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2019，乐山大佛的变脸以及乐山大佛秘题的问答

范晓河山无言

1899～2019，乐山大佛的变脸

以及乐山大佛秘题的问答

撰文︱范晓

乐山大佛的变脸

本节的乐山大佛照片，引自有关文献与报道，以及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大佛光影老照片墙》图片展，也有笔者不同年代拍摄的照片。在核对有关资料时，笔者发现一些老照片的拍摄年代，在一些展示中，标注有误。笔者根据能查找到的相关文献，对照片的拍摄年代作了订正，并尽量对拍摄背景加以说明。

1899年的乐山大佛。据弗里茨·魏斯

该照片见于1901年初版于英国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一书，该书为英国女士阿绮波德·立德(1845—1926)在中国的游记，书中对这张大佛照片的说明为：“150英尺高的峭壁上凿出的巨幅头像，草丛是眉毛和胡须，树丛是头发”。

有记载称，这幅照片为当时的德国驻四川领事弗里茨·魏斯用玻璃干片相机拍摄。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乐山大佛照片。

由于气候湿润，加上凿成大佛的砂岩透水性好，所以植物极易生长，若不及时维护，大佛就如这般模样。明代任伦有描写乐山大佛的诗曰：“可怜世历风霜古，销却金衣变草衣。”

1914年的乐山大佛。照片为法国诗人、汉学家、考古学家谢阁兰（亦译色迦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所摄。

照片为正在修缮中的大佛，是为民国年间的第一次修缮，由凌云寺僧人出资进行。

谢阁兰在《中国西部考古记》一书中描述了当时他对大佛的印象，“像虽巨，然已破落不堪，不足与言考古，更不足与言审美也”。

照片中可以看到大佛的破损十分严重，脸、眼、鼻、耳、嘴均有风化脱落。因此，人们现在看到的大佛已经过较大的重修，与唐代最初凿成的大佛原貌可能已相去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大佛额头正中的发髻有一处空白，不知是因为发髻脱落，还是该处的构件本来就与周围不同。

1925年的乐山大佛。据阿奇博尔德、亚当斯

该照片见于1925年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由洛克（Joseph.F.Rock）撰写的《一位地理学者的独行孤旅》（Experiences of a lone geographer）一文，照片注明由阿奇博尔德和亚当斯（Rev. Archibald & G. Adams ）所摄。该文记述了洛克一行1924年12月由云南出发，经东川、昭通、大关，到达四川的叙府（今宜宾），由叙府经嘉定（今乐山）到成都，再由成都经汉州（今广汉）、德阳、罗江、绵州（今绵阳）、松潘，去甘肃。这张大佛照片为洛克一行1925年2月在嘉定所拍。

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的图片展以及一些报道中，标注此照片的年代为1911年，有误。

照片中可以看到佛耳已脱落，尚未修复，有孔洞露出。大佛的眼、眉、鼻、嘴，都是在已严重损坏的基础上，重新修造的，但和1933年以后所见的样式有很大不同。

在洛克的文章中，对这张照片的说明是：“四川嘉定，巨大的佛像头部——我们付了“茶水钱”，雇人站在佛像头顶，以便拍照时，作为佛像尺寸大小的对比，草和蕨类遮住了佛像头部的发髻。红色砂岩佛像的一些风化部分，涂了颜色较浅的、粉红肉色的涂料。过去的大约十多年间，表面的涂料多已褪掉，一些佛教信徒把残存的涂料刮去，然后重新抹上涂料。这座佛像雕刻在矗立于岷江岸边的悬崖上，它位于嘉定城的对岸。在照片的左边，可以看到一座庙宇的屋顶。”

1925年的乐山大佛。据洛克

大佛的脸部样式，包括杂草以及斑痕的特征，都和上一张照片一样，应当同为洛克一行拍摄于1925年2月，只是拍摄角度不同，这张照片似在九曲栈道上所拍。

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的图片展以及一些报道中，标注此照片的年代为1926年，有误。

