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中国 | 96胡适：宽容见君子，一生为自由

新文化运动期间，有一天北大某个班的学生，就文言文与白话文的问题展开激烈讨论，有人提出，文言文比白话文更简洁方便，而此时，讲台上的老师笑了笑，向众人举了个例子：“如果北洋政府邀请我去做官，我却不想去，怎么回复最简洁呢？”

有学生说，用文言文回答的话，“无能为力”四个字就够了。

台上的老师微微点了点投道：“的确很简洁，但用白话文的话，三个字就够了。”

学生们屏气凝神，静待老师的回答。

“干不了。”

答案一出，满座都不禁哑然失笑，又纷纷鼓掌，而在教室后方站立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都不禁笑着颔首。

这是电影《建党伟业》里的一个片段，而电影中由吴彦祖饰演的风度翩翩，温润如玉的老师，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胡适。

在当时，如果有人问一个知识青年，你最佩服的人物是谁，答案往往有两个名字，除了陈独秀，另一个便是胡适。

在大师辈出的民国，胡适是那个极为耀眼的存在。

他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他一生共获得过36个博士学位，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被国际学者公认为“国文艺复兴之父”，还是中国新文学，哲学，史学的开山之人。

胡适曾在散文《我的母亲》中写道：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从他后来的成就来看，母亲对他的帮助不止如此。

在胡适三岁时，他的父亲便因病去世，是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抚养长大。他小时候因为体弱多病，所以性格斯文，难以和同龄的小伙伴一起玩耍，还得了个“穈先生的绰号。

但他母亲冯顺弟，却对他倾尽了心血。

她懂得尊重孩子。胡适做错了事，她从不当面斥责，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然后行罚，或罚跪，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胡适哭出声音来。

这使得胡适始终保留了一份自尊，所以后来一直严于律己，十分爱惜自己的名声，很少做些出格的事情。

而为了孩子的成长，冯顺弟还明白教育的重要性。

当时的教书先生教书往往令学生死记硬背，她却要求儿子读书一定要“求甚解”，每背一句都要知晓一句的意思。虽然胡适儿时家境困窘，但冯顺弟却送三倍以上的学费给先生，嘱托先生一定给他讲个明白。

为了资助胡适读书，她还变卖了自己的首饰，送胡适去上海求学。后来胡适在美国留学，她染了重病，便照了一张相，然后嘱咐家人说：

“我若一病不起，不可将此事告诉我的儿子，仍要请人按月写信给他，做出我还活着的样子。待他学成回国时，把我的这张照片给他看，就如同见到我本人一样。”

胡适的母亲出生农妇，目不识丁，却称得上是“再世孟母”的典范。

而胡适也从未辜负母亲的期盼。

他幼时读于家塾，习四书五经。9岁起熟读多种中国古典小说。1904年赴上海，入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等校。1910年赴美留学，用了七年时间完成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本科到博士的课程，26岁时回国，成为了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胡适在民国时名声之大的原因，除了其广博的知识，便是是因为他在学术上和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为彼时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又添了一把火。

他认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在文中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哪些地方入手，主张应侧重侧重文学语言形式的改革，推崇白话小说，同时也不能忽视内容。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旗帜鲜明，目标明确，比之晚清白话文运动主要着眼于把白话作为向群众宣传的语言工具，以及在古诗文的框架内添加一些俗字俗语，是大为进步，对文学革命在理论主张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

而在两年后，他又完成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了一次范式性的变革。这一变革起了典范的意义和前驱的作用，不仅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还影响了一批学人如梁启超、顾颉刚、郭沫若等，甚至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肯定。

胡适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深远影响，也让其成为了使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人。

在文学上，除了发表文章为新文化运动开路，他还版了中国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促进了中国诗歌结束了其几千年来在古典形态里的发展变化，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

戏剧方面，胡适吸取了外国戏剧的养分，创造出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话剧《终身大事》。虽然他不曾大量创作小说，但翻译了不少西方小说，为学习西方小说做了桥梁，并且还写就了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风格的文学史专著《白话文学史》，在文学理论上贡献了力量。

在教育上，胡适曾任北大教授、文科学长，以至北大校长，学生中不乏牟宗三、罗尔纲、顾颉刚、俞平伯、傅斯年等学者名流。

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

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胡适都成为了中国文化里一位大师名士。

而即使是胡适后来去了台湾，国内因此兴起了一阵批判他的浪潮，毛主席在提到他时也说：“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现在人们往往会用德艺双馨来形容成就和品德都极高的艺术家，而这个词若是用在胡适身上，似乎都还不够贴切。

陈丹青曾称胡适：“完全是学者相，完全是君子相。”学者唐德则说他：“谦谦君子，温润如玉。”钱锺书更是称赞：“统言之，胡适之品格绝高于鲁迅、蔡元培等。”

除了学术上的卓尔不群，胡适的为人亦广为时人称赞。

1917年夏，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年仅26岁的胡适受聘当了北京大学教授，因为太年轻，有人公开表示：我不服。不服胡适的人众多，，国学大家章太炎的徒孙傅斯年就是其中之一。

他不由分说拉着精通旧学的好友闯进了胡适的课堂。

胡适的第一堂课，面对台下交头接耳的学术他也不恼，只是讲着自己的课。他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讲哲学和修辞学直接从周宣王开始，老一辈必讲的三皇五帝唐虞夏商他压根儿不。提。并且只是温温和和，长身玉立于台上认真的讲课。

几堂课下来，最后傅斯年也不由地主动告诉同学们，胡适讲课的路子是对的，你们不能这样闹。就这样，胡适用自己的魅力在北大站住了脚。

胡适在北大一直从教授、文科学长做到了校长，其每月薪水颇丰，但他却用来资助他人，慷慨解囊。

林语堂在哈弗留学期间，胡适曾以学习名义资助他两千美元，林语堂回国后才知道这其实是胡适自己的钱，而吴晗、罗尔纲、周汝昌、李敖、沈从文、季羡林、千家驹等一众学者才子，也都收到过胡适经济上的慷慨帮助。

有一次一个卖烧饼的袁瓞小贩与胡适闲聊，说他鼻孔里长了瘤，，可能是鼻癌，胡适听了立刻写信给好友台大医院院长，让医院为这个小贩治疗，费用由自己承担。

由此可见，胡适待人确实不论贵贱。而民国时也因此留行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虽然朋友遍天下，但从来不曾丧失立场——既不加入国民党，也不加入共产党。

无论是对待持不同学术态度的“异己”，还是对待持不同政治态度的“友朋”，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不站队、不妄议、不迎合、不谩骂。

胡适倡导白话文，遭遇无数讥讽和谩骂，但他的回击总是温文尔雅，从不进行人身攻击。

学者羽戈说：“你看他，哪怕与政敌论战，都是和风细雨，平心静气，连一句刻薄话都罕见，更不必说粗口了。”

新文化运动之后，因为政见不同，鲁迅曾与胡适交恶，多次在报刊上发文章批判、讽刺胡适。而胡适从不应战。反而对鲁迅的文章，只要认为是好的，就会大力推荐。

胡适曾在演讲中提到鲁迅的《随感录》：“一夜不能好好地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

作家苏雪林曾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称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

胡适却回信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鲁迅死后，胡适也没发过一句恶声，还担任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

纵观胡适的一生，用德才兼备或是德艺双馨来评价都已不够贴切，或许范仲淹的那句话是对他最好的注解：

云水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一笑相逢蓬海路，人间风月如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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