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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飞 | 讲座整理：性、女性、阴性
桑斯Jouissance
发表于
其中两次讲座的PPT和录屏请看百度云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2bSSPtl6M2a71wpUYt_gA
提取码：a43i 三次录屏的BV号（bilibili）：
主体和大他者：BV1YQ4y1f718
男女性化和癔症的两种：BV1zL411n76k
性、女性、阴性：BV1L54y1775s
也有一个女人
1.
反色情的色情
Cult片，也就是邪典片，是最容易体现阴性的。但是，我们既然知道有商业片和非商业片（一般被称为文艺片），就知道cult片说到底也只是商业片，无论cult片如何脱离日常和反逻辑，它仍旧会有套路，他的教育/反教育意义是有限的。我们今天要列举的两个导演，一个是拉斯·冯·提尔（Las Von Trier）和园子温，这是东西方的两个cult片巨匠，但是我同样不会因他们的名声而对他们宽容。
我们首先讲的是园子温，园子温的电影一般都是情色片，当然这里面的内涵仍然不是性（sex），而是暴力，没有暴力，就不是cult片了。他的电影《真实魔鬼游戏》口碑两极分化，片中桥段有诸如把人拦腰截断，在婚礼上大屠杀，以及女人被当做了游戏任务。这些要素都是cult片经常出现，于是也吸引了很多猎奇观众。最重要的是，由于这部电影展现了女性的悲惨命运，于是被很多人认为对父权制的控诉。
我并不怀疑这点，但是，结合园子温执导的其他电影，女性在他的刻画下一般都是这种纵欲（也是男人纵欲）的产物，这仍然有某种暴露癖的嫌疑，而更重要的是，即便园子温自己不走寻常路，也不见得就是热爱色情，他的很多电影就已经体现了，因为暴露女性或者拍摄性爱往往就是向色情业投降。
在《反色情》一片里面，园子温拍出了让人完全无法忍受的色情片，极力体现色情的恶心，可是，园子温的镜头仍然是暧昧的，他越是体现淫秽，就意味着他越是要借各种操控女性的桥段来表明问题，这里带来的是反色情的色情，《反色情》这部电影本身也是色情片公司邀请他拍的，这无疑是一种讽刺——园子温既是讽刺色情，讽刺的是，他还得以色情反色情。
这里面的这种坚不可摧的某种法则，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律法。这个问题和“女性主义色情”是一样的，简而言之“女性主义色情”，或者是亲近女性的色情，仍然是好色情——这里的好总是一种限度，实际上不应该追求好。而这里的关键也不在于用好色情替代坏色情，即便对哲学一窍不通的人也知道这引发的是坏无限——为了更好的，你只能找到更坏的来相匹配。
再进一步，反对色情的重点甚至不在于色情或者性交，而是並且明白色情背后的某种操控。这和我们上次说的主权者一样，所谓的强大主权者（利维坦）根本上什么都不是，你可以划分为政府、法院、监狱，诸如此类，是他们组成主权者。这就是大他者不存在的政治意义，人们对大他者的迷信也是很有趣的，例如认为立法就能变好，认为听从专家指挥就能避免灾难，认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调节资源，还有天真的法学家再促进改良。
还有一个大写女人
另一个证明大他者不存在的电影就是《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在本号也同样批评过，贾晓玲穿越回去之后，她面对母亲——实质上是母性大他者，她不断猜测母亲的欲望，不断想着满足大他者，即便母亲就不想让她这么做，说自己已经足够了。所以，实际上贾晓玲在这里只是一个倒错主体——即便大他者已经宣布了自己无能，却仍然要为了自己的幻想而为大他者奉献。
