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流的刀不能只砍在“打工人”的工资上

原创镇长本人大树乡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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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华为内网上线了一篇关于《整个公司的经营方针要从追求规模专项追求利润和现金流》的文章，任正非在文中特别提到：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未来十年应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全球经济会持续衰退，在全球消费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华为应改变思路和经营方针，从追求规模专项追求利润和现金流，确保渡过未来三年的危机。

我们需要多学习一些更具有领先眼光的人的讲话，他们掌握更多的资源，自身决断也将更直接的影响趋势。在任正非的讲话中有两个时间节点：十年、三年，前者说全球，后者讲华为。

然而把华为放大到国家，也是适用的，未来三年将是中国破茧重生的关键，也是小镇多次强调的坚持到2025年，一切就截然不同了。（参考《未来3年，是关键的战略机遇期》）

在寒冬中想尽办法活下来，而且是高质量地活下来是每一个国家、组织乃至每一个人需要好好思考的，只有活下来并且在寒冬中磨炼肌肉的人，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无论计划采取任何方式，像过冬的动物要储备更多脂肪一样是必须的，自然“开源节流”是必须要做的，毕竟我们现在才仅仅是凛冬的开始，中长期更加美好的未来也需要想想办法熬过短期的困难。

节什么流、开什么源，看起来都是钱，但性质截然不同，带来的影响更是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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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地方、一些领域开始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操作，一在节流，二在开源，其背后仍然是惯常的“走捷径”。（参见《中国的问题在于总想“走捷径”》）

先说开源。

好的做法之前也举例了，比如《财政的窟窿，不能让企业和老百姓来填》提到的芜湖、苏州、山东诸多县域等的做法，就是打造更适合经济发展的土壤，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基于自身优势打造更发达的产业，从而形成正循环，为本地发展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就业。

但是这条路非常难走，一把手非常关键，小镇在公众号分享的第一篇文章《退不了休的耿彦波》，耿彦波就是令大同、太原乃至灵石、榆次旧貌换新颜的第一操刀人，但他多年来也承受了巨大压力，甚至如果他当年不是如此“一意孤行”，而是妥协一些，相信他大概率会获得更大的晋升。

但是单单一位一把手，就想改变整个地区的面貌，实在太难。这些年也有不少曾经意气风发的掌舵者，但结果呢？除了极少数实现了初心抱负，多数还是融入到了原来的生态，更有的选择离开体制、换一种活法。

妄想一个地区来一个英明神武的掌舵人，就能够把一个地区搞上去，这就跟古代总想着“天下掉下一个包青天”一样可笑，人力有时而尽，关键还是要形成一个更有生命力的系统，以组织的力量革新一地。

所以，往往看到，规模越大、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发展越好，后来者超越更多发生在规模比较小的县域。

搞清楚这一点就能明白，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地方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全国各地都面临更大的压力，很多地方更是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情况下，一些习惯了老做法的地方会怎么做呢？

先不说今年，单说去年，据凤凰网风声栏目一篇文章报道：2021年，全国300多个地级市中有111个公开了罚没款数据，其中80个地级市罚没收入呈上升趋势，15个罚没收入同比增幅更超过100%。

如果是个别地方那自然可能是某个大案要案带来的意外，但是全国如此普遍，那背后意味着什么呢？

相信大家都明白。

中央、国家屡屡强调越是经济下行，越要保护市场主体，保主体就是保民生、保就业，但是中央三令五申比不过当地明天就要“吃饭”，地又卖不出去、发债也到了临界点，纵然“竭泽而渔”也顾不得了。

于是相当一部分罚没收入就是让企业和民众买单，让企业买单的方式太多了，就不再赘述了，可以参考下《财政的窟窿，不能让企业和老百姓来填》；至于让民众买单的，有些地方甚至在短短几十天开出来大几十万张，罚单金额上亿，这还仅仅是一个部门；还有的地方开始对市民个人的电动自行车下手，一张罚单几百元还要把车子拖走，老百姓为了取回车子，不仅要交罚款，还要花大价钱雇车把早就没电的电动车运回来，但是很有可能被再次拖走。

当然，后者有很多种原因，比如最近几年是超标电动自行车合标化替换的集中期，大量超标、无牌车辆必然要面临更大执法风险，日常出行中存在大量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超速、载人等等违法不安全骑行行为，而车辆的无序停放也对城市面貌和安全带来了威胁。

