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说法，苏联是被美国的“军备竞赛”拖垮的，这个说法的准确性暂且不说了，毕竟成王败寇，只要赢了说啥都是对的。但盲目的军备竞赛不是好事，如果大量财力物力被军备所侵占，国家其他领域发展必然将受到影响。在过去几十年，中国一直保持克制，多次大规模裁军，提高军队实战能力，军费也一直保持比较低的水平。长期以来，中国军费一直保持在GDP的1%左右，2022年军费预算1.45万亿，同比增加7.1%，但也仅占GDP的1.3%，远低于3.5%，在世界主要大国中也是最低的。军备竞赛的负面作用容易看清楚，其他竞赛却不容易看清楚，比如中国同西方正在进行的“科技竞赛”。作为唯一的文明型国家，中国什么都要和外国比，所谓外国就是中国以外的一切国家。中国毕竟才刚刚发展了几十年，在很多领域不如外国很正常，比如芯片、高端制造、工程软件以及昨天提到的生物医药等等。落后就要挨打，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所有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两句话，所以中国特别不能接受科技的落后。我们一直在奋起直追，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小镇此前写过一篇《中国绝不能重走日韩老路》，讲的就是先进国家已经探好了路，后发国家就有了方向，可以节省大量的试错成本，但是以“复制、跟随、追赶”为特征构建的研究和产业政策体系，习惯了低成本、高效率、极高的成功率，就会对失败难以容忍。当来到人类探索的最前沿，当先进国家不愿意再将技术成果分享，必须自己探索的时候，过去追赶者的成功经验，反而阻碍了更适应开拓的创新机制的形成。这就是小镇昨天先写《要舍得千金市马骨》的原因，中国现在很多领域已经来到或者接近世界最前沿，关键领域的技术美国人不给，中国只能靠自己。比如昨天举例的生物医药，原创药是美国几十年积累才拥有的巨大优势，怎么可能手把手帮中国建立？毕竟苏联帮助中国搭建完整工业体系不可能再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调整我们的研究和政策体系，给市场、研究机构更大的自主权，更加坦然的面对失败，也包括面对那些看到机遇蜂拥而来的骗子们。这就是创新必须付出的学费。第二大隐患就扎根于第一大隐患，因为我们急了、要试错、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很容易陷入盲目的“科技竞赛”，消耗大量宝贵的资源。发展经济学诞生于上世纪中叶，本质就是研究后发的落后国家，如何更好更快的发展。这套理论有很多变种，也起起落落过，就不多赘述了。但发展经济学有其他西方经济学理论共同的毛病，就是静态看问题、过于自傲。比如认为经济状态有两种：一种是落后国家的，一种是先进国家的。两个状态之间没有中间态。于是我们看到，西方对于落后国家的经济援助，往往捆绑了很多条件，比如要求民主、公开、分权、普选等等。我们以前往往认为这是西方人坏，小镇以前也这么想。这几年，小镇接触美国等国家官员、学者多了，突然觉得，可能西方人不是坏，只不过他们真的是这么想的。这背后的原因，小镇大体想过，未必对，可能跟这几个原因有关：一是宗教传统尤其是一神教，习惯了非此即彼的极端化。纵然有不少精英能够理解什么叫辨证，但是从整个国家和社会层面，辨证的思想并不普遍，这也跟西方国家并没有普遍开展“政治学”教育有关。二是资本主义国家强盛了数百年，自信成了自傲，傲慢是七原罪之首，傲慢产生偏见。三是西方国家近些年的后现代思潮。具体可以参见《后现代主义陷阱：到底谁在制裁谁？》，西方是民族国家，率先现代化，赢得冷战胜利后，对于集体、共同目标等宏大叙事产生叛逆，导致解构一切、质疑一切权威、近乎无限地崇尚个体自由。这也影响了整个西方社会包括精英阶层和政府。西方很多人真的认为自己现在的国家体制、经济结构是与生俱来的，更是人类社会的终结，是最好的最完美的。而美国人天生有一种救世主情节，总想传教，而傲慢让他们根本不屑于去关注落后国家到底什么情况，一股脑的强迫落后国家按西方的现状来。毕竟西方现在的样子，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就好像美国立国之初的那些人几乎个个是奴隶主，美国也曾经搞过贸易保护甚至现在也在搞，每年给农业的补贴占到农场主收入的40%以上。随着美国国力发展，尤其一战、二战打乱了欧洲和世界，大量优秀人才和资金从欧洲流到美国，才奠定了美国世界霸权的基石，在经过战后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石油美元、冷战胜利、互联网时代等等，最终才有了现在的美国。倘若无视这些过程，无视量变导致质变，那就成了这样的故事：有个人吃了5个饼，最后一个饼饱了，就抱怨前面4张饼白吃了。是不是很荒唐？讲上面的例子，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接下来的两个经济学理论：竞争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原名“比较成本贸易理论”，主要讲不同国家生产技术相对差别导致成本的相对差别，所以不同国家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进一步引申为国家需要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发展更适合自己的产业。竞争优势理论，指的是一个企业或者国家在某些方面比其他对手更能带来利润或者效益的优势，有低级和高级两个层次。这个理论发源于企业竞争，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尤其企业背后的资本，与政治的关联极大，于是一个适用于企业的理论就直接套在了国家上。这就产生问题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大多数基本在一个类似的环境，比如在一个国家内、面对同样的政策资源环境和市场等，所以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平等。