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can 03

俄狄浦斯情结和阳具

俄狄浦斯情结

在弗洛伊德最广为人知的理论中，他将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弑父恋母”的情节提升为一种情结，并将此一情结定位于孩童时期就形成的无(潜)意识深处，在人一生中发挥基础性的、却又不被意识到的作用，乃至成为一切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意识基础。这也同时意味着，未能正确“完成”俄狄浦斯阶段的孩童，即有可能呈现为各种“神经症”，而被排除在人类文明的“正常”范畴之外。

对于结构主义的拉康，俄狄浦斯情结即是人与人之间象征关系（社会关系/语义关系）的那个结构，这一章节的前半部分，就在力于解释俄狄浦斯情结如何作为二元结构（想象阳具/想象界）到三元结构（象征阳具/象征界）的重要过渡性质。

阳具作为能指

在拉康的对弗氏的理论改写中，阳具作为一能指，已经与生物现实脱钩：阳具≠男性生殖器，在孩童的俄狄浦斯阶段，他/她首先意识到与照护者（通常是母亲，正如镜像阶段中镜子≠日用品镜子，而指代任何起反射作用的面板，母亲≠生母，而是指代最初的照料者mOther）的二元关系——一种在孩童设想中“应该”初和谐、完满无缺的关系遭遇了危机——因为孩童注意到自己对母亲的欲望而言是不充分的，母亲有其他欲望对象。而这个其他的欲望对象就是作为能指的父亲（Name-of-the-Father，与前面一样，他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生父，虽然在大多数情境中，母亲的“其他”欲望对象恰好是生父）。正是父亲这一能指的介入，开启了一系列儿童心理程序：

根据弗洛伊德，孩童对性欲的满足方式是自体情欲刺激（p73），而在三至五岁的俄狄浦斯阶段，男性生殖器作为唯一的生殖器，它要么无用（无法满足母亲的欲望）且随时面临失去（对象征意义的男孩而言），要么被迫承认本就没有（对女孩而言）。这一被迫承认阳具缺失的时刻，即是性别差异开启的时刻，更是主体作为原初缺失之主体正式录入象征秩序名册的时刻。

由于佛洛伊德将俄狄浦斯情结视为一切人类文化的基础结构，也意外地导致了这一术语被大量传播并滥用，可以清楚的看到，经过拉康的继承与改造，俄狄浦斯阶段是极其复杂的过程，尤其是若无法理解其最重要的过渡性质，就容易将之化约为一个“弑父恋母”的原型结构。这一过渡即是从认同想象阳具到承认阳具缺失、欲望无法满足的过渡。

紧接着到来的问题是：既然主体是缺失的主体，但却悖论性地必须作为一种在场，必须在象征秩序中被表征——如何呈现缺失/匮乏？打破这一僵局的唯有“面纱”(veil/Maja)只需蒙上摩耶之幕，只需用现象世界隐藏那个原初缺失的欲望对象。

父名-超我

拉康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改造使得阳具去掉了性还原论的意味，这里的阳具不是penis，而是指向菲勒斯（phallus）标记。菲勒斯符号其实就是能指之能指，也就是它在所有能指之前，而使得所有能指存在。这就类似于宇宙大爆炸的奇点。

回到上述的结构，作为关键地介入物，父亲之名义（Name-of-the-Father）显著地拥有阳具，他未经阉割(反而很可能就是阉割的隐秘下令者)，并且，他能够充分实现欲望。我们人类对于母亲性欲，正是由于遭到这个威权的父的禁止，才被迫压抑、被视为“乱伦”（背离人伦法则），这一原初的禁令本身就是人类文明，换句话说，人类从自然（想象的、丰裕的）到文明（象征的、匮乏的）的进程也就是律法、制度、道德等等各种禁令建制的过程。通过压抑（repression）欲望（根本上是对母亲的性欲），无处可去的力比多升华(sublimation)为各种符合各层级法则的、被大他者褒奖的各种行动，进而在特定时空中累积为文化，即是所谓的“文明”。 

根据弗洛伊德，在个体层次，这一父名权威的代言人就是超我，他的声音时刻对自我施以压力，告诫自我“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在拉康对超我这一概念的发展中，他引入了一个悖论性的维度，即：在正面，法则就是禁令，它建立规则，并致力于巩固和维系自身；在法则的背面，法则就是对自身的逾越和破坏，法则必须总是要求被逾越和破坏——因为若彻底禁绝了逾越和破坏，法则本身就无从存续。这也对应着两种父亲这一能指的一体两面：作为第一种父亲，他对孩子颁布乱伦禁令，使孩子的欲望屈服于法则（阉割），是所有文明中律法、道德的原型结构；作为第二种父亲（《图腾与禁忌》中的原父，primeval father）他自身彻底的纵欲、践踏法则，以这种方式在反面维系法则的存续。

超我啸叫：反犹主义、享乐律令

人类的精神在时空上向外投射为人类历史，在对人类精神的结构主义分析中，超我被佛洛伊德和拉康所辨识，也让我们拥有了这一概念工具可供解释人类历史上原本晦涩难解的深层灾难。齐泽克著名的论述之一就是联系精神分析理论对反犹主义的解读。反犹主义是社会层级“超我啸叫”的典型，社会将某种威权父亲（通常是极权统治者）内化为社会超我，在特定时空社会脉络下，这一代言人过于严厉，对“社会自我”/“社会本身”施加了过大的压力，使得“社会自我”时刻处于对面这个严厉超我的焦虑之中，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情境，“社会自我”因而不得不采取行动纾解这一压力——要么彻底放纵的逾越本就紧绷着的法则（通常意味着社会抗争并被镇压），要么对严厉律令回应以严厉的服从(内疚)，根据法则在本体上一体两面的性质，这也必然引发更强大的逾越法则的欲望。就如过大的电能转化为喇叭与麦克风之间的正反馈啸叫，来自超我的残酷律令引发了社会文化层面上恶性循环。

在反犹主义中，对犹太人的一系列符号建构在通常意义上是矛盾不合理的：犹太人是“非人”的低劣物种，但却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力，握有权力、垄断财富；犹太人的数量和影响力越小的地区，犹太人的负面影响被觉知地越大。反犹主义建构出的犹太人（齐泽克称之为“概念犹太人”），成为纳粹第三帝国建构幻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太人占据了那个逾越法则、放纵享乐（过度的剩余享乐，excessive enjoyment）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本应由认同原父的“我们日耳曼民族”占据——正是对放纵享乐的原父的认同（大写夫人和原父是一回事），且同时幻想这种放纵享乐的权利被某一族群“窃据”，那个关于完美德意志国家的乌托邦幻想才能具有真实的询唤效果。这一体两面的幻想在纳粹第三帝国的上空弥布，人类的精神瘟疫最终降落在“现实”层面，成为现实历史的深切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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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法罪辩证及其超越——齐泽克论弗洛伊德的“三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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