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预警情报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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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始于40年前，1942年1月，辛西娅被召进芝加哥大学的院长办公室。她是一个研究生课程，寻求国际关系学位。一个月前，日本轰炸了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美国正在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国家需要每个人对战争努力的支持。辛西娅愿意帮忙，院长建议她在联邦政府任职。她确信自己仍能完成学位要求，于是当月离开学校开始工作。
辛西娅抵达华盛顿特区，并被指派为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她的书桌就在城里几座帐篷和建筑物里面。一年后，辛西娅不久将成为首批在新建的战争部大楼——五角大楼工作的员工之一。
辛西娅负责阅读和撰写机密情报报告。作为一名情报分析员，多年来，她在二战、朝鲜战争和越南冲突中阅读和撰写情报报告。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不久，辛西娅就决定退休了。总的来说，她在1942年1月至1980年1月期间担任美国政府情报分析员。然而，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她的影响似乎最大，也是她写这本书的动力。
辛西娅担心情报界（Intelligence Community）如何分析和产生情报预警报告。她阅读了“原始情报”，其中将苏联坦克描绘成“可能”进入并放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愿意发起和实验的任何形式的民主。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可能的事件，当苏联坦克越境发动攻击时，他们完全感到惊讶。
辛西娅决定为新聘的情报分析员写一本书，讲述如何阅读、写作和分析她所说的“预警情报”。这是情报分析专业化的第一本教育书籍，这份手稿既是一本教科书，也是一本回忆录。作为教科书，它教分析员如何制作准确的报告和简报，作为回忆录，它强调了分析员在向决策者获得“坏消息”时所面临的问题。当时，辛西娅在情报界已经有25年的经验。从1968年到1971年，她将从五角大楼回家，晚饭后坐在她的打字机后制作她的书。当她完成了将近700页的手稿时，还需要完成一份“细节”。她需要通过国防部安全办公室提交。作为美国政府在情报界的雇员，辛西娅和现在一样，有义务提交她的所有著作，以供审批和批准，然后才能发表。辛西娅知道这个要求，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认为是机密的，她相信它会被批准出版。
不幸的是，这一进程开始出现问题。政府官员不同意辛西娅的观点，即这份手稿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根据政府官员的说法，该出版物不得公开传播。这本书被归为机密，成了政府的财产。
1980年，辛西娅在五角大楼地下室工作了38年，完成了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当她准备退休时，她想把她的书解密。她从未失去兴趣让商业出版商把这本书分发给比情报界更广泛的读者。她希望决策者和所有情报消费者（包括公众）意识到分析和制作情报报告的艰巨任务。在退休仪式上，辛西娅获得了著名的国家情报成就奖章；然而，她没有获准将手稿解密。
辛西娅写这本书30年后，在她退休并试图将其解密近20年后，她仍然想获得手稿的所有权。因此，1999年辛西娅决定再试一次。辛西娅打电话给情报界（Intelligence Community）的所有机构，最终在国防情报学院找到其手稿。随着情报界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后的招聘热潮中扩张，对于情报培训书籍的需求变得更加强烈。作者从近450页原始出版物中挑选了169页形成关于进行警戒情报分析的方法这本书《预期的惊喜：战略预警的分析》，于2002年底由联合军事情报学院出版。政府内外的学校都在用这本书来教授情报分析，而历史学家则在更多地了解冷战期间情报是如何产生和使用的。四年后，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书名相同。
原文节选：
预警情报的作用
