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现代人往往只知道欣赏苏轼赋词文学之美，而忽略了作者作词时的心境：就在前一年（元丰四年），大宋在对西夏的重要战役—灵夏之役中功败垂成，宋神宗殚精竭虑发动的四十万大军五路伐夏，最终的结果却是得大于失收获廖廖。这一失败让当时有志于恢复领土的宋人均痛惜不已。

国难思名将，苏轼在宋夏战争问题上是坚定的主战派，所以才会在词中怀念“羽扇纶巾，樯橹灰飞烟灭”的名将周瑜。

宋神宗想给宋朝逆天改命，把空前发达的经济和技术力量转化为国力与军力，最终实现先祖收复失土的理想，因此实行了十多年的熙宁变法，而变法是为了图强，而宋夏战争就是第一块试金石。

但遗憾的是，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就在西夏折戟沉沙，宋神宗这位宋朝最有进取心的君主仅仅活了38年就抑郁而终。这可能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遗憾之一。

黄州赤壁

我们回顾下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

从元丰四年四月开始，宋朝间谍不断传来西夏情报，内容虽各有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西夏发生了政变。

西夏的青年国主李秉常与实际掌权的梁太后一党明争暗斗，居然发展到李秉常密谋策划通宋来夺取政权的程度，结果梁太后先发制人囚禁了他。甚至有情报说“后党”和“帝党”已经各拥兵自重，处于内战的边缘。

中国历来讲求师出有名，打仗前要取得舆论上的制高点。因西夏名义上仍然对宋朝称臣，而西夏君主被太后所囚也违反人伦，所以宋朝自然拥有了讨伐西夏的大义。（至少可以塞住契丹的嘴）

既然决定了要出兵，那么接下来是决定如何出兵？是出动少量奇兵突袭，还是发动大军？

西鄘延路副总管，北宋名将种谔极力主张只动用他手下的兵力奇袭西夏，一举灭国。

他警告说：目前最要紧的是时间，因为契丹也对西夏局势虎视眈眈。如果西夏为契丹所吞并，契丹对宋的压力会变得无法承受，相反如果宋朝能吞并西夏，也会对契丹形成巨大压力。“楚得之而楚胜，汉得之而汉胜”。

至于西夏本身的抵抗，在他看来微不足道，他认为西夏国内很多部族实际已经心向大宋，甚至只要宋军到达西夏首都兴州，李秉常和梁太后自然会束手投降。

这一过于冒险和乐观的主张没有得到宋朝军政高层的同意，到7月，宋朝最终决定实施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团作战。

从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五路同时用兵。仅正兵数量超过四十万，民夫数量亦不下于此。所以可以说是历史上少有的百万大军。

有些人脱口而出：为什么要分五路！这不是和明末的萨尔浒之战一样自取灭亡么？

其实还真不一样，努尔哈赤的后金军强于萨尔浒四路明军中的任何一路，所以明军才会被努尔哈赤利用时间差各个击破。

而西夏全国精锐只有十几万人，全国动员老弱和妇女大概能到三十多万。过去能击败宋朝不是因为战斗力上占据了上风，而是因为西夏占据主动，往往集中全国十几万精锐攻击宋军一部-----宋军分散在各处营寨中固守，在一个战场上的可战之兵不超过二万。

但这一次则却不同，在经历十多年后的整武训练后宋军的战斗力并不弱，五路大军中的任何一路军队正兵至少在五万以上，在正常状态下，西夏哪怕集中全国精锐也未见得能啃下来其中一路。

这种道路隘口会限制行军速度

宋朝的传统是文臣领兵，但宋神宗的这次出兵，用了两名宦官，两名边将，以及一名外戚担任各路主帅，文官集团居然连一个名额都没拿下，所以后来文官集团将战争败因归结于给宦官领兵。

但真实的历史当然不那么简单。我们来复盘下历史。

宦官负责两路人马的其实是侧翼支援角色

神宗的总战略是：

熙河路，麟府路两路从东西向侧翼支援，而陕西的三路（环庆路鄜延路泾原路）则北上直取西夏的灵州，打下灵州后，再合兵一处北上攻击西夏王都兴州。

这其中，负责侧翼支援的熙河路和麟州路都由宦官领兵，皇帝希望的这两路人马能把西夏的兵力分散开，为中间三路的进击提供机会。

熙河路从熙州（临兆）出兵，攻取了西夏控制的兰州城，然后宋神宗给他两种选择，一种是朝西北凉州方面进攻，另一种选择是向东的灵州进发----结果走到半路上，军粮耗尽，李宪只得率兵从泾原路回到宋境。

