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小事有些感慨，一是上周打滴滴快车，竟然来了一辆奥迪A6；二是最近几个月，明显感觉女性外卖员多了。
这仅仅是客观现象，小镇没有任何歧视，付出劳动获得收入，这是天经地义的、更要尊重，但这一定程度也说明经济形势的严峻。
随着互联网共享经济迅速发展，互联网零工经济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多的人从事非传统的用工方式，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进而向其他领域不断拓展。
根据《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2021年中国有61.14%的企业在使用灵活用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或被迫放弃传统劳动就业，总规模已超过2亿人。这仅仅是刚刚开始，目前中国零工经济每年仍在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预计未来将有至少4亿人灵活就业，占城镇就业人数的70%以上，而这一天并不遥远。（小镇预计在2030到2035年左右）
这意味着我们的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甚至养老等等各方面面都将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最直接的，中国靠新一代的年轻人养老人，新生人口不断下降、老龄化不断加重的危机很多人看到了，但是劳动者就业结构、社保缴纳构成的冲击可能来得更加快速。
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4亿人、2.33亿人、2.86亿人，看上去基本养老参与的人很多，社保卡持卡人数也达到了13.6亿人，覆盖96.3%。
但是这里面有多少每月只交几块钱，有多少仅仅最低限度补缴的，又有多少国家代缴的？缴纳社保五险（注意不包括公积金），可以近似认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截至2021年底，只有2.3亿人。
对比一下，去年灵活就业人口已经突破2亿人，考虑到仅3亿农民工起码有一半以上没有与单位或雇主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实际灵活就业人数大概率超过统计。
中国劳动力人口（20-64岁）从2015年顶点的9.34亿持续下降，预计到2050年将仅为7.7亿人，减少了1.64亿人，而灵活就业人数持续高速增加。
假如不调整社保和养老政策，中国的养老体系将面临老龄化和缴费人群、金额萎缩的双重冲击。按照2050年65岁退休倒推，这一年1985年出生的人退休，换言之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将面临巨大的养老考验。
很多人已经有所准备了，年轻一代（35岁以下）养老储蓄力度大幅上升，从2020年每月储蓄20%提高到2021年的25%，“养老要趁早”“养老靠自己”已经成为年轻一代的真实想法。
如果按照有的公号的节奏，这一篇大概率要接一个广告了，但请放心，小镇不会干这种制造焦虑牟利的事，还是要说说更深层次的本质以及解决之道，把这些本质问题搞清楚，才好解决我们现实面临的个人难题。
还是要说到数字经济。老读者可能还有印象，2021年末和2022年初，小镇围绕数字经济集中写了20多篇，后面也反复强调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有不少朋友还没有足够意识。（近期如果有时间会做一个合集）
数字经济是一定要加速发展的，这是中国不亚于新能源的战略方向，这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确定的长期趋势。现在中国数字经济在GDP中的占比还不到40%，而美国已经超过60%，通过数字对社会和传统行业的改造，可以爆发极为强大的力量，就像新能源可以空前降低单位能源生产成本一样，数字的发展将释放事物的另一面。
任何技术、经济的变革都必将深刻改变社会形态，历次产业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数字经济也不例外，比如上面提到的养老问题，也包括今天重点的灵活就业问题。
通过网络，实现了亿万就业单位和劳动者的直接联系，已经极大打破了传统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固定劳动关系。早在2012年，欧洲管理思想大师查尔斯·汉迪在其著作《非理性的时代》中就预测“三叶草组织形态”，未来的用人单位，将以管理者和专业员工（如现在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为核心，以外部合同人员（外包）和兼职人员（灵活用工）为补充，核心员工仅占三分之一。
这将带来非常大的影响，足以支撑若干位博士毕业。仅仅只提两点：
这意味着个人核心能力的培养重要性，要更超过进入某个大公司。现在互联网大厂已经极少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据小镇所知，此前最宽宏的某大厂，今年开始也基本不签了，需要管理层特批。
小镇曾经分享了一篇《数字、资本和新剥削》，很遗憾，并没有引起大家重视，小镇相信如果看懂这篇并且提前准备，5年后、10年后应该会感谢小镇。
马克思关于剥削的论述已经跟不上时代了，需要与时俱进，过去想搞懂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是非常容易的，但现在呢？