学习情报，或者通常被称为指示情报，基本上是二战后的发展。更具体地说，这是冷战初期的产物——当时我们开始认识到，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走上不利于自由世界利益和安全的道路，这可能导致共产主义国家采取突然行动或公开侵略。二战中的敌方行动——首先是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也驱散了战争如何开始的许多传统或历史概念。我们的敌人再次采取破坏性的、突然的军事行动——没有事先宣战或其他常规预警——的恐惧变得非常真实。现代武器和远程运载系统的出现进一步增加了危险，因此需要预警以避免突然袭击。
令人惊讶的军事行动，甚至未宣布的发动战争，当然不是纯粹的现代现象。历史记录了许多这样的行为，至少可以追溯到木马进入古城特洛伊。二战期间，所有大国的军事情报部门花费了大量时间收集和分析有关其敌人的军事计划和意图及其能力的信息，以便预测未来的敌人行动。我们今天把许多问题和技巧与迹象或预警分析联系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承认和实践。这场战争的历史记录了情报界在预测敌方行动方面的一些辉煌成就，以及珍珠港、德国对苏联的攻击和轰炸战役等引人注目的失败。
因此，我们今天所知的预警情报确实并不新鲜。只有现在，它才被公认为情报的一个独特功能，情报系统应该全时地、在战争中和平审查这一功能，只要承认有敌对的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对付我们或我们的盟友。今天的预警情报——尽管与当前的情报、估计和基本情报紧密相连——还是有些不同。它的职能是，在收集和分析允许的范围内，预测敌人可能做什么，特别是敌对国家是否准备在可预见的将来发动军事行动。它的作用是向决策者和军事指挥官提供最佳和最早的判断，即某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可能即将发生。
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可能发生，可能对美国利益不利，并可能导致美国采取政治或军事行动。玻利维亚发生政变，刚果爆发内战，在危地马拉绑架一名外交官，巴基斯坦和印度发生冲突，苏联向阿尔及利亚运送新的军事援助，在任何地方暗杀亲西方国家首脑——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军事和政治事态发展令美国感到关切。尽可能地预测这些事态发展，提醒决策者注意这些事态发展，这是情报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预警”可以说是情报系统几乎无限的责任，可能涉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几乎任何发展。目前的情报过程每天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在整个系统中，无论是在国家一级还是在海外，业务中心、警戒中心和观察办公室都日夜关注此类问题和潜在危机。
为了向情报部门发出预警，试图处理这种性质的无限数量的问题和危机显然会导致不必要的和昂贵的重复工作。如果试图应对决策者或指挥官可能关切的每一次或
甚至大多数潜在危机或意想不到的事态发展，预警努力将基本上成为另一个当前的情报系统。更糟糕的是，警戒工作可能会分散，分散注意力，出现次要问题，导致其主要功能受损。
“预警情报”一词——它通常自“二战”以来一直使用，并将贯穿本书——一般限于：
(a)敌对的共产主义国家对美国或其盟国采取直接行动，涉及其正规或非正规武装部队的承诺；
(b)影响美国安全利益的其他重大事态发展，这些敌对的共产主义国家正在或可能直接卷入其中；
(c)共产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非与美国结盟）的军事行动，包括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行动。
显然，任何特定情况或地区何时或在何种情况下通过预警情报成为分析或判断的对象，都不能事先制定绝对的指导方针或指示。一些局势明显地预警美国军队或安全利益面临最严重威胁的问题，例如中国干预朝鲜或古巴导弹危机。其他局势，虽然不涉及对美国的这种直接对抗威胁，但构成升级或其他大国参与的严重风险；一系列中东冲突和危机属于这一类。许多年来，柏林和几乎持续不断的东南亚等一些地区一直是长期、几乎长期存在的预警问题；而台湾海峡等其他地区可能偶尔成为预警情报的关键问题。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或潜在冲突——苏联镇压匈牙利叛乱、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中苏边境——也是预警分析和判断的对象。若干次较小的危机，或可能出现的危机或行动的威胁，经过多年审查，以便为高级官员作出判断。