照片中的大佛在1925年刚经历过修缮，川军将领陈洪范为修缮捐资数千大洋。但从照片看，修缮似乎主要集中于头部，佛身的植被并未有效清除，脱落的佛耳也未重塑。

1933年的乐山大佛。据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

此照片刊载于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华景象》画册，由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所摄，图注为“嘉定镇江佛”。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于1932年9月由上海出发，到达乐山的时间是在1933年6月，照片的拍摄时间当在此时。

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的图片展以及其它一些报道中，此照片的年代标注为1929年，有误。

此前的1927年，乐山大佛经过了民国时期的第三次修缮，由四川资中的一位居士捐资进行。从照片看，佛耳似已重塑恢复。眉毛和眼睛的处理与以前的照片看到的不同，而后至今的修缮中，对眉毛和眼睛的处理都延续了这种样式。

1933年，维修中的乐山大佛。据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

照片为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1933年拍摄。发表于1934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的《中华景象》摄影画册，所注说明为“镇江佛顶重施彩绘时之摄影”。

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的图片展以及其它一些报道，将此照片的年代标注为1934年，这是将照片出版时间误为拍摄时间。

1934年的乐山大佛。引自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

1932年至1934年，大佛经过了民国年间的第四次修缮，此次对大佛的头、肩、胸的修缮明显。另外，照片中可以清楚看到重塑的佛耳，有可能是1927年重塑，此次又加修缮。

需要说明的是，大佛的佛耳不是原岩凿就，而是用木柱作结构，外面抹上灰泥装饰而成。宋代文人范成大在《吴船录》中对此有记述：“极天下佛像之大，两耳犹以木为之”。但在开凿之初，是否曾在石上雕刻，后因佛耳既长且大、砂岩疏松，致风化脱落后，才改为木构其内、灰塑其表?尚存疑。

1933年的乐山大佛。据L·A 洛弗格林

照片为美国浸礼会牧师L·A 洛弗格林1933年6月在乐山考察时所摄，载于1936年丹麦出版的J.普里卜·默勒所著的《中国佛寺图考》。

大佛身上有较多植被生长，主要集中在肩、手掌、膝盖、足部等渗水较多的部位。照片可以看到大佛石窟全貌，包括大佛两旁临江崖壁上的左右护法天王石刻雕像。

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的图片展以及其它一些报道，将此照片的年代标注为1936年，有误。

1939年的乐山大佛。据梁思成等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梁思成及营造学社一行对川康两省进行了历时半年的古建筑调查。1939年10月25日，梁思成与刘敦桢、陈明达、莫宗江从雅安乘竹筏沿青衣江而下入乐山境，至11月上旬，先后调查了夹江千佛岩、杨公阙、白岩山汉代崖墓、龙泓寺摩崖石刻、乐山大佛、峨眉大庙等。

1950年代初的乐山大佛。引自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

1962年的乐山大佛。引自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

正值大饥荒年代，大佛似乎也不忍直视人间的苦难。

1975年，维修后的乐山大佛。引自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

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乐山大佛，似有愠怒之相。文革之初，红卫兵先是冲进乌尤寺的罗汉堂，将大殿的罗汉像尽行砸毁。然后到凌云山准备砸大佛，但红卫兵手中的木棒、铁锤对庞然的大佛无济于事。红卫兵于是到乐山附近的矿山，试图鼓动矿山的爆破工人来炸大佛，幸得当时到乐山“支左”的解放军加以阻止，乐山大佛才免遭后来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那样的厄运。

