甦飞 | 后稀缺时代的无政府主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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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

译者：孤云飞鹤

编辑：Shawn Chan

本文有删节，完整译文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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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先阅读：甦飞 | 后稀缺时代的无政府主义（上）

Shawn Chan：

像布克钦的自嘲所说，无政府主义者总是被视作倒退回小农社会的妄想者。可是，在这篇文里，布克钦充分体现了他的博学和洞见，他既反对”必然王国“，又用生态学和新技术的发展，以此来减少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的劳动控制，还有他对革命机构与社区的总结延伸。这本小册子的第一次发行距今已有五十多年，不少内容已经过时，但是其中自然能源运用和自动化导致的大量失业都已实现。相比这些“器物”，更重要的是他如何结合生态学和科技，如何对于工业农业、城乡和不同政治机构——以及革命联系起来，如何把无国家的辩证法运用到极致。

在布克钦看来，越是庞大而集中的生产，就越容易使不同人的关系断裂，也很容易忽视或者压倒社区地区性需求。因此他总体上提出的意见，就是用中等规模和基层的生产机构，利用生态学重建社会，改造生态，而且要借助技术来改变工业生产，不能落入“工业化计划经济”的陷阱。他对待城乡不平等也是辩证的：应该让城市逐渐和农村融合，发挥工业、农业、物流等不同的特性。这一点看似很“乌托邦”，但是对于当下的三农问题，确实是一个大方向：农业为主的国家地区不能强行工业化或加大剪刀差，也不可能再圈地并赶农民入城。在农村就地工业化，让民众改良农业生产，这就是因地制宜的措施。无政府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推崇村社，而马克思也认为像俄国那样的村社制度可以保留，只是要需要现代技术来提供条件。

无独有偶，在毛时代的中国，毛本人也曾经设想搞“小工业”，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兴修水利，让农村的工业来实行农业机械化，给农民提供工业产品；“群众科学”充分发挥和利用了基层专业人员的智慧，改进了很多机器和生产工艺，避免被专家知识分子垄断话语权。他对于“像一张白纸”的农民和农村自己创造共产主义非常乐观，可惜最后大跃进强行上马，农村就地工业化的蓝图彻底消失。

当然，布克钦的想法仍不具体，有待完善。但是，他的这一生态学/技术，农村和城市的互相融合确实非常符合一些落后国家，大量西方左翼的生态和粮食研究表明，外围国家深受新帝国主义掠夺，因为这些国家仍然是以农业为主，其中最大的部分仍是土地和粮食，最大的受苦群体仍是农民，所谓“绿色革命”成为了帝国主义插手农业、使农民去技能化的工具，单一种植、农药和化肥更严重危害土壤，外国财团成为了农民和土地的“新主人”。

在这些农业为主导地区实践生态无政府主义是最适合的。但是，在已经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如中国），农民已经大量入城定居，不可能把他们赶回去，他们也不愿意再回去种田，这样的话，恐怕还是要在城市里面发展——需要在生产单位、社区实行新的“集体化”，需要让被商业垄断、被迫付费使用的“土地“解放出来，创造以需求为目标和平衡环境资源的新经济。

哪怕诸位并不满意布克钦的想法，但是在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在沦落于议会政治和游行“游戏”之中的当下，我们必须要面对布克钦——与其说他提出了答案，不如说他提出的是问题，是悬在所有人头上的乌云。布克钦的美好设想部分地降落于世界各地的暴动或和占领运动，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北叙利亚地区（Rojava），但是Rojava无以为继，最后被美国无情抛弃。这恐怕得再说明一点：布克钦的无政府主义设想之前首先是坏——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之前，首先是无政府状态，首先是暴力和恐怖，还有必然的失败，你必然要面临，乃至陷入其中。革命的永久进行，恰恰是因为其障碍的存在，这是布克钦所忽视的。

自工业革命时代以来，大众对技术的态度从未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剧烈波动。在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甚至到了30年代，公众舆论普遍欢迎技术革新，并将人类的福利与当时的工业进步联系起来。这一时期，苏联的辩护者可以仅仅通过把斯大林说成是现代俄国的"工业化者"来为他最残暴的手段和最恶劣的罪行辩护。这也是一个时期，对资本主义社会最有效的批判可以停留在美国和西欧经济和技术停滞的严酷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之间似乎存在着直接的、一对一的关系；对"工业化"一词的迷信为最滥用的经济计划和方案辩解。

今天，我们会认为这些态度是天真的。也许除了设计"硬件"的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大多数人对技术创新的感觉可以用精神分裂来形容。我们不难发现，前景与威胁之间的对立正越来越多地通过畏惧威胁并对技术全盘否定来解决。在越来越多的范围上，技术被看作是一个恶魔，它本身被赋予了邪恶的生命，如果不能灭绝人类，就要使其机械化。这种观点所产生的深深的悲观情绪，往往和前几十年盛行的乐观主义一样过于简单化。有一种非常现实的危险，那就是我们会失去对技术的客观判断力，我们会忽视技术的解放倾向，更糟糕的是，会宿命论式地屈从于技术的破坏性用途。

本文的目的是要探讨三个问题。现代技术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解放潜力是什么？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倾向在重塑机器，使之用于一个有机的、以人为本的社会？最后，如何以生态的方式利用新技术和新资源——即促进自然的平衡，促进自然区域的充分发展，建立有机的、人文的社区？

技术与自由

1848年是现代革命史上一个突出的转折点。这一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首次出现在《共产党宣言》的篇章中，以巴黎工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力量首次出现在六月的街垒上。也可以说，1848年，这个接近十九世纪半程的年份，代表着一个半世纪前由纽科门（Newcomen）发动机开创的传统蒸汽动力技术的高潮。

关于这些思想、政治和技术里程碑的交汇，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共产党宣言》和六月街垒的超前程度。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主要围绕三个经济领域展开：纺织品生产、炼铁和运输。阿克莱特（Arkwright）的纺纱机、瓦特（Watt）的蒸汽机和卡特莱特（Cartwright）的动力织布机的发明，终于将工厂制度带入了纺织业；同时，在炼铁技术上的一些惊人创新，保证了维持工厂和铁路扩张所需的高质量、廉价金属的供应。但是，这些创新虽然重要，却没有伴随着其他工业技术领域的相称的变化。一方面，很少有蒸汽机的额定功率超过15马力，最好的高炉每周只能提供100吨铁——只是现代高炉每天生产的数千吨铁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其余的经济领域还没有受到技术革新的重大影响。

农业刚刚从几个世纪的沉睡中醒来。虽然大量土地已为粮食种植而开垦，但土壤研究仍是一个新事物。事实上，传统和保守主义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尽管早在1822年，机械收割机就已经完善，但大部分收割工作仍然是由人工完成的。建筑物尽管庞大而华丽，但主要是靠纯粹的肌肉力量搭建起来的；手摇起重机和绞盘仍然占据着建筑工地的机械中心。最后，虽然精密工具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值得注意的是，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制造精密机械计算机的努力因当时加工技术的不足而受挫。

我之所以回顾这些技术发展，是因为它们的前景和局限性对19世纪的革命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纺织和炼铁技术的创新为社会主义和乌托邦思想提供了一种新的希望，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刺激。对革命理论家来说，他似乎在历史上第一次可以把他的解放社会的梦想锚定在人类物质富足和闲暇增加的可见前景上。理论家们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自私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类令人怀疑的崇高思想和精神上。技术革新使社会主义理想从一个模糊的人道主义希望转变为一个实际的方案。

新获得的实际情况迫使许多社会主义理论家，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努力应对他们时代的技术局限。他们面临着一个战略问题：在以往的所有革命中，技术还没有发展到可以使人从物质匮乏、辛勤劳作和为生活必需品而斗争中解放出来的程度。无论过去的革命理想多么光辉灿烂、多么崇高，但绝大多数人被物质匮乏所累，在革命后不得不离开历史舞台，回到工作岗位上，把社会管理权交给新的有闲阶级的剥削者。事实上，任何在技术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企图使社会财富均等化的做法，都不会消除匮乏，而只会使匮乏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特征，从而为新的生活物资斗争、新的私有财产以及最终为新的阶级统治制度重新创造一切条件。生产力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写道，"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实际上19世纪初所有的乌托邦、理论和革命方案都面临着必然性问题——如何在相对较低的技术发展水平上分配劳动力和物质产品。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概念中隐含着一个事实，在马克思的时代是无可置疑的清楚的事实，那就是社会主义仍然会被相对稀缺的资源所累。人类将不得不计划——实际上是限制——商品的分配，将不得不合理化——实际上是加剧——劳动的使用。辛勤劳动，在社会主义下，将是一种义务，一种责任，每个健全的个体都必须承担。甚至蒲鲁东也提出了这种令人不快的观点，他写道："是的，生活是一种斗争。但这绝对不是人与人的斗争，而是人与大自然的斗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参加进去。"这种苦行的、近乎圣经式的对斗争和责任的强调反映了工业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严酷品质。

处理匮乏和工作的问题——这是一个由早期工业革命延续下来的老问题——造成了社会主义和安那其主义之间革命思想的巨大分歧。在革命的情况下，自由仍然会受到必然性的限制。如何"管理（administered）"这个必然性的世界？如何决定商品和责任的分配？马克思把这个决定权留给了国家权力，当然，这是一个过渡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但还是一个建立在社会之上的强制机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自由领域的扩大，国家将"枯萎（wither away）"，给予人类物质上的充裕和直接控制自己事务的闲暇。这种必然性和自由是以国家为中介的的奇怪算盘，在政治上与上世纪资产阶级民主激进派的普遍意见差别不大。另一方面，安那其主义者对废除国家的希望，主要建立在对人的社会本能的可行性的信念上。例如，巴枯宁认为，习俗会迫使任何具有反社会倾向的个人遵守集体主义价值观和需要，而不会使社会不得不使用强制手段。克鲁泡特金在安那其主义者对这一领域的推断中发挥了更大的影响，他援引人的互助倾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本能——作为安那其主义社区中团结的保证（这一概念是他从对动物和社会进化的研究中得出的）。