2020年9月，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深度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这篇报道里，外卖骑手被逼的不断挖掘能力的极限，实实在在的践行了某里2019年“新六脉神剑”中的“今天最好的表现是明天最低的要求”。
在被逼无奈下，骑手们不得不铤而走险、逆行、闯红灯，“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有的骑手发生车祸，摔倒之后第一反应都是赶紧爬起来，去看看外卖洒没洒，然后打电话给客人解释，希望获得客人的谅解、不要投诉，但偏偏没人在乎自己。
这么艰难，但骑手们骂的都是“算法”和“系统”，那么“算法”和“系统”又是谁开发、谁要求的呢？
这就好像日本执行死刑，有三个按键，但只有其中一个会产生作用。平台、商家、用户、骑手的诉求拆开看都是合理的，但混在一起却产生了难以破解的“外卖难题”，骑手们仍然不得不每日“以命相搏”，却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在《数字、资本和新剥削》这篇，小镇尝试剖析了数字技术和数字时代带来的新剥削，除了算法等数字技术带来的；还有很多潜藏更深的剥削，比如消费和生产越来越难以区分，过去一些取悦自己的消费异化为生产，于是就创造了生产价值，也就产生了新的剥削。
一百年前女工买丝袜是为了取悦自己，还产生了“丝袜定律”等等，而现在已经成为工作的需要，小镇从行业报告和现实观察发现，非工作场合，愿意穿丝袜的女性已经越来越罕见了。
更严重的在于对情绪的剥削。比如女性被强迫花大量时间和金钱化妆却非“为悦己者容”，服务业要求“微笑服务”，网约车司机要求对乘客问好，外卖员需要照顾好用户情绪否则就要小心投诉影响收入，等等，这对于情绪的剥削令人难以觉察、更难以抗拒。
叠加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这个问题就更加严峻了。比如平台通过算法获得了大量数据，虽然外卖平台确实将绝大多数外卖收入给了骑手，甚至前几年还要倒贴，看起来平台非常厚道，但是数据、流量创造的海量价值比如最核心的市值增长，并没有分享给骑手们；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们也难以从工作中获得情绪价值，比如成就感、与同事的情谊、个人的成长等等。
这些都是新时代出现的新剥削，利益的分配来自于对剥削的限制，那么分配调整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过去显性的物质上。
2020年7月国办印发《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强调，把支持灵活就业作为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的重要举措。
2个月后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以深情打动了很多人。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关于灵活就业人员劳动保障的政策调整极度加速，针对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就业和劳动保障也在加速。
2021年2月，人社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鼓励符合规定的复工企业实施灵活用工措施。“灵活用工”第一次出现在人社部正式文件上。
2021年3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为创业就业、灵活就业提供更多机会，稳定就业大局”。
2021年7月，人社部等8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2021年7月底，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对保障外卖送餐员正当权益提出全方位要求。
2022年7月，人社部等五部门再次印发《关于加强零工市场建设 完善求职招聘服务的意见》。
在此期间，“灵活用工”写进了国务院《“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以及人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治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
国家正在为应对就业方式和结构的快速转型，而加速政策调整。
先不说攸关广大灵活就业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毕竟年轻的时候确实想多赚点钱，也没有余力考虑未来养老，但真的能不考虑吗？
比如很多外卖员，一般新手实习磨合一个月，即时满足、当天拿钱的跑单激情期大概两到三个月，再加上稳定之后的思考大概三个月，骑手平均工作年限也就在一年左右。在这段时间确实还有相对不错的收入，毕竟这是靠时长和拼命换来的。但在算法的高压下，送外卖又能攒下什么可以迁移到其他行业、其他岗位的工作技能呢？又能获得职业的成长吗？
显然，这不是一个永久职业，仅仅是临时的过渡阶段，区别仅仅在于过渡时间的长短而已。那未来呢？又该如何就业、如何养老呢？
从外卖难题延伸，显然，灵活用工面临的种种行业难题，包括职业发展、劳动保障、合法权益保护等等，指望平台和劳动者自行解决是不现实的，市场机制显然已经失灵，只能依靠政府这个“有形之手”。