另一个反面教材也是一部cult片，那就是《生吃》，其剧情就是姐妹和父母一家一直都是素食的，但是后来妹妹不小心吃了肉之后就开始喜欢上了肉类，更严重的是姐姐吸引她去吃人肉，最后酿成悲剧，最耐人寻味的是结局——最后父亲出现，展示了他伤痕累累的躯体，原来母亲一直喜欢吃人肉，而且啃咬父亲，为了控制姐妹的肉食癖，便一直素食。上述这些例子恰恰说明了母亲背后是父亲，更准确来说，是母性超我以禁令来强迫主体享受，为了享受母亲，恰恰需要一个父亲（不管它多么孱弱）来作为中介。
很多刚刚接触性别理论的朋友，就会被告知有生理性別和社会性别。相比于这种二分法，受指派性别这个称呼更诚实：仿佛有个东西在那分配性别，这就说明了性别总是在大他者场域里面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或者说是“有一个男性，有一个女性”，这时候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都默认了阳性的法则——阳具（phallus）的两面，既是维持律法的原父，也是满足男性幻想的大写女人。
实际一点看，受指派性别会引起两种反应：
既然是早就定了的，那就别改了，这是最表面的保守主义。 所谓的性别流动，这里的性别流动无论如何快速，也仍然在大他者的统辖之下——在大他者的领域之下就成为某种性别，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不管中性潮流如何边缘，它始终会中心化。中性风的女性常常被称为“假小子”，“x哥/x弟”（如李宇春被称为“春哥”），这里的中性风恰恰是“男性风”。
并非全部
失落的污点才是主体
很多人都在说有了人造子宫，那么女性就可以摆脱生育负担，但是母职负担能够靠人造子宫吗？更多性别研究者认为，人造子宫反而就会否定了男女差异，但是，与其这么说，不如认为人造子宫再次创造了差异——即便有了人造子宫，生育这个“特殊性”仍然是女性性的，从人造子宫给这个词就可以看出来，即便这是个生殖机器却还和子宫挂钩，这种女性的差异反而是等级制的来源（性化就是性差），这就难道还不恐怖吗？
可是，哪怕人造子宫或者说是人类的生殖机器出现，女性也得面对它，只是咱们仍然不是乞求它解放女人，而是警惕。人造子宫是个失落的器官，这里面貌似是女性“逃出”生育债务，这里的逃逸却不在于这个生殖机器，而是并非全部（not all），即便没有生殖机器，女性的情感（伦理学也是关于情绪的）恰好意味着是不完整的，似乎是失去了什么。
歇斯底里就是对于这一失落的拷问，所以这恰好是女性作为整体不存在的真相，了解这种恐怖才是自由的基础，并非全部的那个“非女性”（甚至连女人也不是）不代表男性，而是女性的根基。对于TERF群体来说，“非女性”就是跨性别女性——就是男人。她们的排斥物实际根本没有远离她们，跨性别成为了她们小圈子的污点，她们在社会中却仍旧要面对这些非人，这个被排斥却无法抹去的污点才是拉康式主体。
回到人造子宫和生育，我们谈谈另一个焦点话题：代孕。
代孕的问题从来不是保护孕妇，也不是什么无视女性差异，反而他们最终是差异（的等级制），那些保护代孕者恰好是站在“真性别”的男性那里“保护”女性，对于呼吁保护性工作者的人同理，我看过一篇性别研究文章写道：性工作永远存在，无法被消灭，所以我们要尽力保护性工作者——那就等于让性工作——事实上是性领域的剥削继续下去，这在阶级斗争中的体现则是劳资和谐，最终只是便宜了资方。