然而，事实仍然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和安那其主义者——对匮乏和工作问题的解答都含糊不清。必然王国是残酷地存在的；它不可能通过单纯的理论和猜测来魔法式地驱除。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希望通过国家来管理必然性，而安那其主义者则可以通过自由社区来处理它，但鉴于上个世纪的技术发展有限，归根结底，这两个学派都要依靠信仰行为来解决匮乏和工作问题。安那其主义者可以反驳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即任何过渡性国家，无论它的言辞多么革命，结构多么民主，都会自我延续；它将趋向于成为目的本身，并维护它被创造出来曾是为了去消除的物质和社会条件（to preserve the very materi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it had been created to remove）。要使这样的国家"枯萎"（即促进其自身的解体），就要求它的领导人和官僚机构是具有超人道德品质的人。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可以援引历史来说明，习俗和互助主义倾向从来都不是对物质需求压力、财产的猛攻、剥削和阶级统治发展的有效障碍。因此，他们认为安那其主义不过是一种道德学说，它复活了自然人及其天生的社会美德的神秘感。

在上个世纪，任何一种学说都没有令人满意地解决匮乏和工作的问题——必然王国的问题。安那其主义的长久功劳在于它毫不妥协地保留了它的崇高自由理想——自发组织、共同体和废除一切权威的理想——尽管这个理想仍然只是对人类未来的憧憬，对技术将完全消除必然王国的时代的憧憬。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多地违背它的自由理想，痛苦地用过渡阶段和政治权宜之计来限定它，直到今天，它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务实的效率和社会集权的意识形态，几乎与现代国家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区别。

回过头来，想想匮乏和工作问题给革命理论投下的阴影有多长是很令人吃惊的。左派的这种清教徒式的工作伦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并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某种紧迫性。大规模的失业使工作和社会劳动组织成为30年代社会主义宣传的中心主题。社会主义者没有把他们的要点集中在把人从苦工中解放出来，而是倾向于把社会主义描绘成一个工业活动的蜂巢，嗡嗡作响，人人有活干。共产党人指出，俄国是一个每一个身体健全的人都有工作的国度，在那里劳动力的需求是持续不断的。尽管今天看来令人惊讶，但在一代人之前，社会主义与以工作为导向的社会、具有充分就业提供的物质保障的自由划上等号。必然的世界已经巧妙地侵入并腐蚀了自由的理想。

上一代人的社会主义观念现在看来是不合时宜的，这并不是因为今天盛行什么高明的见解。过去30年，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几年，是技术发展的转折点，这场技术革命否定了人类在以往所有有记录的历史中所持有的所有价值观、政治方案和社会观点。经过数千年的令人痛苦的发展，西方世界各国(也潜在地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着一个物质富足、几乎无工可做的时代的可能性，在这个时代，大部分生活资料都可以由机器提供。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种新技术已经发展起来，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以自由王国取代必然王国。最近关于保障年度收入的要求，听起来也像是对目前渗透在年轻人思想中的新现实的微弱回声。由于控制论技术的发展，少辛劳（toil-less）的生活方式的概念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信条。

现代科技的潜力

让我试着回答这些问题，指出现代技术的一个新的特点。在历史上，技术第一次达到了一个开放性结局。技术发展的潜力，提供机器作为劳动力的替代品的潜力几乎是无限制的。技术终于从发明的领域进入了设计的领域——换句话说，从偶然的发现到系统化的创新。

新的、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即现代技术的巨大潜力和对其施加的成本导向的、非人类的限制。我不想再赘述成本因素——利润动机，直截了当地说——它阻碍了技术创新的使用。在许多经济领域中，使用劳动力比使用机器更便宜，这是相当公认的事实，相反，我想回顾一下一些使我们在技术上达到开放性结局的进展，并处理一些对劳动在工业和农业中的作用有深刻影响的实际应用。

通往新技术的最明显的进展也许是科学抽象性、数学和分析方法与具体的、实用的和相当平凡的工业任务日益相互渗透。这种关系秩序是比较新的。传统上，推测、概括和理性活动与技术是鲜明分离的。这条鸿沟反映了古代和中世纪社会中有闲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明显的分裂。如果撇开少数罕见的人的灵感之作不谈，应用科学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崭露头角，十八、十九世纪才开始蓬勃发展。

典型的将科学应用于技术创新的人，不是爱迪生那样的创造性的工匠，而是像法拉第那样具有天主教兴趣的系统研究者，他们同时增加了人类对科学原理的认识和对工程的认识。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这种综合，曾经是由一个个有灵感的天才的工作所体现的，但现在却是匿名团队的工作。尽管这些团队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它们往往具有官僚机构的所有特征——这导致了对问题的平庸、缺乏想象力的处理。

不太明显的是工业增长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总是技术性的；它不仅仅是机器对人类劳动的替代。事实上，增加产出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就是不断地重组劳动过程，扩大和完善劳动分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任务不断被分解到更多的非人层面——令人难以忍受的细微、零散的一系列操作，以及工作过程的残酷简化——表明机器将把大量工人的所有的独立任务重新组合成一个单一的机械化活动。从历史上看，如果不追溯工作过程的发展，从手工艺，一个独立的、技艺高超的工人从事许多不同的操作；到工厂的炼狱，这些不同的任务被分给众多的无训练或半训练雇员；再到高度机械化的工厂，大量的任务主要由少数操作人员操纵的机器接管；最后到自动化和电子化的工厂，操作人员被监督技术人员和高度熟练的维护人员所取代；就很难理解机械化大规模制造是如何出现的，机器是如何越来越多地取代劳动力的。

再往下看，我们发现还有一个新的进展：机器已经从人类肌肉的延伸发展成人类神经系统的延伸。虽然机器极大地提高了产量，但工人的肌肉和大脑仍然需要操作它们，即使是相当常规的任务。技术进步的计算方法可以用严格的劳动生产率来制定：一个人使用一台给定的机器，生产的商品数量相当于使用机械前五倍、十倍、五十倍或一百倍。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的工作因搬运装置的发明而减少，但操作机器所涉及的劳动和判断是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开发用于复杂的大规模制造操作的全自动机器，至少需要成功地应用三个技术原则：这种机器必须具有内在的纠正自身错误的能力；必须有代替工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的感觉装置；最后，必须有代替工人的判断力、技能和记忆力的装置。有效利用这三个原则的前提是，我们还发展了技术手段（也可以说是效应器）。在工业操作中使用自动、自校正控制装置并不新鲜。

发展自我调节控制机构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传感装置的发现。今天，这些装置包括热电偶、光电池、X光机、电视摄像机和雷达发射器。它们一起使用或单独使用，为机器提供了惊人的自主性。即使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这些传感装置也能使工人通过远程控制来进行极其危险的操作成为可能。它们还可以用于将许多传统的开放系统变成封闭系统，从而扩大自动操作的范围。例如，由时钟控制的电灯代表了一个相当简单的开放系统；它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机械因素。而当由一个白天到来时就关闭它的光电池控制时，该灯会对日出和日落的日变化作出响应。它的运作现在已与功能啮合在一起。

随着计算机的出现，我们在工业控制系统上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层面。计算机能够完成所有的常规任务，而这些任务通常在一代左右以前是工人的大脑的负担。基本上，现代数字计算机是一种电子计算器，能够以比人脑快得多的速度进行算术运算，这种速度要素是一个关键性因素：计算机运算的巨大的速度——计算机在计算上对人类的量的优势——具有深刻的质的意义。计算机的"智能"是否具有或者将来会具有创造性或创新性，尚有争议（尽管每隔几年其就会给计算机技术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毫无疑问，数字计算机能够接管人类在工业、科学、工程、信息检索和交通等方面所有繁重的、明显不具有创造性的脑力劳动。

这场新工业革命的具体意义是什么？它对工作的直接和可预见的影响是什么？让我们通过研究新技术在克利夫兰福特工厂的汽车发动机制造中的应用，描绘新技术对工作过程的影响。这个尖端技术的单一实例将有助于我们评估新技术在所有制造业中的解放潜力。

在汽车工业的网络化出现之前，福特工厂需要大约三百名工人，使用大量的工具和机器，来将一个发动机缸体变成一台发动机。从铸造厂的铸件到完全加工好的发动机，这个过程需要很多工时来完成。随着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动化"加工系统的发展，将铸件转化为发动机所需的时间减少到15分钟以内。除了监视自动控制面板的几个监控人员，原来的三百人的劳动力都被淘汰了。后来加工系统中又增加了一台计算机，使之成为真正的封闭网络化系统。计算机调控整个加工过程，以电脉冲的方式运行，其以千万分之三秒的速度循环。但即使是这个系统也已经过时了。

可以肯定的是，每个行业都有其自身的特殊问题，而将少辛劳的技术应用于特定的工厂，无疑会暴露出许多需要苦心解决的问题。在许多行业中，有必要改变产品的形状和工厂的布局，使制造过程适合于自动化技术。但是，如果从这些问题出发，认为在某一特定行业中应用全自动化技术是不可能的，那就如同八十年前认为飞行是不可能的，因为实验飞机的螺旋桨旋转速度不够快，或者机身太脆弱，经不起风的冲击一样荒谬。如果我们愿意重新设计产品、工厂、制造程序和处理方法，几乎没有哪个行业不能实现完全自动化。事实上，在描述一个给定的行业如何、在哪里或何时实现自动化时遇到的任何困难，都不是来自于我们可以预期遇到的独特的问题，而是来自于现代技术每隔几年就会发生的巨大飞跃。今天，几乎每一个关于应用自动化的描述都必须被看作是临时性的：一旦人们描述了一个部分自动化的工业，技术进步就会使这种描述过时。

