷，汉·蔡邕）、《西京杂记》（2卷，晋·葛洪）、《颜氏家训》（7卷，补遗1卷，赵曦明注）、《三水小牍》（2卷，唐·皇甫枚）、《群书拾补》（39卷，卢文弨）《解舂文钞》（12卷，补遗2卷，诗抄2卷，冯景）、《钟山札记》（4卷，卢文弨）、《龙城札记》（3卷，卢文弨）、《抱经堂文集》（34卷，卢文弨）
三、校勘方法科学，校勘态度精审
（一）以旧本为依据，又搜罗其它各种版本，反复推敲，辨正是非，释疑解难。卢氏在校勘过程中非常重视旧刻，善本，其在《抱经堂文集》卷20《与丁小雅论校正方言书》中对此论述云：“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当先从相传旧本为定。” 如《白虎通》所传之本，错讹难读，卢氏用小 字宋本和元大德本等18种版本校订。“凡所改正，咸有据依，于是元明以来讹谬相沿者几十去七八”。其中《情性篇》所据宋本“足以正后人窜改之失”[15]。有不可知者不擅自乱改，辑校刊补遗附于其后。《仪礼注疏》自唐以来相传之本不一，自宋以来相传之注疏又多有不同。明监本和汲古阁本讹谬尤甚。卢氏自宋李氏集释而下所引证者数十家，凡经注及疏，一字一句之异同，必博加考定，归于至当。其征引之广，刊定之严是以前诸家校定古书所不能相比的。校勘《春秋繁露》时，以《汉魏丛书》本书为工作底本，于乾隆四十一年以聚珍本初校，四十二年再校，四十九年以明嘉靖刻本三校，历时九年之后，于乾隆五十年刊入《抱经堂丛书》之中，成为当时通行的最善之本。校《韩非子》时，他先选用通行本中最好的赵用贤本为工作底本，乾隆二十一年以明凌瀛初本初校，四十一年以冯已苍校张鼎文本再校，四十八年以《道藏》本三校，五十三年以明黄策大字本四校，才将校勘记刊入《群书拾补》内。校贾谊的《新书》，用了宋本，明弘治沈颉刻本，程荣本、何允中本、从初校到刊刻历经二十八年之久，正因为卢氏校勘能以某一旧刻、善本为主，采取涸泽而渔，一网打尽的办法搜罗众本，于浩翰的版本中精审细择，梳理爬剔，又经历长时间的考核检验，方下雌黄，载入《抱经堂丛书》。故此，卢氏所校真正能还古书之原貌，实为千载不刊之论。
（二）卢氏校勘古书虽贵旧椠，但不迷信旧本，据宋本又不“唯宋是从”。比如，唐陆德明撰著的《经典释文》采辑了汉魏南北朝读音训诂二百三十余家，对于文字异同考证详尽，保存了不少古义，“后人取资无穷”，卢氏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辟经训之菑畬 ，导后人之涂经，洗专己守残之陋，汇博学详说之资。先儒之精蕴赖此留，俗本之讹文赖以正，实天地间不可无之书也。”[16]此书宋本已亡。当时海内流行的是《通志堂经解》本，该本虽据宋本校订，但错讹仍不少，已非宋本之原貌。卢文绍认为宋本虽可贵，“然书之失真，亦每由于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见而改旧文”[17]。于是他以所得叶石君所藏影宋抄本，认真校雠，不厌再三，先重版新雕，又付《经典释文考证》三十卷，使这部音韵训诂专书有善本可读，还有扬雄《方言》一书，此前戴震已有新校之本，纠正其中讹误脱漏三百余处，自宋以来无可与之颉颃之善本，但卢抱经先生得藏书家丁小雅之本后，在戴氏校勘的基础上，又详加补正使之臻于完美。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为西汉儒家第一要籍，有“春秋公羊学派”宝典的美誉。其书宋时已有四刻，多寡不同，详略有异，经楼钥校正后，始为定本。然明代翻刻楼钥本，又讹脱百出，不能卒读。如明刻本缺第五十五篇和第五十六篇上半篇，乾隆朝开四库馆修撰《四库全书》时，馆臣乃取《永乐大典》中楼本详校，并补正脱篇脱文，共补一千一百余字，删一百一十余字，改一千八百二十余字，然后用聚珍本刊行。过了十二年，卢氏又以此本为主，参校它本，重校付梓，使之尽善尽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海内不见完本三四百年……神明焕然，顿还旧籍，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
