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由的灵魂，只顾徜徉在自己痴迷的王国里，他的视线超越了人间烟火，那些在他眼里都是过眼云烟。
但是，生活始终都在。父母亲人，家长里短，千缠百绕的牵挂惦念。你不理他，他会缠你。
既然不忍让卓越的才华被那些扯不断理还乱的平凡琐碎所牵绊，那么，帮他卸下身上所有的禁锢，放他飞翔，担当起本该他承担的一切。
你，别无选择！因为，你们是一家人！
——写给我自己的话
我敢说，全世界也找不出与我和我哥哥同名的人。
我出生在1966年。在那个红色的年代，父母往往给女孩子起名叫红，华，梅……，男孩子则往往叫兵，军，刚……，都带着那个时代的浓厚烙印。
我和我哥哥的名字却大相径庭。哥哥叫张益唐，我叫张盈唐，字面和读音上非常相像的两个名字，都出自我那才华横溢的爸爸。爸爸姓张，妈妈姓唐，哥哥名字中的“益”与“一”谐音，寓意这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也暗含了父母希望这个孩子长大后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我是家里第二个孩子，爸爸妈妈认为两个孩子足够了，“盈”寓意着满足。还有父母的朋友的诠释：“你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就是你爸爸笑盈盈地看着你妈妈”，一句话把我家的生活日常勾勒得淋漓尽致。
我出身在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爸爸妈妈都在通信行业从事科研工作。哥哥比我大十一岁。我一直很不理解，父母生我哥哥的时候，还是二十五岁正当年，却为什么又在长长的十一年后，在当时已经算是高龄的三十六岁，生下我这个女儿。直到现在，我才后知后觉地感觉到，也许冥冥中父母早已料到，一个注定要为事业献身的儿子，是不能指望他在父母身边扇枕温衾的，所以他们要有一个女儿来承欢膝下。
我的哥哥张益唐，从小就是个数学天才。为追求他心目中的数学之美，他默默耕耘三十年之久。在美国历经坎坷曲折，倾尽一生最好的年华，痴心不改。终于，在孪生素数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首次成功证明了弱版本的孪生素数猜想。其证明存在无穷多对素数相差都小于7000万的论文《Bounded gaps between primes》，在2013 年的5月被世界最权威的数学杂志《数学年刊》接受，《数学年刊》审稿人高度评价说：“这项研究是第一流的，作者成功证明了一个关于素数分布的里程碑式的定理。”因此，我哥哥的成就被誉为“敲开了世纪数学猜想的大门”，“是中国人有史以来在数学领域对世界的最大贡献”。随之，大小奖项扑面而来。

哥哥的研究成就，给了科学界一个巨大的惊喜。一个一直默默无闻，根本不被数学界知晓的普通教师，在沉寂多年后，突然取得了轰动世界的大成就，全球科学界震惊了，华人圈更震惊了。各种媒体，报道纷纷去探究他这么多年的生活历程。于是，少儿时代数学小天才的故事；北大校友对数学学霸的回忆；普渡求学期间的艰辛与倔强；找不到工作的几年在清贫中的坚定和坚守；一个普通数学老师的职业操守与教学生涯；朋友花园里的灵光闪现和豁然开朗；直到孪生素数猜想证明的诞生……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串起了数学家坎坷的经历和曲折的人生，迎合了一切传奇所需要的元素。