然而，有一个经济领域，任何形式的技术进步都值得描述——对人来说最残酷、最有辱人格的工作领域。如果说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可以通过它对待妇女的方式来衡量的话，那么，它对人类苦难的敏感程度可以通过它为原材料工业，特别是矿山和采石场的人们提供的工作条件来衡量。在古代世界，采矿往往是一种劳役刑罚，主要留给最顽固的罪犯、最难缠的奴隶和最受憎恨的战俘。矿场是人类对地狱的想象的日复一日的具体化；它是一个死气沉沉的、阴暗的、无机的世界，需要纯粹的机械式劳作。

通过在自动机械上加装传感装置，我们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工人从经济所需的大型生产性矿井中解放出来，而且还可以从以现代工业为模式的农业活动形式中解放出来。虽然将农业工业化和机械化是否明智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我将在以后再谈这个问题），但事实是，如果社会这样选择，它可以使工业化农业的大部分领域实现自动化，从采摘棉花到收割水稻。我们几乎可以操作任何机器，在安全的距离、舒适的环境中操作这些设备和机器所需的精力将是微乎其微的，如果就只需要一个人类操作者。

很容易预见一个时代，绝非遥不可及的时代，一个合理组织的经济结构可以自动制造小型的"打包好的（packaged）"工厂，而不需要人的劳动；零件的生产可以如此简单，以至于大多数的维修任务将减少到从机器上拆下一个有缺陷的装置，然后用另一个替换——这项工作不会比拉出和放入一个托盘更困难。机器将制造和修理维持这种高度工业化经济所需的大部分机器。这种完全以人类需求为导向、不考虑利润和损失的技术，将消除匮乏和辛劳的痛苦——以稀缺和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以否定、痛苦和不人道的形式施加的惩罚。

网络技术所创造的可能性将不再仅仅局限于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我们可以自由地问，如何利用机器、工厂和矿井来促进人类的团结，并与自然建立一种平衡的关系，建立一个真正的有机生态社区。我们的新技术是否会建立在现存的国家分工基础上？目前的工业组织类型——实际上，是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工业形式的延伸——孕育了工业集中化（尽管基于单个工厂和地方社区的工人管理制度将大大消除这一特征）。

或者说，新技术是否适合于以区域经济为基础、以人的尺度为物理结构的小规模生产系统？这种类型的工业组织将所有的经济决策权交给地方社区。在物质生产去中心化和地方化的程度上，社区的首要地位就会被维护并超出国家机构——假设任何这样的国家机构发展到有意义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以面对面的民主方式召开的地方社区的公民大会就会接管社会生活的全部管理权。问题是，未来的社会是否会围绕着技术而组织起来，或者说，现在的技术是否具有足够的可塑性，可以围绕着社会而组织起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新技术的某些特征。

新技术与人的尺度

与计算机元件的小型化同步的是传统技术形式的显著精密化。越来越小的机器开始取代大型机器。例如，在缩小连续热轧钢机的尺寸方面取得了惊人的突破。它每小时可生产三百吨钢板。为了有效地使用，这样的连续热轧机必须与大型的焦炉、平炉、初轧机等设备一起运行。这些设施与热轧和冷轧机一起，可覆盖数平方英里的范围。这样的钢铁联合体面向国家分工，面向高度集中的原材料来源（一般离联合体很远），面向国内和国际大市场。即使其完全自动化，它的运营和管理需求也远远超越了一个小型的、去中心化的社区的能力。它所需要的行政管理类型往往会促进集中化的社会形式。

.....我所描述的联合体并不是为了满足全国市场的需求而设计的。相反，它只适合满足小型或中等规模的社区和工业不发达国家的钢铁需求。大多数生产生铁的电炉每天的产量约为一百至二百五十吨，而大型高炉每天的产量由于较小的联合体对矿石、燃料和还原剂的需求量相对较小，许多社区可以依靠当地的资源来获取原材料，从而节约了越发集中于中心位置的供应源的资源，加强了社区本身相对于传统的集中式经济的独立性，并减少了运输费用。乍一看似乎是一种成本高、效率低的重复劳动，应该通过建设一些集中的钢铁联合体来避免，但从长远来看，最终将发现这种重复劳动的效率更高，社会效益也更高。

新技术不仅产生了小型化的电子元件和小型化的生产设备，而且产生了高度通用的多用途机器。一个多世纪以来，机器设计的趋势越来越向技术专业化和单一用途的设备发展，支撑了新工厂制度所要求的密集分工。工业操作完全从属于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狭隘的实用主义方法已经"使工业界远离了生产机械的合理发展路线。

一个小型或中等规模的社区，使用多用途机器可以满足许多有限的工业需求，而不会因为工业设施未充分利用而造成负担。报废工具的损失会减少，对单一用途工厂的需求也会减少。社区的经济将比我们在工业上先进的国家的社区中发现的任何东西都更加紧凑和多功能，更加一应俱全和自成一体。为生产新产品而重新装配机器的工作将大大减少。重新装配将一般包括尺寸的改变，而非设计的改变。最后，具有广泛操作范围的多用途机器相对容易实现自动化。在网络化的工业设施中使用这些机器所需要的改变通常是在电路和程序上，而非在机器的形式和结构上。

当然，单一用途的机器将继续存在，它们仍将用于大规模制造各种商品。目前，许多高度自动化的单一用途机器可以被去中心化的社区使用，几乎不需要修改。从传统的汽车、公共汽车和卡车向电动汽车的重大转变，无疑会导致工业设施的规模比现有的汽车厂小得多。许多剩余的集中式设施可以有效地分散化，只需将其尽可能地缩小，并在几个社区之间共享使用。

我并不是说人类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可以完全去中心化，但大多数经济活动肯定可以按人和社区的规模来进行。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可以把经济权力的中心从全国性的规模转移到地方性的规模，从集中的官僚形式转移到地方性的公民大会。这种转变将在很大的比例上是革命性的变化，因为它将为地方社区的主权和自治创造强大的经济基础。

技术的生态利用

迄今为止，我一直试图讨论消除辛劳、物质缺乏保障和中央经济控制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即使是"乌托邦式的"，至少也是具体的。在本节中，我想处理一个可能看起来非常主观但却极其重要的问题——使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成为其文化中可见的、活生生的一部分的需求。

其实，这个问题只有高度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才有。在几乎所有的前工业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都是明确的、可行的，并被传统的全部力量所神圣化。季节的变化、降雨量的变化、人类赖以衣食的动植物的生命周期、社区所占区域的独特特征——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并唤起人们对宗教的敬畏感、与自然的一致感，而且更实际的是，一种尊重依赖感。野蛮人的入侵，以及更隐蔽的商业文明的发展，可能破坏了农耕文化对自然的尊敬态度，但农业系统的正常发展，无论对人的剥削有多大，都很少导致对土壤和地形的破坏。商业化农业体系和高度城市化的社会发展起来后，自然环境才受到不遗余力的开发。古代世界中一些最严重的土壤破坏案例是由北非和意大利半岛的巨大的、奴隶劳动的商业农场提供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科技的发展和城市的壮大，使人与自然的疏离达到了极点。西方人发现自己被禁锢在一个主要由人工合成的城市环境中，在物理上远离了土地，他与自然界的关系完全由机器来调解。他不熟悉他的大部分商品是如何生产的，他的食物与它们的动植物来源只有最微弱的相似之处。

人与自然的平衡必须被恢复。我曾试图在其他地方表明，除非我们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建立某种平衡，否则，人类物种的生存能力将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古典乌托邦主义者充分认识到，走向完整的第一步必须是消除城乡之间的矛盾。“这是不可能的，”傅立叶在近一个半世纪前写道，"如果不把田野的劳动，或者至少是花园、果园、羊群和牲畜、养殖场，以及大量种类的动物和蔬菜带入其中，就不可能组织一个稳固的、良好平衡着的协会。"傅立叶对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感到震惊，他又说："他们在英国对这一原则一无所知，在那里，他们只用手工业者、用制造业劳动进行试验，这本身不足以维持社会的联合。"

如果说现代城市居民应该再次享受"田间的劳作"，这可能会让人觉得是一种绞刑架上的幽默。恢复傅立叶时代盛行的小农农业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如果我们的视野不超越现行的土地管理技术，那么替代小农农业的唯一选择似乎是一种高度专业化和集中化的农业形式，其技术与当今工业中使用的方法相类似。我们将面临一个完全同化了自然界的合成环境，远不能实现城乡之间的平衡。

如果我们同意土地和社区必须在物理上重新融为一体，社区必须存在于一个农业母体（agricultural matrix）中，使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变得明确，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不给社区带来"痛苦的劳作"的情况下实现这种转变。简而言之，如何在不牺牲机械化的前提下，在人的尺度上实现农牧业、生态形式的粮食种植和农业经营？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农业方面取得的一些最有前途的技术进步，既适合于小规模、生态形式的土地管理，也适合于过去几十年来盛行的巨大的工业型商业单位。让我们考虑一个例子。牲畜的螺旋式喂养说明了合理的农业机械化的一个基本原则——将传统的机器和设备部署在几乎可以消除艰苦的农业劳动的地方。通过将一连串的筒仓与螺旋钻连接起来，只需按下一些按钮和拉动几个开关，就能将不同的营养物质混合并运送到饲料栏。一项曾可能需要五六个人拿着草叉和水桶工作半天的工作，现在一个人就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

近年来设计的大多数农机都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只是重新设计以实现更大的通用性）。举个例子，现代拖拉机是一种超凡的机械巧思。犁已经发展到可以满足耕作中的各种突发情况。先进的型号甚至可以通过液压调节，随着地形而上升和下降。机械播种机几乎适用于各种作物。"少耕法（Minimum tillage）"是通过播种机来实现的，其可以同时施用种子、化肥和农药（当然！），这种技术将几种不同的操作精简为一种操作，减少了经常使用重型机器所产生的土壤压实。

