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非典”引发的哲学与文化的反思

随着疫情的控制，2003年春夏之交引发了全国性恐慌与危机的“非典”，正在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无疑，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与各行各界一起，对于全民救治非典投入了自己的关怀，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面对“后非典”时期来临的阶段上，来谈论人文学科如何“面对”非典，显然已经不再是要求人文学科如何“当下地”为救治非典疫情献策出力；事实上，人文学科在整体上对于社会的意义，本来也不在于对于某种突发的自然灾疫提供直接的对策（当然此次非典造成的灾害不完全是自然原因），而在于在学术研究的同时，长远地促进社会的进步、价值的稳定、文化的发展、精神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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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此次非典爆发行将过去之后，我们人文学者亟需就此次危机事件所暴露的深层次的文化、社会议题加以反思，以促进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健康发展。以下我就这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的认识。

01

重新认识人道主义与人本主义的重要性

在非典爆发的时期，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本然生命面对非典病毒，在这里，人与人的社会差别，如政治立场、宗教信仰、教育水平、财富差距都变得不重要甚至没有意义，非典病毒的传染不考虑社会的差别甚至种族差别，人的一切社会符号在非典感染面前已经变得没有意义。

虽然，社会回复常态以后，所有社会符号会恢复其意义，但“非典”带来的生命危机确实以极端的方式逼显出，什么是人的本然的存在，什么是人的本然生命，揭示出了人在本然生命上的平等。在这个意义上说，非典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点醒包裹在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之中的习惯思维，它告诉我们：“人的生命和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

在这个意义上，非典的爆发对于人文学科的反思富于哲学的启发意义。如在我国现行的哲学体系中，重视“物”，而始终未能突出“人”的地位，关怀人的价值立场往往得不到主流哲学的辩护，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不能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非典将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在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从而理解“人”的问题应当始终是哲学的第一要义。又如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病疫曾数次夺取成千万人的生命，病疫对人类的破坏大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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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史学领域，我国出版的世界通史中，完全找不到有关大病大疫及其危害人类的记述，暴露出我们史学观念中“人本主义”的缺乏。在非典之后，我们期待着，突出“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潮将能在人文学科中成为主导的观念。

02

深刻体会现代化与全球化的生存方式

所谓“人的本然生命”是赤裸裸的，是我们抽象掉人的一切社会文化符号后得到的一个哲学认识，它被定义为一种本体的存在。而现实中的生命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和表达，这些历史条件既构成了对生命的具体制约，也造就了生命现实化的平台，构成为我们的基本生存方式。

什么是我们当下的生存方式？目前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时代环境，这个时代环境的一大特点是，高速、巨模的“流动”、“交往”成为时代标志和生活经验，人力、文化、资本、商品更密切、更加速地在每个社会并进而在全球中流动和交往，成为这个时代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疫病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而可能大规模爆发，频繁爆发，正从一个特定方面显示出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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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上来说，我们以往强调生产方式的重要，而相对忽视“生存方式”，忽视生存方式对于上层建筑的“基础”作用，这是非典之后我们应当重新认识的。应当说，人们的一定的生存方式要求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明及其他行政制度，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如政治文化、行政文化。

在当今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信息的开放和自由交流，既是实然，也是应然，既是我们生活的现实，也是我们基于现代生存方式而产生的基本要求。我们要依据现代化与全球化下的生存方式来重新理解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破除旧的不适应现代生存方式的各种习惯性观念。

03

改革开放是未完成的计划

哲学上的“以人为本”，表现在制度文化上就是要体现“以民为本”。这次非典成灾中的人为因素，突出地表现出我国当前新闻制度与行政制度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问题。

在制度文化的理念上，最根本的是“向谁负责”的问题。“为人民服务”和“三个代表”在理论上都已表明“向人民负责”是政治与行政管理的基本价值，但是，如何从制度上落实和保证“向人民负责”，而不是向领导机关负责，是改变“报喜不报忧”的行政运作心态和“只准报喜不准报忧”的新闻管理心态的根本途径。这次处置非典爆发中的行政失误突出地暴露了我国现行制度中的缺陷，必须下决心加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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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似乎慢慢成了历史名词，似乎改革开放只是建立市场经济，只是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这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改革意识的深化。我们应当由此次非典暴露的问题所引起的改革呼声为契机，扩大新闻和行政改革的社会基础，把改革开放全方位地加以推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长治久安作出新时代条件下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