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中国 | 05科举：古人“高考”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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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寒 主播：刘炜
2019年全国高考在这个端午小长假期间落下帷幕。古往今来，金榜题名是所有考生的梦想。那么，古代“高考”又如何呢？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里讲了这样一则故事：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一天，唐太宗去视察御史府，也就是考试进士的地方。那一日，旭日高照、乾坤朗朗，唐太宗站立高台之上，看着新科士子鱼贯而出，不禁心潮澎湃：“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
这便是曾被世界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自隋朝创立、唐朝正式实行至两宋日趋完善、明清最为兴盛，被历朝视为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共绵延历史1300多年。
从唐代首位状元孙伏伽到清朝末期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科举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更是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无法割舍的情结。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且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雨，共同经一场漫漫科考路。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这便是古人所谓的人生“四大乐事”。读书、应举、入仕，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代中国人心中最绚烂的人生蓝图。
因此，明清两朝，科举考试风靡天下。一年四季、无分冬夏，四处都能听到琅琅的读书声。上至王公贵冑，下至黎民百姓，无不砥砺子弟勤勉读书，专攻举业。
“孤村到晓犹灯灭，知有人家夜读书”，正是对这一重学风气的最好描摹。
明清科举，实行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分别为乡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是以省为行政级别举行的考试，一般在8月举行，称“秋闱”，乡试取中的考生称举人。并可在第二年春季集中到京城，参加由礼部举行的会试。会试取中者称为进士或贡士，可参加最高级考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
而殿试录取的一甲前三名便是我们所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
一代又一代士子埋头苦读，期望着“一举成名天下知”。
科考之路何其艰难，单单是赶考路这一关，便足以将一大批考生阻隔在考场外。
当时交通并不便利，中国地域广大，许多考生在抵达京都之前，都要跋山涉水，虽不能说千难万阻，也是漫漫长途了。
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位名叫林伯桐的广东番禺考生，在27岁考中举人后，屡次上京赶考，均遭失败，一直考到42岁。以3年一度来算，他最多往返广东至北京五次，不仅耗费金钱无数，更是熬白了头发。
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后，他再无心科考，凭着自己丰富的赶考经验，写下了一本《公车见闻录》。
这本书，大概类似于我们如今的攻略，里面详细地标注了赶考的路线，将赶考中的各个注意事项都标注出来，可谓古代考生之必备良品。
比如说出行前，一定要“约帮”，也就是结伴而行。结伴的人也有讲究，一定要是志同道合的人，而且以四个人为最佳。
这样一方面彼此间可以随时切磋学问，另一方面则能够相互照应。路途遥远，山高林密，难免不会遇到什么匪人；而且考生大多弱不禁风，多人结伴也就十分必要了。
为了让考生们能平安参加考试，清朝时朝廷想尽了办法。最直接的办法，便是发路费。
偏远地区十两银子左右，离北京城近的地区，则在五两左右。对贫寒书生来说，可谓雪中送炭。
此外，朝廷还给考生们发一枚“火牌”，凭借这枚“火牌”，可以在驿站兑换一辆马车，车上还插有一面“礼部会试”的黄旗。
有了这面黄旗，就代表车上人乃是天子门生。官府不会随便阻拦，土匪也不敢打主意。
有了这些举措，考生多能在5个月左右到达。后来成为清廷重臣的左宗棠，在1837年12月初从家乡出发，次年3月便到达，只用了3个月。
而有些偏远地区考生，足足要耗费大半年光阴在赶考路上。清朝著名学者丁治棠，在参加光绪15年（1889）会试时，一路乘船从四川重庆至上海、天津再到北京，共耗时8个多月。
赶考的艰辛，可见一斑。
由于考生自天南海北而来，一路所经地域饮食、气候各异，身体弱些的，很容易便病倒。有的考生索性不考了，半路返回。写出“赶考攻略”的林伯桐对此很有经验，在书中写道，万里之行，以身为本。他建议考生多带些家乡特产，并告诫少饮酒、少吃辣椒等等。
而舟车劳顿还只是古代考生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
考生们千里迢迢，一路披荆斩棘，等到真正来到京城时，属于他们的考试，才刚刚开始。
能够顺利进入考场的考生，已经是筛掉一部分竞争者的幸运儿。接下来，便是万千考生一笔定乾坤的关键时刻。
明朝正德年初春，适逢3年一度会试，来自全国各省的举人们云集北京贡院门外，排成长队，等候入场。点到姓名的考生脱去衣衫和鞋袜，接受士兵的严格检查，以防藏有小抄、夹带。检查完毕，由监门官登记造册，考生才能依次入场。