然而，往更深层次挖掘，这些表现出来的违法、不安全问题，根源在哪里呢？真的全怪老百姓吗？

先说车辆超标问题，确实2018年新国标已经出台，2019年4月15日起正式实施，有少数省已经规定了过渡期，比如北京市2018年11月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就将超标电动自行车设置了3年过渡期，到2021年10月31日结束，又比如去年海南省刚刚立法通过的《海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设置了5年过渡期，2026年底到期。

目前多数省份尚未规定超标车辆的过渡期，换言之虽然有国家强制性安全标准，但是即使骑超标车上路，在大多数地区未必是非法的。

更何况，电动自行车一般使用寿命就是3-5年，每年4、5千万辆新售出车辆，也就意味着相当多数车辆是在2019年新国家实施后生产、销售的，既然以非法为由进行查扣、罚款，那为什么不从源头进行打击？

难不成柿子挑软的捏？

再说骑行不安全、违法问题。就不点名了，一些相对比较发达、常住人口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城市，盖高楼、树地标、建广场、修大湖，更把机动车道修的格外宽敞，认为这些高、大、上的东西更容易出政绩，但是对于看不见的软性工程、地下工程往往应付了事，而对于普通老百姓需要的真正做了多少？

人行道、非机动车道设置了吗？够宽吗？那些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乱停放的机动车管了吗？难道骑电动自行车的老百姓不知道“肉包铁”的危险性，不知道骑着结构简单、缺乏安全保障、速度低的电动自行车跑到机动车道上很危险？难道老百姓就愿意不要命吗？

归根到底，就没有尊重老百姓慢行出行的需要，没有提供必要的出行条件，既然老百姓“违法”要处罚，那么规划、建设、管理的相关方面有没有责任呢？

很多问题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但是非常考验一个城市的底蕴和治理思想，归根到底是有没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以防疫为名要求一些小微店铺强制购买安装高达几千元的相关设备，又比如几乎年年更换铺面招牌，还有很多行业存在的以加强管理为名要求“自选”的设备、软件，等等。这些东西真的是必须的吗？又真的值这么多钱吗？

还是需要打个问号的。

这还是小事，更大的“开源”则是各种项目，很多地方通过城投债等方式搞了很多项目，名义上非常正当，比如改善城市环境、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休闲场所、便于招商引资等等。于是一个小城市搞出来几千亩的免费公园，每年还要花费巨额的养护费用，路边的隔离带、隔离栏、人行步砖更是换了又换，至于规模宏大的烂尾楼、闲置建筑就更多了。

很多人觉得这些钱没必要花，但不搞这些大项目又怎么“搞钱”呢，正因为有这些项目，才能够以城投债或者银行贷款形式弄出来钱，才能够维持财政运转，虽然都知道这就是“饮鸩止渴”“寅吃卯粮”，但未来几年暴雷和现在就撑不下去，还是很不一样的。

但这种“开源”的方式，真的好吗？

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所以从2020年开始地方专项债开始大规模发行，相比过去各地自己搞的城投债、银行贷，专项债管理要严格得多，以至于2021年底竟然剩下上万亿元发不出去，关键之一就在于符合监管和审批要求的靠谱项目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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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节流”。这可能会让有的朋友不太舒服。

比如体制内尤其公职人员的薪资。其实多数公职人员日子过得比较好点也就是2015年前后的事，在地方上主要是通过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地方财政有了极为明显的改观；中央层面则是为配合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进行的两次大幅度调薪。

从此，全国大多数公职人员薪资收入才有了比较大的提高，而此前一些收入更高的部门比如海关等早就进行了薪资规范，如某市海关在2013年前后已经取消了包括额外公积金在内等薪资，甚至倒追了几年多发的钱。

而最近几年，随着土地财政到顶、财政紧张，尤其是2020年后政府带头过紧日子，全国范围内公职人员为代表的体制内都在进行薪资规范或者说降薪，有的此前收入明显高于全国的地区，在降薪三分之一的基础上，最近很可能要继续压缩。

对降低公职人员薪资，不同人有不同看法，有的觉得应该砍，还有的担心薪资减少可能影响行政效率，更有的计划未来进入体制的担心生活受到影响。

确实，仅从中央各部委来看，“带资进组”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最近几年新入职的人更加关注收入多少、有没有房、接不解决教育等等，家境中等偏上、能够支持在京买房的人越来越多，这确实也引起了诸如“可能不接地气”、体系不稳的担忧，尤其是很多在职的人觉得这么低的收入留不住人等等。