当2013年的5月，有亲戚把哥哥的新闻传到我耳中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在我的心里早已认定，我的哥哥，注定会为他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数学而倾其所有，穷其毕生。而我知道，从古到今，为数学献身者千千万万，但是真能登上数学顶峰的人却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会奋斗终身却一无所获，默默无闻，甚至穷困潦倒地度过一生。我和妈妈已经坦然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既然哥哥这么热爱数学，就让他沉醉其中吧，只要他身体健康，生活安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们就放心了。其他的一切，在经历了这么多年揪心的期盼、等待和失落后，我们已经都不指望了。就像有一句话说的：你若安好，我便晴天。
而当我从网上真真切切地了解到，哥哥的确取得了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并非八卦消息的炒作夸大后，我不禁一夜失眠，止不住的泪如雨下。记得我当时在微博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从没有期待过，因此当好消息不期而至时，我的第一反应却是迟钝。九泉之下的老爸，终该欣慰了吧！重病的妈妈，还有精神为此而骄傲吗？万里之外的老哥，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啊！即使是我，回首20多年的艰辛和隐忍，也止不住的潸然泪下！Congratulations, My dear brother! Congratulations, My family!”
每一个人的身后，都有一个家。因此我始终以为，每一个人的奋斗都不是孤单的。在你觉得最孤独无助，觉得全世界都抛弃了你的时候，其实还会有两双关心和关爱的眼睛始终在注视着你，那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无论他们在哪里。
如今，一切都归于平静，宛如一曲清歌，如烟飘逝。我的哥哥，已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可以更加自如地徜徉在他热爱的数学天地。我们至亲至爱的爸爸妈妈，都已长眠在故乡苏州的凤凰山下。只有我，虽然一直不忍回视，不想落泪，但终究还是硬逼着自己，去回望那过去近三十年的思念与亲情。让一个女儿，告慰天堂里的爸爸妈妈，你们为世界贡献了一个值得骄傲的儿子，一切的惦念担心都有了答案，你们可以安心了；让一个妹妹，告诉哥哥，你有一个多么爱你的家，你今天的成功里，他们的牵挂和承受，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
一位历经坎坷的数学家，背后一个普通的家，一双把对儿子的爱揉进生命中的父母。他们，共同谱出父爱如山，母爱似海的清歌一曲。
亲情与爱，是我要为哥哥传奇的人生故事中，增加的一抹色彩。

一、 小时候，记忆中的家

我说的小时候，一直从我有记忆起，到我高中毕业，我哥哥出国那年。——1985年。其实不算小了！
因为那是我最无忧无虑的时光。虽然家里也遇到各种困难，坎坷，但是，那是大人的事情，与我这个最小的女儿无关。那时候我的脑子里，只负责存放我自己的各种幼稚而又浪漫的小女生心思，家里的大小事情，是不用我费心的。
现在回首看看，那真是无忧无虑的小时候啊！
印象中，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爸爸在操心。说我名字的另一个含义是：“爸爸笑盈盈地看着妈妈”，其实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它生动地再现了我家当时的生活场景。我的妈妈身体一直不好，除了喜欢做菜，包揽了家里主要的做饭任务之外，其他大小事情都是爸爸在照顾。而我的爸爸宽容，大度，幽默，细心，多才多艺，无所不能。他操持着家里的一切大事小事，小到柴米油盐，阳台上的花，窗台上的灰尘；大到老妈的身体，哥哥的学业，我的功课，一切尽在他的操心之中。
我的爸爸妈妈，也算得那个时代的有为青年了。他们都是建国以前入党的老党员，尤其我爸爸，还曾以年轻的19岁地下党员的身份，参加过解放上海保护电台的斗争。解放后，为了支持首都北京的建设，在上海邮电管理局工作的这对年轻人离开故乡亲朋，只身来到北京，投身到国家的邮电事业中。和当时大批年轻忠诚的布尔什维克一样，他们把祖国的建设看得高于一切，襁褓中的儿子被托付给上海的妈妈，两个好强的人废寝忘食地扑在工作上。当日常工作走上正轨时，一对年轻夫妻又不甘平庸，先后分别考上了清华大学和北京邮电学院。大学毕业后，爸爸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留在清华无线电系当了老师，妈妈回到邮电部工作。直到我出生那年，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那个年轻而又美满幸福的家，和当时中国的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被席卷进文革的滚滚热浪中。

