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医学博士的幼学记事

口述：多名阿斯人士

记者：泉香 鹤谷君 张美妮

 渣日 黄旭伟

故事撰写：泉香

校对：鹤谷君 

插画师：张美妮

编辑：小猪同学

It'd be better to light up the candle than curse the darkness.No one can give you brightness expect yourself.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起蜡烛。没有人能给你光明，除了你自己。

                                                                          ——题记

【本文的写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泉香和公众号同事们花了五年多时间慢慢接触了几位阿斯女孩，并慢慢说服她们公开自己的故事，以激励和鼓励后来者，并希望能让后来者少走一些弯路。这几个阿斯女孩都经历过被学校赶出去辍学的经历，也都在自己和父母的努力下重返校园，她们都经历过严重的校园欺凌，这些校园欺凌甚至有老师的参与。但幸运地，她们也都得到了人品好，珍惜才华的老师和长辈的帮助。她们最后都得到了大专以上的学历。甚至有人最后考上了名牌大学，做出了非常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本文素材来源于泉香和她的同事们的采访。为了保护隐私，泉香把几个女孩的故事糅合到了一个虚拟人物：佳佳身上，并对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进行了虚化处理。但基本情节是真实的。

图片无障碍说明：图文对应。每幅图片对应下面的文字。

打下这个标题耗费了我很多能量。事实上我用了很多很多年才做到不再去回忆初中的往事。

现在我坐在欧洲某个大学的一个的幽静的图书馆底楼的咖啡厅里，抬头都是葱葱郁郁的树，不远处湖里的野鸭游来游去，时不时有鸟儿在天空唱着歌飞过。

我出生在河北某个小县城，这里有火车经过我的城市通向北京。听妈妈说，她怀我怀得很是艰难，在最开始几个月一直吐，吃不下东西，从怀孕早期开始，她就感觉我是一个特别敏感的孩子，可能不是太好带。

到了6个月，妈妈不幸得了妊娠高血压，尿蛋白出现加号。脚都浮肿了，医生曾经说这样一直下去很危险，让家属顾妈妈为主。实在保不住就算了，但小小的我，时不时胎动一下。妈妈想，这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很艰难的，我还是足月了。

妈妈生我生得不太容易，从发作到我生出来，经历了很久很久，最后医生没办法了，用产钳夹着我的头，把我夹出来了。听说，我并没有小说里常常写的：新生儿发出响亮的哭声。我当时没声音，医生都着急了，好在医生及时处理之后，我终于声音微弱地，但终于出声了。我活下来了。

妈妈生下我之后就一直低烧，出不了院。后来住了几天，不想住院了，有好心的主任说，医院里病毒多，回家吧。妈妈冒险回家了，当时管床医生还不太乐意：您这还发着烧呢，怎么能出院？但我妈妈是一个特别有自己的主意的人，她回答说，医院里不明病毒太多，一直这样住下去，说不定还会感染别的病毒。妈妈坚持回家了，后来也终于没有发烧了，不过，妈妈自从生了我，就常常腰痛，身材也再也没有恢复。人都说，儿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我在长大之后听外婆讲了我妈妈是如何艰难地保胎保下我，又如何危险地拼命生下我，我就暗暗发誓：我以后，一定要对父母好。

从幼儿园开始，我就喜欢到火车边玩耍，想象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是一个某方面早熟，但又像傻子的人。早熟的一个点是，我很早很早，就明白，不能让父母担心。我决定做一个不能让父母操心的孩子。

晚熟是，我表达不出来。我妈在我大一些了告诉我，小时候她一直担心我是傻子，后来又担心我是聋人。

小小的我被抱到儿保科，医生阿姨在我背后一摇玩具鼓，我下意识回头，医生阿姨笑了，放心，您多虑了，你家娃不是聋人。

我当然不记得这个故事，都是我大了我妈说的。

我在矛盾的评价中长大:"她从小就是一个天才";"那个娃是傻子。"

我有记忆很早，我甚至记得一岁多的时候，我爸出差回来，给我买了一个鲜红的气球，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我坐在床上。当时妈铺的红色和浅红相间的方格床单，而被子是老式的手工缝起来的被子。

后来我大了，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逐渐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我问一个学心理的朋友，她一口咬定: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那是幻觉和妄想。

