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那场改变中国的“洋教入侵”

原创西塞罗海边的西塞罗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今天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写新稿子。正好手头有一篇存稿，改改贴上：

两千年的东汉初年，某天晚上，当朝天子汉明帝，梦见了UFO。

在梦中，皇帝看到一位金色的巨人,头后罩了一圈圆光,飞行而来,停在大殿之上，突然放射出无数的金光！

皇上大叫一声，就惊醒了。

皇上当时的姿势估计是这样的……

由于西汉的时候，装神弄鬼的董仲舒搞了一套装神弄鬼的天人感应理论。皇上做了什么奇葩的梦，都被认为是老天爷在搞暗示，要上报朝堂研究讨论。

于是第二天，皇上就把这个诡异的梦说给众大臣听了。

有大臣就瞎解释了：皇上，这个“金人”就是佛啊，是天竺的神，皇上您应该把它迎来过。

于是汉明帝就派了一队人，去西域把梵僧、佛经和佛像都用白马运到中国，并修建了中国最早的佛寺——洛阳白马寺。

白马寺，去洛阳不可错过。

佛教就这么传进了中国，这是公元一世纪的事情。

但随着佛教的推广，有人发现，皇上当年这个梦，也许是个凶兆：

佛教这个“洋教”实在太能打了，中国当时的“传统文化”跟其对垒，被打的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总结起来说，当时的中国至少有三点不如人：

一曰：“终极关怀”不如人。

中华文化自春秋战国起就是一个很追求实际的文化，尤其是最终胜出的儒家和法家思想，都是高度世俗化的理论体系。

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死后的事儿你别跟我谈，能把活着的事儿考虑清楚就行了。

所以中国人是很现实的，但人终究是需要“终极关怀”的，于是佛教来了。

通过佛教的传播，中国的普罗大众们第一次听说了“三千世界”、“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等理论，并被其中富含的印度式的丰富的神话想象所迷住了——原来死后的世界可能是那样的啊，甭管真假，太有意思了！

一来二去，老百姓都跑佛寺里去听故事去了，儒家这边人越来越少。

佛教带来的“终极关怀”问题，也促使中国的本土宗教从蒙昧时代迅速走向成熟，从汉明帝而至东汉末年，道教仅用了不到两百年的时间，就从道家思想中脱离出来，成为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本土宗教。

二曰：辩论技巧不如人。

中国的儒学博士们发现，他们在嘴炮（辩论）上，根本说不过这些西方来的洋鬼子。

遍览在世界各个轴心文明，中华文明在上古时代是不太会吵架的一支——我们在辩论术上是少有研究的，先秦时代大多数流派思想和说理往往缺乏严谨的推理。最喜欢与人争辩的孟子，辩论手法其实非常单一，说不过了就甩出一句“xxxx，非禽兽而何？”

你敢这么说，你就是个畜生！——孟子这个辩论心法，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用。

就这么个泼妇骂街级别的辩论水平，如果把同时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大哲人就来跟孟子对骂，让他见识一下古希腊那严密至极的辩论术……我很担心孟老夫子会被气到当场脑溢血发作。

还好希腊够远，柏拉图他们又不懂中文，孟夫子得以骂遍中原无敌手——至少在其学生给写的《孟子》里是这样说的。

而佛教传入后，咱中国人终于见识到外国人是咋辩论的了。

印度文明的辩论术，虽然没有希腊那么牛逼，但也很强，至少打儒家那些五经博士的足够了。

在说事讲理时，佛教有四种基本辨证法：现量，比量，圣言量，神通量。至少在阿育王时代，一个担负传教任务的佛教僧人就必须接受辩证法的教育和训练。

在与人辩论时，什么时候该用哪个“量”，什么“量”能起到什么作用，高级佛教僧侣分的很清楚，手头的辩论工具比咱多多了。

于是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僧人们跟儒士发生争论时，经常出现单方面“吊打”的情况。大儒们常被骂的连还嘴的机会都没有，只能效法孟夫子，搞“无能狂怒”，说人家是“夷狄”，是“无父无君”，是“禽兽”……

唉，又是这套……

但也正是由于辩论技术上的全面落败，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后来也不得不搞了一点自己的“辩论学”，这就是魏晋时代玄学清谈，这门学问同样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也影响至深。

三曰：雕塑技术不如人。

印度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犍陀罗文化，由于亚历山大东征到过印度，将希腊高超的雕塑、绘画技法传到了印度，印度得以“偷师”了希腊的雕塑成就，有了自己的“犍陀罗艺术”。

你猜，这人是阿波罗？是耶稣？还是佛祖？

这种雕塑被佛教所吸收，形成了独特的佛教造像艺术。最迟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就开始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开凿各种石窟。