机械收割机的种类已经达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收割机已为许多不同种类的果园、浆果、葡萄、蔬菜和农作物而开发。谷仓、饲料栏和储藏室已被螺旋钻、传送带、密闭贮藏室、自动清粪机、气候控制装置等彻底革新。

虽然大量的农业研究都用于开发有害的化学制剂和营养可疑的作物，但在食用植物的遗传改良方面却取得了非凡的进展。许多新的粮食和蔬菜品种对昆虫捕食者、植物疾病和寒冷天气具有抗性。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品种比自然的祖先类型有明显的改进，它们被用来开辟大片难以耕种的土地来种植粮食。

社区的农业高度机械化，但在作物、牲畜和林木方面尽可能混合。促进动植物的多样性，以此作为控制虫害和增进风景之美的手段。只有在不与该地区的生态相冲突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大规模的耕作。由于粮食种植普遍具有混合性质，农业是以小型农业单位进行的，每个单位之间以树带、灌木、牧场和草地为界。应尽一切努力将城市和乡村融合在一起，同时又不牺牲各自对人类经验的独特贡献。生态区域构成了单个或共享其资源的几个社区的社会、文化和生物界线。每个社区都有许多菜园和花圃、吸引人的凉亭、公园地，甚至有养育鱼类和水鸟的溪流和池塘。能获取食物和原材料的乡村，不仅构成了社区的直接环境，让所有人都可以步行进入，而且还侵入了社区。虽然城镇和乡村保留了各自的特性和独特性，其还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培养，但自然开始在城镇中随处可见，城镇看起来抚摸了自然，并在自然上留下了温和的人文印记。

我相信，一个自由社区会把农业看作精心经营的农牧业（husbandry），是一种像手工艺一样富有表现力和乐趣的活动。通过农机从辛劳中解脱出来，社区主义者将带着玩乐和创造性的态度对待粮食种植，就像人们经常性地带着相同的态度做园艺一样。农业将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活生生的部分。大自然和它一直在培养的有机思想模式将成为人类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将以一种崭新的精神重新出现在人类的绘画、文学、哲学、舞蹈、建筑、家居用品以及他的手势和日常活动中。文化和人类的心灵将被一种新的泛灵论（animism）彻底充斥。地区永远不会被掠夺，但会被尽可能地充分利用。社区将尽一切努力满足当地的需求，我们可以预见，该社区将采用当今仍在发展的新技术，其中许多技术非常适合区域性经济。我指的是从大地、水和空气中提取微量和稀释了的资源的方法；是太阳能、风能、水电和地热能；是使用热泵、植物燃料、太阳池、热电转换器，以及最终的可控核聚变。

技术的不断发展，往往会扩大地方的可能性。我们的一些最有价值的金属实际上相当常见，但它们以高度扩散或微量的形式存在。几乎没有一块土壤或一块普通的岩石不含有微量的金、稍多的铀，更多的其他工业上有用的元素，如镁、锌、铜和硫。大约5%的地壳是由铁构成的。我们如何才能提取这些资源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至少在原理上，化学家们用分析技术来检测这些元素。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大部分的商业氮气都是从大气中提取的。镁、氯、溴和烧碱是从海水中获得的，硫是从硫酸钙和工业废料中获得的。大量工业上有用的氢气可以作为电解盐水的副产品收集起来，但通常它被氯生产厂燃烧或释放到空气中。碳可以从烟气中大量回收并经济地使用（碳在自然界中比较稀少），但正与其他气态化合物一起在大气中消散。

工业化学家在从海洋和普通岩石中提取有价值的元素和化合物时面临的问题是所需的能源成本。这并不是说我们本身缺乏能源，而是我们才刚刚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几乎无限量的能源。据估计，从太阳照射到地球表面的总辐射能量是当今人类年能源消耗量的三千多倍。虽然这些能量有一部分被转化为风能或被植被用于光合作用，但仍有数量惊人的能量可用于其他用途。问题是如何将其收集起来，以满足我们一部分的能源需求。例如，如果能收集太阳能用于房屋供暖，我们通常使用的传统能源资源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可以转用于其他用途。如果我们能够收集太阳能用于全部或大部分的烹饪、热水、冶炼和发电，我们就会相对不太需要化石燃料。我们还面临着一些技术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应急研究计划（crash research programs）来解决。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有不少能有效地利用太阳能加热的房屋建成了。在较冷的地区，有两种太阳能供暖的方法是可行的：供暖系统可以更复杂，这将减少常规燃料的消耗，或者使用简单的传统燃料系统来满足10%到50%的供暖需求。在太阳能的使用中，一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已经发生在工业领域，尽管这些应用大部分充其量是边缘化的，而且基本上是实验性质的。最简单的是太阳炉（Solar furnace）。集热器通常是一个大的抛物面镜，或者，更有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抛物面镜阵列，安装在一个大的外壳中。定日镜——一个较小的、水平安装的镜子，跟随太阳的运动——将光线反射到集热器中。目前有几百台这样的太阳炉在使用。其中最大的一个，菲利克斯·特朗勃（Felix Trombe）博士的蒙路易（Mont Louis）炉，可产生七十五千瓦的电力，主要用于高温研究。由于太阳光不含任何杂质，太阳炉可以熔化一百磅的金属而没有传统技术产生的污染。美国军需兵团（the U.S. Quartermaster Corps）在马萨诸塞州纳提克（Natick）建造的太阳炉，可提升到五千摄氏度——这个温度足以熔化工字钢。

太阳炉有许多限制，但这些限制并非不可克服。霾、雾、云层和大气中的尘埃，以及使设备偏离方向并干扰太阳光精确聚焦的大风的重荷，都会明显降低炉子的效率。目前正尝试着通过滑动屋顶、镜面覆盖材料和坚固的保护性外壳来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太阳炉是清洁的，在工作状态良好的情况下，它们的效率很高，而且它们生产的金属品质极高，这是目前使用的传统熔炉都无法相比的。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同样有前途的是目前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尝试。从理论上讲，一个大约一平方码（约0.836平方米）大小的区域垂直放置在太阳光下，可以获得相当于一千瓦的能量。"考虑到在世界的干旱地区，有数百万平方米的沙漠土地空闲着可以发电，"蒂林认为，"我们发现，只要利用1%的可用地面来建造太阳能发电厂，就可以达到远远高于目前世界上所有燃料发电厂和水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21}在实践中，沿着蒂林建议的路线进行的工作受到了成本考虑、市场因素（在世界那些不发达的、项目最可行的的炎热地区没有大量的电力需求）和基本上是电力领域的设计者的保守主义的抑制。研究重点一直放在太阳能电池的开发上——这主要是"太空计划"工作的结果。

太阳能电池是以热电效应为基础的。例如，如果将锑条和铋条连接成一个环形，通过在一个结点上产生热量而产生温差，就会产生电力。过去十几年来对太阳能电池的研究，使其装置的能量转换效率高达百分之十五，在不远的将来，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也是相当可达到的。太阳能电池以方格板块为组，已被用来为电动汽车、小船、电话线、收音机、留声机、钟表、缝纫机和其他电器供电。最终，生产太阳能电池的成本有望降低，达到为家庭甚至小型工业设施提供电力的程度。

最后，太阳的能量还可以以另一种方式使用——收集水体中的热量。一段时间以来，工程师们一直在研究如何从太阳热量在海中产生的温差中获取电力。在温暖的纬度，一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采用这种发电方法，就能提供足够的电力去满足四亿人的需求！

海洋的潮汐也是另一种尚未开发的资源，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发电。我们可以在涨潮时将海水截留在天然盆地——比如海湾或河口——然后在退潮时通过涡轮机将其释放。有很多地方的潮汐足够高，可以大量生产电力。我们可以利用海洋或陆地中的温差来产生相当数量的电力。在热带水域的表层，高达17摄氏度的温差并不罕见；在西伯利亚沿海地区，冰壳以下的水与空气之间存在30度的冬季温差。随着高度下降，地球内部逐渐变暖，提供了相对于表面的选择性温差。如果我们能从太阳能、风能或温差中获得电力或直接的热能，家庭或工厂的供暖系统将完全自给自足；它不会耗费宝贵的碳氢资源，也不需要外部供应来源。

对于从岩石中提取微量矿物，对于太阳能和风能，对于热泵的使用，都不应该抱有幻想。也许除了潮汐发电和从海中提取原材料外，这些来源无法为人类提供维持密集的人口和高度集中的工业所需的巨量原料和大量能源。太阳能设备、风力涡轮机和热泵将产生相对少量的电力。如果在当地使用并相互配合，它们可能会满足小型社区的所有电力需求，但我们无法预见它们何时能够提供纽约、伦敦或巴黎等规模的城市目前使用的电力。

然而，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范围的限制可能是一个深刻的优势。太从这些原始元素中，人类发展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乃至尊重，这种依赖使人类的破坏性活动受到控制。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世界掩盖了自然在人类经验中的作用——用团团烟雾遮蔽太阳，用巨大的建筑阻挡风，用蔓延的城市亵渎大地。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变得不可见，它变得理论化和知识化，成为教科书、专著和讲座的主题。诚然，这种理论上的依赖为我们提供了对自然界的洞察力（充其量是部分的），但它的片面性剥夺了我们对自然界的所有感性依赖，以及与自然界的所有可见的联系和统一。在失去这些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自身作为有感情的生命（feeling beings）的一部分。我们变得与自然疏远了。我们的技术和环境变得完全没有生命力，完全是合成的——一个纯粹无机的物理环境，促进了人和其思想的非动物化。