然而，无论是否存在眼前的危机或威胁，预警情报的作用也是不断审查——并定期或每日（必要时）报告——任何可能表明敌对国家正在准备或可能正在准备可能损害美国安全利益的新行动的事态发展。报告审查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可能采取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行动或计划的事态发展、行动或报告，这些可能为今后一些敌对行动的政策或准备工作可能作出的改变提供任何线索。它使一种判断——积极的、消极的或有条件的——认为存在或不存在新的军事行动的威胁，或正在采取的军事行动的性质即将发生改变，决策者应该受到预警。而且通常还包括对现有证据的分析讨论，以支持这些结论。
因此，预警情报既是一种持续的“例行”功能，又是一种特殊的危机功能。通常情况下，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它的报告可能说得很少，它的最终判断可能是否定的。然而，它是一种保险，所有迹象或可能的迹象正在审查、讨论和评估，并希望没有任何潜在的迹象的重要性被忽略。在发生危机或潜在危机时，它服务(或应该服务)它真正存在的功能——尽可能明确和明确地预警敌人可能准备做什么。
美国预警情报：概述
全面描述美国预警情报的历史及其演变过程将耗费许多篇幅，对于本研究的目的而言将是多余的。然而，简要讨论该系统是如何发展的，对于适应证方法的学生可能是有用的。
有一个故事说，杜鲁门总统——情报报告的狂热读者——对1948年柏林封锁开始时，关于苏联可能的计划和意图的大量相互矛盾的报告和谣言感到关切。“谁在跟踪所有这些迹象，”据说他问道。不管这是否正确，如果是，他的话是否直接促成了美国的指征努力，这种努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大约这个时候。柏林的封锁，加上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扩张主义的其他迹象，促使美国情报机构以及英国情报机构作出努力，将苏联可能计划和意图的各种信息或迹象汇集在一起。到1949年初，至少有两个美国迹象组织正在工作，收集并汇编有关欧洲和亚洲共产主义军事和政治活动和计划的信息。两个小组——一个在中央情报局的主持下定期在机构间开会，另一个在陆军情报局开会——都编写了非常非正式的定期报告，分发有限，决策者可能从未见过。这是最令人遗憾的，因为两派都严重关切到 1950 年春天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共产党集团正准备在一个或多个地区采取侵略行动。总的来说，迹象的数量令人印象深刻，前景不妙。
1950年6月25日朝鲜对韩国的攻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我们不进行干预，那将是几项侵略行动中的第一次)立即促使在机构间基础上作出扩大和更正式的表示。（对于那些习惯于今天运作的情报的人来说，可能很难相信，但事实是，当时几乎没有机构间研究合作，也没有正式的协调报告。）几周内，空军和海军的代表参加了陆军主持的每周会议，该会议被称为联合情报指示委员会。不久之后，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AEC和联邦调查局的代表也加入了该小组。自1951年1月起，它正式成为情报咨询委员会(美国情报委员会的前身)主持的监测委员会。自从1950年8月联合情报中心成立以来，美国观察委员会的每周报告已连续编号。从1950年到1954年，委员会的研究和秘书后备工作由陆军提供，并得到空军和海军的一些协助。
1954年，经过长期研究，征兵工作得到重组和扩大，为观察委员会提供一名机构间工作人员，称为国家征兵中心，一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担任观察委员会的长期主席。1958年，国家安全局正式成为观察委员会的成员。1961年，国防情报局取代了委员会的服务代表，后者成为观察员。否则，观察委员会的组成或职能自成立以来几乎没有变化。NIC仍然是唯一专门从事情报分析和报告的专职机构间工作人员。
也许比这些正式改变更重要的是，人们日益认识到在整个情报系统中预警和指示情报的重要性。今天，几乎所有情报机构都专门或主要致力于迹象显示工作。此外，在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主持下，几乎在所有美国军事指挥部都建立了迹象中心，其中许多中心有自己的观察会议，并散发每周观察报告，专门讨论该地区的特殊问题。英联邦国家也设有美国观察委员会的对应机构（虽然其职能范围较广），并交换了这些委员会的每周报告。
此外，所有机构的情报分析员都通过项目投入、向其观察代表通报情况、出席观察会议或审查报告草稿等方式，参与迹象显示工作。指标清单一旦非正式编制，现在就配备了大量人员，并与各机构的专家协调(见第7章，指标清单)。三方指标清单（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共同商定）也配备了大量人员并定期进行审查。