熙河路李宪取得的战果还是不错的，攻下了重镇兰州，一个月里攻取了西夏的几座城寨，消灭了几千敌军，自身损失也不大。

但同样由宦官领兵的麟府路，表现就不那么好了。

麟府路的地理位置靠近契丹，所以一旦契丹派出干涉军，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麟府路。所以在出发前，王中正就接到了皇帝的密诏：实际上麟府路有两个任务，一是进攻西夏，另一个是防备契丹的进攻，如若契丹军进入西夏，那么王中正将作为皇帝的代表和契丹进行交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和契丹军交战。

密诏中，麟府路担负有防备契丹军的责任

所以王公公就很头疼了，密诏决定了他不能攻得太猛，只能拖在其他路后面观察战局。于是麟府路十几万人在进入西夏国境后几里就停下来驻兵观望。这样走走停停，到十月十三日（出发的20天后）才到达西夏的夏州。但这时夏州却是一座空城，两天前已经被鄜延路收复了，粮食，战功都没捞到。

这下麟府路的军将也开始不满了，说是要防备契丹，但契丹军没来，那么麟府路不是白白给其他路打下手吗？要知道麟州可是杨家将的故乡！精兵强将却只能看着别路人马升官发财，谁忍受得了？

再加上王中正一开始就没打算太深入夏境，只带了23天的军粮，到了夏州一点缴获没有，军队马上要断粮了。

军将们鼓噪着要继续西进，攻击宥州来获取战功和军粮，王中正的性格偏软，答应了他们，可到了宥州，发现这里的西夏军也已经全部撤走，只抢到上千头牛羊略微补充了下军粮。

但这的缴获远远不能满足十几万人的需求，麟府路大军无奈只有向宋朝国境撤退，一路上民夫逃亡严重，寒冷的天气又让宋军损失不少。

麟府路十二万人出塞一月，但斩首不到千人，而自身士卒因饥寒损失了二万人，六万名民夫随军回来的只有一万三千人，等于说军民共失踪死亡超过六万。而这还是基本没发生什么战斗的情况下的结果。

陕西三路主攻，只有两路到达了灵州城下

负责中心主攻任务的，是两位武将：种谔，刘昌祚，与太后的叔叔高遵裕。

虽然三人都各负责一路，但地位可是不一样的，高遵裕做为开国功臣的子孙，又是太后的叔叔，得到皇帝本人的信任。本人也很热心在战争中获取战功。他率领的环庆路，是距离西夏灵州最近的路线，皇帝还命令泾原路的刘昌祚受他节制------所有的安排都显示，皇帝就是想让他来立功的。

种谔率领的鄜延路九万三千人自绥德出米脂，破西夏军主力八万人，斩首五千，取得了这场战争中的最大战果。然后又收复石州、银州，夏州，为宋军开了个好头。

但由于前进太快，军粮运不上来，在抵达盐州旧城。遭遇了大雪灾，口粮断绝，部分来自于京城的军官带队南逃，引发部队骚乱，最终不得不退兵。

据说种谔当时遍视士卒，见普遍都有饥色，感慨说哪怕是霍去病再生，也不忍再逼他们继续前进。于是只好退兵，九万多人，入塞者只有三万多人。

种家将赫赫有名，没输给西夏人，却输给了西夏的天气。

而剩下的一位武将刘昌祚， 相对前面的后戚，将门，宦官，在官场中可算是默默无闻。但他率领的泾原路却几乎创造了奇迹，只差一步就攻下了灵州城。

刘昌祚精通兵法，尤善骑射，有百步穿杨之能，但据说在与宋神宗的文书往来中，神宗感觉和自己总是不太合拍，在出兵前一度想把他换掉。

但事实证明，和领导不合拍的人，真干起活来不一定差。

由于泾原路进军的道路非常宽敞，所以西夏军认为宋军会把主力放在这里，于是在这条路途经的葫芦河隘口设下了重兵。

刘昌祚率领的五万大军就在磨脐隘口，和西夏人结结实实打了一场恶战，取得了二千多首级的战果。由于出发时的军粮供应只能维持一月，刘昌祚在路上洗劫了西夏人的粮储一万八千石，在出兵的36天之后抵达灵州城下。