所以，唯一对性工作者有利的方案，就是彻底消灭性工作，不再把性当做买卖。这事情确实过于漫长，可能在座各位这辈子都看不到，但是，只有完全的否定才能带来肯定，在这个彻底的目标达到之前，任何微细的改良都只是在拖延，我们所谓的获得的改革成果是为未来铺路，而不是自我安慰。所以女性的伦理其实是彻底向強迫症（拖延）say no。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没有这种对最高纲领的向往，其实是很容易让人忧郁的，乃至很多人可能会自杀（殉道殉情），我们这里必须发挥想象力了，也就是说，如果你相信女权主义，实际上救赎就已经来了，信和得救是同时的。这里的救赎和赎罪不一样，赎罪就意味着有罪才要赎，那么这仍然是坏无穷的（越赎罪，罪就越多）。因此，没有什么行为是等价于赎罪的，很多男性以为有阴茎是原罪，这恰好是守法就是守罪的观念（TERF同理），是強迫症的。
你可以，因为你必须
首先是亚伯拉罕给上帝献祭儿子以撒，犹太教或者说是旧约里面的上帝和《生吃》里面是很像的，它同样下禁令，更可怕的是，这个母性超我还要你为它享受，也就是亚伯拉罕献出儿子来体现信仰。
我们在这里其实看到的恰好不是善良，而是某种阴暗面——亚伯拉罕遵守了律令，但是杀人这个行为却事实上挑战了上帝的法（汝不可杀人）。这个悖论说明的就是阴性伦理：亚伯拉罕献祭儿子，不在于对错，也不在于收益，他不但什么都没有，反而因为这个可怕的举动，使自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所以祁克果（Kierkegaard）将这一举动解释为最纯粹的信仰，因为信仰不是有几个选项給你慢慢挑，而是你早就选了，你也不得不选。
另外一个例子更能说明女性的伦理姿态。那就是西尼尔（Sygne de Coufontaine），克洛岱尔（Paul-Louis-Charles-MarieClaudel）的《人质》（The Hostage）的女主角。西尼尔家里很有钱，为了拯救藏匿在她家中的蒲伯（贵族），西尼尔同意嫁给她鄙视的、她的仆人和奶妈生下的儿子图热鲁尔，这个人因为大革命而发迹；作为雅各宾派的地区统治者，图热鲁尔当着孩子的面下令处决了西尼尔的父母。
西尼尔为了家族做了很多——女性是家庭伦理的承担者，她可以遵守伦理规范去做，可以不顾生命去为了其他东西——为了“物”（thing）就这么做了，沒什么理由。但关键不在于她这么做。接下来西尼尔不仅牺牲了她的家族（“物”），甚至她为图热鲁尔挡了敌人的刺杀，图热鲁尔以为西尼尔因为爱他而挡枪，于是在奄奄一息的西尼尔等待其遗言或者谅解，但是西尼尔一句话没说，她的面孔不断地扭曲抽搐。
很多实际上是阳性的评论就在挖掘这个翻白眼的表情，是不是意味着西尼尔还想表示爱意，但是，这个表情根本不需要解释，它就是表面上的意义——西尼尔拒绝同丈夫做最后的妥协，所以这里的关键是她即使按照伦理做了，也不等同于臣服于律法。
因此，理解亚伯拉罕的献祭和西尼尔的翻白眼，也可以理解一些女性在革命中的绝望举动。在游击队里面，一个女性游击队员生了孩子，但是大敌当前，刚出生的婴儿的哭声很容易引来敌人注意，于是她狠下心来捂死了自己的亲生婴儿。
这个例子来自一个闲聊群，那个举例的人也是个女权主义者，她就觉得很痛苦，认为是不是太残忍了，但是在这种伦理姿态里面，实际就是这么残忍——如果我不捂死婴儿，那么游击队就会暴露，我也活不下去，这同样是无法选择，是不容分说的。如果要这么“尊重”律法给我们画的底线，我们只能得到“阳性伦理”——那就是巩固男性性的道德（morale）。因为这种底线事实上是沒有底线，我們迫切要做的也不是重新画一条底线，而是不要向欲望低头，既然做了，就做到底。
这种在革命和战争里面的例子常常被视为“泯灭人性”的表现，可是我们举另一个例子，看起来就常规得多——那就是堕胎权，堕胎本身就没有什么pro life，实际上就只有pro choice，如果你不想要这个孩子那就打掉，顶多是考虑孕妇安全再设定某种孕期限制。
选择本身是很简单的，只是保存生命的观念（生命政治）在这里成为拦路虎，他们居然能把没有出生的胎儿当做生命，因此用女战士的例子来反驳这些pro life是绝妙的，正所谓“声言要拆掉房顶，他们才允许你开一扇窗”。因此，正是这种看起来失去人性的举动，才真正开辟了行动的空间。女战士必须杀掉自己的婴儿才能活命，而有了堕胎权（拒绝生育权），才有生育权，这里就从你不得不做，转变为了你可以不做——在我们这个时代，更重要的是你可以不消费，你可以不享受，这就是从律令到行动的转变。