但说的残酷点，很多人过于高估自己，任何一个大公司都会想尽可能让员工变成更容易被替代的螺丝钉，更何况一个庞大的国家呢？

很多人搞错了“官”“吏”之分。

的确，中国没有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一个出身最基层、没有背景的公务员也能够一路之上主政一方乃至成为国家领导人，但这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可以，在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里，一定会出现幸存者偏差，一定有人不在乎物质待遇更希望实现人生更大的价值。

至于在中央部委或者省级，没有背景的人只要能够到了这种高级别的平台，也能干到正处、副厅，再好在中央某部委干到实质正厅，成为某个司局的一把手，也并非不可能。

但是这就算“官”吗？

其实严格地说不算的，如果我们套用中国古代或者西方一些国家的情况，在国内能够被称为“官”的其实是各级主线干部，也就是各级政府的班子成员（如五大班子），其他的哪怕在中央部委某司局成为司局长本质仍然是“吏”，仍然容易被替代，自然合法待遇也谈不上多好。

比如说在北京的一名正厅，最大的保障差别就是有了医疗蓝本，能报销的可以100%报销，但是不在报销目录里的照样需要自己掏钱，实质就相当于“普通社会医保+补充医保”；到了部级不再受报销目录限制了，但实质也不如高级别的商业医保。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去由于资源不充沛导致的体制内的优越性，已经少了许多，体制内也越来越倾向于可替代化。所以，不必再拿什么再减薪就干不了了、影响效率了等等来威胁，能威胁谁呢？在更加完善的管理考核制度下，只要完成安排的工作就够了，不指望某个人的大爆发，尤其是“吏”。

正因为类似上述的变化，于是体制内很多人也就不再有什么话语权，包括而不仅限于房地产税改革，其实公职人员的态度是最无所谓的，只要确定了就必须无条件执行，反而非体制内还能进行有效的干预。

但也正因此，目前很多“节流”砍在了实际没有还手之力的人身上，比如前面提到的规范薪资也就是降薪。

很多人往往以为体制内有种种特权、各种福利、各种奖金，工资仅仅是零花钱，还可以贪污腐败、以公谋私等等。但实际上，掌握权力的人本来就不多，敢于以权谋私的更少，而能够真拿到钱的更少，大多数人最多有一点认识人的小便利，又或者能多蹭几顿吃喝，生活还是要靠自己的工资。

社会已经变了，已经不是十几年前、二十多年前了，那个时候体制改革还在路上、信息尚未畅通，很多体制内人员有一层神秘的面纱。仅小镇所知，颇有些60、70后的公职人员，拿着部门头衔与人合伙或者吃干股，但现在虽然对体制内还有很多“神话”，但是真正有资源的人早就明白了，请几顿吃喝没啥，但想要更多没戏。

还是回到今天的正题：节流。

大多数体制内人员也就是打工人，砍打工人的薪资确实能够立竿见影，也不会遭到有效的反对，很多地方甚至直接压筹款任务、还要求买房接盘。但这种钱又能省多少呢？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多大呢？

政府要带头过紧日子，可不是简单地说降薪，关键是把那些不必要的乱七八糟的开支砍下来。比如之前提到的山西小县改革，精简部门和领导，不仅减少了维持费用，还减少了因为部门和领导为了证明价值搞出来的种种乱七八糟的项目。

相比这些为了搞而搞的项目，薪资才几个钱？发给普通体制内的钱很快就会通过各种形式流入市场，而非流入到占据更多社会资源（资本）的人手中。

类似的还有太多，比如政府采购，现在都以合规、廉政为由要求通过统一的采购平台购买，甚至包括一包A4纸。

但是价格呢？市场价20元的椅子，政府采购平台得几百；市场价几百一台的碎纸机，政府采购得上万；一台电视电商平台两千多，采购价令人心疼。例子实在太多了。

明明是为了降低采购成本、避免腐败问题，结果呢？这些额外的开支，不还是财政出的钱吗？

过去没有办法，为了避免种种盘根错节的问题确实需要搞出采购平台，但是现在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了，京东等电商平台已经非常正规了。政府采购平台完全可以和几大电商平台合作，直接按照市场价进行采购，除必须保密的，全部进行公示，完全可以实现市场化、阳光化。

仅此一项，说减少全国行政开支5%都是保守的。

但，话说回来了，这种改革有多难大家应该心里有数。还是《中国的问题在于总想“走捷径”》强调的，就怕“走捷径”上瘾，反而积重难返，更不利于长期问题的解决。

倘若从难处入手，不急于一城一池的短期得失，很多事才真正有了破局的可能。

期待未来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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