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文为何如此重要？城市究竟为谁而建？

原创镇长本人大树乡谈

收录于合集

昨天《节流的刀不能只砍在“打工人”的工资上》提到了很多地方对于电动自行车的严厉治理，有读者留言说是不是与“创建文明城市”有关？

坦率的说确实如此，每年3季度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关键季度，在此前后围绕“文明城市”创建都会有更加严格的措施出台，比如说城市的卫生绿化、比如动员体制内上街捡垃圾，又比如对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以及共享两轮车等等进行严厉管控。

也让很多人对“文明城市”产生了一些厌恶，困惑于“文明城市”到底要干嘛，以至于希望所在的城市能不能不创了，让老百姓生活更加自在一点。

客观地说，创建文明城市利大于弊，但是也出现了很多异化和扭曲，原本为了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的工作，反而给老百姓添堵，到底怎么造成的、又该如何破局，值得好好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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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造就了举世罕见的中国经济奇迹，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各级政府被充分动员起来，形成了以“GDP为纲”的发展模式。总结这一阶段的发展，有一些学者进行了剖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周黎安教授提出来的“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认为地方官员晋升存在以经济发展指标为核心的锦标赛机制。

为了获得晋升以及晋升带来的一系列资源，全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改革开放之后短短时间内让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典型的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比如雾霾、酸雨、水污染、土壤污染乃至地表塌陷等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人民对于更美好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单纯追求片面经济增长的模式也越来越不可持续。

于是，从2005年开始，中央着手转变“以GDP论英雄”的传统考核模式，逐渐将环境保护、人民生活、可持续发展等各种综合指标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以此作为官员选拔与晋升的重要参考。2013年对2002年制定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行修订，明确要求对地方考察时，经济发展上不再以GDP增速为标准，更要考察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以及是否可持续。

但有一个技术性问题需要解决：如何考核？

过去考核GDP增速，只需要做好审计核对即可，谁多谁少一目了然，就像单选题一样。但是现在要讲质量、效益、可持续，还要综合考核政治建设、民生改善、社会和谐、文化建设、生态文明等等各方面，这就变成了论述题，到底谁的分高、谁的分低，很难衡量，也不容易服众，倘若仅仅主观判断很容易导致腐败问题。

毕竟，为官一任，要说不在乎晋升那就太虚伪了。

怎么办呢？如何既能服众、又能尽可能客观地评估一个地方的发展呢？

这个时候，文明城市创建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抓手，我们可以对比下两份文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前者对地方官员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要求与后者的评选项几乎完全一致。

比如《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对申报和参与评选的备选城市，对城市公共环境、公共秩序、人际交往、公益行动等各方面进行评估，尽可能全面衡量一个城市的公共文明水平。

正因为契合了中国地方官员考核方向的转变，文明城市创建的地位越来越高，从1983年启动，到1995年张家港市成为首个“全国文明城市”基本成型，此后随着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2005年调整“唯GDP论英雄的考核模式”，此后“全国文明城市”迅速成为中国最重要、最关键、含金量最高、最难获得的城市荣誉。

根据一些研究表明，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能够非常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晋升，尤其有利于市长的晋升。比如在第四届文明城市创建中，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地方主官晋升的比例是失利城市的1.8倍，在体制内，这种晋升率的差别已经足以压上一切。

从2005年第一届开始，规模越来越大，获选城市也越来越多。到2021年第七届（2021-2023年创建期），全国有447个城市获得提名，目前全国累计已有284个全国文明城市（第六届入选133个，前五届复查保留151个）。

从历届获奖城市数量上就能看到，第一届仅仅12个城市，第二届14个，第三届27个，第四届34个，第五届超过前四届之和达到89个，第六届更是达到133个。

这也带来了含金量被稀释的问题，大家都有了就等于没有，激励不足也就难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也不利于一个大项目的影响力。于是，2021年中央文明委决定在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周期中，选取部分有较强示范引领作用的全国文明城市，先行开展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试点工作。

2023年，就是第一届典范城市评选，将从307个文明城市中择优选择排名靠前的城市进入参评候选名单，然后再进行测评考核，最终形成四个组别：省会和副省级城市、直辖市所属区、地级市、县级市。