你可以不
因此，阴性本身的否定性，就是“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这也是歇斯底里的格言。阴性主体的确定是依靠否定的——实际上它就无法确定，正是这个未知的x保证了开放性。因此不对西尼尔的死前表情做解读，也意味着死后不是永生（immortal），也不是不死（undead，以为死后还能复生，死后有个另外的世界，最后变成不知生死的僵尸）。不需要认为死后还有什么，拒绝死后世界就是对死亡的确定。
①三种倒错
我们从复活的僵尸的故事里能区分出三种倒错。如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的例子，这两个分别是日本创世神话的男神和女神，他们的关系类似于伏羲和女娲，总之是夫妻关系。伊邪那美死了，到了地府，于是伊邪那岐想救回妻子，他到地府去找伊邪那美，但是他看到伊邪那美全身爬满蛆虫，就像一只怪物，伊邪那美本来还很高兴自己丈夫来救自己，于是想上前团聚，但是伊邪那岐却被吓跑了，于是伊邪那美很生气，一直追着伊邪那岐，伊邪那岐为了防止伊邪那美从地府爬到人间，就封住了地府的门口。
这确实是很阴间的故事，伊邪那美这里的举动却并不是我们所要的阴性伦理，这里第一重倒错就是男性的倒错——伊邪那岐想妻子复活，却事与愿违。但是，伊邪那美实际上是女性的倒错——她以为自己可以不死，甚至还想着再活一次。性化公式的两侧享乐，恰好女性是代表了大他者的享乐，伊邪那美这里的倒错就在以为自己能夠继续在大他者的场域之內，变成一个不死之身（undead）。
这里终于能引出拉斯·冯·提尔了，拉斯·冯·提尔对女性的塑造要比园子温更阴间。其中《抑郁症》是歇斯底里的典型，但是今天我们讲的重点还是《反基督者》和《女性瘾者》，《反》片中的男女主角就像是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男主角是个心理咨询师，于是不断安慰有精神病的女主角，但是女主角根本不能自已，两人跳进去同一个陷阱：男性以为安抚女性就能让她们变好，而女性根本控制不住自己。所以这里对任何一方的“审美”也是个陷阱，因为你已经在大他者的位置上了〔这也是为什么只有男性（父权）凝视，不存在什么“女性凝视”〕，如果还认为这两种倒错主体是美的，或者像很多人认为蛇蝎美人是一种女权主义的象征，这就真是掉进凝视者的倒错里面了，这就是男性、女性和凝视者（观众在大他者位置上）的三重倒错。
这里充分体现了否定性（笑），女性的伦理这部分一开头就是从否定倒错开始的。我认为拉斯·冯·提尔拍的最能体现女性伦理的，恰恰是《女性瘾者》的第二部。顾名思义，女主角就是有性瘾，在不停找男人做爱，这里女主角无疑是精神病的，但是精神病却又往往具有强迫症的维度——把自己当做某种客体来享乐。同理，一些对于脱衣舞娘、福利姬或AV女优“敬业乐业”的赞美也是强迫症的，她们和很多精神病人一样被神经症主体当做凝视对象，却被很多人“赐予”主体性，然而这恰恰是失去主体性的表现。
一部讲述精神病主体的电影其实本不该赞扬，否则就变成凝视精神病的自慰者。但是，《女》第二部却和前面有了很大的不同，女主角的巨大转变既不是纵欲，也不是靠着修道会禁欲，而是突然间的醒悟——她发现自己被玩弄了，她在不停的性交中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位置——她实际上也是个污点。
汝即是她
也不自信