今天毫无疑问的预警情报的状况，而且从1948年至1949年起就进行的机构间指示努力很可能留在这里。由于几乎没有协调，我们几乎完全协调。如果现今的系统存在任何危险，那不是迹象表明情报没有得到承认，而是过于正式或强调协调和一致可能会导致淡化判断或压制少数群体观点。这些问题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
近年来主要预警问题
自1946年以来，我们一再面临某种危机或威胁性的危机，这种危机或威胁性危机曾经或可能涉及共产党政权使用武力。在1953年至1965年美国军队没有直接参与亚洲战争期间，柏林、中东、台湾海峡、越南、老挝和古巴的一系列威胁持续存在一系列问题，使预警系统保持警惕。没有迹象的分析师感到无聊。
为了让读者清醒头脑，既然在这项工作的随后几页中将提到这些各种危机，不妨查明自1950年以来预警分析人员一直关注的主要问题。我们在此将不按时间顺序，甚至不按它们对美国政策官员或军事领导人的重要性顺序，而是按其作为预警问题的重要性大致分类。
主要的预警问题
在这一类中，是典型的重大预警问题，指征学生希望将其主要注意力放在其中。应当指出，以下四个国家中只有一个涉及美国部队的承诺，尽管第二个(古巴)可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最大的潜在威胁。这四个例子的特点是大规模军事准备、秘密但显然的部署部队、一些欺骗企图、各种政治迹象，以及(古巴的情况除外，该国被狭隘地避免)最终军事冲突。他们是：
• 朝鲜对韩国的攻击——1950年6月——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朝鲜的干预——1950年10月至11月
• 匈牙利叛乱和苏伊士危机(同时但单独的危机)——1956年10月至11月• 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10月
•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8月
长期持续预警问题
这一类是年复一年困扰全国的长期问题。虽然他们大多缺乏上述重大危机的戏剧性，而且有一次(柏林)没有导致冲突，但他们仍然为预警分析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教训。这三个国家还出现了预警情报的严重危机。他们是：
• 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持续问题，1948-49年和1958-62年的一个关键问题，以及1961年夏季的全面危机
• 越南：1950年以来的问题，1954、1965和1968年的危机；持续的迹象和军事问题
• 老挝：与越南打交道，自1950年以来一直是一个问题，其中有几个关键时期，比如1960年、1962年和1964年
较小但重要的危机，或潜在的危机
在这一类别中，我们处理了近年来各项迹象努力所面临的大多数剩余主要问题。它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都涉及武力威胁或实际使用武力。它们按时间顺序排列：
• 土耳其-叙利亚危机——1957年夏天
• 黎巴嫩危机——1958年7月
• 台湾海峡危机——1958年8月
• 中印边界冲突——1962年10月
• 阿以六日战争——1967年6月
• 中苏边界——一个持续的问题，尤其是1969年的春天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尽管上文列举的危机很多（而且可以添加其他较小的问题），但重大预警问题确实没有一些人认为的那么频繁。虽然我们继续存在严重的国家问题，但在过去20年中，只有十几个值得作为迹象问题进行研究，少于那些预警分析师具有持久价值的“经典”问题。此外，这些危机覆盖了共产主义世界周边和古巴的各种地区。他们涉及朝鲜、中国、越南、老挝、阿拉伯、以色列、苏联和华沙条约部队。很少有分析人士，即使是那些长期停留在一个地区的人，经历过两到三次以上的危机。虽然涉及广泛分离的地区，但其中一些问题与警示问题具有相当大的相似性。例如，中国对韩国的干预和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作为分析问题，非常相似，但很少有分析师积极参与这两个问题。
这种相对罕见的真正预警问题——对训练指征分析员最有价值的教训——是预警系统的主要困难之一。与许多其他类型的情报分析不同，在这些情报分析上，现场和相关材料不断流动(订单、武器生产、预算等)。)分析师在职业生涯中可能只遇到一两次现场预警问题。他可能接受有关他第一次危机的训练，没有真正的个人经验或背景。
这本手册是为了帮助那些从未处理过真实、真实的预警问题的分析家带来这些经验。虽然现场经验没有充分的替代，但希望后面的章节将替代地向分析员提供他可能从真实生活中获得的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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