爸爸因为解放前地下党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叛徒特务，和清华大学众多教授们一起，被发配到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那是一个血吸虫病泛滥成灾，当地农民都望而却步的地方。不久，妈妈也接到通知到湖北干校下放。单枪匹马的妈妈很要强也很能干，先是把全家的家具打包送进了邮电部的仓库，上交了家门钥匙，然后一手抱着我，一手牵着哥哥登上了火车。先把我送到上海的外婆家，后带着14岁的哥哥到了湖北干校，在那里哥哥度过了他本该黄金的中学时代。后来又独自回到北京当上了工人。而我一直寄居在上海外婆家直到74年随爸爸妈妈回京。最艰难的几年中，我们家四个人，分别生活在北京、上海、江西和湖北四个地方。可想当时父母身在农场干校，对我们这对小儿女的牵肠挂肚。

五七干校

74年回到北京，刚开始全家团聚的生活，但却好景不长，76年的一场唐山大地震又引起上海外婆的担心。一次次来信来电，把我和多病的妈妈召回上海。一年多以后我和妈妈才又回到北京，全家人终于安定了下来。

文革后全家在北京团聚的几年是我们家最幸福的几年。爸爸妈妈和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想法一样，为了把文革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而拼命工作。哥哥在北京制锁厂当工人，把所有的业余时间花在了他钟爱的数学上。我从小学生到中学生，轻轻松松地上学，快快乐乐地享受着来自父母兄长的溺爱。
1978年哥哥考上北京大学，离开家去学校住校时，我还在上小学。1985年哥哥离开北大到美国留学，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

北大数学系78级30年聚首

汤涛院士的文章标题

妈妈总说，咱们全家在一起的那几年是最幸福的几年，可惜时间太短了。我算了算，不到10年的幸福光阴。

二、 哥哥印象

在我从小的记忆中，哥哥和我，根本就不是同一代人。
我小时候和哥哥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3岁那年，我被妈妈送到了上海外婆家。这之前虽然和哥哥在一起生活过一年，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还是从刚到上海那天的淅淅小雨开始的。
上海的亲戚们告诉了我很多哥哥的童年往事。我外婆家是上海的一个工人大家庭。妈妈是老大，我还有两个舅舅，两个阿姨。最小的小阿姨比我哥也就大个五、六岁，所以哥哥的童年基本上是和我的小舅舅、小阿姨们一起摸爬滚打过来的。
虽然长着一个智慧的大脑袋，但是在调皮淘气方面，哥哥绝对比不上那些上海小孩，而且他年龄还是小，所以基本上就是跟着大孩子屁股后面乱跑乱跳。这时候，我那外婆就会颠着小脚在后面使劲追，嘴里嚷着：宝宝，宝宝（哥哥的小名），别跟着他们乱跑，小心摔！你们几个孩子，不许欺负宝宝！然后一把搂过我哥哥，像老母鸡护犊子那样搂进怀里。时间长了，大家就说，外婆是我哥的“保护阳伞”。哥哥对外婆的感情也最深。妈妈去世后我们一起整理妈妈的遗物，他把外婆留下的一对耳环珍藏起来带回了美国。