直白说，文明典范城市就是在已经是文明城市的城市里面优中选优，仍然是三年评选一次。但与文明城市不同的是，文明城市三年复查一次，通过了继续保留称号，但是文明典范城市每三年都是推倒重来，在三年周期里只有那几个城市享有这一荣誉。

换成网游的说法，那就是全服“独有称号”，由于数量更少、优中选优，这几乎意味着能够获得这一新称号的，几乎必然晋升，这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毕竟无论对任何人，待遇提高、权力扩大、职位晋升都是最关键的激励，而一个奖可以兼具三项。

目前，有些城市正在积极准备，力争进入首届候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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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文明城市的重要性，但需要强调的是，文明城市不仅仅对官员或者体制内有意义，对所在城市和市民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很多人想象中的理想国很难存在于现实中。任何组织只要规模大了都会面临很多问题，包括决策、执行、分配、协作等等问题，一个几百人的公司内部损耗都能大得惊人，而上万人的公司更是让人无从下手，何况一个14多亿人口的国家，指望有一个绝对的圣人或者全能的AI进行细致入微的操控并不现实、也是有害的。

因此，对国家或者组织而言，如何设定一个巧妙的方式，尽可能减少失真和内耗、把决策尽可能落实极为重要。

正如，经济学上有一个“经济人”的假设，讲个人会选择做出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的选项，而在行政领域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适用。即使在革命时期，照样有很多私心超过公心的事情，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曲折经历，包括一段时期极为猖獗的贪腐问题，已经说明了，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剥离对自身利益的追求。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执行者仍然是一个个人，在公利和私心之间徘徊，巨大的权力又会无时无刻影响着每一个决策者。比如陈行甲在自传《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就讲到这样一个故事：

2011年，前任巴东县委书记在得知即将被调任的时候，大肆展开“捞钱计划”，借着换届年，一天选拔近百名官员，目的就是让这些人花钱买官，谁出的钱多谁就当官。

陈行甲在接受采访时这么形容县委书记的权力：“就算前一晚做了个梦，第二天就可以实现”。

所以，如何平衡公利与私心，也是治理的重中之重。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推进。次年3月，中共中第二次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的要求中，特别强调满足人民的需要。而在城市，就是要解决以谁为中心、城市究竟为谁而建的问题。

2021年3月24日，总书记在福州考察，强调“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而在过去多年里，总书记也多次就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做出重要指示批示，从“人民城市为人民”到“城市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始终以“人民”贯穿始终。

人们需要更好的经济收入，但人民也需要更好的城市环境、更好的政府服务、更幸福的精神生活，满足人民对自身发展的种种需求。

正因此，在最新修订的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中，就确定了10个维度：理想信念坚定、文明程度领先、经济高质量发展、政治廉洁高效、文化繁荣厚重、社会和谐稳定、生态文明良好、治理效能提升、群众高度认可、工作常态长效。

就是希望能够以考促改，推动各地把人民放在心中。

但是，希望和现实，终归是有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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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地方，文明城市创建乃至于城市建设已经发生了异化。

第一个问题：搞不清楚到底以谁为中心。

在一些城市，本末倒置，评奖本是为了满足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根底是为了人民。但是一些城市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仕途，城市天际线地标建筑高高撑起，结果却遇雨即淹，看不到万家灯火的风景线。

多年来生活、工作在此的百姓被赶走了，留下了华而不实的风景，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检查组的“鲜花”和“掌声”，但是人民去哪了呢？人民的诉求满足了吗？

早在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

但是在一些城市，也不是没有人民，而是只有人民中的一小部分，比如最常见的城市交通，慢行道破损严重、下水道常年堵塞、城区没有足够的停车位导致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被长常年侵占，自己不作为乱作为还反过头来怪老百姓不守规矩。

这如何对得起头顶上的“文明城市”荣耀，如何对得起总书记和人民的期望？

第二个问题：如临大敌的应付。

“文明城市创建”本意是以长达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周期，以系统的考核督促城市查缺补漏，不断提高根本实力。但是不得不说，中国千年考试文化，早就学会了“应试”，并且把“应试”应用到各个方面的，当然也包括文明城市创建。

