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革命之后的新旧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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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合集

李新宇：生于1955年。曾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叩问陈独秀》、《走进胡适》、《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

我至今不甚明白：革命到来之前，人们那么热情地设计未来，为不同的方案而激烈争论；而在革命到来之后，人们却不再有那样的热情。这究竟是为什么？

不错，因为皇帝已经退位，是否保皇的问题无须再争；因为新政府已经出现，是否需要政府也不再是问题；但是，那些曾经燃烧过的理想并未全部实现，为什么会被一些人抛之脑后？

革命发生了，关于革命理想的鼓吹却风平浪息。

就在革命思想界沉寂的时候，保守主义者没有沉寂。

这应该是一个激烈争夺的时刻。政治革命之后，文化上必然有一场争夺战。无论政治革命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不会放弃文化上的争夺。

保皇派未能把皇帝保住，但在保皇的理想破灭之后，并未完全放弃“保教”的理想。他们是清醒的，没有因为失败而一溃千里，而是保持镇定，稳住阵脚，步步为营，不放弃任何保守的可能。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清朝统治者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开始的。即使是器物和技术层面的变动，开始也极不情愿，只是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实在无可奈何。为了“富国强兵”，捆人的绳索也只好暂时松一松。于是缺口打开了，一些离经叛道的东西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获得了合法性。

面对这种局势，卫道士们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唯一的希望在于：这是一场短暂的危机。即使在革命发生之后，这种希望也仍然存在于一些人的心中。因为按照中国的经验，所有的末世都会出现礼崩乐坏，天下易主之时必然伴随着种种混乱，但只要周期性的震荡过去，天下由乱到治，社会就会回到旧有的轨道。所以，礼崩乐坏并不可怕，一切都会随着社会由乱到治的过程而得以修复。

然而，这次的情形却注定了大不相同。既然社会已经由君主专制变成民主共和，由乱到治的方向就会改变。传统的力量虽然强大，但现代制度也并非只是摆设。它必然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这样，在新体制框架确定之后，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由乱到治”的整合就出现了两种可能：一是根据新国体的要求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观念形态，二是根据传统社会秩序和观念形态的要求而改造新体制。一是革新，一是复旧。二者都要重建，但方向背道而驰：一是要以西方现代文明为蓝本建设中国的新文明，一是要回归中国固有的传统。

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是一场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大变革。在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现实条件下，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一帆风顺。在新旧交替之中，必然会出现混乱、惶恐和各种不适应。

当向前的路受阻的时候，历史就会出现彷徨。礼崩乐坏，社会失序，人心不古，世风而下，生活没有因革命而变得更好……这一切都是事实。这种情况下，一个问题必然要提出：是否可以回去？

当然有人愿意回去。政治革命中的失败者不会放弃这个时机。

任何人都不难看到守旧者的努力。他们的干劲比革命者大得多。如果允许我用比喻的说法：这是革命过后的早晨，胜利者在睡觉，失败者却醒着。

袁世凯

这也是现代革命与前现代的改朝换代的不同之处。过去的改朝换代一般要以屠杀来完成，因而总是要及时镇压一切反抗，以及一切可能发生的反抗，为此不惜斩草除根——灭九族以肃清反革命的力量。而现代的革命不同，既然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家一姓或某一个集团，而是为了国民，既然宪法已经宣布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既然国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一切权利都神圣不可侵犯，政府就不能剥夺任何人的权利。然而，当一般民众还没有意识到写进宪法的这些文字可以保护自己的时候，新制度的反抗者却已经充分利用它。

1915年，也就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时候，中国出现了关于国体问题的讨论。如果在旧时代，对于筹安会很好处理：杀掉就是了。但是，如果大总统因此而下令杀掉杨度，中华民国也就不再是民国了。正因为新时代向前发展的努力，恰恰为旧势力的反抗提供了条件。

这是陈独秀所熟悉事：

1912年10月，由陈焕章、张勋等发起的孔教会成立于上海，不久，在全国许多城市设立了分会,宗旨都是“挽救人心，维持国教”。

1913年2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声称“夫孔子道本于天，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

4月，康有为主张定孔教为国教，祭孔必须跪拜，若行鞠躬礼，即是“媚师欧美”。并说：“中国人不敬天，不敬教主，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

10月，《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通过，其中十九条增加了这样的内容：“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本”。

11月27日，袁世凯发布尊孔祭孔令，称颂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

1915年8月10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民智低下，不宜实行共和。

8月23日，以杨度、孙毓筠为会长的筹安会成立，开始鼓吹帝制。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

……

陈独秀于1915年6月从日本回到上海，9月创办《青年杂志》。正是共和制度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