但是国与国之间差别太大了，一个基于较为公平竞争的理论放到国家上面就难免水土不服。但是可能还是因为前面谈到一神教、傲慢、后现代等等影响，在西方还是更加推崇竞争优势理论，进而影响到国内。最大的影响在于：以西方现在的状态盲目套中国，进而影响到中国的未来抉择。在西方竞争优势理论中，将竞争优势分为低层次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高层次的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并且极为推崇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为了获得高层次的优势，就必须进行持续的投资和创新。这个推论对企业没有问题，如果产品没有独特性，那只能打价格战，又苦又难赚钱，如果有差异性，比如研发了一种可以治愈癌症的特效药，那恐怕卖多少钱都可以。这就要结合发展经济学：落后国家相比先进国家，有太多需要提高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基本设施、教育水平、国家财富积累等等，为什么乌克兰现在人均收入不过1000到3000人民币，但是到乌克兰看看，感觉国家还行，关键就在于积累。我们有太多的欠账，就连先进国家已经探索完成的路，我们都还没有走完，一个还在拼命想要及格的孩子，却被优等生拉去学奥赛，说什么拿下国家一等奖就可以保送，这实在太荒唐了。进一步推导：现在西方宣扬的科技创新，有的确实是中国必须追赶甚至超越的，而且越快越好，比如数字相关核心技术、比如量子计算、又比如生物医药。但是有的真的是现在的中国急需的吗？如果盲目自大又或者过于慌张，会不会浪费宝贵的时间、人才资源？几年前，美国和欧洲提议支持中国建设大型粒子对撞机。一派认为大型粒子对撞机的建造至关重要，如果中国能造出来，中国的高能物理将处于世界顶峰，当然也会产生大量的顶尖论文。以杨振宁教授为首的一些科学家坚决反对，认为大型粒子对撞机到底能不能改变现有物理格局仅仅停留在理论阶段，高能物理目前也很难实现突破，更重要的是，建造大型粒子对撞机至少需要2千亿人民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必要浪费这么多钱花费在加速两个微观粒子上，这是得不偿失的。支持一方说“再不建，30年中国都碰不到好机会了”，而杨振宁说“造出来也是给外国人做嫁衣，我宁愿让这2000亿花在刀刃上。”最后，国家采纳了杨振宁这位人类现存最伟大物理学家的意见，节约的资金用在了其他更加紧迫的领域，包括民生经济以及关键的科研领域，现在已经出了很多成果。这个例子就是小镇今天想要表达的：科技创新，当然是好事，但是一定要掂量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想清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不能盲目跟着美国押注。这种藏在理论中的陷阱，最为坑人，而且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出于自己的目的，往往故作不知。小镇此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大变局与新理论》，谈的就是西方经济学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需要有一套适应中国国情的经济理论。还是要回到比较优势理论、回到发展经济学、回到中国的国情，为中国量身定制属于中国的理论，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一个不错的适合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也推荐一本林毅夫的新书《中国经济的前景》，比较通俗。在小镇看来，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应该更加充分的发挥比较优势，发挥中国最大统一市场、政策体制优势、组织能力强、基础设施好、教育比较充分等等优势，把基础积累做好，然后在一些关键的领域，通过人力资源投入持续提高高层次竞争优势。关键要循序渐进，不宜过早在一个过于广阔的战线上大量消耗，揠苗助长起来的创新成果，与本国比较优势难以形成配合，很难具备持续的独立发展能力。最终国家要么放弃，要么只能采取非市场化措施进行保护，这就很容易导致形成垄断利益，反而损害长期的竞争能力和创新。在落后和先进之间，有无数个中间状态，国家的比较优势也不是静态不变的，随着国家的发展，中国的比较优势也在变化。比如过去我们的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但是现在呢？中国的工人薪资已经不低了，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关键在于极度发达的供应链体系和基础设施、营商环境，是一整套系统作战能力。“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深刻理解世界，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更要了解自己，所谓知己知彼，唯此方能抓住机遇、战胜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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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是近年来决策层比较认可的理论。《中国经济的前景》今年1月刚出版，较为通俗，重点谈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有助于理解新结构经济学、中国的比较优势，以及“双循环”、脱贫攻坚、医疗改革、绿色发展以及大国关系等。推荐大家完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