工人家庭没有那么好的学习环境满足哥哥强烈的求知欲。几个舅舅阿姨的学校读本，几本《十万个为什么》很快就被哥哥翻烂了，当大孩子们学习成绩不好时，哥哥还能煞有其事地给他们补课。很快，这些都满足不了哥哥探索知识的欲望，他很快盯上了大舅舅的一个好朋友，姚先生。
姚先生是个数学老师，每次来我家做客，哥哥就缠着他问这问那，甚至不让他和舅舅聊天，小小的年纪就开始和他讨论起高等数学。大舅舅有个经典的段子，时不时拿出来调侃一番。叫做“舅舅大喜之日，外甥大哭一场”。讲的是在我大舅舅的婚礼上，按家里的习俗小孩子要单独坐一桌。但我这个倔强的哥哥一定要和姚先生坐在一起请教数学问题。大人不同意，他就在舅舅的婚礼上大哭了一场，生生搅乱了一场喜事。
大一点的时候哥哥被接回北京，那时我们家住在清华园里。校园里满是满腹经纶的学者教授。哥哥如鱼得水，到处问大人问题。慢慢的这个奇怪的小孩子在清华园就有了点小名气。再后来，跟着妈妈到了湖北干校，他还是到处问问题，好在干校里的知识分子多，大家也都喜欢这个小小年纪脑子里却装满了高深知识的孩子。所以哥哥基本没有上过中学，而他的那些知识，都是自己自学来的。
1974年回到北京后，妈妈被爸 爸在文革中的遭遇吓怕了，坚决不同意他再回清华大学当老师。因此，爸爸又调回了邮电部，和妈妈一起，在邮电部传输研究所工作。初回北京，父母单位分给我家的房子是分开的两个单间。我还小，所以和爸妈住在一间，哥哥住在单独的另外一间。年少的我，只记得哥哥的工作总是三班倒，剩下的时间也都窝在他那个小房间中捣鼓他的数学，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看到他。自然，大我十一岁的他，也是不屑与我这个小毛孩子多说话的。
后来搬到传输所的后院宿舍，房间大了点，但还是分开在同一幢楼不同单元的两个单间。哥哥继续把下班后的所有时间献给他的数学，他喜欢他的小屋，安静不受干扰；他宝贝他的时间，除了吃饭时间外，最多也就是逗逗我们几个小孩子玩，一会儿就不见人影了。
其实对哥哥的印象，更多的来自于妈妈。我一向知道，在家里爸爸更多喜欢我一些，而妈妈，就简直是太偏爱她的儿子了。在妈妈的口中，我总是那个贪玩，爱看电视，爱读小说，就是不努力学习的孩子，她总是要求我向哥哥学习。“你看你哥，从来不看电视。一心钻研学习。再看看你，总是坐不住，总想着出去玩。”这是我妈妈的老生常谈了。我不服气，谁也不可能整天像我哥哥那样学习啊！同时我也不在乎，只要有我爸爸喜欢我就行了。
当然，哥哥对妈妈也一直很孝顺。有时候妈妈生病上医院，他会背着妈妈跑上跑下。记得我们家有几年住在复兴门的12层高楼，那时的电梯到晚上11:00就停运了，有几次回家晚没有赶上电梯，哥哥就一直背着妈妈爬了12层楼。
印象最深的是哥哥报考大学。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哥哥的政治考试成绩不够，没有上成理想的大学。1978年，又到了大学报考的时间。我这倔强的哥哥，却不愿报考北京大学的数学系了，他要直接报考另一所大学的数学系研究生。
我妈妈的一贯思想是学习要循序渐进，扎实基础。记得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靠着小聪明学习成绩还不错，老师几次建议我跳级，都被妈妈果断地反对掉了。到了我哥哥这里，一个连中学都几乎没有上过的人，居然想直接跳过大学，读研究生，妈妈觉得这知识学的太不扎实了。反对是肯定的，难就难在妈妈和哥哥，骨子里都是很倔的人，两个人都不肯让步，终于大吵了起来，这是我记忆中家里爆发的第一次大吵。即便好脾气的爸爸在旁再三调解，也无济于事。
问题的解决是妈妈拿出了杀手锏，她病了！
