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新语》与易学
在由秦入汉的学术转折中，陆贾《新语》是不容忽视的。《新语》折射了不少经学信息，其中包括易学。由其用《系辞》文字的特点即可见《系辞》在汉以前流传颇广；陆贾以“仁义”说《易》，显示了较为独特的视角；其易学重义理，首开汉初学者以义理说《易》的风气，在孔门易学中居承前启后地位。
秦始皇统一天下，实行“焚书坑儒”政策，却不焚《周易》，于是易学得以传承不绝。到了汉初，易学研究出现了新的高潮。许多研究者致力于易学研究，对易学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在由秦入汉的过渡阶段中，地位较为独特的就是陆贾了。
据《史记》本传，陆贾时时在刘邦面前称说《诗》《书》，为刘邦所谩骂。但陆贾仍不气馁，称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并以夫差、智伯及秦之亡等历史谏之，刘邦有惭色，命其著秦失汉得、粗述存亡之征，于是有了《新语》的成书。《新语》连接着先秦与两汉的学术，地位较独特。尽管其时经学未隆，但《新语》仍折射了不少经学讯息。笔者不揣浅陋，试由《新语》与《易》相关的文字谈几个问题，敬请方家指正。
一、《系辞》文字在汉以前的流传情况
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的发现，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轰动，从而引发马王堆帛书研究热潮，热潮之一即关于《周易》的研究，其中又有许多是关于《系辞》的。在对《系辞》成书年代方面，学者们难达共识。笔者试以《新语》为视角，臆测《系辞》文字在汉代以前的流传情况。
如果我们细读《新语》，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袭自《系辞》的文字，如《道基》“润之以风雨”乃明显采自《系辞》上之文：“故知天者仰观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乃《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语；“故在天者可相，在地者可量”又乃变通《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之文。《慎微》“道无废而不兴，器无毁而不治”，以道与器相对为文，又明显本自《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论思天地，动应枢机，俯仰进退，与道为依”，或当与《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有些渊源。《道基》又称“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此所谓“通变”则亦源于《易》。《易纬·乾凿度》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此即所谓《易》之三名：易简、不易和变易，而“变”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系辞》中亦屡屡称道：“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变通者，趣时者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显然，陆贾的“通变”思想与《易》有一定关系。陆贾在《新语》中将一些《系辞》中的文字信手拈来，不言出处，说明当时《系辞》流传颇广，所以用之如同运用成语一样，不必标明乃引经据典之文，而可以自然地将之揉合于行文之中。此可再以《道基》证之。
《道基》中有这样一段话：“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此即本于《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随后，《道基》又历数神农、黄帝、后稷、禹、奚仲、皋陶的功绩，如“奚仲乃挠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以利天下”和“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这和《系辞》下述神农、黄帝、尧、舜事迹的思路，大体是一致的。其关于中圣的议论，又乃本于《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而《道基》中所提到的先圣、中圣、后圣，乃“陆生扩充《系辞》之说，用来讲历史，班氏又借以说《易》”[１](第106-107页)，《汉书·艺文志》“人更三世”即本于陆贾之语。这说明陆贾是比较受重视的，由此亦可见陆贾在易学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
总之，由上述可见，陆贾作《新语》，将《系辞》文字任意驱谴，所用与上下文文气一致，无斧凿之痕。而其首篇《道基》文竟化用《系辞》章节结构，这显示了陆贾对《系辞》了如指掌，因此在行笔为文时，不知不觉流诸笔端。更为重要的是，这又从另一方面揭示了《系辞》文字在汉代以前流传很广。虽然《新语》对确定《系辞》的具体成书年代裨益不大，但它对《系辞》成书年代研究还是有所启发的。陆贾《新语》引《系辞》未直称《系辞》这一名称，在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才明确提出《系辞》的称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表明在陆贾时尚无此称。但毋庸置疑的是，《系辞》文字早已广为人知了。