不过，太早出现记忆，不一定是好事？

我小范围问过周围的人，有些人甚至小学的记忆都所剩无几，只剩下一些只鳞片爪的记忆，一些模模糊糊的片段。

而我，太早出现的记忆，带给我太多痛苦的回忆。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我80年的，今年快40岁了。人都说40不惑。也许是年龄大了，性格平稳了很多，情绪也慢慢缓和下来。

不过最近看面对面那个温岭的王晶晶的故事，我努力缠成一个茧，我以为我已经把这些包扎起来了，然而，我没有~

我出生在一个教学医院。爸爸是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妈妈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显微镜是我的玩具，人体骨骼标本是我的变形金刚。我喜欢淡淡的来苏水的味道，让我可以内心平静下来。

但欢乐的时光不长，父母的工作因为突发传染病，需要出差一段时间。妈妈抱着小小的我，佳佳，你去陪奶奶一段时间好吗？那里也有很多小朋友，还可以抓鱼。

小小的我虽然还不太会说话，但我想当一个为父母分忧的乖孩子，就同意了。但从此开始了一个长达十几年的噩梦，中间只断断续续的醒了几次。

在医院家属区，我是一个让家长省心的安静的孩子。昆虫和微生物是我的特殊兴趣。我喜欢看显微镜，小小的我很快就学会了左眼看显微镜，右眼画下看见的图案。

虽然因为精细问题，画得不那么好，但我从中得到了很多满足。

回到农村，一个过了3岁，却还不太会说话的孩子，很快得到了傻子的名字。家里农活很多，当时爷爷奶奶还种了很多庄稼和菜，非常忙。

很快，我就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小伙伴都不愿意带我玩了。其实，我内心词汇量并不少，但 即时互动性很差。表达不出来。直到现在，我在盛气凌人的领导面前，仍然像傻子，因为不善言辞，我甚至失去了很多属于自己的利益。比如，加了很多班，却害怕申请加班补助的手续，最终为单位白忙活。

说回农村。那时候没有幼儿园，很快，我变成了全村孩子的出气筒，谁都可以打我。我常常鼻青面肿的回家，但因为不想父母和爷爷奶奶担心，我总是说自己摔的。然后再被家里人痛骂：“你怎么这么笨，走路都不会？”后来一次，爷爷发现了我被全村孩子当出气筒，把我领到欺负我的人家面前去告状了。一些人被家长打了，然而，一天，一伙人邪恶的笑着走向我，把我绑大树上，往我嘴里灌沙子。我哭晕过去了~过了很久才被路过的大人放下了。

时间一晃而过，当我妈妈终于从传染病前线回到奶奶家，看到泥猴一样的我，她是多么难过和伤心啊。而奶奶却开始骂她不顾家，不为人父母，自己生的娃不自己带，她每天又要忙坡上，又要带小的，是多么不容易。

妈妈哭着理解了，以后一段时间，我经常能收到一个大大的包裹，里面是我喜欢的各种东西，包括我最喜欢的玩具，那个人体骨骼模型，她也寄过来了。

妈妈回家和外婆说了自己的难处，善良的外婆决定伸出援手。当时外婆还没退休，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岗位，为了我，她选择了退居二线。从此，我回到城市。

但转回城区幼儿园学前班的我并没有从此过上好日子，对我同学来说，我是一个没读过小班中班大班的野孩子，很多基础的知识都不会。

我清楚的记得，一天，一个穿戴整齐的小男孩跑过来，问:“你会不会写:啊，喔，额之类比较复杂的汉字?”我摇摇头，我那时候还是不太会说完整的句子。这个试探着想和我玩的孩子已经不多了。

我们当时的最好的小学就在我家旁边。但是需要面试的。不过，我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我快速学了幼升小的应试的题目。