为了生命的技术

在未来的革命中，技术最紧迫的任务将是以最少的辛劳生产出过量的产品。这个任务的直接目的，将是使社会舞台永久地向革命人民开放，使革命永久地进行下去（to keep the revolution in permanence）。迄今为止，每一次社会革命都因为在工场的喧闹声中听不到警钟的轰鸣而失败。自由和富足的梦想被生产生存资料的单调工作责任所污染。回顾历史上的残酷事实，我们发现，只要革命意味着人民的不断牺牲和被剥夺权利，权力的缰绳就落入政治"专家"、热月的庸人手中。国民公会的自由主义的吉伦特们对这一现实的理解有多深，可以从他们为了降低巴黎人民的集会——1793年的重要力量——的革命热情所做的努力中判断出来，他们下令会议应该在"晚上十点"，或者像卡莱尔（Carlyle）告诉我们的那样，"在劳动人民（从岗位上）过来之前......"就结束了。过去革命的悲剧是，它们的大门迟早会在"晚上十点"关闭。现代科技最重要的功能，一定是让革命的大门永远敞开! （The most critical function of modern technology must be to keep the doors of the revolution open forever!）

近半个世纪以前，当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一个"人人有工作"的社会时，达达主义者，那些宏伟的疯子们却要求人人失业。几十年的时间丝毫没有减损这一要求的意义，反而增加了它的内容。从辛劳减少到最低限度或完全消失的那一刻起，生存问题就转变成了生活问题，而技术本身也从人类的迫切需求的仆人转变成了其创造力的伙伴。

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个问题。关于技术是"人类的延伸（extension of man）"，已经有很多著作了。如果说这个短语的意思要适用于整个技术，那就会产生误导。它主要是在传统的手工业车间，又或许在机器发展的早期阶段是正确的。工匠主宰着他的工具；他的劳动、艺术倾向和个性是生产过程中的主宰因素。劳动不仅仅是一种能量的消耗；它也是一个人的个性化工作，其活动感性地导向准备他的产品，使之成为时尚，并最终装饰它供人使用。工匠引导着工具，而不是工具引导着工匠。

机器的发展往往会破坏人与生产资料之间的亲密关系。它使工人被同化到预设的工业任务中去，这些任务他无法控制。机器现在作为一种陌生的力量出现——与生存资料的生产相分离，但又与之结合。虽然技术最初是"人类的延伸"，但它却变成了一种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力量，按照工业官僚机构所设计的乐谱来安排人的生活；我重复一遍，不是人（men），而是一个官僚机构（bureaucracy），一个社会机器（social machine）。随着大规模生产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到来，人成了机器的延伸，不仅是生产过程中机械装置的延伸，而且是社会过程中社会装置的延伸。当人成为机器的延伸时，人就不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社会被严酷的格言所统治："为生产而生产。"从工匠到工人，从积极主动的人格到越来越被动的人格的衰退，是由人作为（qua）消费者完成的——一个经济实体，其品味，价值，思想和感情是由"智库"中的官僚"团队"设计的。人，被机器标准化，沦为机器。

如何在不牺牲人或机器的前提下，治愈活人和死机器之间的裂缝？我们如何将为生存的技术转化为为生命的技术？用任何奥林匹亚式的保证来回答这些问题，都是白痴。未来被解放的人类将从大量的相互排斥或组合的工作方式中选择，所有这些工作方式都将基于不可预见的技术革新。或者这些未来的人类可能只是选择跨过技术的形体。他们可能将网络化的机器淹没在技术的地下世界里，使其完全脱离社会生活、社区和创造力。除了隐藏在社会中，所有的机器都将为人类工作。自由社区将站在网络化流水线的尽头，用篮子把货物运回家。工业，就像自主神经系统一样，会自己工作，会受制于就像我们自己的身体在偶尔生病时需要的维修。人与机器之间的裂缝不会被治愈。它只会被忽视。

我相信，一个解放了的社会不会因为它解放了，可以取得平衡了而想否定技术。它可能会想着把机器同化为艺术的手工艺。我的意思是，机器将从生产过程中去掉辛劳，把它的艺术完成品留给人。实际上，机器将参与人类的创造力。没有理由不使用自动的、网络化的机器，以便将产品的完成，特别是那些供个人使用的产品的完成，留给社会。机器可以吸收开采、冶炼、运输和塑形原材料的辛劳，将艺术性和工艺性的最后阶段留给个人。

在达到对自然环境及其资源的振兴性维护之后，自由而去中心化的社会将对"需求"一词作出新的解释。马克思的"必然王国"不是无限扩大，而是趋于收缩；需求将被人性化，并以更高的生命和创造力的价值来衡量。质量和艺术性将取代目前对数量和标准化的强调；耐用性将取代目前对消耗性的强调；由传统感和对已故几代人的个性和艺术性的惊奇感而神圣化的珍爱之物的经济将取代盲目的季节性的商品款式改变；创新将带着对人类自然倾向的感知，而非由大众传媒对品味的工程性污染。保护将取代所有事物的浪费。摆脱了官僚主义的操纵，人们将重新发现更简单、更整洁的物质生活之美。服装、饮食、家具和家庭将变得更加艺术化、更加个性化、更加简朴化。人会恢复物品是为了人，而非强加给人的感觉。令人厌恶的讨价还价和囤积的仪式将被制造和给予的体贴的行为所取代。物品将不再是贫乏的自我的拐杖，也不再是夭折的人格间的中介；它们将成为完善的、有创造力的个人的产品，协调的、发展中的自我的礼物。

为了生命的技术可以发挥整合一个社区与另一个社区的重要作用。重新划分尺度到手工艺的复兴和物质需求的新概念，技术也可以作为邦联的肌腱发挥作用。全国性分工和工业集中化是危险的，因为技术开始超越人类的尺度；它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并适合于官僚的操纵。只要在真正的物质方面（技术和经济方面）发生了脱离社区控制的转变，中央机构就获得了对人的生命的真正权力，并有可能成为胁迫的来源。为了生命的技术必须以社区为基础；它必须适应社区和地区层面。然而，在这个层面上，工厂和资源的共享实际上可以促进社区群体之间的团结；它可以使他们不仅在共同的精神和文化利益的基础上，而且在共同的物质需求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根据各地区的资源和独特性，可以在自给自足、工业邦联和全国性分工之间达成合理的、人性化的平衡。

难道社会如此"复杂"，先进的工业文明与去中心化的为生命的技术站在了矛盾的对立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断然否定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复杂"，很大程度上源于资本主义企业的文书工作、行政管理、操纵和不断的浪费。现代社会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复杂得甚至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如果我们认可它的前提——财产、"为生产而生产"、竞争、资本积累、剥削、金融、集权、强制、官僚主义和人对人的支配。与每一个这些前提相联系的是实现它的机构——办公室、数以百万计的"职员"、表格、大量的纸张、办公桌、打字机、电话，当然还有一排排的档案柜。如果我们从这些可恶的垃圾中单挑出一两件比较有用的高质量的商品，如果我们取消使社会处于一种强制的匮乏、不安全和统治状态的货币经济、国家权力、信用制度、文书工作和警察工作，社会不仅会变得合理地人性化，而且会变得相当简单。

自由有其形式。无论对现行制度的攻击多么个人化、个性化或类达达化（dadaesque），解放性的革命总是要提出怎样的社会形式将取代现有形式的问题。在某一时刻，革命的人民必须处理其将如何管理从中获取生活资料的土地和工厂的问题。它必须处理其将以何种方式作出影响整个共同体的决定。因此，如果革命思想要被认真对待，它就必须直接谈论社会管理的问题和形式。它必须公开讨论涉及解放性社会形式的创造性发展的问题。虽然没有任何解放理论可以取代经验，但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和对相关问题的充分的理论表述，可以表明哪些社会形式与个人和社会自由的最充分实现相一致。

什么社会形式将取代现有的社会形式，取决于自由人决定在他们之间建立什么关系。每一种个人关系都有社会性的一面；每一种社会关系都有深刻的个人性的一面。通常情况下，这两个方面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神秘化的，很难看清楚。等级制社会所建立的机构，特别是国家机构，产生了一种错觉，即社会关系存在于自己的经验领域中，存在于专门的政治或官僚的隔间中。实际上，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非个人（impersonal）"的政治或社会层面；过去和现在的所有社会机构都取决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那些为生存所必需的方面——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年轻人的养育、生命的维持和繁衍。人的解放——不是在某种模糊的"历史的"、道德的或哲学的意义上，而是在日常生活的密切细节中——是一种深刻的社会行为，并提出了社会形式作为个体之间关系的模式的问题。

社会关系的调解

为了更清晰地看待这一发展，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历史，确定社会关系的调解意味着什么。

最早介入人们之间的社会"专家"——长期调解人们关系的祭司和部落酋长——为等级制度和剥削建立了形式上的条件。这些形式上的条件因技术进步而得到巩固和深化——技术进步只为少数人提供了足够的物质剩余并以多数人为牺牲。部落大会，即共同体所有成员决定并直接管理他们的共同事务的大会，被解散变成酋长制度，共同体被解散变为社会阶级。

尽管社会控制权越来越多地被赋予少数人甚至一个人，但事实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人调解了其他人的关系——议会（council）取代了大会（assembly），酋长制（chieftainship）又取代了议会。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对社会关系的调解被物、商品对社会关系的调解所取代。在把社会调解带到非个人化的最高点之后，商品社会把注意力转向了调解本身；它使所有基于间接代表、基于少数人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基于"选举"、"立法"、"行政"等概念和实践的独特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受到质疑。

这种社会重新聚焦的最突出的证据是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几乎凭直觉提出的对部落主义和社区的要求。这些要求是"退步"的，因为它们在时间上回到了前等级制的自由形式。它们是深刻的进步，因为它们在结构上回到了非等级制的自由形式。