从小，爸爸就用他的身体力行，告诉我和哥哥，妈妈身体不好，我们都要照顾她，让着她。这一次，妈妈可能真的是急火攻心，一下子倒在床上起不来了。嘴里喃喃着：“我被你气死了，我病了，我不行了，我得上医院了”。
一看这架势，我们三个人都慌了。急急忙忙要扶妈妈去医院。然而妈妈又说：“不行，你不答应报北大，我就不去医院。”
面对妈妈的病，倔强的哥哥终于败下阵来，答应了妈妈。于是，神奇般的，妈妈的病不治而愈。
我有时候想，今天的北大，以有一位名叫张益唐的校友为荣。其实他们，还有我哥哥，都应该感谢我的妈妈，如果没有我妈妈对北大至始至终的敬仰和坚持，没有哥哥对妈妈的孝顺，很有可能，哥哥就与北大失之交臂了。
一直以为我家是爸爸更喜欢我，妈妈更喜欢哥哥。直到去年，我在搬家的时候翻出了妈妈一直保存着的爸爸的日记。我读的时候很好奇，想知道在我的孩童时代，我的父母兄长们都在想什么做什么。结果我发现，其实爸爸对我的爱，只是一个大人对小孩子的爱，溺爱和娇宠。而爸爸对哥哥的爱其实更加深沉，那已经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交流和切磋，关注他的学业，关心他的发展，探讨他的未来。做过教师的爸爸，深知自己儿子的数学天赋，但是因为身处那个时代，20多岁的年轻人一心扑在事业和工作上，没有谁会像当今的父母一样去刻意地为孩子设计未来，还有不得不经历的各种政治风雨，他没有过多的时间倾注在儿子的学业上，但他是知道自己儿子的与众不同的。父亲含蓄，他把情感的表露，把与儿子的交流，把对儿子深切的期盼和在他成长过程中一步一步的指点都写在了日记里，我读着爸爸遗留下来的日记，看着他写的或细腻周全或深思熟虑的文字，忍不住热泪盈眶。如果父亲地下有知，知道他的儿子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登上了数学研究的顶峰，他该是多么的欣慰和自豪啊！
而我，有时会懊恼，觉得哥哥和我的年纪差的太多了，没什么共同语言，我这个妹妹体会不到兄长的关怀。直到1984年我上高三的那年，才改变了这个印象。
高三的运动会上我跳高把腿摔了，很严重，只能拄根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几步。正值高考前夕，上学成了负担。那时候哥哥研究生快毕业了，在家里住的时间多一些，于是担负起推着自行车送我上下学的任务，同时帮我复习数学。虽然每次他都会和妈妈吐槽这个妹妹太笨了，但他还是勉为其难地帮我一直复习到高考。那段时间，18岁的我，在懊恼自己受伤影响高考复习的同时，也还有点小确幸，有个哥哥的好处终于显现了。
虽然孩童时的我对哥哥不太关心，但我还是知道哥哥的性格不像我们家人。我的爸爸妈妈，在单位里都是典型的好人缘。爸爸待人随和，幽默开朗，多才多艺，单位上上下下都喜欢和他交往，那时候，家里经常坐着三三两两找爸爸谈工作聊天的人。而我妈妈，就是典型的党员唐大姐了。本来就是研究室支部书记的她，热衷于关心单位同事的工作和生活。我呢，虽然是个性格比较内向的孩子，但还算聪明灵巧，朋友师长们的一致评价是，这姑娘情商挺高。
而我哥哥的性格却是典型的清高自傲，“道不同不相为谋”。哥哥自有他的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聚在他那小屋里侃侃而谈，半天都不出来，那时候，会看出哥哥的兴奋。但是，对于他看不上的人，谈不到一起的话题，或是些家长里短的闲聊，他却一句话回应都没有，转身就走。毫不顾及所谓的礼仪礼貌。常常让爸妈在外人面前觉得尴尬。
而这，确是一位数学大师的真性格。靠着这样不合世俗常规的秉性，我的哥哥才能一路坚持住他的梦想，不屑于物质世界的诱惑，经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与寂寞，走到成功的今天。