考试的时间到了，妈妈带我去了，我清楚的记得，当时我并不紧张。我做出了数学题，但，我还是一个不太会表达的孩子。

最后，我看到老师在我的表格写下一个大大的良好，我考上了。小学生活开始了。

小学生活并不愉快。因为好死不死也有我爷爷同村人的孩子也活动进这个小学读书，加上我不清楚的表达和糟糕的个人卫生，我的傻子的名声很快被带进了新学校。

一二三年级我的成绩都很差。因为我近视，又不敢告诉爸妈，怕被责骂，而我并没有建立起啥是上课的概念，有时上课会随意走动。

班主任是刚毕业的外地年轻女孩，她迫切想在领导面前出成绩，我自然就成为了她的眼中钉。很快，我再一次成为了出气筒，班主任的出气筒和全班人的出气筒。

爸妈一如既往地忙，年轻医生的生活是不容易的。

我眼睛近视，但班主任故意把我放最后一排，并且很长一段时间拿走了我的凳子。

终于结束了三年级生活，我升入了四年级。

很快，我发现新班主任和之前的不是同一个物种。她是一个临近退休的特级教师，总是在微笑。我们做错了什么，她也不太惩罚我们。

她不高，瘦瘦的，给人的感觉很像“每当我走过你的窗前”那首歌的感觉。在她的隐蔽下，我渡过了还算平静的三年时光，也慢慢建立了学习的概念，顺利考入一所重点中学。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小升初考差一点，会不会过得更好。这是一所住读的高完中，包含初中部。

因为我小生初考得挺好，特别是数学尤其突出，一开学老师指定我当数学课代表，谁知道因为这个，我莫名失误，最后成为了全班公敌，身败名裂，众叛亲离。

如果我能看见前面的路，我一定选择当一个安静的普通同学，一定不去当什么数学课代表。

打下这些文字我很惆怅，说实话我的内心在挣扎要不要写这段经历。

暴露自己的缺陷是不好受的，但如果我撕开自己的伤口可以换来一些对现在家长的指导和教育意义，我想是值得的。

一开始被老师指定数学课代表，我还是很高兴的，毕竟从幼儿园到小学，我从来没当过班干部。周末回家，给我妈一说，她也很高兴。

但很快，我的阿斯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数学老师默认我会当数学课代表这一箩筐事，班主任也默认我会，但我真不会，而且还不知道求助。

现在回首往事，我觉得课代表那点事根本不是事。但按我当时的心智水平，我做不到。数学老师只是简单告诉我，你每天早上把作业收齐放我桌上。

但，当时我并不认识全班的人。陌生的同学，陌生的老师。

最开始一两个月工作，我和数学老师相安无事，同学们学习热情很高，作业交得很齐。

但慢慢的，开始有人不交数学作业，数学老师找到我训斥:”你怎么回事?差这么多？下次收齐了交，不然把差的名单交过来！“

我自认没犯错，被劈头盖脸一顿骂，很难受。当天数学老师讲的是重点，但我什么都听不进去。

数学课老师40来岁，据说离婚了，家里有一个瘫痪的老母，她也挺难的。她对同学不太好，这学校进度又很快。慢慢地，不交数学作业的开始多了，从差一两本，到差3/4本。

数学老师再次叫我去办公室，大声呵斥:“你怎么回事，我当时重用你才让你当课代表。下次把不交的名单开过来！对了，你这次考试怎么回事？”

而开出不交数学作业名单，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脸盲。当时，我还不知道脸盲这个概念，总之我经常把交了作业的同学登记成没交的。好巧不巧一次登记错了的时候，是遇到了那个爷爷同村知道我黑历史的同学。

于是，更深一层噩梦来了。他开始全班打击诋毁我，甚至去老师那里述说我的黑历史。他杜撰我癫痫（申明本人完全不歧视癫痫人士，而我也从未患有癫痫）从小经常口吐白沫，四肢抽搐。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都明白不能歧视癫痫人士的道理，但在20多年前河北封闭的小县城，人们开始对我避之唯恐不及，见我如同见瘟疫。

我的数学课代表很快被撤了，替代我的是一个为人很精明圆滑的漂亮女孩，她不知为啥特别讨厌我，也一起诋毁我。

很快，我有癫痫病的名声传遍整个年级，我成为了类似瘟疫的存在。在医学观念落后的县城，甚至有家长看到我会对同学说：“离他远点，小心传染，小心他发疯咬你。”

我真的傻了，我抑郁了。每天早上我都不想起床。很快，我从数学一落千丈，到全部科目除了语文都不及格。

而这也印证了，我是傻子。

父母慌了，去学校。

看到那么优秀，已经当上主治医师，深受病人爱戴的，平时自信满满的父亲。买了礼物，去点头哈腰的给校长和班主任送礼，我的心都碎了。但当时的我，青春期缄默症发作，更加表达不出来。之前能简单说一点句子的，都不说了。

