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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者：知秋
本文节选自《少于无》（LESS THAN NOTHING）一书，原标题为AUFHEBUNG AND REPETITION真正“超越黑格尔”的行动，在后黑格尔式的对“真实生活”的肯定性回归中是找不到的，而只能在纯粹重复的伪装下的对死亡的古怪确认中寻求——这种肯定使克尔凯郭尔和弗洛伊德成为陌生的同路人。在黑格尔这里，重复也扮演着关键角色，不过是在扬弃（Aufhebung）的经济中：仅仅通过重复，直接性上升为普遍性、偶然性转化成必然性——凯撒死后，“凯撒”在重复中不再指称特殊的个人，而成了一个普遍称号。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没有为思考“纯粹”的重复留下位置，这种重复尚未被扬弃的运动所捕捉。在歌德（Goethe）寄给席勒（Schiller）的一封著名的信中（1797年8月16/17日），歌德讲述了他的一次经历，这个经历使得他将一片被破坏的现实理解为一个象征：我祖父的房子、中庭和花园，原本是一座法兰克福老人的教区贵族（parochial-patrician）宅邸，后来就被有生意头脑的聪明人士改建为有利可图的贸易市场。在法兰克福遭受炮击期间，这栋建筑因为一连串奇怪的巧合而遭到损毁，但是在今天，即便基本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它的价值仍然两倍于如今它的业主在11年前把它从我家买下的价格。可以想象，未来整栋建筑可能会被哪个企业家买下并修复好；你就会容易发现，在各种意义上，在这个崇尚劳动的城市眼中，也尤其在我自己眼中，这栋建筑将成为无数座命运相似的建筑的一个象征。寓言和象征的区别在这里是至关重要的。寓言是忧郁的：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忧郁的人对待仍然存在的事物仿佛它们已经失去了一样，因为忧郁是先发的（pre-emptive）哀痛。因此，采用寓言的方式时，人们望向一个繁忙的市集，看在眼里的是它将会成为的废墟——那是我们洞见的傲人的建筑的“真相”。这是最纯粹的忧郁。（难怪在浪漫主义时代，在富人之间流行把新房子部分地建成废墟，带着点墙体残缺等等。）然而，歌德却恰恰相反：他从眼前的一堆瓦砾中看到了未来的繁荣景象（的潜力）。这里的关键是象征从废墟和重复中的崛起：歌德祖父的房子对其第一代主人而言并非象征——对他们来说，它只是一个在上手之物（zu-handenes object），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一部分。只是因为它被毁了，变成了一堆瓦砾，才使它成为一个象征。（在歌德的最后一句话中有一种时间上的暧昧：这座房子是在翻新后才成为一种象征，还是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因为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它未来的重生？）意义——寓言的或象征的——只有通过破坏，通过一种脱节的体验，或经过一种切割，打断对象在我们环境中的直接作用（direct functioning），才会产生。在这里，我们应该把歌德和克尔凯郭尔对立起来：在歌德看来，重复产生意义，而在作为后观念论者（post-idealist）的克尔凯郭尔看来，只有（不可能抵达意义的）重复，没有（新的）意义（被产生）。这是其中一种对十九世纪的后观念论突破的定义：重复，如其所是，被断言为属于它自身的，在其机械性之中的一种力，且绝不会经过扬弃得到新的意义——从物理学和力学到克尔凯郭尔和弗洛伊德的重复性强迫（Wiederholungszwang）都是如此。但是，有一个悖论使对黑格尔的批判更为复杂：黑格尔思想的中心概念，绝对否定性，难道不正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死亡驱力”的哲学形象吗？正如在拉康之后，康德思想的核心可以称为“纯粹欲望批判”那样，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进程，难道不正是从欲望到驱力的进程吗？黑格尔的《百科全书》的最后几行（关于理念如何重复地享受着自身的循环运动）暗示了标准的关键问题的答案——“为什么辩证过程总是在路上？为什么辩证的中介工作不断继续？”——这正是纯粹驱力的“但它还在动啊！¹”[译者注1]原文为eppur si muove，据说是伽利略在宗教法庭上不得不放弃地心说后嘟哝的一句话。