时辰一到，贡院钟鼓楼上传来隆隆钟鼓声，宣告科举考试正式开始。
举子们将坐在狭小的单独号舍内，开始长达数日的考试。考生中，有弱冠少年，也有斑白老翁。
考场内一片肃静，除了监试官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外，便是考生们翻页的沙沙声。
贡院是为举办科举考试专门修筑的考场，从宋代开始设立。贡院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并建有望楼，四角瞭望台上站立着拿着武器的士兵，不分昼夜，瞭望观察号舍内种种情状。
宋代欧阳修曾写过一首《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生动地描摹了这一壮观景象：
紫案焚香暖吹轻，广庭清晓席群英。
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
考生们或运笔如风、左右逢源；或思绪枯竭、抓耳挠腮；或紧张过度、战栗不已......那种肃杀的气氛，其实同我们今日的高考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古代的考生们来说，“高考”三年才有一次，是贫穷困顿学子蹑足官场的唯一之路。也因此，一些考生不得不运用一些“旁门左道”，为自己高中增加筹码。
唐代科举带有举荐制的遗风，盛行通榜和行卷。通榜指的是，考官会根据考生的社会声望和才德，制成名单供录取时参考。
为了能上通榜，考生应试前会多方行卷，将自己的诗文佳作投献给有名望的公卿贤达，以求得到赏识后，向主考官推荐。
比如大诗人王维，在首次应试落第后，他不得不找门路行卷。他找到的是唐玄宗的弟弟岐王，岐王又将他引荐给了玉真公主。
王维抓住机会，凭借自己的诗作和高超的琵琶技艺，赢得了玉真公主的赏识。第二年王维再次应试时，终于一举夺魁，高中状元。
自有考试以来，考试中的作弊与反作弊便是永恒的话题。历史上科举考试的作弊手段花样繁多，层出不穷。
晚唐时期，诞生了历史上最出名的“枪手”——大才子温庭筠，人送绰号“温八叉”。
唐宣宗大中九年，温庭筠参加省考。当时担任主考官的是礼部侍郎沈询，早就听闻“枪手”温庭筠的大名，考场上更是将他作为重点盯防对象。
考场中，温庭筠一直埋头作答，似乎没有什么异常举动。考试时间还未过半，他就潇洒地交卷离场。
考场内沈询还暗自庆幸，哪里知道，一出考场的温庭筠就得意地向众人宣称，这次考试我又“救”了八个人。
从此，温庭筠又有了一个“救数人”的称号，而他也上了历届考官的黑名单，成了终生不仕的重要负面“典型”。
关汉卿《陈母教子》第一折，有这样一段唱词：
学儒业，守灯窗，望一举，
把名扬，饮霞觞，亲夺的状元郎！
五代韦庄也有一阙《喜迁莺 人汹汹》：
人汹汹，鼓冬冬，襟袖五更风。
大罗天上月朦胧，骑马上虚空。
他们共同描摹了科举高中士子志得意满的情状：五更拂晓、晓月朦胧，正是百官上朝的时刻。街头之上，早已是人声鼎沸、鼓乐齐鸣，士子们华贵的衣衫随风飘动，他们骑着马儿直奔皇城面见君王，当真有说不尽的畅快。
进士揭榜后，官府便会组织第一项重大活动：插花游街。新科进士们要沐浴更衣，骑着高头大马，胸带红花，游街示喜。
孟郊写的《登科后》传诵至今：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通过考试的士子会参加官方的盛大庆祝宴会，这就是著名的科举四宴。文科宴分鹿鸣宴和琼林宴，武科宴分鹰扬宴和会武宴。
唐代新科进士放榜之日恰是在上巳节之前，及第者便会在曲江池旁参加宴会。
这一天，长安城内达官贵人也会携着儿女家眷一同参加，一来是好提前结识新同僚，打好关系；二来，也是为儿女挑选如意郎君创造机会。
曲江宴饮后，新进士们下一个活动场所则是慈恩寺大雁塔。士子们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大雁塔的石碑上，这便是所谓的“雁塔题名”。
自唐代到明清，这一活动更被读书人盛赞为“天地间第一等人第一等事”。其中，最有名的题词莫过于大诗人白居易27岁时中进士所写的：
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高中的士子自是意气风发，然而录取名额必定有限，名落孙山者是当时的大多数。
那位写下“孤愤之书”《聊斋志异》的蒲松龄，早年天资聪颖，连续取得县、府、道三个第一，此后却是屡次落第，一生落魄。在《聊斋志异》中，他勾勒出了许多个赶考士子的故事。他还写道“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回头自笑濛腾，将孩儿倒绷”。
科举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无法割舍的情结和永远挥之不去的隐痛。
在中国1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科举一方面培养了一大批朝廷重臣，在抑制官宦势力、革除时弊、培养重学风尚等方面产生了极大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制度的疏漏、八股文的僵化，也造就了一批只为一身、不为天下的庸碌之辈，抑制了社会思想的进步。
科举，已然成为刻画中国古代社会风貌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传承千年。
及至今日，仕的内涵和外延都已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不再单纯指代仕途，更是指一份令人歆羡的职业，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
如今，在价值取向更趋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也终究得以走出科举制余荫，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着中华文明千年不息的文脉。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一笑相逢蓬海路，人间风月如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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