1978年的乐山大佛。范晓摄影

这是1978年2月，笔者第一次到乐山大佛观光时拍摄的照片。那是中国改革开放，旅游业兴起之初的时期。

1983年的乐山大佛。引自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

1990年，维修中的乐山大佛。引自乐山博物馆

1994年，维修中的乐山大佛。引自乐山博物馆

1996年的乐山大佛。引自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

这也是一张可以看到大佛石窟全貌的照片，尤其可注意大佛两旁临江崖壁上的左右护法天王石刻。

1996年，维修中的乐山大佛。引自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

2001年的乐山大佛。引自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

这是21世纪第1年的乐山大佛尊容。

2001年，乐山大佛的维修。引自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

2011年的乐山大佛。引自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

2019年的乐山大佛。范晓摄于2019年7月与9月

这是刚刚经历过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修缮的乐山大佛。

2019年，乐山市打造了乐山大佛的灯光秀表演，并利用乌尤山、凌云山地势山形的巧合，用灯光勾勒出了“睡佛”的形象。因此，夜游三江成了乐山受欢迎的旅游项目。范晓摄影

乐山大佛始凿于唐代开元年间，距今已有1200多年，加上湿热的气候环境，凿就乐山大佛的红色砂岩，极易风化并生长植被，若没有频繁的修缮，很难保持大佛的风貌。

由于佛耳、佛鼻等体量巨大，凸出隆起，又需细加雕凿，因此更易损毁，故佛耳、佛鼻都采取了内用木构，外塑灰泥的做法。只不过是始为石刻，后用木构，还是一直就是木构，需要考证。大佛头部的1021个螺旋状发髻，也非在原岩上凿就，而是用先用石块雕成，或一石一髻，或一石数髻，然后镶嵌于大佛头部，以便于施工和修复替换。石髻根部未见砂浆粘接，此种镶嵌技术堪称高超。石髻表面抹灰两层，内层为石灰膏，外层为煤渣灰、石灰、剁细的麻筋混合的锤灰。

遗存的大佛头部的唐代髻石，高78厘米，顶部31.5厘米见方，根部24厘米见方，成楔形。据乐山博物馆

此外，大佛的其它部位，也因年久风化，砂岩表层多有脱落剥离，因此也常常采用灰泥涂敷来加以修复。目前，大佛除身、臂、腿等部位还保留为原岩岩面以外，大佛的面部、颈部、手掌、脚掌的表面都是用灰泥涂敷修复的，同时尽量采用与原岩颜色相近的材料。不过，最近一次修复后的大佛脚掌，其颜色、质感与原岩相差太大，不知是否有意为之。

据不完全统计，1911年至1949年，乐山大佛有四次较大规模的修缮；1950年至2019年，大规模的修缮有九次。从笔者2019年7月和9月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尽管刚刚经过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的修缮，大佛面部表层涂料的开裂已很明显，且鼻黑、脸花、佛身渗水滋生植被的现象又重现。因此修缮及其技术的提升仍然是长期持续的工作。

乐山大佛出生于沙漠吗?

这要从开凿出乐山大佛的巨厚红色砂岩说起。这套构成壮观的临江山崖的红色砂岩，是形成于距今约1亿年至6800万年之间的白垩系嘉定群（亦称夹关组）砂岩。这套砂岩不仅层厚、色红，而且还具有大型交错层理。

色红，表明砂岩形成时处在较为炎热的气候，沙质沉积物中的铁质被氧化成为高价铁，故显红色。层理，是沙、泥等沉积物沉积时，因气候、物质来源的变化，显现出的成层结构，它有点象树木的年轮，它也显示了古地理环境的信息。所谓大型交错层理，除了层理的尺度很大以外，层理是倾斜的，层理倾斜的方向是变化的，呈交错状。

根据地质专家的研究，大佛所在地的砂岩中的大型交错层理，正是沙漠中沙丘沉积的典型特征，而且这套砂岩中的岩石结构、矿物成分，也证实了古沙漠环境的存在。例如岩层所含的砾石，具有沙漠环境下风棱石所具有风蚀坑。专家们甚至根据交错层理倾斜方向的统计，以及沉积颗粒磁化率的定向特征，分析认为当时这个沙漠盛行西风。

因为凿就大佛的砂岩是白垩纪古沙漠的沙丘沉积，由此说大佛出生于沙漠不无道理。大佛出自沙漠，但给人以慰藉和启迪，这也有了“荒漠甘泉”的意蕴。

乐山大佛左侧崖壁的红色砂岩，可见大型交错层理，它代表了白垩纪古沙漠的沙丘沉积环境。范晓摄影

大佛后侧的道路旁，红色砂岩中的大型交错层理。这种交错层理在凌云山上的岩石露头中几乎随处可见，它反映了砂岩形成于古沙漠环境。范晓摄影

乐山大佛开凿了九十年吗?