相比之下，传统的革命者对议会组织形式的要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称之为"革命遗产"〕并没有完全打破等级社会的地面。工人委员会（Workers’ councils）源于阶级议会（class councils）。除非我们假设那些工人在他们作为工人的利益驱使下对等级社会采取革命措施（我断然否认这一假设），那么这些委员会既可以被用来摧毁等级社会，同样也可以用来延续等级社会。事实上，我们将看到，委员会的形式包含许多有利于等级制发展的结构性限制。就目前而言，我们足以说，大多数工人委员会的倡导者倾向于把人主要视为经济实体，要么是工人，要么是非工人。这种概念完全没有改变自我的片面性。人被看作是一个被分开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这种发展将人与人、每个人与自己分开。

这种片面的观点也没有完全被工人管理生产和缩短工作周的要求纠正，因为这些要求完全没有触及工作过程的性质和工人的自由时间的质量。如果工人委员会和工人的生产管理不能把工作变成一种快乐的活动，把自由时间变成一种奇妙的体验，把工作场所变成一个社区，那么它们仍然只是形式上的结构，实际上是阶级结构。它们会延续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条件的产物的局限性。事实上，任何提出工人委员会要求的运动都不能被看作是革命的，除非它试图促进工作场所环境的全面变革。

最后，委员会组织是中介关系，而非面对面的关系的形式。除非这些中介关系受到直接关系的限制，把政策决定留给后者，只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留给前者，否则委员会往往成为权力的焦点。事实上，除非委员会最终被公民大会（popular assembly）同化，而工厂被纳入新型社区，否则委员会和工厂都会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工作之间的疏离永久化。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可以通过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的关系的种类来衡量。如果这些关系是开放的、非异化的和创造性的，那么这个社会将是自由的。如果存在通过强制或调解来抑制开放关系的结构，那么自由就不会存在，无论那里是否有工人的生产管理。因为所有的工人所管理的将是生产——生活的前提条件，而非生活的条件。任何社会组织的模式都不可能脱离它产生于其中的社会条件。议会和大会都促进了等级制社会的利益，也促进了革命的利益。假设自由的形式可以仅仅作为形式来对待，就像假设法律概念可以仅仅作为法学问题来对待一样荒唐。自由的形式和内容，如同法律和社会一样，是相互决定的。同样的道理，有些组织形式会促进自由的目标，有些组织形式会损害自由的目标，而社会条件有时有利于这一种，有时有利于那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形式要么改变了使用它们的个人，要么抑制了他的进一步发展。

这篇文章并不质疑工人委员会——更恰当地说，工厂委员会（factory committees）——作为占有资产阶级经济的革命手段的必要性。相反，经验一再表明，工厂委员会作为经济管理的最初形式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任何革命都不能把议会和委员会作为其最终的，甚至是模范的社会组织模式，就像"工人的生产管理"不可以被视为最终的经济管理模式一样。这两种关系都不够广泛，不足以革命性改变工作、自由时间、需求和整个社会的结构。在这篇文章中，我把议会和委员会形式的革命方面当作理所当然的；我的目的是研究它们中损害革命计划的保守特征。

在过去一百年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中寻找社会机构的模式一直是一种时尚。1871年的巴黎公社、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苏维埃、1930年代的西班牙革命工团和1956年的匈牙利的委员会都被翻来覆去地寻找未来社会组织的范例。值得一问的是，这些组织的模式有什么共同点？答案是，除了它们作为中介形式的局限性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西班牙提供了一个受欢迎的例外：其他的要么太短命，要么太失真，只能为我们提供神话的材料。

巴黎公社可能因为许多不同的原因而受到尊敬——它醉人的力比多释放感，它的激进民粹主义，它对被压迫者的深刻革命影响，或者它在失败中的反抗的英雄主义。但是公社本身，作为一个结构性实体来看，不过是一个民众的市政议会。与其他此类机构相比，公社更民主、更平民化，但它还是按照议会的方式组织的。它由"公民（citizens）"选举产生，根据地理选区分组。在结合立法和行政方面，公社几乎没有比今天美国的市政机构更先进。

幸运的是，在公社成立后，革命的巴黎基本上忽略了它。起义、城市事务的实际管理，以及最后与凡尔赛人的战斗，主要由民众俱乐部、邻里警戒委员会和国民警卫队的各营承担。如果巴黎公社（市政议会）幸存下来，它能否避免与这些松散的街道和民兵组织发生冲突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到了4月底，也就是起义发生后的六周，公社组建了一个"全权的（all-powerful）"公共安全委员会，这个机构让人回忆起雅各宾专政和恐怖，一个世纪前的大革命中其不仅镇压右派，而且还镇压了左派。无论如何，历史接下来只留给公社三个星期，其中两个星期是在与梯也尔和凡尔赛人的最后的街垒战中消耗掉的。

剥离巴黎公社的"历史"负担并不是对它的诋毁，它实际上从未背负过。公社是一个街头的节日，它的支持者主要是手工业者、流动的知识分子、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残余以及贫民。将这些阶层视为"无产阶级"是对这个词的讽刺，甚至到荒谬的地步。工业无产阶级在公社社员中只占少数。

公社是法国无套裤汉的最后一次大叛乱，这个阶级在大革命后的一个世纪里一直在巴黎徘徊。最终，这个高度混合的阶层不是被凡尔赛人的枪炮，而是被工业的进步所摧毁。

1871年的巴黎公社主要是一个城市议会，是为了在革命动乱的条件下协调市政管理而建立的。1905年的俄国苏维埃主要是战斗组织，是为了协调圣彼得堡的近乎起义的罢工而建立的。这些委员会几乎完全以工厂和工会为基础：每五百名工人就有一名代表（在个别工厂和商店人数较少的情况下，他们被集中起来进行投票），此外，还有来自工会和政党的代表。苏维埃的组织模式在圣彼得堡形成了最明显和最稳定的形式，在那里，苏维埃在最高峰时有大约四百名代表，包括新组织的职业工会的代表。圣彼得堡苏维埃迅速从一个大型罢工委员会发展成为所有被压迫阶级的议会，扩大了其代表性、要求和责任。来自圣彼得堡以外的城市的代表被接纳，政治要求开始主导经济要求，与农民组织建立了联系并且他们的代表被接纳到机构的讨论中。在圣彼得堡的启发下，苏维埃在俄国所有主要城市和城镇兴起，并发展成为一个与所有专制政府机构相对立的初生的革命力量。

圣彼得堡的苏维埃持续了不到两个月。其大部分成员在1905年12月被捕。在很大程度上，苏维埃被圣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抛弃了，无产阶级从未在武装叛乱中起义，随着晚秋贸易的恢复，他们的罢工规模和战斗力都在减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一个超越苏维埃早期战斗力的阶层是莫斯科的学生，他们在12月22日起义，在五天构思精妙的城市游击战中，将当地的警察和军队削弱到几乎无能为力。学生们从城里的工人那里得到的援助非常少。他们的巷战可能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甚至是在面对无产阶级的极大冷漠时，如果不是沙皇的卫队被少数几条还在运行的通往莫斯科的线路上的铁路工人运到莫斯科的话。

1917年的苏维埃是1905年苏维埃的真正继承者，要将两者区分开来，像一些作家有时做的那样，是错误的。与十二年前的先行者一样，1917年的苏维埃主要以工厂、工会和党组织为基础，但它们被扩大到包括军队团体的代表和相当数量的孤立激进知识分子。1917年的苏维埃揭示了"苏维埃主义"的所有局限。尽管苏维埃作为地方战斗组织是非常宝贵的，但其全国代表大会（congresses）却被证明是越来越没有代表性的机构。代表大会是按照非常等级化的路线组织的。城市、乡镇和村庄的地方苏维埃选举代表到地区和区域机构；这些机构选举代表到实际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较大的城市，代表大会的代表权不那么间接，但也是间接的——从大城市的选民到市苏维埃，从市苏维埃到代表大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国会都通过一个或多个代表级别与广大选民分开。

苏维埃代表大会定于每三个月召开一次。这使得两届会议之间存在太长的时间间隔。1917年6月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有大约八百名代表；后来的代表大会规模更大，有一千或更多代表。为了"加快"代表大会的工作，并在三个月一次的会议之间提供职能的连续性，代表大会选举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在1918年确定为不超过200人，在1920年扩大到最多300人。这个机构或多或少地保持着永久性的会议，但它也被认为是笨重的，在十月革命之后，它的大部分职责被移交给了一个小型的人民委员会。在控制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1917年10月）之后，布尔什维克发现很容易将权力集中在人民委员会和后来的共产党政治局中。苏维埃中的反对派团体要么离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要么后来被赶出了所有苏维埃机关。三个月一次的代表大会会议被允许失效：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根本没有召集他们。最后，代表大会每年只举行一次。同样，地区和区域苏维埃会议的间隔也越来越长，甚至由代表大会设立的作为常设机构的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也越来越少，直到最后每年只举行三次。地方苏维埃的权力落入执行委员会的手中，执行委员会的权力落入人民委员会的手中，最后，人民委员会的权力落入共产党政治局的手中。

俄国苏维埃没有能力为真正的人民民主提供解析，这不仅要归因于其等级结构，还要归因于其受限的社会根基。苏维埃最初的打击力量来自于起义的军队，他们非常不稳定，特别是在沙皇军队最后崩溃后。新成立的红军是由布尔什维克招募、训练、集中和严格控制的。除了游击队和海军部队，苏维埃军事机构在整个内战期间保持着政治上的惰性。农民村落向内转向他们当地的重要事件，对国家问题漠不关心。这就使工厂成为苏维埃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在这里，我们遇到了革命权力的阶级概念中的一个基本矛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它强调权力必须完全建立在工厂的基础上，所以为集中的、等级制的政治结构创造了条件。

无论它的社会地位如何通过"自我管理"系统得到加强，工厂都不是一个自治的社会有机体。工厂能够行使的社会控制是相当有限的，因为每个工厂的运作和生存都高度依赖于其他工厂和原材料来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维埃，通过把自己主要植根于工厂，并把工厂与当地环境隔离开来，把权力从社区和地区转移到国家，并最终从社会的基层转移到社会的顶层。苏维埃系统由一串精心设计的中介社会关系网组成，其由全国范围内的阶级路线编织而来。