这种否定性结构也导致了辩证过程的准“自动”特征；对于它这种“机械性”特征有一种常见的责难：这种特征让原本给辩证法向真正现实生活敞开的全部保证通通作废，黑格尔的辩证法就像一个加工机器，冷漠地吞下所有可能的内容并将其加工，从自然到历史，从政治到艺术，最后把它们弄成千篇一律的三元组形式包装交付。因此，海德格尔的论点是正确的，即黑格尔没有把他对否定性的基本操作做成一个哲学主题，但他的理由似乎是错误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是重复的（死亡）驱力，这一点黑格尔自己无法领会，却在后黑格尔的哲学突破之后变得清晰可见。但是为什么辩证法的基础上不存在辩证法与其不可辩证的核心之间的张力呢？这里，死亡驱动或重复性强迫是否定性的核心，是黑格尔的非主题化的预设——不仅对他自己而言，对哲学自身也许也是如此：神学家（克尔凯郭尔）、（元）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以及一个世纪后的将前两者的教诲兼收并蓄的哲学家（德勒兹），他们都接受了这一预设的要点。对于否定性的确切地位，情况因此逆转：黑格尔提供了否定性的一系列替代版本；而且只有在精神分析中，通过弗洛伊德和拉康，我们才可以明确表达否定性的基本形式。后黑格尔的突破有两个不应混淆的方面：一是认为实际存在的肯定性（positivity）与概念中介（即肯定主义，affirmationism）是相对立的；二是认为纯粹重复无法包含在观念论的扬弃运动之中。虽然第一个方面比较突出，但第二个方面才是真正哲学革命。这两个方面不存在互补性，它们是相互排斥的：重复依赖于直接肯定的阻碍，我们不断重复是因为不可能直接地肯定。与这两方面的对立有关的就是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对立：这个黑格尔之后的重要主题，强调肯定性存在的物质性、实存性、有限性，而重复性强迫则引入了淫秽的无限或“不朽”（immortality）——不是精神性（spiritual）的不朽，而是“幽灵”（spirits）的，活死人的不朽。然而，如果死亡驱力或重复性强迫存在于否定性的核心，我们该如何解读弗洛伊德的著名论断，即无意识（以梦境宇宙为例）对否定一无所知？要从经验上反驳这一论断，实在是太容易了，只要注意到，在做出这一论断之后，没有多少页纸，弗洛伊德自己就勾勒出了许多梦可以影响对某种事物状态的否定的方式。弗洛伊德关于否认（Verneinung）的例子 （当一个病人说，“我不知道在我梦里出现的那个女人是谁，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她不是我妈！”我们应该把这个断言解释为一个明确的确认，即梦中的女人就是病人的母亲） 在这里仍然是恰当的：否定属于意识/前意识水平，是意识主体承认他们无意识的乱伦固恋（incestuous fixation）的一种方式。黑格尔的否定，是对特殊内容的普遍的废除（例如，否定对象在其名称中的丰富的经验内容），这种观念化所固有的暴力，正是弗洛伊德式的无意识所缺少的。然而，还有一种奇怪的否定，贯穿无意识的整个领域，从残暴的攻击行为、自残行为到歇斯底里，这种否定带着其基本经验，涉及每一个“不是这个”（ce n’est pas ça）”的对象——因此，仿佛，对否定的悬置是否定的倍增所付出的代价（按照弗洛伊德前述的观点，菲勒斯的多样性正是阉割的痕迹）。这个无处不在却逃离否定的逻辑形式的“否定性”，它的基础和地位是什么？也许有一种阅读这种否定的方法，那就把它作为一个肯定的事实。同样地，在差异的系统中，不在场本身可以是一个肯定的特征（例如，引用福尔摩斯的故事中最著名的台词之一：“狗晚上不叫本身就是一桩有趣的事件”）。因此，意识/前意识系统与无意识之间的差异，并非简单地，前者中存在否定，而无意识由于过于原始而不知道否定的作用；确切地说，意识或前意识的系统只知觉到了否定的消极（否定）方面，因为它只看到否定的消极方面（如缺少了什么东西等），却忽略了否定所开辟的积极（肯定）空间。当遭遇一个事实与我们的一些深刻的信念显然相悖时, 我们能以两种基本的方法应对：要么简单粗暴地拒绝它，要么用“扬弃（升华）”（subl(im)ed）的形式来认可它。这不只是字面意思，而是更深的或更高层次的真理的表达。例如，我们可以彻底拒绝“地狱是实际存在的”这种想法（比如把地狱看作一个真实的地方，那里罪人承受着无尽的痛苦作为惩罚）；换一种方式，我们可以这么说，地狱是一个隐喻，当我们做错事时，使我们遭受“内心的恐慌”。回想一下那个著名的意大利语表达se non e vero, e ben ‘trovato——“即使不是真的，也有充分的根据（它达到了既定目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名人轶事是虚构的，也往往比列举他们的真实品质更准确地抓住了他们的人格核心——这里，如拉康所言，“真理具有虚构的结构。”