据历史记载，乐山大佛始凿于唐玄宗（李隆基）当政的开元年间（713年～741年），但具体哪一年不详。凿成于唐德宗（李适）在位的贞元十九年（803年）。若以唐开元元年为始，刚好90年，故有大佛开凿了90年之说。

但乐山大佛的修造并非持续了90年，而是时断时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海通时期（713年～737年），海通选址凌云山，主持动工兴建大佛，至大佛头部和胸肩成形，海通禅师圆寂；

章仇兼琼时期（740年～765年），唐玄宗诏赐麻盐税修建大佛，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章仇兼琼（章仇为复姓）捐俸金二十万钱，续建大佛，完成膝以上部位；

韦皋时期（785年～803年），接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捐俸金五十万，主持续修大佛，至803年竣工，韦皋撰《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以下简称《大像记》），记大佛建造始末。

上述三个阶段历时67年，在这期间大佛的修造也并非持续不断，有学者估计实际修造的时间在30年左右。

开凿乐山大佛的创始人，唐代海通禅师的塑像。据乐山博物馆

乐山大佛的造像为什么是弥勒佛?

乐山大佛造像为弥勒佛，乐山大佛原来的名称即是“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大佛修造的最终主持完成者韦皋的表述很清楚，所谓“惟圣立教，惟贤启圣。用大而利博，功成而化神。即于空，开尘劫之迷；垂其象，济天下之险。嘉州凌云寺弥勒石像，可以观其旨也。”

弥勒佛，在大乘佛教经典中，被认为是释迦牟尼的继任者，又称未来佛。经西晋至唐的历代高僧的推崇，在唐代，形成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的弥勒信仰，弥勒造像风靡全国，自然也成为凿造乐山大佛的首选。

乐山自汉代即有石刻造像的传统，凌云山旁侧东汉时期的麻浩崖墓就已有石刻佛像的出现。至唐代，佛寺的兴建、佛教内容的摩崖石刻在乐山兴盛一时。这为乐山大佛的修造奠定了基础。据史载，嘉州城西一里有能仁寺，寺旁有古像山，在造大佛之前，先在此地凿刻了尺寸较小的弥勒佛像，作为大佛的范式和小样。

凌云山旁，麻浩汉代崖墓的石刻佛像。据乐山博物馆

现在，能仁寺以及古像山的弥勒佛小样已不存。但在离凌云山约42公里的夹江千佛岩，还保存有开凿于唐代的摩崖造像，人们发现其中第135号龛的弥勒佛像，竟然酷似乐山大佛：同样的垂足坐姿式（亦称善跏趺坐），同样的螺旋发髻，双臂都沿着身躯和大腿前伸至膝盖，双足一样的分开踏着莲台。不同之处在于，千佛岩弥勒佛的右手仰掌持珠，左手抚膝；乐山大佛是双手抚膝。

但是，据参与1962年乐山大佛维修的罗伯衡在《一九六二年乐山大佛维修纪实》一文中记述：“大佛的右手，在未修缮前，要比左手高得多，手指也细得多，手势也不协调（佛像一般的手势不应该同时抚膝，右手大都是仰势）。右手高过左手1.8米左右，高的部分是连山石，证明这是高出的石体。据此推断原为佛珠，佛手且为仰势。”

