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铁饭碗也要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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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最难的事之一,就是让人与人能够彼此理解,而人又是社会化的生物,相似的人组成一个群体就更难以理解其他群体。
比如经济好不好、就业怎么样,就颇有些分歧,有的人周围普遍失业,而有的人周围却欣欣向荣。
这是一个非常割裂的问题,从宏观数据和理性思考来看,肯定不好,7月份经济数据全面下滑,7月份16岁至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升至19.9%,再创新高。
仅按统计数据,16至24岁的青年每5个人就有1人既没上学也没工作,而这已经是想尽一切办法的结果。随着教育部等部门对就业数据进行专项严查、挤出水分,失业率有可能还将更高。
只要全国经济没有复苏,失业人数就不可能明显降低,整个社会的焦虑感就无法缓解,这也会进一步影响全民预期,导致经济更难从困境中走出来。
有很多人把经济不景气、失业全部归咎在疫情上,但有没有想过,假如没有疫情,现在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吗?
疫情确实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很大冲击,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我们采取了更加求稳的措施,在坚持“动态清零”基本原则下,不断调整具体的疫情防控措施,尽可能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从宏观数据和国际对比来看,中国显然是成功的,也获得了更大相对优势。
但疫情也对中国的转型带来了巨大冲击,与其他事件一起打断了中国多年的规划。
还是从就业说起,今年就业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解决创纪录的一千多万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本来按照规划,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中国现在已经初步完成了经济结构转型,可以提供更多的中高端就业,加速全球布局,每年一千多万接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本应该是中国再次腾飞的宝贵动力。
但是非常遗憾,多年布局的产业升级受到了一连串的干扰。
于外,美国自2018年挑起中美贸易战,在关键领域对中国进行限制,开始逆全球化,削弱中国的发展优势。中国确实早有预案,2018、2019年中国科技成果出现井喷,在光伏、芯片、软件、高铁、航天等各个领域都有标志性成就,国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强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努力开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的新时代。
但很不幸运,2020年爆发了新冠疫情,经济危机到来,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一些长期战略性转型也暂时顾不上了,新的危机也出现了。比如出口,由于全球供应链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出口暴增,但在繁华之下隐藏着巨大的隐患。
这就是昨天提到的全球化正在向短链化、地区化、备份化转变,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全球化的信心减弱,为了国家安全宁可减少对效率的要求。最典型的就是芯片产业,中、美、欧、俄,以及印度、以色列等国都在试图建设更加自主的芯片产业链。(《
在错综复杂的不确定性中,锚定未来
》)
病毒仍在变异,疫情仍在持续,绝大多数国家产业链仍然不断遭受挑战,但这些外部影响终究会过去,在此期间各国投入的资金、建立的产业不会消失。一旦疫情被控制,中国的出口将面对很大挑战。
于内,有一些力量在牵制中国的产业升级,这并不是所谓的“外部势力”,而是我们内部不同部门、不同群体的利益、长期以来的发展惯性使然。比如典型的房地产,在某大等暴雷之前,又有几个人能想到几万亿的商业帝国崩塌地如此迅速?
产业升级本就困难,结果又有大量的资金、政策、人力等资源投入到那些没有时代竞争力、不符合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领域,大大迟滞了中国节奏。
这也是小镇在《
中国的问题在于总想“走捷径”
》谈到的,老是“走捷径”,早晚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就需要还债了。
中国这一轮产业升级转型未竟全功,原本为新时代储备的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一下子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了。于是教育与就业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
当前,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多的超乎想象,但同样有很多行业并未受影响,反而逆势暴增,否则中国经济就不只是不理想了。比如医药、新能源、线上内容娱乐等等对线下依赖度小或者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的朝阳产业,还有诸多专精特新小巨人,发展极为迅速,就业吸引力并不低于公务员。
归根到底,还是要向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要生产力。
个人落后于时代未必过不好,国家落后于时代那必然要挨打。相比目前一时的经济困难,更担心的是决策者扛不住压力,再次选择“走捷径”,那以后要付出的代价只会更大。
好在,目前国家很坚定,对于一些以各种名义希望国家走老路的声音并未搭理,重心仍然在推动创新发展上。
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还是要想办法先把现在的日子过下去,那无非就是“开源节流”二字。政府已经做了很多,但还不够,还要做更多,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总理说
中央和地方
政府都要带头过紧日子
,绝不是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今年考公务员的热度更高,这很正常,毕竟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追求稳定是很现实的选择,但是
体制内就真的是“铁饭碗”吗?
以前是,现在是,未来不一定,有两个比较明确的信号:
一是从去年开始,全国公职人员规范津补贴,大幅度减薪,普遍在30%左右,原本一直特立独行的江苏、广东等省份也已经开始降薪,也影响到一些事业单位人员。过去几年,中央部委申请涨薪的报告也已经被打回几次了。
二是2020年山西开始试点的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初见成效,目前已将党政部门平均精简38%、科级领导职数总量平均精简16%,事业机构平均精简78%,事业编制平均精简58%。
机构的改革还仅仅是初步阶段,毕竟需要考虑稳定性,但趋势已经确定了。
对于大量人口流失严重、财政供养能力不足、财政供养人员比例较高的县城以及一些地级市,精简机构和编制是必然的长期趋势,精简的人员则向基层一线倾斜。比如河曲县精简的903名事业人员,安排跟班学习、担任村(社区)“两委”主干和综治网格员等,要让人发挥作用,而不是天天无可事事。
打破身份的“铁饭碗”也是大好事,把一些多余的人挤出来,不但不会影响政府效率,还能大大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开支,也省得一个个领导或者部门为了证明自己有价值搞出些莫名其妙的项目。(参见《
省级以下财政改革:拿什么“拯救”县城?
》)
这是一套组合拳,比如省级以下财政改革将对县城的兜底责任压给省里,迫使省里参与到对县级的改革;又比如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核心之一就是要对全国县城分层,对于大多数县城要控制发展,减少开支。
覆巢之下无完卵,经济下行想去体制内遮风挡雨可以理解,但时代已经变了,在数字技术支持下,未来的政府将从管理向治理转变,也必将促进组织机构的进一步转型。就算是公务员也并不安稳,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好事”。
打破“铁饭碗”的预期,才能让更多公职人员与老百姓真正站在一块,而不是看着落水的人,不但不救还说风凉话,这样的人要之何用?
对个人而言,到底什么才是新时代的“铁饭碗”,什么更值得依靠,才是每一个人尤其是被体制保护的公职人员们需要好好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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