三、 爸爸，病中的坚强

从小到大，在我的心目中，爸爸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话。19岁时，他就是上海南翔电讯台唯一的一名地下党员，领导了保护电台迎接上海解放的斗争。因为地下党的经历，文革中他被当成叛徒特务，和清华大学的很多教授走资派一起，被送到江西鲤鱼洲那个血吸虫病高发区劳动改造了好几年，手上一直留有肝掌的红色斑块。但是文革一过，他就无怨无悔、废寝忘食地投入到工作中，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他是中国第一批研究移动通信的专家，是他们那代人把当时国外最先进的移动技术引进到中国，中国的移动通信事业蓬蓬勃勃发展至今，爸爸也算得奠基人之一了。后来中国移动通信大发展时期很多叱咤风云的技术精英，都曾是爸爸的下属或学生。工作上，我眼见周围的叔叔阿姨们对他的敬重和佩服，我知道爸爸以自己的学识和钻研奠定了在事业上的权威；生活中，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的一切柴米油盐，大事小事，都是爸爸在张罗忙活。至今，我都无比羡慕我的妈妈，能有这样一个坚实的依靠。然后，他还写得一笔好字，舒展典雅的隶书像极了他沉静淡泊的性格。他喜爱中国的古代文学，唐诗宋词都造诣非浅，《稼轩长短句》和《白香词谱》两卷册子在他深受病痛折磨的日子里一直伴随在他的床头。他幽默诙谐，满腹经纶冒出一二，就会吸引住四邻老小。甚至，他还有闲暇时间和心情去为隔壁一个爱美的阿姨做条花裙子。

1969年，清华大学在鲤鱼洲创办试验农场（后称江西分校）

我总在想，哥哥也算是我家的奇才了，但他的聪明和天赋，绝对应该来自爸爸的遗传。哥哥的成果出来后，很多人都很佩服他，一个埋头数字的数学家却对文学、音乐等有着如此深的造诣与喜爱，只有我知道，那是因为我们从小浸染在爸爸营造的氛围中。我们兄妹俩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把爸爸一手漂亮的隶书继承下来。
多少年后，当我看到张艺谋的电影《归来》中陈道明演的陆焉识，身上那种荣辱不惊的隐忍、巧手体贴的平和，却掩盖不住内心的满腹才华和铮铮傲骨，那眼神那气质让我立刻想起了我的爸爸。那样一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淀与从容。
在全家人的心中，爸爸都是一棵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给我们支撑依靠。
当爸爸突然病了，我才知道，家里的大树倒了；而我，必须马上长成那颗大树。
一切的改变开始于 27年前的那个夏天。那时候，哥哥在美国留学已经5年了，而我，大学毕业不久，一门心思想和哥哥一样出国留学。
那个夏天，报了一个业余的外 语培训班，计划考托福。记得那天下课后还和同学一起跑到北师大旁边的蓟门烟树去疯玩，晚上回到家时已经半夜了，却见爸爸铁青着脸在家里坐着，见我回来，很生气地问我知不知道几点了，为什么这么晚回家，还记不记得明天一早要陪他上医院。我有点心虚，为自己的贪玩，为爸爸从来没有这么严厉地批评过我。也有点委屈，我觉得晚点回家并不影响第二天陪爸爸到医院看病啊，其实我根本就没把上医院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在我的印象中，爸爸的身体超好，多少年也没个感冒发烧的，他怎么可能生病呢？
但是第二天和爸爸一起到了肿瘤医院，找到已经联系好的一位专家，做了很多检查，我才懵懵懂懂地知道，爸爸的病很重。食管癌，必须马上手术。
但即使如此，我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病的严重性，没有意识到这将给我亲爱的爸爸，给我们的家，和我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变化。当时才20来岁的我，心里对“癌症”这个词实在是没有什么概念。爸爸在医院里跑来跑去，做住院登记，和医生商量手术的时间。而我，只是傻傻地跟在后面，什么忙也帮不上。
天翻地覆的改变是从三天后的手术开始的。那天的手术，因为妈妈一直身体不好，爸爸不让她到医院陪伴，所以是我和爸爸单位的同事一起在手术室外等候。
早晨八点多推进手术室，大夫预测手术要5、6个小时，让我们耐心等待。然而，不到3个小时，爸爸就被推出了手术室。糊里糊涂的我被叫进医生办公室，却听到了一个天大的噩耗：爸爸的食管癌已经转移，手术切除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又原封不动地合上了。术后大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医生、单位同事和我商量，怕影响爸爸继续治疗的信心，也怕影响多病的妈妈的身体，暂时不告诉他们真实病情，只是说手术很顺利，肿瘤都被切除了。而病情真相和治疗方案，只是我知道。
我点头，眼泪决堤而下。
回到病房，我拼命忍住满眼的泪，强颜欢笑地面对刚从麻醉中醒过来的爸爸，和从家里赶来的妈妈，告诉他们手术很成功，病灶已经清除干净了。爸爸虚弱而欣慰地笑了，我的内心突然涌动起一种心疼，从未有过的，对爸爸的心疼！
27年前要和美国通电话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傍晚时分，我跑到在农业部工作的堂姐那里，用她的办公电话给远在美国的哥哥通了长途。
电话通了，当遥远的“hello”传过来时，我满心的害怕紧张，满腹的委屈心酸，好像都找到了出口，我哭着把爸爸的病情，手术的情况告诉了哥哥，抽泣着叫哥哥“你快回来一趟吧！”
哥哥的沉默让我的情绪也慢慢沉淀下来。他说让我好好照顾爸爸妈妈，说他马上寄钱回来让我给爸爸买药和补品，说他会争取机会回来一趟。
回到病房，我执意让爸爸单位的同事陪妈妈回家，由我留下来陪伴刚手术完的爸爸。

