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与新治理
中国和美国关系非常密切，但又格外不同。
比如在政府权力上。美国的政府权力大体有一个限制，各级政府、各部门想要突破非常艰难，是一个极为制衡、约束的机制。
这样的机制有其好处，但坏处是一旦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强人，不能调控好复杂的关系，压不住，就只能分切蛋糕，搞利益同盟。
一旦从强个体变成一个松散同盟，那就有得掰扯了。比如从奥巴马到现在，美国在国外确实折腾了不少事，但是在国内推的大改革基本以失败告终。
中国呢？
不同于美国，中国政府的权力相对更大也更灵活。需要的时候，政府可以放权，也可以收权，可以增强某一部分、减弱另一部分等等。
但是，这不代表中国的权力运用没有限制。
美国用机制和制衡实现限制，中国则是围绕转型中如何减少政策的伤害来调控权力的边界。
上面这句话很关键，怎么理解？
第一：中国政府的权力理论上可以扩得很大，但是中国政府执政目的决定了不可能也不需要无限扩大，而是要根据一个阶段的核心目标来确定，同时采取的政策要符合这一阶段的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
第二：政策就是权力的载体，时代在变、世界在变，那么治理也要变，而变就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政策来实现。
变化就一定会冲击现状，每一个变化调整的都是利益。
那么就要看，是损害更大、还是收益更大，也看是否必须要动。但现实世界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我们的政策越重大的越难以预测实施结果，自然就有了第三点。
第三：小心、谨慎。
正是因为中国政府权力相对更大，在权责对等情况下，中国政府必须为自己的政策后果承担绝对的责任，那就必须更小心、多观察。
所以，对于新生事物，除了某些特殊时期，近几十年来，中国采取的都是“先闭眼观察、再张眼监管”的模式。
很多行业都是如此，比如大家很熟悉的P2P，又比如那些此起彼伏的互联网经济等等。
所以，从今年往前看，会发现中国的闭眼放的比较久、睁眼管的比较慢，很多新生事物都处于一种更加自由的探索过程中。这当然带来了更多活力，但也带来了很多麻烦。
这本质是对未知的尊重。既然不清楚这个未知的到底是好是坏，也不清楚现在已经认知的是否适应未来，那就先观察吧。而政策有滞后性，观察的期间难免会出现各种损害，在高速发展的时候，这些损伤大体还是可以消化的。
但是，时代变化被疫情搞得大大加速了，美国那边的政治局势也因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变得更加极化。比如我们之前眼看着打民粹牌的特朗普就要上台，过去慢慢看、想清楚再管的模式就需要调整了。
什么变了？
比如说经济方面。过去我们考虑的更多是经济增长减缓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内缩。毕竟未来几年重点是可持续发展，甚至极端情况下，重点可能还会变成生存问题。
我们需要解决的是离开高速增长轨道、经济增速下降后，如何防止出现增长为负的情况，就需要汲取、警惕两个教训：
一个是前苏联的教训。
这个教训最关键的是关于开放的抉择，是绷得更紧，还是适度开放？从历史教训看，一个系统想要持续发展，必然是要开放的，这个开放包括对内的，也包括对外的。
核心是开放给人更多的机会，机会多了，社会矛盾就可控。前苏联就是因为越来越内缩，最后机会少了，整个社会被勒的越来越紧，导致上上下下都不想继续过了，最终盲目走上了无序、过度开放的极端方向。
另一个是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强调下，小镇认为中国不会陷入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们需要吸取他们的教训。
这个教训就是政治、经济的失衡。经济发展了，但是对于经济成果的分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没有配套，这种不协调最后导致贫富差距过大、高通胀、人民收入停滞等等问题，而这些经济问题后面的本质还是政治问题。
上面的是国外的经验。我们还储备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国内经验，比如如何处理好大转型。
新中国历史上有几次重大转型。
上一次是1978年的那次大会，中国走上对外开放、改革发展的道路，40多年来经过了大大小小几十次调整，中国建立了一套非常独特的快速增长体制。比如分税制、土地财政、城乡发展等等，这些政策背后的核心都是“时不我待”的急速发展逻辑。
可过去这套快速发展的体制，还能适应未来吗？
无论从中国现在的体量，还是从七普和三季度经济数据来看，答案大概率是不适应了。未来中国经济必然维持中低速的增长，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视也将大大超过短期的经济数据暴增。
比如说今年，经济确实紧张，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一时数据好看，跟美国一样大肆放水，又或者不去严管房地产，又或者不搞碳中和，三季度的GDP增速肯定会更好看。
但是代价是什么呢？是给美国人接盘，是让过去几年对房地产的降温管控报废，还将在未来遭受如碳税等新的剥削，还会迟滞了我们的经济与产业的转型。
要长远还是要眼前，心里要清醒。
但是，全社会显然还有很多人没意识到过去的模式已经不适应未来，仍以高速增长的模式去应对中低速增长的未来，比如说刻舟求剑的继续做炒房梦、继续拿着过去的经验揣摩未来等等。
而有的聪明人已经反应过来了。比如最近包括字节、美团、阿里、腾讯等大互联网公司都在加紧调整组织架构，从过去更强调进攻往转为更注重防守型的模式发展，也开始控制人员招聘。
势的变化，也必然要带来种种政策的快速调整，这就是转型。
没办法，这场疫情叠加上中美摩擦的激化，原来设想的快速增长时代和中低速增长时代之间的过渡期大大缩短了，这也是今年很多政策快速出台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肯定是要做好准备的，这个准备是为了减少阵痛，但阵痛一定存在。
总之，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一场类似1978年后的大转型。
未来的政策，将更加刚柔并济。
刚，主要是对一些觉悟不到时代变化、仍然继续沿用过去时代的思想。这类思想如果不刹车，一定会撞得很惨的。刚，是为了尽快的实现新旧思维的调整，所谓“长痛不如短痛”。
柔，则是继承并发展过去“闭眼观察、睁眼监管”的模式，但是管控效率要更进一步。我们已经有很多年的观察经验了，对于能玩出来的花样大体有预期了，对于各种创新的结果多少也有数了。
想要做到如此，政策就要进行升级。基于对新生未知事物的可能性预测，在现有的监管体系里提前预留柔性空间，让创新在一定的框架内进行，而非毫无约束的自由生长。
比如对于“元宇宙”。虽然它还离我们很远，但既然它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可以预测的，那为何还要让它自由发展？当然要约束下“元宇宙”的发展方向。
因此，未来我们需要更加深刻思考的至少有三件事：
如何理解并推动更符合未来的开放；
如何平衡政经关系，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如何加速思维方式调整，减少转型阵痛。
随着我们越来越踏入人类从未到达的领域，已知世界和不断扩张的未知领域之间的冲突必将加大。新的治理模式也就应运而生了，而“刚柔并济”的新要求，也将更加考验决策者、执行者的能力与水平。
虽然都是重要概念，不过今天讲的比较抽象，大家可以先试着思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