也只有政府出面，才能真正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探索出一条适应数字时代、灵活用工特点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同样重要的是，要规范灵活用工市场体系，真正督促和规范零工求职、招聘、培训、帮扶等等环节，这也是今年人社部等5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零工市场建设 完善求职招聘服务的意见》需要推动解决的，很多地方也已经开始行动。
一是拥有稳定主业的零工从业者。比如大家熟知的“斜杠青年”，他们有的是因为兴趣、有的是为了更高的收入、还有的是为了未来职业发展，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二是主动放弃主业工作转型零工的。这些人本来有全职工作，但因为种种原因选择了放弃，成为完全独立的以零工为生的自由职业者。比如独立的商业顾问、咨询顾问，又比如很多自媒体人或者旅游、摄影达人，等等。
以上还不是最需要国家政策保障的人员，他们有很强的的抗风险能力，但第三种就不一样了。
三是没有稳定主业的零工从业者。与第二种不同，他们是被迫选择零工，从事的零工工作也更加临时、门槛较低、对个人增长极为有限，多为依靠体力或时间投入获得收入。比如网约车司机、外卖快递、建筑工人等等。
灵活用工人员的专业素质持续提高，就业岗位正在从“蓝领”向“白领”倾斜，企业也越来越多地选择灵活用工。
就拿专业素质来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主要工作之余选择其他就业方式作为副业，以《2021年中国灵活用工市场发展研究报告》来看，2020年“白领”群体选择的灵活就业方式：32.7%是产品销售（比如保险、电商、微商），28.5%提供技能服务（比如设计、编辑、翻译），17.7%进行投资经营，5.7%做自媒体和个人IP，还有9.3%从事劳动输出（比如网约车、外卖快递等）。
到了2021年趋势更加明显了，就拿收入来说，根据艾媒咨询《2022年中国灵活用工行业市场调研分析报告》统计，56.2%的劳动者收入超过五千元，其中有10.4%超过一万元。
但危机也在加速呈现，同样是2021年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率已经超过16%，女性占比达到61.2%。这背后很可能存在年轻人和女性就业困难的社会问题，更可能存在就业歧视，不得不引起警惕。
在小镇看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带来的问题，还是要回归到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本身，并从中获取新的解法，一定要明白旧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疫情防控如此，其他社会问题也如此。（参考《疫情防控与经济：旧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
未来我们面对的是4亿以上、城镇就业人口占比超70%的灵活就业人群，很难像过去一样通过一个个单位、企业先行统筹，我们也还没有建立一个适应灵活就业的政策法律、行政执法以及社会保障体系。
虽然去年8部门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之后，已经到一些平台企业进行了调研，也在进行试点尝试，但进度并不理想，还没有抓到点子上。
显然，以过去大政府习惯的手段已经很难适应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职责需要交给社会、平台，这正是我们反复强调的“社会共治”，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解决不了大问题。
有很多类似的问题，比如小镇一直很关心的电动自行车，今年的数据还没出来，但小镇猜测，受疫情影响，现在全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估计达到4亿辆了，中国机动车保有量也就是4亿辆。但不同于机动车，电动自行车受车辆设计和规制体系限制，根本无法实现类机动车式治理，导致了很严重的问题。（参考《解决复杂社会问题，需要头痛医脚》《少点利益，多接地气》《不能禁止百姓雨天打伞》）
这么庞大的数量，各级各地政府基本就靠人海战术、专项突击，事倍功半都太夸大了，根本就是收效甚微。小镇就在想，我们一直在强调共享经济、强调数字经济，那为什么不改变下思维，提炼出老百姓买电动自行车的本质“更便利的出行”，让共享的电动自行车提供服务不就行了？
先不说企业运营的共享电动自行车更加智能、安全，起码有更加专业的定期维护，出了事企业要承担责任。按照一位企业朋友给小镇的统计数据，一辆共享电动自行车可以替代3-5辆私人车辆，这还腾出了宝贵的城市用地，还没考虑减少私人充电减少的火灾损害。
让私人车辆减量，更多使用企业的共享车辆满足出行需要，政府可以针对实际骑行提供一定的补贴降低市民使用成本，监管部门也不用再直接面对数以亿计的车辆和骑行者，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这就需要各级各地政府真正以民生为本，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要全面革新城市治理体系，变得更加开放、更加现代化，而不是把企业当作被薅羊毛的“羊”，更不能纵容各种黑恶势力在现有规制尚未覆盖的地方形成种种“黑色利益链”。
灵活用工保障同样需要政府以外全社会的参与，政府要划定边界和底线规则，做好监管和纠偏，发动用工规模大的平台以及专业的全链条灵活用工服务商，让它们挖掘资本和技术优势，承担企业应尽的义务，先行解决多数灵活用工问题，剩下的就好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