由此说明，乐山大佛的手势原来大概也与夹江千佛岩弥勒佛相同。目前的双手抚膝，是后来重修的结果。

乐山大佛虽不如千佛岩弥勒佛丰满肥硕、衣纹细腻，但这可能是乐山大佛风化“瘦身”的结果。

据专家发现的题记，千佛岩第135龛弥勒佛也开凿于唐开元年间，虽然不能判定它和乐山大佛孰先孰后，但足以说明当时乐山一带弥勒造像的流行样式与同源关系。

夹江千佛岩第135龛的唐代弥勒佛像，因酷似乐山大佛而备受人们关注。佛像上的彩妆是清代道光年间所加。范晓摄于2015年

夹江千佛岩第135龛的唐代弥勒佛像上半身近景，可以看到与乐山大佛酷似的螺旋发髻。范晓摄于2015年

夹江千佛岩弥勒佛的发髻并非等大，额头正中有一个最大的圆形装饰，似乎与乐山大佛1914年的照片中，额头正中的那个已脱落的装饰类似。乐山大佛后来的修复中，佛顶发髻都处理成一个模样。

乐山大佛真能镇江祛灾吗?开凿下来的石块去哪儿了?

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正当岷江与大渡河会聚之处。唐代韦皋形容其江流“突怒哮吼，雷霆百里”，“舟随波去，人亦不予”。海通禅师开凿大佛的目的，就是要借助佛法神力，治水袪灾。除了这种借助宗教信仰的精神希冀之外，韦皋在《大像记》中，还用“石可改而下，江可积而平”之语，来表述开凿大佛达到治水目的的工程技术思路。

屹立江岸的大佛，真能以佛法神力镇江安流吗?如果从科学的角度去看，这并不能令人信服。不过有报道称，自大佛凿成以来，大佛面对的江水汇流之处，再没有船毁人亡的事故发生。此说是否可靠，尚不得考。对精神的力量，也许只能信者有，不信者无了。

修造大佛开凿下来的石头，据估算约有6万至10万立方米之巨。韦皋的《大像记》记述：“万夫竞力，千锤齐奋，大石雷坠，伏螭潜骇”，似可说明，开凿下来的石头皆被投入江中。那么是否可以在大佛的崖前，达到填塞河床，消减水势的目的呢?

大渡河与岷江合流的乐山一带，之所以易受洪灾，是因为大渡河流量浩大，加上汇青衣江之水后，水势远在岷江之上。而凌云山、乌尤山正对大渡河流向，大渡河洪水在此易受阻壅高迴流，加上岷江水流的顶托，极易泛滥成灾，如遇岷江、大渡河同时爆发洪水，沿江地带更易被淹。大渡河、青衣江、岷江汇流处及以下的河段，河洲密布、汊流甚多，河道本身的自然变动就很频繁。因此，若填高大佛崖前的河床，仅能迫使河道略有改变，并不能根治此地水患。

大佛开凿、抛石入江后，历史上是否使凌云山下的河床形态及水势有所改变，现在已不可考。据近年利用卫星定位测量结合多波束水下地形测量，证实凌云山及大佛崖前的水下，主要为崖坡陡峭，河床平坦，底质坚硬光滑的基岩。而且由于水流的冲蚀和淘蚀，在崖坡根部形成向内凹进的沟槽，仅局部有少量的石块堆积。这表明，大佛开凿下来的石块，已随江流而下，至少在现代，未表现出“江可积而平”的填塞效果。

凌云山正当大渡河与岷江合流冲击的崖岸，因此石块泥沙不易停积，临江崖壁下部反而被淘蚀凹进，使上部崖壁成悬空状，这也是大佛保护的工程技术一直关注的问题。

凌云山前，岷江与大渡河的汇流处。范晓摄影

世界第一的乐山大佛究竟有多高?