说到阴性伦理，最重要的无疑是安提戈涅，但是，安提戈涅也仍然被一些凝视者当做悲剧，当做维护家庭或者反对国家的人，这种两极分化的思维，其实一点也不极端——他们都是指向好的，不管是家庭还是以为没有国家就是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还得引入两个“后辈”——约伯和耶稣，这里的“三位一体”才能完整诠释。这三个人的特点并不是吵闹——歇斯底里的伦理恰好不是人们认为的搞事情——而是一种极致到疯狂的冷静。咱们今天重点不在安提戈涅，重点是在于后面两个人，具体详见：
就像我一直所说的那样，耶稣的歇斯底里从他各种互相矛盾的言语就可以看出来——他实际上是被神的意志——实际上是他内心深处的撕裂所弄疯的人，可就是这样的人才能代表上帝死在十字架上。
关键是有一部关于耶稣的电影，即《基督最后的诱惑》，这部电影恰恰说明了男性是道德的，女性是伦理的。这句话也就是说，男人是遵守道德的，他只需要遵守就能获益，但是女人遵守了也不能获益，她其实就只是这么做了，不过也正是她们能够这么做，也能够停止。
《基》这部电影也是把耶稣塑造成一个困惑痛苦的歇斯底里主体，但是最后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却被魔鬼诱惑了。因为他害怕死亡，更害怕自己变成了后世人眼中的弥赛亚，所以他接受魔鬼给他安排的生活，有妻子，有子女，能安静地生活下去——这不就是典型的男性主体吗？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却在最后时刻还想要多一点普通人的生活。
因此很多人都说这部电影是反基督的，但是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反不反，而是在于电影“最后的诱惑”充分体现了耶稣的内在的矛盾——不是男女二元对立，而就是女性——乃至与非女性的分裂，耶稣即使受了阳性的诱惑，但是他也履行了自己的使命，他对于这一分裂的回答，就是受难，所以任何不和谐的现象的“解决方法”也只能是承认分裂，上面提到的各种各样的外在的男女对立变成“内在的阴性矛盾”，也只能是承认性关系不存在，这是大他者不存在之后的必然推论。
那么约伯的价值何在？他和安提戈涅和耶稣一样，他即便一无所有也坚持自己是无罪的，甚至是埋怨上帝（约伯的希伯来文原意就是埋怨），也正因为自己无罪，所以不该受惩罚，认为自己的牺牲是无意义的。（有意义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是有罪的，受惩罚是应该的？）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上帝现身，很多解读非常“爹味”，他们认为这是上帝对信徒的考验，这就是強迫症形式的反抗大他者，以此得到大他者的赞扬，再进一步恐怕就是受虐狂了。
既然安提戈涅和西尼尔都不是受虐狂，那么约伯的这种坚忍，实际上不在于受虐然后上帝赐福。重点在于最后的弔诡气氛：上帝亲自出现，反问这些自然现象哪来的（暗示它自己做的，显得上帝厉害），但是约伯沉默了，他不回答是谁做的，他只是说：“我不违抗你”。这其实很滑稽，因为上帝这么厉害，为什么不遏制魔鬼（上帝分裂的恶），为什么不一早帮助约伯？
这里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上帝其实是无能为力的，而约伯带给我们的震撼，恰恰不在于所谓的“不自由就反抗”（强迫症），也不是自杀（精神病），而是歇斯底里主体的沉默，他是极度的冷静，这里不是那么简单的人反对上帝，而是人的坚忍促使上帝自己“反对”自己——在邪恶面前，其实上帝也只能袖手旁观，这不是对信徒的试探，而是对上帝的试探（恰如《基》中对耶稣的大胆改编），激进的无神论不是人不信上帝，而是上帝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于是只好走向人（耶稣受难）。
才是现实主义者