这些佛教造像给当时中国人的震撼，特别类似于今天那些宏伟的基督教教堂建筑对中国年轻人的吸引。

王公贵族们不惜重金去修筑那些漂亮的石窟，而老百姓们对这些惟妙惟肖的雕像顶礼膜拜。儒学士大夫面对这种风潮毫无办法。

是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莫高窟，这些东西今天在咱看来，都是“国之瑰宝”，是传统文化的遗产。但在当年一些人眼中，它们就是地道的“文化入侵”产物——宣扬的是外来宗教，用的是外来技法，刻画的是外国传说。太崇洋媚外了！

以当时的眼光看，中国“传统文化”在对抗佛教中“战败”是全方位的。佛教最迟到南北朝时代在中国就极度兴盛，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教的兴盛甚至一度危及了国家政权。

梁朝皇帝梁武帝因为笃信佛教，三次舍身同泰寺，身为皇帝却甘愿到寺里给僧人打小工，当“打工人”。每次还都要让朝廷花大笔钱从寺里把他赎回来。

同泰寺，如今叫鸡鸣寺，去南京不可错过。

皇上都成了人家文化和宗教的俘虏了，咱输的惨不惨？

面对“洋教入侵”，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能气愤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

中唐的时候，笃信佛教的唐宪宗得了一块佛舍利，要迎进长安城。鸿儒韩愈很不高兴，立刻上表骂皇上。

中国古代那个言论环境，敢直接指着皇上鼻子骂的不多，像韩愈这次这么不管不顾的就更少了，偏巧此公还是个文学大家，骂起人来那叫一个狗血淋头。

所以这篇《谏迎佛骨表》在中华民族的骂人史上闪烁着不灭的光辉，咱们来欣赏一下其中的选段：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

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

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说的简单点，韩愈说：皇上，佛骨就是一外来封建迷信，你丫信个屁啊！不信你烧它一个试试，有什么报应我给你兜着！

当然，虽然大文豪把话都说的这么狠了，皇上还是没听，把佛骨迎来，还斥巨资修了个寺来安放。

法门寺，去陕西不可错过。

唐宪宗忙完，转头一看韩愈：吆喝，小样儿，骂的挺过瘾啊？滚！

……所以说，自古以来，批判的武器，都赶不上武器的批判。

于是韩愈就被贬了。

所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思想有多远，皇上让他滚多远。

当然，韩愈敢叫板皇帝的气度，是千古流芳的。可惜他白担心了。

今天回头看来，佛教文化的传入，给中华文明带来了新的生机。正受是这次“文化入侵”的启发，后世才出现了理学和禅宗这两个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的思想源流，还有我们的文学、绘画、造像、音乐——今天我们能拿出去给“传统文化”长脸的东西，有一多半都得益于佛教那次“洋教入侵”。

事实上，纵览世界文化史，我们会发现，那些遭遇“文化入侵”最多的文明，反而是最有活力的。相反，对外来文化一味排斥、动辄高喊抵制的文明，基本上都死的很脆生。

比如我们的东邻日本，近代以来，日本各项艺术成就有目共睹，电影界的黑泽明、文学的川端康成、村上春树、音乐的久石让、动漫界的宫崎骏。这些蛮声世界的名字撑起了今天日本文明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细想一下，这些大师当中其实大部分受了相当深刻西方影响，其所描绘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十分西式的。然而，世界因此就认为日本文明被吞并、消亡了吗？并没有。

近代以前，日本不过是一个躲在中华文明侧影里的边陲小邦，但因为这次文化入侵，日本一跃成为了当今世界文明中的一极。

近代的日本人，很少想什么“以夷变夏”的问题，外来文化，只要有好的就汲取，为我所用。

世界建筑艺术的杰作，大阪的“光之教堂”，去日本不可错过。

盛唐时代的我们也曾有过类似的气度，所以气度非凡的“元和天子”唐宪宗才不会听韩愈的。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

只不过，在后来的岁月蹉跎中，我们将这份气度丢失了。

中华文明想要迎来真正的复兴，就要重拾这份气度。如果连个洋节都不敢过、看到个圣诞树比韩愈看见了佛骨还害怕，这不是盛唐气量。

想象一下，如果2000年前的那一天，汉明帝没有那个奇葩梦，中国没有张开双臂拥抱佛教的“入侵”，我们的文明，将在其后的岁月里，会少了多少精彩？

想把一切洋玩意儿都赶走，把“传统文化”放到无菌箱里保护。且不说这能实现与否，搞成了也是对自身文化的窒息。

ps：今天的曲子，是《长安十二时辰》中的《清平乐》，这首曲子给我的意象：琵琶、霓裳、胡旋舞，没有一件是真正纯粹的传统文化，但它的韵味是很传统中国的。

我们的传统，究竟是什么呢？

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原创不易，喜欢请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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