乐山大佛是世界上最高的石刻佛像，这一点没有疑问。但对于乐山大佛高度的数据，历史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韦皋的《大像记》仅记“顶围百尺，目广二丈”，并未说明大佛的高度。

宋代范成大在《吴船录》中说大佛高“三百六十尺”。一尺的长度，中国各朝代有差异。宋代一尺约合31.68厘米，三百六十尺约相当114米，这显然是未经准确测量的夸张说法。

以多隆少校为队长的法国军人探险队，于1907年至1910年对云南、四川进行了探险考察。在多隆所著的《彝藏禁区行》（中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书中，他描述到：“我们航行的终点嘉定，有一个人工做的最妙不可言的、最令人吃惊的杰作。它是在雅河、大渡河还有岷江的交汇处的岩壁中，岩上雕着高六十米的塑造像，是世界上最大的雕像。它位于正面的宽度和深度约二十米的壁龛里，刻在朝天的岩壁上。”

多隆提供了大佛高60米的数据，但没有说明测量方法。

1933年，美国浸礼会牧师L·A 洛弗格林，用三角测量法测量出大佛头顶至脚台底的高度为204英尺，合62.179米。该成果发表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五卷《嘉定大佛的测量》一文。这是有记载的对乐山大佛高度的第一次科学测量。

1962年，在维修大佛时，用分段绳测的方法对大佛进行了测量。测得包括大佛足下莲座至头顶的通高为71米。虽然这一“通高71米”的数据被长期引用，但由于大佛足下的莲台基座风化已十分严重，后来又对基座平台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因此基台高度的数据难称准确，对比弗洛格林所测包括基台的大佛通高为62.17米，便可知误差较大。因此，此后的测量，主要以足底至头顶的距离来说明大佛的高度。

1984年，乐山市城建局测量队用经纬仪测得大佛足底至头顶的高度为59.94米。

1986年，水电部华东勘测设计院联合四川省水力电力设计院，用近景摄影法测得大佛足底至头顶的高度为60.01米。

同年，武汉测绘学院与四川测绘研究所，同样用近景摄影法，测得大佛足底至头顶的高度为58.2米。

1992年，朱宜萱在《乐山史志资料》发表的《乐山大佛等值线图的近景攝影测量》，报道大佛脚板底至头顶的高度为58.7米。

2006年，采用激光三维扫描技术，对大佛进行了三维测绘。但未查到公布此次测绘数据的文献。乐山博物馆目前的展陈中，公布的乐山大佛脚底至头顶的高度为59.84米，不知是否为激光三维扫描测绘的结果。

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有东西两座，高度分别为53米、38米，曾经是仅次于乐山大佛的世界第二和第三高的石刻大佛。2001年，塔利班恐怖组织炸毁巴米扬大佛后，高度为36.67米的四川荣县的唐代大佛，便成为了世界第二高的石刻佛像。

阿富汗巴米扬大佛被毁前后的照片对比。据网络

高36.67米的四川荣县大佛，世界上第二高的石刻佛像。据网络

与乐山大佛雕刻于白垩系红色砂岩中的弥勒像不同，荣县大佛的造像是释迦牟尼，雕刻于侏罗系沙溪庙组的黄灰色砂岩中。而且，荣县大佛头顶有卷拱，前有护身楼阁，虽经风化，但佛像原貌比乐山大佛保存要好。

有意思的是，由凌云山溯岷江而上约16公里，在岷江小三峡之背峨峡的崖壁上，还有一座未完工的大佛，被称为平羌大佛。宋代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称其为“涌佛山”。该大佛亦可能开凿于唐代，已开出小半个龛和佛头，头上刻出了螺髻和双耳，颈部刻出的三道肉褶也很明显。

平羌大佛的佛头高度有5米至7米的不同数据，若按乐山大佛的头部和整个高度的比例，平羌大佛凿成后，高度当在25米至35米之间，也算一个庞然大物了。平羌大佛为何没凿成，它和乐山大佛是何关系?这仍然是一个谜。

乐山岷江小三峡之背峨峡的崖壁上，未完成的唐代石刻大佛——平羌大佛。据乐山博物馆

由照片可以看到，佛像的开凿是由上往下进行的。据称平羌大佛有石刻的发髻、耳朵。那么，乐山大佛的发髻与耳朵最初是否也是由原岩石刻的呢?

