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年只看一部电影，我会选它

导演李睿珺。/豆瓣

许多人去到远方，才能更好地理解故乡。李睿珺辗转山西、北京、上海、欧洲，执着于记录的却是故乡人事。

《隐入尘烟》的拍摄地就是他的故乡甘肃张掖花墙子村。他记录乡村，但不像鲁迅那般具有浓郁讽刺和寓言，也不似沈从文描绘怀旧感的乡愁。

他的电影质感朴拙、本分，有回望但不沉湎，有反思而不刻薄，整体叙事如同漫漫黄沙中搀扶前行的乡民，他们被时间和命运摆布，陷入到身不由己的处境，但他们依然在有限的空间里腾挪，一点一点改善属于自己的生活。

《隐入尘烟》的主角是一对村庄里的失语者。一位是患有疾病、身体残疾的贵英，一位是勤劳能干但在村子里没什么地位的光棍有铁（老四）。这部电影仿佛平铺直叙地拍摄了他们生活的切面：被嫌弃、被误解，又携手陪伴彼此，在种麦子、孵小鸡、盖房子等一件件事情中，品味到一嘴生活的甘甜。它是一个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爱情故事，换个角度想，宛如西北乡村版的《爱情神话》。

但另一层面，它又是一个悲凉到令人难受的故事。与土地伴随的农民，一生无法离开土地。当他有机会搬到新的房屋，他脱口而出的问题是：驴怎么办？小猪、小鸡由谁来养？种了麦子的土地又怎么办？

这是一个人用了全部力气适应农耕秩序的故事，但他面对的又是一个农耕秩序走向瓦解的年代，而他已经中年，很难再学习城里人的活法。老四所面对的尴尬，并不只是农民才会有的尴尬，它是一种人与时代浪潮错位下的悲凉。

老四所面对的尴尬是一种人与时代浪潮错位下的悲凉。

看这部电影，需要摒弃一些偏见。比如：两个人为何经常沉默；老四为什么不拒绝献血的要求；贵英与老四为何对苦难选择默默地承受。在接受大学教育、成长于城市的观众看来，这种默默承受似乎是不能理解的，是软弱的、应当被批判的。但是，当我们真正说尊重一个人，首先要看到的就是人的局限以及人在环境中沉浮日久不可能轻易改变的习惯。

所以，当一个创作者认真观察一个人和他的生活，恰恰是因为真实，他才不能把人物变成纯粹正确的道德样板，不能为了迎合观众，就让人物说出他不可能说出的话。老四缺乏社交、朋友不多，他的生活经验由下地干活和保护贵英组成，他不可能像城市知识分子那样说话。

贵英患有疾病，从小承受苦难，很少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她可能对自己的遭遇有一种本能般的敏感，但她的生长环境、她的语言系统，决定她不可能像张爱玲、像丁玲那样表达出来。她就是贵英，如果我们真的尊重她，首先不妨尊重生长环境呈现在她身上的种种无奈。

西北版的《爱情神话》

老四与贵英的爱情是《隐入尘烟》中最动人的部分。衔泥筑巢、用电灯照射孵化小鸡；雨夜出门、抢救盖房的土坯……片中老四与贵英的对话简短而含蓄，淳朴而真挚的情愫却流淌在具体的生活细节里，当电灯穿过纸箱的洞眼，灯光如花朵般洒在墙上，老四摇晃纸箱，让灯光洒在贵英的面庞上，这是属于他们的浪漫，是他们生活中的灵性时刻。

老四摇晃纸箱，让灯光洒在贵英的面庞上。

影片中有一幕简短而动人的对话：老四进城拉东西，归来时，贵英提着手电筒在村头等候，她怕水凉了，把热水瓶子包裹在胸口衣服里。老四说天冷，怪她何必在此久等，贵英说：“水冷了三次。热一回（你）没回来，热一回（你）没回来。”老四接过热水瓶，又握住贵英的手，给她取暖。

在麦秸堆旁，老四用麦粒在贵英手背上印下一朵梅花。贵英用草秆编了一个小毛驴，送给了老四。影片结尾，草叶小毛驴还在老四的手上，可毛驴身上的枝叶已经枯黄。影片中这些小小的细节，增添了生活感，也让人被老四与贵英的爱情所打动。但这不是乌托邦式的爱情，影片没有过度美化两人的关系，当老四让贵英帮忙把麦捆子叉上车，贵英因为身体原因屡次失败时，老四也会责备贵英，甚至说出骂人的话语。

