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夺权”：束缚权力的“小小任性”

原创镇长本人大树乡谈

收录于合集

可还记得《人民的名义》中的祁同伟？这是一个滥用公权到了连老家的狗都要特殊安置的大贪官，但这几年反而更容易引起普通人的共鸣。

祁同伟：改变命运的是权力不是知识，哪怕搭上我自己的性命，我也要胜天半子。

祁同伟本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他非常努力甚至拼命，但“权力的小小任性”改变了他的一生，“小小任性”放到个人身上，可能就是天塌了。

这几天谈了下某些地方的事情，昨天次条《没有法外之地，不能因人而异》也讲的非常含蓄，有的读者看出来在谈什么了，但仅仅到这一步还是太肤浅，需要往更加深刻的层次去剖析，而非仅仅就事论事。

这也是小镇一贯的观点:对于社会热点事件，解决具体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解决导致这个事件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推动我们的国家、社会持续进步，这才更加重要。所以今天索性敞开一点聊聊，按惯例，有风险的部分上保护，毕竟保号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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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青天大老爷”的传统寄托，总希望来一位天降的钦差，拿着尚方宝剑，快刀斩乱麻的杀过去，于是吏治清明、海晏河清，但这基本是做梦。

在古代或许还有效果，毕竟社会事务太过简单，国家行政力也只到县级，虽然县官看上去啥都管，但与老百姓关系最多的往往还是诉讼打官司、解决下地主豪绅的恶事，这也是各种话本更多把“青天大老爷”与洗冤联系在一起。

但任何“青天大老爷”都改变不了系统的问题。比如古代，海瑞是明朝公认最正直、为民办事的大忠臣、大清官，大明建国200年后的隆庆年间，海瑞巡视南直隶，很多南直隶的官员听说海瑞要来，不少人自动离职或者请求调离。

当时明朝土地兼并已经非常严重，海瑞安顿好后，就开始专项整治土地兼并，重点是打击民间土地抵押贷款问题。但是海瑞面对的是一个体系问题，从法律上，明朝并没有对民间借贷有明确规定；在社会上，土地抵押和兼并已经达成普遍共识，就连海瑞的手下都无不认同；在力量上，海瑞面对的是以原首辅徐阶为首的一整个地主文官体系。

最终呢？一个无欲则刚、没人敢碰的大清官，不到一年就成为众矢之的，最终弃官回乡，此后再未重用。

类似的事情现代也并不少见，比如说才几个月前的“铁链女”事件，当时的舆论持续超过一个月，热度甚至一度超过奥运会，但最后怎么样呢？大众往往习惯于把错误归咎于他人，试图通过找到坏人、解决坏人，来解决问题。（《道理算什么，立场说了算》《“丰县八孩”背后：被锁链困住的人们》）。

但“铁链女”这个事件中，到底谁是那个关键的恶人，只要解决掉就可以了？是贩卖人口的人贩子和买家？是不闻不问的村民？还是一层层的相关官员干部？这些人都有责任，但哪一个都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实际是几百年、几十年形成的一整套社会体系，扎根于社会、扎根于人的思想。

这样的复杂问题，指望一个“青天大老爷”或者一个专项组就能解决？别开玩笑了。

类似的还有很多问题，比如最近的几座城市发生的。当然小镇绝不是说就没办法了，恰恰相反，这些问题都是可以不断解决的，我们的社会也确实不断向好，但是妄想一口气吃成大胖子，这仍然是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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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根本解决呢？

小镇觉得，还是要向“人治”动刀，必须搞“法治”，因为只有法才能最大限度的遏制“权力的小小任性”，才能从根本上调整一整套社会体系，这才能治本。

有很多人非常崇尚人治，总觉得法没啥用、保护不了普通人，想要走法律途径实在太慢、很多诉求法律也不支持，于是总想着有个大老爷能够给自己特殊待遇，专门解决自己的问题。

但人治，说白了就是一件事做不做、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怎么评判，由某个人或者一个小群体来决定，这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权力的任性”或者说自由裁量权过大、预期不确定等问题。

第一个：“权力的任性”或者说自由裁量权过大

一些大家常听闻的不多说了，说一点更有复杂的。比如某个地方是否发展某个行业的问题，这在新兴行业发展迅速的当下非常突出，尤其是更多是属地管理的领域，比如共享电动自行车，这个例子特别好。

朋友发给小镇的一种新型共享电动自行车

共享电动自行车是一个挺不错的准公共出行工具，符合绿色发展的目标。小镇也去一些公司考察过，也看过一些案例，有省会之类大城市，也包括中等的地级市，还有一些县城等等。确实有一些问题，但大多数都是可以在发展中解决的问题，带来的正面价值还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由于国家层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就把是否发展的权力交给地方，于是各个地方是否发展取决于关键少数，想要发展就引用鼓励的国家政策，比如发改委的；不想发展就引用禁止的，比如公安部的。反正政策这么多，咋说都有理。

这就有了巨大的关系公关的空间，也就有了相应的灰色利益空间。于是一些地方一个局开个会就定了管理的办法，有的科学但多数水平可想而知，就是以办法去实现真实的目的。反正修改、废止都很容易。

这样做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不多评价。值得关注的是这里面的随意性，相比法律，政策办法更加随意。任何一个法律都是任何政府人员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底线，当然也确实有各种避重就轻的操作，但是法律毕竟是一个完善的体系。

比如地方通过立法规定这个地方就是不允许做某个事情，那无论怎么操作，就是不能做，如果做了，任何公民都可以依法举报不守法，人为操作空间就小了太多了。而如果是政策或者办法，具体部门想执行就执行，不想执行就不执行，甚至都可以不公开，怎么举报？