由于刘昌祚实在来得太快，灵州城甚至差点没来得及关上城门，差点被刘昌祚的前锋骑兵冲进去。如果刘昌祚当时一口气急攻的话，很有可能拿下灵州。

但刘知道，高遵裕的环庆军距离灵州也只有几天的路程，刘不敢和皇帝的亲信-高遵裕争功，只有驻兵城下，等着高遵裕的环庆路大军到达。

高遵裕平心而论不能说是毫无能力，至少在这一仗之前，并没表现出什么大的缺点，但他率领的环庆路军队多来自京城禁军，历代的京军都是待遇好但却不能吃苦。环庆路走完650里到达灵州，花费44天时间，平均每天只走15里不到。反倒比路途较远的径原路刘昌祚慢了几天。

而且我们要考虑到，环庆路一路上根本没遇到什么大军拦截，这样的情况下，环庆路居然还是比泾原路晚到了几天。

而高遵裕本人对刘昌祚的礼让却毫不感谢，刘昌祚建议：西夏的主力部队目前集结在灵州城东30里处，如果直接合两军之力去击败这支部队，那么失去外援的灵州自然只能投降。

而高遵裕却对这个建议毫不理会，认为何必多此一举？放下唾手可得的灵州城不打，去跟着着西夏骑兵吃沙子么？

结果事实证明灵州城根本不是那么好攻，两军在灵州城下围困了十八日仍然毫无收获，虽然打退了西夏骑兵的一次反攻，但因粮食耗尽军心开始不稳，高遵裕让刘昌祚断后，自己先跑了。结果原本打得最好的泾原军损失惨重，大量士兵主动投降或者溃散，泾原路出动的51060人，5782匹马，回来的只有13048人，3195匹马。

于是宋朝的这场倾国之战就这样草草结束。宋朝损失数万正兵，十几万民夫，最后却得不偿失。

最后的总结：

一，宋军的失败，首先是败在了后勤问题上。

五路大军出塞，但军粮普遍只能维持一个月左右，如果一个月内没有足够的缴获，宋军就必败无疑，这一点就决定了宋军的取胜难度非常高。

而由于技术所限，后勤方面的困难是宋朝无法克服的。据当时人计算，向灵州前线运输粮食，每运输四十万石，只有六万能到达灵州，而这还是西夏军不去打击宋军粮道的情况下。

沈括计算，如果纯靠人力运粮，供应10万人作战就需要30万民夫，而供应40万人作战就需要120万民夫，这是宋朝西北的人力资源根本无法达到的。五路伐夏实际动用民夫数量未知，但应该没有超过军队的三倍。即使这样据当时的记载，不少州县已经不得不发动女性去运粮了。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我军动用的民夫数量是军队的9倍）

所以一开始出动40万大军可能就是个错误---如果宋军只出动这个数字的一半，分成二路或者三路进攻，也许最后的结果反倒要好得多。

二，宋神宗没有安排前线总指挥确实是个问题。

在用人问题上，高遵裕和王中正无疑是失败的，但是也不能太苛求古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将帅之间争权不和是常事，二战期间美国陆海军之间就没有矛盾么？主要是看怎么控制人事上的矛盾。

唯一能压得住外戚与宦官的，只有宋神宗本人，但他偏偏又在远离战场的汴梁。由于无法获得实时的战场情报，宋神宗给了前线将帅自行制定路线和攻击撤退的决策权。所以神宗远程指挥对战局产生的直接恶果其实不多。他并没有傻到给前线将帅发阵图。

但这种远程指挥，也没给宋军带来什么好处：

由于前线缺乏总帅，那么强势的高遵裕得以机会去欺压原本打得很好的泾原路。如果宋神宗能御驾亲征，哪怕距离前线近一点，那么应该能很大程度的压制这种将帅之间的矛盾。

参考资料：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作年新考论

北宋神宗朝对西北的经略----以战略决策和信息传递为中心

试论北宋仁宗年间宋夏陕西之战的几个问题

论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君臣关系——以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