举一个某大城市创文的例子。当时小镇有幸去了当地的“创文迎检指挥部”，就设在某监控特别强大的部门。虽然说检查组分为明暗多路，甚至有时候还会雇佣临时人员，但有人就有江湖，检察人员名单、头像早就被拿到了。

于是检查组人员一到所在城市，就已经被监控牢牢盯着，线下还安排人员轮岗，确保任何时间都有多人盯着1人，每当检查组人员开始检查，指挥部就会实时指挥，提前向相邻地区“预警”，而在迎检的时候，几乎每几百米就会有一个多部门组成的小组，有的带红袖标、有的直接伪装成普通市民，有管理职权的部门还会直接对相关企业下令，要求企业派出人员。

在这样的全方位监控下，检查成了什么呢？

但也不能只怪某个城市，实在是太卷了，一个城市通过“应试”赢了，其他差不多或者做得更好的城市肯定不服，于是大家都拼命加码，考核标准也只能不断提高，毕竟名额是有限的。

这就同义务教育阶段大家拼命“内卷”一样，本来80分就足够了，现在都拼命补课，95分都不够，但是从人才培养和选拔角度，把义务教育阶段的东西从80搞到95，有什么意义呢？

这已经成了一个困局，所有人都深受其害、都想打破，但谁都打不破。

第三个问题：灰色甚至黑色利益链。

具体不展开了，只点一下，比如地方城市怎么拿到的详细的检查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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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城市创建仍然是必须的，不能因噎废食。在种种不方便、扭曲的负面影响之外，我们还要看到，通过十几年的文明城市创建，越来越多的城市变得更加宜居，人民诉求也更容易得到反馈和解决，比如12345市长热线的效力也越来越高。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让文明城市创建更加回归本意，解决一系列扭曲问题，让弊端更小、利好更多。

这个议题非常宏大，小镇今天仅提出一个小小的想法，仅仅需要很小的技术性调整，就可以明显改善创建工作。

那就是：让人民更多参与进来，增大人民呼声的权重。

现在新的测评体系有一个维度：群众高度认可。但排序太低。

小镇个人觉得，应该把“群众认可”改为“人民认可”，并且作为单列项，甚至一定程度上具有“一票否定”的权力，当然在开始的时候，可以只作为条件相同时的优先项。

做法很简单，我们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需要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带来的新方法解决老问题，过去我们几乎不可能一对一征求所有人的意见，但是现在已经可以了，而且成本极低。

测评的时候，可以同微信、支付宝等大平台合作，直接对某城市所有常住人口基于手机定位推送问卷，询问每一个人对当地创建文明城市是否支持、对创建工作和成果是否满意。

全民调查可以分为三次，第一次用于确定是否进入候选名单，比如对创建支持率不到50%不得入选；第二次用于评估创建工作是否以人民为中心，不给人民添堵；第三次则用于最终确定获奖城市名单前，作为获奖的重要参考，如果对创建效果满意度不到50%，无论其他项得分多高都要候补，等待有空缺名额时再评定。

当然，这种做法一定会遭到质疑，比如有的人认为：老百姓只看眼前利益，不考虑长远，觉得文明城市太麻烦就反对。

确实，现实中一定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当调查对象达到几十万、几百万的量级，来自不同群体人的态度一定会对冲，甚至，投反对票的未必是普通老百姓，而恰恰是体制内的普通工作人员，毕竟老百姓无非就是生活不太方便，而普通公职人员却要付出更多的辛苦。

更何况，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党和国家飞速发展的根源就是相信人民。看看历次天灾，哪一次不是靠人民打赢的，现在正发生的重庆山火，多少老百姓自发行动起来，用摩托车把物资送到第一线，多少人日以继夜保卫家园。

“乌合之众”是西方精英对西方民众的轻视，而中国的人民群众从来都是主力军，我们不能够上了西方的贼船，抛弃了我们最强大的“人民群众”这个根本，任何党的干部也不能够忘本。

一定会有群众一时不理解，但是人民群众是有觉悟的，如果把工作做到位，跟群众讲清楚，尽可能获得群众的认可，又怎么可能连一半人的支持都拿不到呢？

很多事，关键还是在思想上。

PS：上次做的调查有些疏漏，重新修改了下，还请大家再参与下吧，请见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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