为大佛遮风蔽雨的大像阁什么样?它毁于何时?

乐山大佛凿成后，属于露顶的摩崖石刻，为了免于日晒风吹雨淋，人们又构筑了规模宏大的楼阁，将大佛完全覆盖。而能将如此大佛装进去的楼阁，必然也是建筑史上的奇迹，其价值并不逊于大佛。该楼阁在历史上有大像阁、凌云阁、天宁阁等不同称呼。虽然，楼阁早已毁灭，但人们探究其真相与奥秘的热情从来没有消减过。

有趣的是，大佛最后一任建造主持韦皋，在《大像记》中并未提到大像阁之事。是因为韦皋在大佛凿成、铭碑纪功之际，大像阁还未开始修建呢?还是因为大像阁虽已建成，但韦皋认为与大佛凿成相比，这不值一提呢?

古人最早提及大像阁的文字，出自唐朝嘉州知事薜能，他在唐咸通年间（860年—874年）写的《题凌云寺》一诗中，有“像阁与山齐，何人置石梯”之句。这时离大佛峻工的803年，已过去了好几十年。“石梯”当指大佛右侧凿于山崖之上的九曲栈道，它很可能既是开凿大佛时的上下通道，也是在大像阁中用于连接不同楼层的石梯。

到了宋代，苏东坡有“卧看古佛凌云阁”的诗句；范成大在《吴船录》记载“跻石磴登凌云寺，寺有天宁阁，即大像所在”、“为楼十三层”；陆游有诗曰“不辞疾步登重阁，聊欲今生识伟人”。

令人惊奇的是，美国华盛顿自由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幅南宋佚名画家所作的《长江万里图》，画面中嘉定府的一段、在标注的九顶山（南宋对凌云山的称呼）之侧，竟然画有覆盖大佛的九层天宁阁。这无疑是极为宝贵的、古代唯一的大像阁的图像资料。

南宋佚名画家所作的《长江万里图》，图的中下部可见覆盖大佛的天宁阁。引自乐山博物馆

不过，古人记述的大像阁的层数又让人迷乱了。范成大说“为楼十三层”；南宋的释志磐在《佛祖统计》中说“覆阁九层”；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则说“建七层阁以覆之”。如果参照《长江万里图》，也许九层的可能性较大。

乐山大佛两侧崖壁上，有不少桩孔，在修复大佛的过程中，出土有残碎的瓦片，在大佛右臂附近发现有柱础，这些都为大像阁的存在提供了实物证据。

大像阁毁于何时又是一个谜，因此有宋元之际、元明之际、明末等不同推测。

由于宋代文人多有关于大像阁的记述，所以大像阁之毁可能在宋代之末或宋代以后。其中，南宋时期，大佛所在的凌云山以及旁边的三龟山，是抗蒙堡垒九顶城和三龟城所在地，从1241年蒙军首破嘉定，到1275年三龟九顶城降，历经多次血战。因此大像阁毁于宋末元初的可能性最大。

此外，元末明初，元兵曾屯兵大佛寺，与徐寿辉红巾军的明玉珍部有过激战。此时大像阁也有遭受毁坏的可能。

由于明代诗文中，已有不少关于大像阁倾圯，大佛杂草丛生的记述，因此大像阁毁于明末的可能性较小。

大佛右臂旁的大像阁柱础遗迹。据乐山博物馆

在修缮大佛的过程中，发现的唐代大像阁的瓦片。据乐山博物馆

唐代“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刻的重新发现，为什么让人惊叹?