也许唯一一个工人阶级自我管理制度作为阶级组织模式获得成功的例子是在西班牙，那里的安那其工团主义吸引了大量的工人和农民来到旗下。西班牙安那其工团主义者有意识地寻求限制集中化的趋势。西班牙的大型安那其工团主义联盟CNT（Confederacy Nacional del Trabajo）创建了一个双重组织，有一个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系统，作为对地方机构和全国代表大会（congresses）的控制。大会（assemblies）有权撤销他们在委员会的代表，并推翻委员会的决定。实际上，CNT的"高级"机构发挥着协调机构的作用。不要对这种组织体系的有效性有任何误解：它给CNT的每个成员带来了沉重的责任感，带来了对工会活动和政策的直接、即时和个人影响。这种责任感的高尚行使，使CNT在战间期的几十年里成为欧洲最富战斗性和最大的革命运动。

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对CNT系统进行了实际测试，它的效果相当不错。在巴塞罗那，CNT工人夺取了工厂、交通设施和公用事业，并按照安那其工团主义路线进行管理。尽管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和西班牙共产党进行了系统的破坏，但该城市的经济运行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和效率，这一点仍然是有记录的，几乎所有政治派别的参观者都证明了这一点。1937年5月，在无产阶级起义之后，中央政府的攻击部队占领了巴塞罗那，这个实验终于在一片狼藉中崩溃了。

尽管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者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他们在一部分的工人阶级和农民之外几乎没有根基。该运动主要局限于工业化的加泰罗尼亚、地中海沿岸地区、阿拉贡农村和安达卢西亚。破坏实验的是它在西班牙内部的孤立，以及被动员起来反对它的压倒性力量——共和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以及斯大林主义者和资产阶级。

详细研究1918年在德国、1934年在阿斯图里亚斯和1956年在匈牙利出现的议会组织模式是毫无意义的。德国的议会被无情地腐蚀了：所谓的"多数派"（改革派）社会民主主义者成功地控制了新成立的议会，并利用它们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在匈牙利和阿斯图里亚斯，议会很快被反革命摧毁，但没有理由相信，如果它们进一步发展，就会避免俄国苏维埃的命运。历史表明，布尔什维克并不是唯一扭曲议会运作模式的人。即使在安那其工团主义的西班牙，也有证据表明，到1937年，CNT的委员会制度开始与大会制度发生冲突；无论结果如何，整个实验都因共产党和共和国政府对巴塞罗那的攻击而结束。

事实是，议会的组织模式并不能免于集中化、操纵和堕落。这些议会仍然是排他的、片面的和中介的社会管理形式。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可以成为通往去中心化社会的垫脚石——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们很容易被纳入社会组织的等级形式。

大会与社区

让我们来看看人民大会，以了解社会关系的非中介形式。大会可能构成了早期氏族和部落社会的结构基础，直到它的功能被酋长和议会所取代。它以公民大会（ecclesia）的形式出现在古典雅典；后来，它以一种混合的、经常被扭曲的形式，重新出现在欧洲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镇。最后，在大革命期间，大会作为"选区（sections）"出现在巴黎的起义机构。公民大会和巴黎选区值得最细致的研究。两者都是在当时最复杂的城市中发展起来的，并且都采取了高度复杂的形式，经常将不同社会出身的人焊接成一个非凡的、尽管是临时的利益共同体。用不会刻意低估其局限性的话说，它们发展了成功的自由意志主义性质的运作方法，即使是最有想象力的乌托邦也无法在推测上与它们在实践中取得的成果相提并论。

雅典的公民大会可能扎根于早期希腊部落的大会。随着财产和社会阶级的发展，它被一个封建的社会结构所取代，只在人们的社会记忆中徘徊。有一段时间，雅典社会似乎正朝着内部衰败的方向发展，正如罗马在几个世纪后也将走上这种灾难性的路线。大批严重负债的农民、越来越多的近乎农奴的佃农、大量的城市劳工和奴隶正在极化，对抗少数有权势的土地大亨和商业中产阶级新贵。到了公元前六世纪，雅典和阿提卡（周围的农业地区）的所有条件已经酝酿好一场毁灭性的社会战争。

梭伦（Solon）的改革扭转了雅典的历史进程。在一系列严厉的措施中，农民被恢复到经济上能独立生存的状态，地主被剥夺了大部分权力，公民大会被恢复，并建立了一个合理的公平的司法系统。大众民主的趋势持续了近一个半世纪，直到它达到了一种在其他地方从未能够相比的形式。到了伯里克利（Periclean）时代，雅典人已经完善了他们的政治，在古代世界的物质限制下，它代表了理性的巨大胜利。

从结构上看，雅典政治的基础是公民大会。在每个prytany（一年中的第十天）日出后不久，来自阿提卡各地的数千名男性公民开始聚集在普尼克斯（Pnyx，雅典城外的一座山）举行大会。在这里，露天的环境中，他们悠闲地在朋友群中玩乐，直到庄严的祈祷声宣布会议开始。议程安排在"神圣（sacred）"、"世俗（profane）"和"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三个标题下，已在几天前随着大会的通知分发。虽然公民大会不能增加或提出议程中没有的内容，但其主题可以根据大会的意愿重新安排。除了影响个别公民的拟议判决外，没有必要规定法定人数。

公民大会对雅典社会的所有机构和职务享有完全的主权。它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选举和罢免将军，审查军事行动，就国内和外交政策进行辩论和投票，纠正冤情，审查和通过行政委员会（administrative boards）的运作，并驱逐不受欢迎的公民。在任何时候，公民团体中大约有六分之一的人都在从事共同体事务的管理。大约一千五百人，主要是通过抽签决定的，在负责征收税款、管理航运、食品供应和公共设施，以及制定公共建设计划的委员会中任职。军队完全由阿提卡十个部落的应征者组成，由选举产生的军官领导；雅典的治安由公民弓箭手和斯基泰人国家奴隶负责。

公民大会的议程是由一个叫做五百人议事会的机构制定的。为了避免议事会获得对公民大会的任何权力，雅典人仔细限定了它的组成和职能。议事会通过抽签从公民名册中选出，而公民名册又是由各部落每年选举产生的，议事会分为十个小组委员会，每个小组委员会在一年中负责十分之一的工作。每天，从正在执勤的小组委员会的五十名成员中抽签选出一名主席。在二十四小时的任期内，议事会主席持有国家印章、要塞和公共档案的钥匙，并作为国家的代理领导人发挥作用。一旦他被选中，他就不能再担任这个职务了。

十个部落每年都会选出共六百名公民担任雅典法庭的"法官"——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陪审员。每天早上，他们跋涉到忒修斯神庙，在那里抽签决定当天的审判内容。每个法庭至少由201名陪审员组成，按照司法实践的任何历史标准，审判都是公平的。

从整体上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社会管理系统；几乎完全由业余人员管理，雅典政治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管理简化为完全的公共事务。"这里没有特权阶级，没有熟练的政治家阶级，没有官僚机构；没有像罗马元老院那样的人，只有他们了解国家的秘密，并被视为整个社会的智慧的集合体而受到尊敬和信任。事实上，这一成就的伟大之处在于，尽管雅典与古典社会有着共同的奴隶制、父权制和阶级特征，但作为一个整体，雅典发展成为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工作民主制。

在雅典，人民大会的出现是一个全面的社会变革的最终产物。在两千多年后的巴黎，它作为社会变革的杠杆本身，作为一种革命形式和叛乱力量出现了。

1790年代初的巴黎选区作为斗争机构发挥了与1905年和1917年的苏维埃相同的作用，但决定性的区别是，选区间的关系不由等级制结构来中介。主权掌握在革命大会本身，而不是在它们之上。巴黎选区直接源于为选举三级议会（Estates General）而建立的投票系统。1789年，君主将首都划分为60个选举区，每个选举区都由所谓的"积极（active）"或纳税的公民，即该城市的有资格的选民组成一个大会。这些初级大会预计将选出一个选举人机构，而选举人机构又将选出首都的60名代表。在履行其选举职能后，大会被要求消失，但他们仍然拒绝服从君主制，将自己变成了永久性的市政机构。渐渐地，它们变成了由所有"积极"公民组成的邻里大会，其形式、范围和权力因地区不同而不同。

1790年5月的市政法将60个区重组为48个选区。该法旨在限制人民大会，但各选区根本无视它。他们继续扩大自己的基础，并将其控制权扩展到巴黎。1792年7月30日，法兰西剧院（Théâtre-Francais）选区扫除了"积极"和"消极（passive）"公民之间的区别，邀请最贫穷的无套裤汉参加大会。其他选区紧随法兰西剧院之后，从这一时期开始，这些选区成为了真正的人民机关——事实上是大革命的灵魂。正是这些选区组成了8月10日的新革命公社，组织了对杜伊勒里宫的攻击，并最终消灭了波旁王朝；正是这些选区决定性地阻止了吉伦特派动员各省反对革命巴黎的努力；正是这些选区，通过不间断的鼓动，通过不间断的代表团和武装示威，在1791年后为革命提供了显著的左翼动力。

然而，这些选区不仅仅是战斗组织；它们代表了真正的自我管理形式。在其发展的最高点，他们接管了整个城市的管理。各个选区负责自己街区的治安，选举自己的法官，负责分配食物，向穷人提供公共援助，并为维持国民警卫队的工作做出贡献。随着1792年4月的宣战，各选区承担了额外的任务，即为革命军队招募志愿者并照顾他们的家人，为战争收集捐款，并为整个队伍提供装备和补给。在"限价（maximum）"时期，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失控，对价格和工资进行了控制，各选区负责维持政府的固定价格。为了为巴黎提供补给，各选区派其代表到农村购买和运输粮食，并确保以公平的价格分配粮食。