第二个问题：预期不确定

小镇当然崇尚清官能吏，但是人治的不确定性太突出，这在现代社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最近小镇与一些企业家、创业者还有投资领域的朋友交流对政策和经济的看法，有很多的看法，但比较集中的一点就是政策预期的稳定性。

预期稳定关键是要稳。不宜忽好忽坏、忽严忽松。

举个例子：目前全世界论综合营商环境（行政、基础设施、配套等等）能比得上中国的很少，比如上海超级工厂挽救了特斯拉，很多人惊叹的特斯拉速度，本质是中国速度，特斯拉在德国的工厂用了比上海更多的时间，但到现在产能不到上海的零头。

东南亚、印度等国家，营商环境非常恶劣，比如《动人利益如杀人父母，改革难如登天》提到的印度土地征收和利益集团裹挟问题，又比如东南亚非常普遍的治安差、腐败勒索问题等等，跟中国根本没法比，落地泰国办签证都得交钱，已经成了惯例。

但是如果站在投资人角度就不一样了，对投资人来说只要决定在一个国家投资，腐败、治安差、基础设施不健全等等已经考虑在内了，风险和损失也早准备好了，有了稳定的预期，难归难，还是可以做的。

相比而言，更怕预期不稳。比如本来预期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对于风险预期不足，猛地一个冲击就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这是很难承受的。

具体到中国，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太大了，地区间差异巨大，这个差异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政府管理人员的思维上。有不少在东南沿海大城市投资成功的，想着把成功经验推广，于是在地方招商引资吸引下去更内陆的中部、西部投资，结果成功的模式很难落地。

比如说一个项目，在东部某大城市考虑的是国家是否支持、社会综合效益如何，而到了西部某个城市，上来就问公司准备出多少钱，国家政策、社会价值都不重要。

中国大陆地区执行的就是一样的政策和法律，但差别就是这么大，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人治的随意性，这对于特别讲究预见性和计划性的现代经济，冲击特别大。举一个例子方便理解：去年鸿星尔克爆红，大家蜂拥购买，当时鸿星尔克一再强调理性消费，关键就是担心冲动消费后带来订单暴增、产能不得不紧急扩张以及之后的消费急剧下滑和退货问题，这种冲击甚至可能导致一个制造企业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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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小镇今天讲的“法治”，就是要最大限度控制随意性，让预期更加确定。这也是国家搞统一大市场的核心目标，就是要让资本、产业、商品的流通更加顺畅，而不是跨省甚至跨市就大大不同。

这并不是说我们完全放弃人治、否定人治，道德和社会力量还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法律体系远未健全，在社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法律滞后性越来越突出，这就决定了我们要有一个长期的不断完善的过程。

中国地区差异也决定了，还是要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但必须控制在法治框架内。以道德和社会的力量，对于一些新生的、法律尚未顾及的领域从更加本质的角度进行规范，并且把好的经验以法的形式加以固化，而道德和社会力量的运用，也是我们每个人参与社会治理、多方博弈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

法治和人治需要平衡，不能极端化，这中间有无数的中间状态。（《道理算什么，立场说了算》）

但我们现在更紧迫的还是强调法治，这是中国多数区域、多数人尤其是社会管理者不具备的。这就涉及到“夺权”的问题，核心就是要限制权力使用的随心随意，就是要限制甚至剥夺很多人的“权力”。

还是前面提到的问题，中国太大了，不同地区、层级差异更大，法治思想就是典型。比如东部沿海与内陆，比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乃至乡村，比如中央与地方市县，这里面差别很大，举个例子吧：

在中央层级，普遍更有法治意识，讨论一件事做不做，第一反应就是是否合法，经常出现某大领导说让考虑下这件事，但参会的人只要说这事儿不合法，就直接顶回去了，这很正常。

但是越到基层，尤其到了县这一级，县委书记发话了，要做一件事，谁能站出来反对？陈行甲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评价县委书记的权力，他说：“刚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有一个县委书记跟我说过，当县委书记之后，哪怕你头天晚上做了一个梦，第二天就有人帮你实现，无论是你能想到的，还是你想不到的，不管是什么你都能得到。”

关于县委书记还能做什么，以及他是如何顶住诱惑，并在人生巅峰选择辞职，成为目前唯一辞职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故事，大家可以看看他的自传《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权力的任性，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无奈。最近国办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再结合前不久《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就对这种无奈提出了解决方案。

典型的比如地市和县，中国大多数地区很困难，这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具体在另一篇里单独展开，这里先简单提一下：中国2千多个县级行政区，其中多数经济很差，特别困难，但是当地经济还是要发展、民生还是要保障，为官一任还是想做些事搞些政绩，怎么办呢？

没钱、资源有限，这是现实社会最普遍也是最难的问题。小镇曾经去东北某市，这个城市挺大了，当地为了宣传城市、刺激经济，都到了领导自己想办法找钱的地步，甚至听闻某个宣传的几十万经费，甚至是市领导自己掏腰包，当地有人说，可能是用的领导的花呗。

很多地方的困难，比很多人想象的还难得多。怎么办？所以很多时候，只能被逼着做一些并不合法、并不合规的事情，实际就是赌一把。（《政府也得讲信用，不能关门打狗欺负人》）

当然，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过今天就不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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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治以外，也有读者朋友说可以用舆论监督来实现控制，确实也有些例子，但是舆论已经越来越无效了。

最终还是得靠法治来“夺权”，“夺权”的重点集中在中下层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