（三）卢氏校书多集中众人群策群力，汇合众家博关群言。众所周知，校勘古籍工作复杂而艰辛，单靠个人力不胜任，孤陋寡闻，错讹难免。北齐颜之推有言说：“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18]有感于此，卢氏采取与诸多志同道合的学术同仁，通力合作的办法合校群书与刻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校勘《经典释文》时，参校者有钱大昕、毕沅、段玉裁等三十六人，参与《白虎通》校勘工作的也有十一人。每遇到疑难时，往往友人们切磋琢磨，反复讨论，或就于方家。从《抱经堂文集》所载众多序跋书信中，我们可窥见卢氏那种发挥集体聪明才智的博大胸襟与追求真理的良苦用心。《大戴礼记》旧时惟有北周卢辩注，疏略殊甚，且文字讹脱甚伙。卢氏与戴东原共同校勘，使此书稍稍可读。《荀卿子通论》、《荀卿子年表》系乾隆间汪容甫所着，《荀子》在有清一代成为显学，全赖汪氏这两部书。该书旧注只有唐代杨倞一家虽称简洁，而疏略亦伙。刻本复有讹夺，汪氏校正多条，然未成专书。专书自谢墉、卢抱经之合校本始，今浙刻二十二子本即采谢卢本。此本虽谢卢并名，然校释大都出抱经之手。谢墉写序说：“援引校雠，悉出抱经，参互考证，遂得蒇事。”实际上《荀子》一书是卢校而谢刻。在咸丰、同治以前，洵为最善之本。《墨子》一书，卢抱经、孙渊如、毕秋帆同时治之。毕氏自序说：“卢、孙互校此书，略有端绪，沅如集其成。……”毕氏集《墨子注》十六卷，其中卢氏襄助颇多。《吕氏春秋》有东汉高诱注，在先秦诸子注中，高氏注最古。现行最善者为毕沅经训堂本，该本是毕氏据元大字本精校，而卢氏抱经实际上董理其事。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诏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章帝亲称制临决，实际上乃一种公开的学术讨论会。《白虎通义》即记录其讨论结果。此书旧惟《汉魏丛书》本最通行。乾隆间，庄葆琛始有校本，且厘定目录，搜罗阙文，卷首列旧校名氏，除庄氏外，尚有赵曦明、秦黉、梁同书、孙志祖、周广业、吴骞、朱型、梁履绳、汪绳祖等。卢氏文弨赓续校定，为今抱经堂本。此外，尚有卢氏和顾涧 同校晋葛洪《抱朴子》，卢氏和赵曦明合校颜之推《颜氏家训》，使这两部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专著始有善本可读。
综观卢氏校书，充分吸收了他人成果，折衷其间，为我所用，是卢氏校勘成果丰硕的主要原因。卢氏说：“长而从四方学士大夫游，获闻其绪论。增长我智识，良不浅。”昔人云：“胜读十年书，岂虚语哉！古之君子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19]。他又说当时贤士大夫“各以其所充实流露者资益余，余获其灌输浸润之力，知解因得以稍扩充焉。”[20]他校书大都广泛征求时贤之意后方付诸棃枣。他认为说经之道，贵于择善而从，不可以专家自囿。他“凡所校定，必参稽善本，证以他书，即友明后进之片言，亦的择善而从之”[21]因此，卢氏校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集体智慧的结晶。
（四）卢氏校书态度精审，综合运用小学、名物、史实、典制等进行对校或理校，具有乾嘉朴学风范，使校勘质量臻于完美。卢氏校书极为精密谨慎。他说：“古书流传，讹谬自所不免，因有据依，自当改正。……但究须审慎，疑者宁阙，以俟后之人或有能通其意者，若遽凭臆改定，而又全没旧文，则似是而非之弊，又不可胜言者矣。”[22]例如，卢氏校勘之《逸周书》，曾“积数千年校勘之功”，吴锡麟给潘振《周书解义》作的序中说：“近卢抱经先生手校此书，鸠集旧本，自元以下凡得一十九家，左右采获，力任廓清，其功不少。”[23]具体说来，卢氏校理工作其一是比勘旧本，其二是择善而从，其三填补缺脱，其四加注校语。四步工作环环相套，细密不疏。卢氏采用十九家本子即元代刘廷幹本、明代章檗、程荣、吴琯 、卜世昌、何允中、胡文焕、钟惺本八种，还包括惠栋、沈彤、谢墉、赵曦明、张垣、严长明、段玉裁、沈景熊、梁玉绳、梁履绳、陈雷十一家，故能博采广搜，择优除劣，充分吸收各家研究成果。