必须记住，这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活动不是由专业的官僚承担的，而是绝大部分由普通的店主和手工业者承担。大部分选区责任是在工作时间之后，在选区成员的空闲时间内履行的。各选区的人民大会通常在晚上在附近的教堂举行。大会通常对附近的所有成年人开放。在紧急情况下，大会会议每天举行；在50名成员的要求下，可以召开特别会议。大多数行政责任由委员会履行，但人民大会制定了各选区的所有政策，审查和通过所有委员会的工作，并随意更换委员。

四十八个选区通过巴黎公社，即首都的市政议会进行协调。当紧急情况出现时，各选区经常通过临时代表直接与对方合作。这种自下而上的合作形式从未凝结成一种永久的关系。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公社从未成为一个霸道的、僵化的机构；它几乎随着每一个重要的政治紧急情况而改变，它的稳定性、形式和功能主要取决于各选区的意愿。例如，在1792年8月10日起义的前几天，各选区只是暂停了旧的市政议会，监禁了巴黎市长佩蒂翁（Petion），并由其起义专员接管了公社的所有权力和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9个月后，当吉伦特派的代表被逐出国民公会（Convention）时，几乎采用了同样的程序，不同的是，公社和巴黎市长巴什（Pache）同意了激进选区的起义（在一些劝说性的"姿态"之后）。

雅各宾派在依靠各选区来巩固他们对国民公会的控制之后，开始依靠国民公会来摧毁这些选区。1793年9月，国民公会将各选区的大会限制在每周两次；三个月后，各选区被剥夺了选举治安官的权利，并被剥夺了组织救济工作的作用。雅各宾派在1793年和1794年之间对法国进行的全面集权，选区对警察的控制权被剥夺，其行政责任被置于受薪官僚的手中。到1794年1月，各选区的活力已经被彻底削弱了。正如米什莱（Michelet）所观察到的："各选区的常规大会已经死了，它们的所有权力都转给了它们的革命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本身不再是选举产生的机构，而只是由当局提名的官员组成的团体，它们也没有什么活力。”这些选区已经被他们在国民公会中扶植起来的革命领导人颠覆了。当轮到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圣茹斯特（Saint-Just）和勒巴斯（Lebas）向各选区呼吁反对国民公会的时候，大多数人几乎没有为他们做任何事情。事实上，革命的格拉威利（Gravilliers）选区——在1793年曾如此热切地支持雅克·鲁克斯（Jacques Roux）和忿激派（enragés）的人们——报复性地将他们的武器交给了热月党人，并向罗伯斯庇尔派——雅各宾派领导人进军，这些人在几个月前曾迫使鲁克斯自杀并将左派的代言人送上断头台。

从"这里"到"那里"

破坏古典雅典和革命巴黎的大会的因素不需要太多讨论。在这两种情况下，大会的组织方式不仅从外部被打破，而且从内部被打破——阶级对立的发展。没有任何形式，无论设计得多么巧妙，都能克服特定社会的内容。由于缺乏物质资源、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来克服阶级对立，雅典和巴黎只能暂时实现自由形式的近似形态，而且仅仅是去应对更严重的社会衰败的威胁。雅典坚持了几个世纪的公民大会，主要是因为政治仍然保留着与部落组织形式的活生生的联系；巴黎在几年的时间里发展了它的选区组织模式，主要是因为无套裤汉被罕见的幸运情况们的结合，陡然地推到了革命的顶端。公民大会和选区都被它们所要控制的条件——财产、阶级对立和剥削——所削弱，但它们却没有能力消除这些条件。它们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考虑到它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和必须克服的巨大障碍，它们至少生效了。

必须记住，雅典和巴黎是大城市，而不是农民的村庄；事实上，按照他们那个时代的标准，他们是复合的、极其复杂的城市中心。雅典有超过25万的人口，巴黎有超过70万的人口。这两个城市都参与了全球贸易；都被复杂的物流问题所困扰；都有大量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只有通过相当精心设计的公共行政系统才能满足。虽然每个城市的人口都只有今天的纽约或伦敦的一小部分，但它们在这方面的优势却被它们极其简陋的通信和运输系统，以及至少在巴黎的大会成员需要把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体力劳动所抵消了。巴黎和雅典一样，都是由业余人员管理的：由那些在数年内利用业余时间负责管理一个正在发生革命的城市的人。他们进行革命，组织占领，并最终维持革命以抵御国内的反革命和国外的入侵的主要手段，是附近的公共大会。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大会和它们产生的委员会效率低下或技术上不称职。相反，它们唤醒了民众的主动性、行动的坚决性和革命的目的感，这是任何一个专业的官僚机构，无论它的主张多么激进，都无法企及的。事实上，值得强调的是，雅典创立了西方的哲学、数学、戏剧、历史学和艺术，而革命的巴黎对当时的文化和西方世界的政治思想的贡献超过了其份额。这些成就的舞台不是围绕着官僚机构的传统国家，而是一个无中介关系的系统，一个由公共大会组织的面对面的民主。

选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大城市和从中央集权的政治国家向潜在的去中心化社会的革命过渡时期的大会组织的粗略模式。公民大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去中心化社会中大会组织的粗略模式。"模式（model）"这个词是特意使用的。公民大会和选区是生活经验，而不是理论上的愿景。但正因为如此，它们在实践中验证了许多安那其主义的理论推测，而这些推测往往被斥为"空想"和"不切实际"。

消除产权社会、阶级统治、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目标与历史上出现的财产、阶级和国家一样古老。一开始，反叛者可以向后看，看氏族、部落和联盟；那还是一个过去比未来更近在咫尺的时代。然后，除了"黄金时代"或"伊甸园"的挥之不去的梦想之外，过去完全从人类的视野和记忆中退去。在这一点上，解放的概念本身变成了推测和理论，而且像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愿景一样，其内容渗透着当前的社会材料。

在设想现有社会的彻底解体时，我们无法摆脱权力的问题——无论是对我们自己生活的权力，还是"夺取权力"，或是权力的消亡。在从现在到未来，从"这里"到"那里"，我们必须问：什么是权力？它在什么条件下会被消除？它的消亡又意味着什么？自由的形式，社会生活的非中介关系，是如何从一个国家化的社会，其不自由的状态达到了荒谬的地步——为了统治而统治——中出现的？

我们从历史事实开始，几乎所有的重大革命动荡都是自发开始的：看看1789年7月攻占巴士底狱之前的三天"混乱"，导致1871年巴黎公社的蒙马特高地的炮兵防御，1917年2月彼得格勒著名的"五天"，1936年7月巴塞罗那的起义，1956年接管布达佩斯和驱逐俄罗斯军队。几乎所有的伟大革命都来自于下面，来自于"群众"的分子运动，来自于他们的逐步个体化和他们的爆发——这种爆发一贯让专制的"革命者"完全措手不及。

如此设想的自由，不能作为"革命"的"最终产品"而"交付"给个人——这个“革命”更不能是被专制和权力的外衣所催眠的社会庸人所实现的"革命"。大会和社区不能通过立法或命令的形式存在。当然，一个革命团体可以有目的、有意识地寻求促进这些形式的产生；但如果不允许大会和社区有机地出现，如果它们的成长不是由工作中的社会进程所鼓动、发展和成熟，它们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人民的形式。大会和社区必须从革命进程本身中产生；事实上，革命进程必须是大会和社区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权力的破坏。大会和社区必须成为"战斗语言（fighting words）"，而不是遥远的灵丹妙药。它们必须作为反对现有社会的斗争模式来创造，而不是作为理论或纲领性的抽象物。

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未来的街区、邻里或地区的人民大会——即将到来的革命选区——站在更高的社会层面上，而不是今天所有以最响亮的"革命"头衔装饰的委员会、工团、政党和俱乐部。它们将是资本主义社会腐烂的躯体中的乌托邦的核心。他们将在礼堂、剧院、庭院、大厅、公园以及——像他们的先驱，1793年的选区那样——在教堂里举行会议，他们将成为去大众化（demassification）的舞台，因为革命进程的本质是人们作为个体行动。

在这一点上，大会可能不仅面临着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著名的"二重权力（dual power）"问题——而且面临着初生国家的危险。像巴黎选区一样，它不仅要与国民公会作斗争，还要与创造中介社会形式的趋势作斗争。工厂委员会几乎肯定会成为接管工业的形式，必须由工厂的工人大会直接管理。同样地，邻里委员会等议会必须完全扎根于邻里大会。他们必须在每一点上对大会负责；他们和他们的工作必须接受大会的持续审查；最后，他们的成员必须准备好被大会立即召回。简而言之，社会的重心必须转移到它的根本上——永久性大会的武装人民。

只要大会的舞台是现代资本主义城市，革命就面临着一个难以控制的环境。资本主义城市，就其性质和结构而言，助长了集中化、大规模化和操纵化。无机、巨大、像工厂一样组织起来，城市倾向于抑制一个有机的、全面的社区的发展。在其作为通用溶剂的角色中，大会必须尝试溶解城市本身。

我们可以设想年轻人更新社会生活，就像他们更新人类物种一样。离开城市，他们开始建立核心生态社区，而老年人则越来越多地去修复。大量的资源被调动起来供他们使用；仔细的生态调查和建议由最有能力和想象力的人提供给他们。现代城市开始萎缩，收缩和消失，就像它千年前的古老祖先一样。在新的、全面的生态社区中，大会找到了它的真实环境和真正的庇护所。形式和内容现在完全一致。从"这里"到"那里"，从选区到公民大会，从城市到社区的旅程已经完成。工厂不再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它现在成为社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再是一个工厂。工厂在社区中的溶解，完成了财产、阶级，尤其是中介社会在新城邦中的最后残余的溶解。现在，人类生活的真正戏剧可以在其所有的美丽、和谐、创造性和欢乐中展开。

插图 / 盖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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