班主任拒绝收礼，开始公事公办的带着一张扑克脸，问:“你家里有人有癫痫吗？”

我爸慌了：“从来没有。”

班主任：“你家孩子有病。”

爸：“我家孩子好好的。”

班主任：“全年级的同学都知道。不信你打听。”

班主任：“你看他期中考试成绩。”

爸爸惊呆了，又羞又愧的他，一个打耳光打过来。我当然觉得爸爸不帮我说话还突然打我，我感觉又委屈，又愤怒，我冲上去，把爸爸的手腕咬出血印。

班主任：“开始有同学反应，他有癫痫，会咬人，我还不相信，现在看同学没乱告状。这样吧，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吧。”

学校派车，去精神病院，一路无言。

（我多年后才知道，班主任和那天的接诊医生是好朋友，早就约好了）

到了医院，我还在被爸爸的一耳光打蒙了，完全没反应过来。

医生：“你现在在哪里，你为哪样来？”

我：“......”

医生：“100减7等于多少？”

我：“......”

医生：“现在是什么季节？几点？”

我：“......”

随后医生指挥护士拉我去做了脑电图。不一会儿结果出来，脑电图完全正常，并没有癫痫的棘慢波。

但我爸爸只高兴了一秒钟。

医生：“对，你孩子暂时没查出来癫痫的典型波形，但他是一个典型的精神分裂症！！！你看今天他就咬人了。说不定明天就拿菜刀上街砍人了。杀人放火都说不定。你们不能走，马上住院吧。”

一年过去了，我住院住得很辛苦，吃药吃得表情一看就是有病。医生觉得我家榨不出更多油水，终于放我出院了。

而我们病区还有70年代入院的，他们估计要关死在里面。大好青春，没有学历，没有工作，没有爱情。

我出来了，我是我们病区比较幸运的。

出院后我家人开始为我上学的事进行奔走。

我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和学习机会。我要证明我不是傻子！

一年后，我考上了重点高中。

故事到这里，大家一定以为从此我的生活就走上正轨了吧？并没有。

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爸高兴极了。

然而此时，我抑郁了。爸爸病急乱投医，准备送我去之前住院的精神病院。

但我说啥也不去了。而我爸妈那么爱我，并不忍心捆绑我抬进去。

一天，妈妈同学聚会，她同学的孩子大多都在重点高中读书，前途无量，她又开始叹气。

一个做儿科的同学说，为什么不去北京看看？北京坐火车过去不远啊，北医六院儿科不错。

在北医六院，我被诊断为“孤独症”。

我妈去医院图书馆借书，发现关于自闭症的书很少。

好在我妈英语不错，于是，她开始托国外的同学邮寄资料过来。为了我，我家里买了电脑。那个时候电脑很贵，花了一万多。我虽然没去学校，但一直没放弃学习。

这时快期末了。我决定参加期末考试，证明自己。

我爸妈去学校送礼了。

学校同意了我参加考试，但不是在教室和同学一起考，而是在一个空闲的教师办公室一个人考。

我无所谓，我要证明自己！

我做到了，全年级100多名，这成绩让年级主任非常吃惊，毕竟我很久没去教室了。

年级主任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看起来挺慈祥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孩子想上学的话，就回来上学吧。”

我真的回去上学了，但教室总是让我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

后来，我爸又去学校送礼了。我们和学校达成了某种默契—学校不开除我，保留着我的学籍。而我按时去参加期中期末考试。

平静的一年过去，我成绩不降反升，年级80多名。后来，我的PTSD好了一点，我开始去学校了。我断断续续听课，有时去有时不去。因为我成绩挺好，老师也慢慢对我好脸色。

我对自己的问题很感兴趣，所以高考报了一所北京的医科大学，并顺利考上。

后来，我申请去了欧洲，转基础医学了。博士毕业后留在了欧洲工作。

很多年过去，目前，我也渐渐抚平内心的伤痛。我慢慢明白不是所有精神科医生都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那么坏。

这就是我—这样一位阿斯的幼年成长记事，也算作是我的一段成长阵痛的”逆袭“之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