这句话有一个绝妙而淫秽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版本，完美地表现了原型精神病（proto-psychotic）对符号性虚构的排斥：se non e vero,jebem ti mater! “Jebem ti mater”（发音为“yebem ti mater”，意思是“我要*你*”）是最流行的脏话之一；当然，这个笑话是基于e ben 'trovato和jebem ti mater之间几乎完美的押韵而来，两者音节数相同。因此，这句话的意思就变成了淫秽怒火的爆发，一种对别人最亲密的原初对象的攻击：“最好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我就*你*!”因此，这两个版本清楚地演绎了，当事实被证明是谎言时，通常有两种反应，一种是狂怒的拒绝，另一种是向着“更高”真相的“扬弃（升华）”。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二者的差异即排除²和符号性的变体³之间。[译者注2]Verwerfung/foreclosure，也有译为“除权弃绝”“排斥”，指精神病对父之名的排除。[译者注3]transubstantiation，“圣餐变体”，认为圣餐中的面饼和葡萄酒经祝圣后确实变成基督的血肉，拉康借以表示神经症的符号化操作，与精神病的方式区分。
弗洛伊德展开了一个关于无意识中的否定的系列，甚至是一整个体系：自我的驱逐（Ausstossung）、排除（Verwerfung）、压抑（Verdrangung，分为原初压抑，Ur-Verdrangung，和“正常的”压抑）、拒认（Verleugnung）、否认（Verneinung）；直到更复杂的方式，接受本身能以否定的方式起作用，如在所谓的“隔绝”（Isolierung）中，一个创伤的事实被理性地接受，却从力比多-象征性（libidinal-symbolic）的语境中隔绝开去。对象和符号把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它们某种程度上与自身的匮乏相重叠：对拉康而言，菲勒斯本身就是阉割的能指（这引入了关于 能指的匮乏 的能指的全部悖论，能指的匮乏本身在匮乏的能指中被“再标记”），更不用说对象小a（l’objet petit a）了，它是欲望的对象-成因，是匮乏的化身（embodiment）和占位符（place-holder）。对象和匮乏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翻转过来：匮乏远不可化约为缺乏某个对象，对象本身反而匮乏的幽灵般的（spectral）肯定化。人们不得不将这个机制推广到所有存在的（前）本体论基础：创造的原初姿态不是过度的给予和断言的姿态，而是撤回和抽离的否定性姿态，正是这种姿态敞开了创造肯定实体的空间。 这就是为何“存在一切而非一无所有”：为了到达存在，我们必须从虚无（nothing）中减去虚无本身（nothing(ness) itself）；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原初的前本体论深渊“本身”设想为虚无；因此，在虚无作为背景的映衬之下，存在才能显现。在“虚无”之前是“比无更少”，是前本体论的多样性（multiplicity），它的别名包括了从德谟克利特的“非物”（den）到拉康的对象a。这种前本体论多样性的空间不是在无与有之间（比无更多，但比有更少）；相反，非物比存在多，但虚无要少。因此，这三个基本的本体论术语——虚无、存在、非物——之间的关系了一个悖论圆环的形式，就像埃舍尔（Escher）的著名绘画，互相连接的瀑布形成了一个循环永动机：存在多于虚无、非物多于存在（对象a处于存在的一致性过度之中，即凸显出来的多余元素），而虚无多于非物（这就是“比无更少”）。这里的潜在问题是确定弗洛伊德的哪一种否定是原初的那个否定——它为所有其他的否定敞开空间。从拉康的角度来看，最明显的选择似乎是臭名昭著的“象征阉割”，这个缺失敞开了并维持着符号化空间——想一下，这可以联系到父之名（Name-of-the-Father），象征阉割的承担者。正如我们所见，拉康玩了个法语中同音异义词的把戏：父之名和“父之无”（le Nom-du-Pere & le Non-du-Pere）。但取得更丰富的结论要沿着更激进的思路：超越父亲（père）来到“更糟”（pire）。又来了，这个“更糟”体现得最明显的就是（死亡）驱力，这里弗洛伊德（的这个概念）跟谢林所谓原初“收缩”联系起来，主体从对现实的直接沉浸中抽离出来，顽固地重复固着（fixation）于一个偶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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