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发宏观郭磊】如何理解内循环

广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郭磊 博士

guolei@gf.com.cn

内循环框架将深刻影响“十四五”期间的宏观经济。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去产能、环保、农业供给侧改革，到金融去杠杆、金融供给侧，这一政策思路深刻影响了“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的中国经济。

同样，2020年7月年中政治局会议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循环框架将深度影响“十四五”期间的中国经济。

在理解内循环之前，我们可以先梳理一下之前的中国经济是怎么“外循环”的：世界工厂模式与中国经济的起飞。80年代后的20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利用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建立起了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链；2000年加入WTO又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到全球分工和专业化的体系中，逐渐成为“世界工厂”。

1980-1990、1990-2000、2000-2010年出口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3%、15%、20%，这也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起飞”（罗斯托框架的第三阶段），中国实际GDP增速三个阶段的均值分别为9.2%、9.9%、10.4%。

简单总结一下世界工厂模式就是：中国经济的原发需求之一就是外需，外需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劳动力迁移和城市化，创造顺差（净出口），顺差对应国内资本积累及货币投放，形成再投资，从而带动更大的外向型产业链规模。

这个过程也是伴随着产业升级的，中国出口逐渐从9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变为近年机电产品占比60%左右。

这一模式可能存在的缺点：外贸依存度和波动性偏高；处于分工和专业化下游容易被卡；空间受要素成本和外需空间约束；成果又融入在美元体系中。任何增长模式都会存在优势和缺点，上述模式的主要缺点表现为四点：

第一，这一模式下对外依存度偏高，从而导致经济波动会深度同步于全球经济波动。从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名义GDP）看，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最高的时候（2006年Q3）曾达68%，近年逐步下台阶，但也在30%以上。顺差占GDP比重最高的阶段（2008年底）达9%，近年在3-4%。而且，由于外需产业链吸纳就业比例更高，因此它对经济波动的实际影响要比基于外贸依存度看起来更大。

第二，从分工和专业化链条来说，外部是需求，国内是供给；而从全球供给链来说，最上端是技术和知识产权，往下是制造，再往下是原材料。两轮贸易摩擦（关税、技术及知识产权）显示经济在这这一个分工体系下会存在一些脆弱点，容易被卡脖子。

第三，从发展空间来看，一个硬伤是全球其他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中国，这意味着如果把中国经济的外向产业链视为一个整体，它面临的需求的增速会持续低于供给增速，从而渐渐形成供给天花板；此外，这一模式的成功会带来经济上台阶和劳动力成本的抬升，从而也会逐渐淡化传统的比较优势。

第四，顺差带来外汇储备，并变成持有美债的上升，它会导致我们的增长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融入到美元计价体系中的。这一内生机制从长期来看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金融安全等。

改变现有模式的机会：全球贸易持续不振，中国对外依存度已经被动下降。2011年之后，全球贸易缩水比较明显，2012-2019年全球出口平均增速只有1.5%，其中的高增长年份只有2017-2018年。2020年疫情影响下，全球贸易又将是一个低迷年份。

贸易低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作为主要进口方的发达经济体去杠杆、贸易单边主义抬头，以及“新经济”业态的影响等因素均有关系。实际上，过去十年全球FDI也处于明显的低迷期（可以参照我们前期报告《外商直接撤出中国市场了吗》）。

这一过程带来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也存在一个被动下降，即外贸部门的增长速度慢于其他部门。外贸依存度从06年Q3高峰时候的65%，下降到2010-2013年的45-50%，以及2016年之后的30%左右。

改变现有模式的触发因素：2018年以来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以及“持久战”的判断。2018年3月底，特朗普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随着2008年4月、2008年9月、2009年5月关税的几轮升级，中美贸易摩擦深化。2020年，传统贸易领域的摩擦没有进一步升温，但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仍在继续扩大。对此，商务部发言人7月28日明确指出“对国际经贸秩序造成严重破坏，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年中政治局会议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正是在“持久战”这一判断基础上，会议提出“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内循环是怎么样的思路？我们理解可能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顺趋势逐步降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比重。加工贸易目前受需求端和供给端双向积压，而这一贸易形式附加值又低，中国成本优势又在逐步下降，从长期趋势看应会逐步萎缩。

第二，利用庞大的内需市场和消费升级的趋势，出口过剩产能转内销。在外部需求不振的背景下，外向型企业订单下降；通过激活内需市场，可以实现对部分过剩产能的承接，一则可以降低出口、就业等领域的阵痛；二则也可以对接度过消费“S曲线”之后国内正在升级的消费需求，做大做优消费市场。

第三，推动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格局，形成一个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雁行模式。雁行模式理论是指对全球经济或者贸易圈经济来说，各个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可以形成产业链上的分工，并且能按梯队特征逐步升级。我国经济总量庞大，不同省市经济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不同，未来借助各城市群不同的定位和分工，以及各城市群对三四线市场的辐射，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内部大市场。 

第四，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进一步强化全产业链特征，突破关键技术，推动产业基础现代化和产业链高级化，以更高的附加值参与全球分工。

内循环的实质变化是从“出口-外汇-资本积累-城市化”变为“内需-国内统一市场-分配-扩大消费”和“产业链高级化-高附加值-全球分工”。这里需要着重解释下的是，在转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背景下，国内需求要有一个等量级的扩张，资本品和消费品都必须有增量需求以实现产业链承接，前者预计将通过“新基建”（新产业以及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传统基建（“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实现；后者则需要扩大消费实现；而扩大消费的前提则是分配环节更多偏于居民部门。但如果做这样一个转型，经济在有些阶段又可能会存在短期增长的失衡，所以政治局会议在内循环相关的论述部分特别指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

内循环的关键攻坚点：一是消费量级的激发；二是产业链升级关键环节的突破。实现经济内循环，两个关键难点需要突破，一是如何在传统的消费特征之外（比如地产系带来的周期特征及约束），进一步打开消费量级，实现消费进一步替代出口和FAI，更多承担经济原发驱动力的功能；二是科技行业，它的特殊性是技术标准、专利等，即突破关键点才能成立，这需要实现关键环节的突破。这两点将是未来内循环驱动双循环的攻坚点。

理解内循环的产业链影响，可以从刘鹤副总理“供给体系要优化”、“需求体系要升级”、“金融体系要适配”三个角度。2019年6月13日刘鹤副总理在陆家嘴论坛演讲时曾提出上述框架。那么，从“供给体系要优化”的角度，我们需要关注补短板（国产替代）和锻长板（中国优势）、制造业升级、出口产业转内销；从“需求体系要升级”这个角度，关注区域功能定位及城市群建设、民族品牌、国内流通体系、新兴消费业态；从“金融体系要适配”的角度，关注直接金融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政策对传统金融行业变革的引导。

核心假设风险：宏观经济变化超预期，外部环境变化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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