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关键词|党史系列（十）：为何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转折点

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非常必要

1934年4月，中央苏区重镇门户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经不大可能。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这其中，李德是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在“三人团”中负责军事指挥。

当时，“三人团”没有作出战略方针转变的决断，即使是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也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他们对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于是，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带着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成了庞大而累赘的一支队伍，导致部队行动迟缓，对行军打仗极为不利。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也挽救了中国革命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按照会前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意见，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随后，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问题，并指明了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王稼祥由于受伤严重，本来可不参加会议，但还是坚持参加了会议，是坐在躺椅上被抬来的。他只讲了三句话：同意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发言；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的人来指挥；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朱德、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赞成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正确意见。

可以说，在历史危急关头，遵义会议的召开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奠定了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先河，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视察指导，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时强调，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总书记指出：“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这个简称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