其次，卢氏在校勘众本的基础上，对《逸周书》中的讹误进行改定。如《度训》“小得其所好则喜”，卢云：“喜，旧本作善，今从沈改。”卢氏所改，不一定采取对校，往往是根据理校法校定，如《武称》：“春违其农，秋伐其穑，夏取其麦，冬寒其衣，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时也。”孔晁注：“寒衣为败其丝麻，冬夏寒暑盛，故欲疾之。”卢氏曰：“注‘疾’旧作‘度’。案：正文云：‘冬夏欲亟’。亟，疾也，故称为疾。”这个校正是正确的。正文云“亟”有“疾”义，与“舒”相对可知。又“疾”与“度”字形相近，容易致误，故此，“度”字“有误无疑。再次，针对《逸周书》的脱缺，卢氏进行补苴罅漏的工作。据《逸周书》目录，第五十三篇是《月令》，但今本缺佚。卢氏据《吕氏春秋》十二纪首补入；又《程寤》第十三也亡逸，卢氏据《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补入七十五字，并加诸案语于后。
卢氏校勘态度谨慎。我们往往可见其搜采之博，鉴核之精，论说之严谨，诂解之求是，实为有清一代校勘家所罕觏。他在校勘过程中坚持“相形而不相掩”的校改原则。当时王念孙校书，喜据类书以改本文，又喜删改旧注以从己说，卢氏对此不敢茍同。他在《与王怀祖庶常论校正＜大戴礼记＞书中说：“读所校《大戴礼记》，凡与诸书相出入者，并折衷之以求其是，足以破注家望文生义之陋。然旧注之失，诚不当依违，但全弃之，则又有可惜者。若改定正文，而与绝不相应，亦似未可。不若且仍正文之旧，而用案语于下，使知他书之文，固有胜于此之所传者。观汉魏以上书，每有一事至四、五见而传闻互异，读者皆当用此法以治之。相形而不相掩，斯善也。”[24]比如他在《逸周书•克殷》：“武王再拜稽首，乃出”句后加注校语说：“梁云：此有脱文。《史记》作‘武王再拜稽首，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李善注王元长《曲水诗序》引《周书》亦有此数语，唯‘膺更’作‘膺受’。观孔晁注正是释武王之语，则佑《周书》本有之，转写者因两‘再拜稽首’遂遗却上文耳”。这节校勘记，卢氏举《史记》与《文选》李善注，还有孔晁之注。据此，这里有脱文无疑。卢氏却只以校语说明，并分析了致误的原因，“相形而不相掩”的校改原则，得以彻底体现。后来朱右曾注解采用了卢氏的观点，在《逸周书集训校释》中将此段增补为“武王再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卢氏重校《方言》可谓据小学校书 的典范之作。其中所举戴东原《方言疏证》误校之例，可见卢氏运用小学知识校书的精熟。如《方言》卷十一：“蝇，东齐谓之芈。”戴氏《方言疏证》改“芈”作“羊”，并云：“‘蝇’‘羊’一声之转。‘羊’可呼为‘蝇’，‘蝇’亦可呼为‘羊’。方音即异，遂成两名，书中皆此类。注以为不宜别立名，非也。”卢氏纠正了戴氏的错误说法云：“蝇似黾，其声盖与‘闵’相近，楚姓之芈其声亦相近，故注以‘此类皆不宜别立名’是也。今若作牛羊之羊，虽与蝇亦一声之转，而究不若蝇芈之转之尤切。况蝇，微虫也，羊，家畜也，皆有定名矣。而云蝇亦可呼羊，羊亦可呼蝇，不乱名乎？而反讥郭氏何也？”
此外，卢氏运用熟稔的古代名物、史实、典制等知识进行理校，有颇多精彩之处。如《题张之象注盐铁论》中有利用人物故实进行理校的例子。“《力耕篇》‘故乃贾之富’，《大典》作‘故乃萬贾之富’余疑‘萬’当作‘萭’，即《汉书•王尊传》中所云‘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萬，西市萭章’者也。”又如《群书拾补•续汉书礼仪志》：“《周礼》‘展牲’，干宝曰：‘若今夕牲’。文弨案：此乃郑康成注《周礼》之言，曰‘今’，正指汉时，取以证汉制，极合。干宝乃晋人，‘夕牲’不始于晋，何云‘今’邪？此援引之失。”此据典制，并辅以他校，令人信服。又《钟山札记》记。《左传•僖公三十三年》“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条。《札记》“原圃具圃”条云：“宋时本是具圃，今本作具囿。”按《初学记》河南道所引是具囿，《水经·潧水》下所引本是其囿，新校书乃改作具囿。今以杜预注考之，云“原圃具圃，皆囿名，若是具囿，杜不必如是下注，即注亦当止去，‘原圃亦囿名’可矣，以此佑作具圃为是。高诱注《吕氏春秋》，凡所引皆作具圃也。”后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左传上》“具囿”条，亦谓应作“具圃”，与卢氏说同。