二、陆贾易说及其地位
陆贾的易学，李学勤先生认为乃传自荀子[1](第104页)，而“荀子《易》学源于子弓”[１](第101页)。再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弓受《易》于商瞿，瞿又受于孔子。子弓为楚人，荀子也曾在楚地讲述(易)学，陆贾也为楚人。加之马王堆帛书《周易》又出于楚地，且其中传《易》的繆和、昭力，就姓氏而言，又都是楚人，所以帛书《易》“这一《易》学流派是孔子《易》学在楚地的支派，似可以定论。”[１](第99页)就陆贾而言，在《新语》中有一些直接赞《易》的话：“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道基》)，“按纪图录，以知性命”(《本行》)，这都反映了陆贾对《易》的认识。同样，这也说明陆贾对《易》是比较有研究的。虽然在《史记》和《汉书》所记载的易学传承系统中，不曾提到陆贾易学，其授受系统和师承关系不明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身为楚人的陆贾在楚地的易学传承中应当有一定地位和影响。陆贾易说及其地位是不容低估的。随着帛书《易》的进一步深入研究，随着新的出土资料的更多发掘，陆贾的易学思想研究或许会有一些新的突破。就目前而言，我们只能循《新语》而略作小窥了。
前引《道基》所称先圣之语，在《序卦》中有类似语句：“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陆氏语或本于《序卦》，但他又是在《序卦》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充分肯定了先圣伏羲的地位与贡献。对此，清人焦循有如此评判：“读陆氏之言，乃恍然悟伏羲所以设卦之故，更推阐其旨曰：学《易》者必先知伏羲未作八卦之前，是何世界；伏羲作八卦重为六十四，何以能治天下，神农尧舜文王周公孔子，何奉此卦画为千古修己治人之道。”[２](第3页)焦氏此言高度评价了陆贾对伏羲作卦重卦的体悟，从中也可看出陆贾易说对易学发展是有贡献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仁”“义”说《易》。
《道基》称“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俞樾说“‘乾坤’、‘八卦’互言之，古人属文，自有此体”，并以刘琨《答卢谌》“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和谢惠连《秋怀》“虽好相如达，不同长卿嫚”证之。[３](第33页)由此，乾坤、八卦所指代者同，可看作《易》的代名词。对于这种以乾坤为仁，以八卦为义的说法，唐晏“疑皆古经义”。而李学勤先生“疑均本于《易传》。陆贾同篇云‘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仁指互相亲附的关系，而《系辞》下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故立‘乾坤以仁和合’；他又说‘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义指彼此对当的关系，而《说卦》‘天地定位’章讲‘八卦相错’，故言‘八卦以义相承’。”[１](第105页)《说卦》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天地、山泽、雷风、水火是八经卦的取象。天地上下配合，山泽高低沟通，雷风相互应和，水火互相资助，于是导致八卦既对立又统一地互相错杂。陆贾由此而以“义”论之。“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这反映了陆贾在继承《易传》之说的基础上，对乾坤和八卦的独特认识，也是陆贾对《易》的独特理解。
谈到“义”，《辨惑》中有一句直接引《易》的话：“《易》曰：二人同心，其义断金。”而此句《系辞》上作“其利断金”，帛书《系辞》亦作“其利断金”，从而有了“义”和“利”的区别。俞樾认为“此亦可见汉初古本之异也”[３](第87页)，因无他本作对照，姑且如此视之。《新语》中多方称“义”，如《道基》“伯姬以义建至贞，……佐君者以义不倾，……臣以义平，……朝廷以义便便，……烈士以义彰其名，……阴节以义降，……《关雎》以义鸣其雄，……八卦以义相承，……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义升降”；《本行》“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贫而有义者荣”等。这种以“仁”、“义”论《易》的主张可看作陆贾易说的独特之处。
这又是有原因的。陆贾是一位儒家学者，因此对儒家所主张的“仁义”思想尤为关注与信从。他不仅在《道基》中屡屡称道‘仁义”，在《辅政》中也说“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圣贤为杖，故高而不坠，危而不仆”，“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稷、契为杖，故高而益安，动而益固”，并且“杖圣者帝，杖贤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谗者灭，杖贼者亡”，将仁义大加赞誉。在《本行》中，又称“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并说“夫酒池可以运舟，糟丘可以远望，岂贫于财哉?统四海之权，主九州之众，岂弱于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贫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义不加于下也。”这都是强调仁义对于治国的重要性。《新语》中几乎处处都显示了陆贾尊崇仁义的思想主张。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陆贾谈《易》以“仁义”为说的思想渊源了。如果说，陆贾是以“仁义”作为观察、认识问题的一个视角的话，那么，以“仁”“义”说《易》就可以说是陆贾“仁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陆贾是将《易》纳入其“仁义”之说这一宏观领域之中的。可见，陆贾说《易》不是就《易》论《易》，而是引《易》以论证己说，也就是说《易》重义理。