所以，放在精神分析语境中，主体和大他者之间的最后关系，就是主体知道大他者同样空无，这不只是主体自身的失败，而是加倍的失败——它比绝望更绝望，这和因为无路可走而自杀不一样，因为安提戈涅等人在这里早就经历了第二次死亡，他们又还没到达第一次死亡（肉体死亡），于是就继续活下去。这不是人的自尊（或者自慰），而是一种非人的勇气。
放到女权主义里面，反父权的事业和成果是纯粹偶然的，你不知道你做的东西有多少回报，也不知道父权制什么时候灭亡，是怎么没的，不知道后父权怎么样，但是你就是要做——这种坚持就是爱。
所以，我们的牺牲既不是自杀，也不是“为了牺牲而牺牲”，而是“没有什么可以牺牲”，我还活在这里，经受的第二次死亡不代表了我已经牺牲一切了吗？所以性工作合法化带来的依旧是“有些东西可以牺牲”，似乎性工作是一定存在的，也要满足“性工作者”的工作需要，这实质上是满足嫖客的需要。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各种致力于让“性关系存在”的滑稽桥段。例如停留在统计学上的平等，说到底只是一种治理术。例如女性议席要至少占据30%，这个已经被视为“优待女性”，然而它只是底线，而且如果真的把他们的逻辑推到底，男女比例不应该是接近五五开吗？这种议席算不上对女性的资源倾斜，同样的，不要再为这种假平等鼓掌了，这根本没用，我们不应该为底线叫好。
这种统计学的滑稽就在于，他们真的以为男女平等就是数字平等，这是不是仍然暗示了大他者场域里的兩性——有一个男人，也有一个女人，而根本想不到“女性作为整体不存在”。为了促进这种阳性道德，女性车厢是另一种滑稽，大城市地铁人满为患，这种车厢根本没多少地方给女性，一是不实用，二也暗示了女性的独立=隔离，性别隔离主义的思路总是无师自通的。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义务的男女平等”，“模范”是美国某个监狱的“女权狱长”，这位女狱长眼中，她的男女平等就是女性和男性做同样工作，于是让女犯人背上和男犯人一样重的物品，最后结果就是累坏女犯人。
因此，我们并不是讽刺平等，只是平等是算不出来的，这不是数量上的平等，也不是阳性的“男女对立”式平等，而是无的意义上的平等——正是大家都已经失败到顶点才是平等。如果是在有的意义上的平等，我们又可以回归到统计学、菲勒斯和私有财产的“三位一体”。我们所追求的也只是歇斯底里的主体——不是这个，也是这个（无），汝即是她！你就是这个一无所有者。
最后我们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那就是巴托比。巴托比是一个小说人物，他某一天发现自己工作和生活毫无意义，于是他拒绝上头交给他的任务，他还认为“拒绝工作比起接受工作更难”。换句话说，他宁可把自己完全孤立，完全失去了在社会上的地位或者可见度，也绝不向现有秩序妥协。
类似巴托比的“什么都不做”，其实也是一种做，可是这里面不是微小抵抗，而是明知不可而为之，愚公移山和精卫填海就体现了否定性的想象力——就是行不可能之事，才为现实留下空间，但是为了不可能之事，我们也得现实一点——这是在症候分析基础上的功利。我们既然不要善，那么也意味着我们也已经在恶之中，甚至作为行动的主体，我们就是根本之恶，做好准备：
接受政治的暴力本质，甚至变本加厉，要通过自己的暴力来倒转过去的结构。说到令人耳朵起茧的非暴力说到底也只是暴力的剩余，非暴力=理性亦只是男性化主体逃避责任的妄想。我们不妨再大胆地断言：政治里面只有不同暴力的结构，而不存在非暴力的政治，这是拉康的“女性不作为整体存在（not as a whole）”的全部——也是并非-全部（not all）的政治-伦理之奧义。 盖井，公众号：长翰洲Guyzisland“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反审查，抑或女性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