大佛凿成后，修造大佛的最后一任主持者韦皋亲撰《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并将其刻碑于大佛右手一侧的临江崖壁上。这无疑是能够说明大佛建造年代与过程的最有价值的文物。

南宋的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写道：“凌云大像碑记，贞元十五年韦皋撰文，记造佛之始末；张绰书，其碑甚丰，字画雄伟”。

《大像记》的文字，在北宋的《嘉州志》、明代的《嘉定州志》、清代的《嘉定府志》、《乐山县志》、《四川通志》，以及民国的《乐山县志》中，都有收录。但《大像记》的唐代原碑，却似乎湮灭了，在历史记载中没有了下落。

从明代到清代，都有人在寻找。清代文人王渔洋在他的《蜀道驿程记》中写道：“嘉州凌云大像记，韦皋文，张绰书。字画雄伟，寻之不可得。”清嘉庆《乐山县志》甚至说《大像记》碑“碑毁已久”。

清代能看到的，只有明代魏瀚重刻的《大像记》碑，立于凌云寺门前。后来，这块明代重刻的碑也不见了。现在凌云寺天王殿的门右侧壁上所嵌的《大像记》碑刻，是1945年乌尤寺僧人宏善所书。

《大像记》唐碑的“失踪”，也许是最不可思议的故事。因为该碑纪造佛之功，必立于大佛之旁，且刻于崖壁之上，又非一般石碑可搬移。近在眼前，为何就寻而不见呢?究竟原因，可能一是因为历史记载中，没有说明碑刻的具体位置；二是碑刻位于临江悬崖，据说唐代江边有小路可通，后来水位上升，只有乘舟迫近崖岸才可辨识，故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不过，这也给后人的“重新发现”留下了机会。

1979年，罗孟汀先生（乐山人，嘉州画派创始人之一）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乐山风光》，乘舟至凌云山前的江面，发现大佛左侧（注：指人面对大佛时人的左手方向，也即大佛的右手一侧）绝壁处有一体量巨大的碑状之物，风化较严重，但仍清晰可辨“贞元”等字。贞元为唐德宗年号，也是韦皋撰写《大像记》的年代。这是否就是唐代的《大像记》碑刻呢?罗孟汀心存疑问。

1984年11月的一个下午，罗孟汀专程雇舟再往探察。阳光斜射之下，这个摩崖石碑上更多的字显现出来，有“贞元初天子命我”、“贞元十九年”、“南康郡王韦皋”等，而这都是罗孟汀熟悉的《大像记》中的文字。借着阳光，他们抢拍了多幅照片。后来用放大镜对照片仔细辨认，发现碑文有820字，能确认的有208字，与原文对照，可以确认为《大像记》碑刻。

此外，罗孟汀根据碑的风化程度、刻碑的地理条件、碑的制式与文字格式，认定这就是唐贞元年间，韦皋所撰，张绰所书的《大像记》刻碑。

乐山大佛石窟全景。黄色矩形框处即为唐代《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刻位置。

1989年至1991年，在实施“治理乐山大佛的前期研究”科研项目时，测得《大像记》唐碑高6.6米，宽3.8米，为古代罕见的巨碑，正是“其碑甚丰”，与大佛巨像相得益彰。此次在悬崖上搭了厢架，对碑文分区拍摄，请书法家伍中一先生对碑文进行识读，并根据此唐代原碑，订正了古籍翻印《大像记》的诸多错漏，校勘复原了全部碑文。由此，这一价值无法估量的、乐山大佛现存唯一的第一手直接文献及其文物，终于重现它的光彩。

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引自汪岚

众星捧月的乐山大佛石窟，为什么不能只关注大佛?

人们到乐山，多是冲着大佛而去；上了凌云山，也大都以只看大佛为目的。但这忽略了大佛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整个凌云山石窟的存在。

换句话说，大佛并不是一尊孤立的石像，而是以它为中心，集合了众多摩崖石刻造像的庞大石窟群，由此体现出它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除了《大像记》唐碑以外，尤为重要的还有，大佛两侧临江崖壁上的左右“护法二天王”石窟造像，其石像高15.6米，也称得上十分壮观的罕见“大像”，它们与大佛构成“一佛二天王”的组合。右天王石像风化严重，面目已不清，但左天王的体形面貌保存较好，唐风尤在，有较高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