这一夜，爸爸虚弱地时睡时醒。我时而趴在病床边，时而躲到病房的窗旁，任眼泪流了一夜。生命中，爸爸是我最爱，最依赖的人了，我从来以为，他会为我铺设好一切，而我，只需要在爸爸的呵护下快乐生活就行了。却从未想过，爸爸也会生病，也会需要我的照顾。
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爸爸术后，马上开始了放疗。放疗的不良反应，使得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去，虚弱，呕吐，脱发，稍做活动就气喘吁吁，食物难以下咽。我家的大部分亲戚住在上海和江浙一带，北京能够帮上忙的亲戚很少，那时也没有护工。单位同事虽然都很热情，但毕竟不好意思长时间请他们帮忙护理，妈妈的身体又不好，所以往返医院照顾爸爸的任务都落到了我的身上。单位很照顾我，同意我请假一段时间。我每天的行程是固定的，一早带着妈妈在家精心做好的饭菜，辗转几趟公交车到位于北京东南边的肿瘤医院，晚上，再回到位于西北边的家。
每天这样往返跑着，我的心里却充满了惶恐。20来岁的我，从来没有为家里的什么事情操过心，现在，爸爸的病像一座大山压在我的身上，医生三天两头告诫我这种危险那种可能，我却不能对自己的爸妈吐露实情，还要编出各种好消息去安慰他们。尤其是看到躺在病床上的爸爸，原来结实强壮的身体，一天天变的虚弱，我心疼的要命，却还要在他们面前强作欢颜，连哭都要偷偷找个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每天晚上，当爸爸催着我快回家时，我都是百般的不舍。看医院里别的病人，家里有亲人白天黑夜轮番护理，而我，就一个人，晚上没人照顾爸爸，万一有点事情可怎么办？可是，爸爸惦记独自在家的妈妈，怕她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或生病，每晚一定要我早早回家。
我急切地盼着，哥哥快回来吧，有哥哥在，我就有了依靠，一切就有了担当。
但是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哥哥的答复和第一次没什么两样。让我好好照顾爸爸妈妈，说他会多寄点钱回来让我给爸爸买药和补品，说他争取机会回来一趟。摸棱两可的回答让我听不懂他的真正意思。慢慢地我心凉了，我发现我真的不了解哥哥。我不知道，自己最亲的亲人病重，他为什么就不能回来一趟呢？什么事情比爸爸生病更重要呢？
来探望的同事朋友也每到必问，哥哥知道了吗？哥哥什么时候回来？我和妈妈无言以答，只好含糊：快了，快了……
慢慢的，我开始有点怨恨起哥哥来。
这时，病中的爸爸向我展示了他的豁达，他的乐观，他的坚强。
病情稍好一些，爸爸又担起当家作主的角色。他安慰妈妈和我，从不向我们抱怨他的病痛，反而时不时用风趣和幽默来减缓我们心中的压力。他镇定地为自己安排治疗方案。在朋友亲人的热心帮助下，他从肿瘤医院出院后，又先后到中日友好医院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化疗，到解放军304医院接受当时最新的一种生物疗法。治疗期间，他向病友学会了郭林气功，每天到家后面的小树林锻炼。虽然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说话时的气喘越来越厉害，但根本见不到他叹气发愁的时候。他向我们传递的，从来都是他的身体越来越好的信息。
他一刻都没有忘记他的工作，病前他刚刚出版了一本书《移动通信》，由于反响热烈，出版社邀请他出第二版。他就在病床上反复改稿，和同事、编辑讨论修订，使那本书很快就得以再印出版。病稍好一些，出院后他马上又回到了工作岗位，那时候他是电信技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的领导，他忘不了他的学生。
与我和妈妈焦急地盼望哥哥能回国一趟相反，爸爸却安慰我们说，随他吧！他一个人在外的日子不容易，不回来，肯定有他的难处，我们不要给他增加压力。
后来的日子里，爸爸身体稍好的时候，还是会一切如常地给哥哥写信，描述家里的生活，尽量轻描淡写地说起自己的病情，问候哥哥的情况。哥哥也会回信，信很短，只是说自己一切都好，但雷打不动地，会每月附上几百美元的一张支票，是给爸爸买补品的钱。再到后来，哥哥的来信越来越少，通信地址变来变去，电话也找不到他了。我们只是从时间上知道他应该是毕业离开了学校，但是他始终没有告诉我们他去了哪里。联系就这样慢慢地中断了。