综观以上所述，卢氏抱经夙承家学，读书有卓识，能辨群经之伪，存古籍之真，将校勘之学推向规模矩矱、洋洋大观境界。其为学不标门户，广交士林，旁征博稽，精审细择，遂卓然成就《抱经堂丛书》这部“奄有诸家之长而无其短”的大著作。要之，《抱经堂丛书》不仅是乾隆时期校勘学的集大成之作，又有力地推动了乾嘉朴学的演进历程，于后继者多有启益，“其书可读其泽延”。[25]
主要参考书目：
《抱经堂丛书》，清乾隆嘉庆间余姚卢氏刊本。
《国朝汉学师承记》，清江藩着，三联书店，1998。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支伟成着，岳麓书社，1986。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校勘学》，钱玄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孙钦善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文献家通考》，郑伟章着，中华书局，1999。
注释：
[1]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
[2]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六。
[3] 翁方纲《学士抱经先生卢公墓志铭》。
[4]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六。
[5]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
[6]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
[7]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四。
[8]《抱经堂汇刻书序》（《藏园群书题记》附录二）。
[9]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卢氏群书拾补序》。
[10] 《卢公墓志铭》（《抱经堂文集》首附）。
[11] 《书卢抱经先生〈札记〉后》。
[12] 《拜经楼诗话》卷三。
[13] 《卢公墓志铭》（《抱经堂文集》首附）。
[14] 《劳氏碎金》卷下《读史札记》
[15]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七。
[16]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重雕〈经典释文〉缘起》。
[17]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重雕〈经典释文〉缘起》。
[18] 钱大昕《群书拾补序》引。
[19] 《〈钟山札记〉自序》。
[20] 《〈校礼堂初稿〉序》。
[21] 钱大昕《卢氏〈群书拾补〉》序。
[22] 《抱经堂丛书》。
[23] 董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附录》。
[24]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十。
[25] 《抱经堂文集》卷首 段玉裁撰《翰林院侍读学士卢公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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