此在《思务》中也有所呈现：“《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此显然出自《丰卦》上六爻辞。原文还有“三岁不觌，凶”语，即时过三年仍不露面，如此深藏自蔽必有凶险。李光地等《御纂周易折中》引何楷曰：“处丰之极，亢然自高，丰大其居，以明得意；方且深居简出，距人于千里之外，岂知凶将及矣，能无惧乎?”[４](第460页)而陆引此文后却云“无人者，非无人也，言无圣贤以治之耳”，将“人”引申为“圣贤”。前此，陆贾称今之为君者，不以五帝之术为治，却断言“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为臣者不以稷、契为榜样，却说“今之民不可以仁义正也”；为人子者不仅不学曾参、闵子骞，反而说“家人不和”；学者不效仿颜回、子贡，却抱怨“世所不行也”。由此社会现象，陆贾才发出“无圣贤以治之”的感慨。而此引《丰》卦爻辞以证己说的作法，也具说《易》重义理的特点，皮锡瑞曾言“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２](第16页)从贾谊、刘安到董仲舒等，都是注重阐发《易》经传的义理。汉初这种重义理的易学特征，不能说不是由陆贾而发轫的。当然，引《易》说理这一作法由来已久了。《论语·子路》即记载了孔子引《易》恒卦九三爻辞为论的故事。《礼记·表记》、《坊记》、《缁衣》等篇也有类似的例子。“不把《周易》用于占卜而着重于从义理上引伸发挥，是孔子的读《易》法。……后来儒家都是用孔子的这个方法来读《易》，荀子就说过：‘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５](第656页)可见，陆贾也是这一孔门传统的继承者，并将之发扬光大，在汉初首开风气。所以陆贾易学在由秦入汉的学术转折中，是有一定地位的。
此外，《明诫》称：“《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天出善道，圣人得之。’”而《系辞》上却是“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唐晏认为“陆生所引，大异于今本”，而王利器先生则言“此实不足以说明陆氏引《易》之本柢；盖汉人引经说，习惯率称本经也”，此“陆氏所引为汉《易》说必矣”，因为《说苑》、《史记》、《列女传》等都出现过不称本经而直称传的类似情况。[３](第158-159页)此句李学勤先生则句读为“《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天出善道，圣人得之。”认为不过是“则”今传本为“象”而已。[1](第106页)帛书《系辞》与今传本相类，则陆氏此引又可备一说。《明诫》及前称《辨惑》所引的这些不同于今本和帛书《易》中的文字，又可为易学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材料。
三、结语
易学研究是当今学术研究中的热门话题。而“对中国易学史特别是汉代易学史的研究来说，我们应该紧密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文化氛围进行探讨，充分借鉴、利用所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手段。”[６]陆贾《新语》即是一种与此相关的重要文献资料。由秦入汉，陆贾是当时唯一一位有著作者，因此可以说，陆贾在《新语》中所呈示的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其说《易》思想亦不例外。我们不能忽视《新语》中与《易》相关的文字。
在《新语》中，陆贾将《系辞》的一些文字驾轻就熟天衣无缝地穿插于行文中。这表明其为易学深矣。由之可知在汉以前《系辞》文字已广为流传。
陆贾《新语》中有些引《易》文字不同于今本《易》和帛书《易》，而其以“仁义”说《易》的视角又很独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陆贾说《易》重义理不重象数，在汉初首开风气，又在孔门易学中居承前启后地位。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因此，我们在进行易学研究时，不可忽视陆贾《新语》。
参考文献：
[1]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Ｍ]．长春：长春出版社，1992．
[２]皮锡瑞．经学通论[Ｍ]．北京：中华书局，1954．
[３]王利器．新语校注[Ｍ]．北京：中华书局，1986．
[４]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５]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６]张涛．汉赋与易学[Ｊ].周易研究,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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