张益唐与同行讨论

爸爸和哥哥之间的沟通，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我是那种在爸爸面前，有什么话都要啪啪啪地说出来，然后等着爸爸来给我出主意想办法的孩子，但是哥哥相反，他很少把他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给家里，他更习惯于报喜不报忧，有好消息时就会来信告诉家里，自己遇到难处了，他就不说了，来信也少了。研究不顺利，不肯发表自己认为不完美的论文，与导师关系破裂，毕业拿不到推荐信，没有工作只能打临工，居无定所甚至住在房车上，这些都是我后来从网上知道，但是他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过。他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日子，也正好是爸爸病重的两年。现在的我能体会他当时的举步维艰，还有无法面对家人的落寞，所以他选择了沉默。他的逃避曾经让当时的我很气愤。但是我猜想爸爸能够感受到儿子所处的困境，所以爸爸也选择了沉默。一个病重的父亲，已经没有能力去帮助自己远隔重洋的儿子，那么只能选择不再给他增加负担，只能期待他自己度过难关。
手术打开又关上的时候，医生告诉我，爸爸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但是我那坚强的爸爸，凭借自己的乐观和勇敢，与疾病斗争了两年多。1993年的3月，春天即将到来的日子，才只有63岁的爸爸带着他对妻子的惦念，对儿子的牵挂，和对小女儿的不放心，带着满满的不舍，终于离开了我们。

电视剧《渴望》

1990年到93年，电视剧《渴望》持续热播，我每天傍晚从医院回家的路上，都能听到从家家户户窗口传来的“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的旋律。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旋律。每当听到它，我就会想起陪伴爸爸度过的最后的日子。想起我倚在爸爸身边，对他说：“爸爸，我怕以后对你的回忆，全都是你在病床上的样子”时，爸爸的神情黯然。想起1993年的除夕之夜，妈妈做了几个好菜，我们一起在病房，陪爸爸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吃完饭后，妈妈坚持要我回家，她自己在病房陪爸爸过夜。我一个人，在除夕夜空寂无人的马路上等车，再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呆坐，那种回天无术的孤苦，永远地印刻在我的记忆里。
爸爸是一个深夜走的，第二天，是北京初春一个晴朗的日子。我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却知道，天空再也不是以前的天空了，没有了爸爸的日子，和以前再也不一样了。

爸爸走的时候，我们已经联系不上哥哥了。我不知道，正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苦苦挣扎的哥哥，他能否感受到爸爸越走越远，再也不回头的背影，他能否听到我和妈妈的哭泣和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