他们其实在互相拯救彼此，让彼此单薄残酷的生活多了一丝值得留恋的理由。

从山沟沟里长大产生的积习，不可避免令他沾染一些乡土社会观念的局限，但他源自于内心善良的关怀与尊重，使他与贵英的关系不是一个单纯的男性拯救女性的故事。他们其实在互相拯救彼此，让彼此单薄残酷的生活多了一丝值得留恋的理由。

贵英去世时，有人对老四说：“你坐一会儿，不要太伤心，你现在房子、粮食都有了，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电影没有在这里戛然而止，而是后面延长了一段叙事，呈现了老四在贵英去世后茫然无措的状态。

他看似得到了更好的生活，可是他生命中最珍惜的部分被上苍收走了，他拥有了一间新的房子，他的日子看起来终于要摆脱贫困的境地。但当他抬头回望，墙上悬挂的却只是沉默的黑白相框，再也没有一双温暖的手牵住他，再也没有一个人捂着热水瓶守在他牵驴车归来的路上。那一刻他才恍惚意识到，什么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什么是他生命中最温暖最快乐的成分，而他已经永远失去了。

除了爱情，《隐入尘烟》内在的主题是时间。人如何与流逝的时间共处，如何面对命运无常，这是电影的潜在主旨。乡土社会的生死很常见，人们的死亡忽然来临，并无戏剧上的精心安排，命运的残酷在于它的随机。

片中贵英之死是争议之处。那么重要的人物，那么潦草地死了，有观众质疑是否过于残酷？从情感上，我希望贵英和老四一直好好的，我害怕看到他们中有人离去，但人世的无常总是事与愿违，贵英之死是一出意外，甚至不必牵强地解释意外背后的必然，无论是贵英之死，还是贵英与老四最初的结合，它们其实都源于意外，而人世间种种遗憾是由一个个意外组成，我们从中谛听上天的玩笑，它嗤笑着人定胜天的念头。

因此，贵英之死，就和整部《隐入尘烟》一样，都是理解一种人生观、命运观的切口。解释太轻，生活太重，艺术的分量在于它坦诚地面对生活本身，它去呈现生活不可解释的部分，而不是急于为生活下一个定论。

《隐入尘烟》的叙事固然有商榷之处，但李睿珺对于此作的耐心、精细也值得被看见。在发表于《人物》杂志的讲述里，他自述为了完成这部作品，他花了一年创作剧本，再用十个月去拍摄。拍摄前，他做了严密的计划，所有的拍摄都是按照植物和动物的真实生长周期而来，例如“麦子是几月份种、树是几月份发芽、候鸟是几月份来、蝌蚪是几月份出现”，这些导演都做了细致的整理。

电影中有一处细节：“贵英在地里一铲，不小心铲掉麦苗，那株麦苗带着谷壳，带着麦粒的形状，下面长着根须。”这个细节在观众看来平平常常，对于拍摄来说却要把日期抓得很细，要准确地拍出那个镜头，那样的麦苗模样，唯有把握住麦子从抽了麦穗到变黄之间的那段时间。

类似的细节，李睿珺都记在剧本里，他是用一个写实主义的思路在构建电影，先用写实营造氛围，令观众感到自然，再在这个氛围里营造诗意，可以是浪漫，可以是伤感，但不能脱离现实，或可概括为“诗意现实主义”。

这部电影的表演之所以那么“真”，是因为除了女主演海清之外，其他演员大部分也是村里本来的人，他们就是从小在花墙子村长大的。比如：“演老四的武仁林是李睿珺的小姨父；运输粮食的老板是他的哥哥；组织大家来开会、献熊猫血的村长是李睿珺的父亲；演贵英嫂子、提醒她去撒尿的，那是他的母亲。电影一开始，喊老四说“你赶紧来啊，穿上你哥的衣服相亲”，那其实是李睿珺的小姨，老四生活中的妻子。”

即便是“外来演员”海清，她为了精准地呈现贵英的状态，也在李睿珺的小姨父家住了10个月，其间挨家挨户拜访村里住户，学习给羊接生、砌墙、扒拉衣服、西北农村女人的说话方式等。影片中，贵英的抖动是借鉴了村子里教她编竹子的大爷；贵英的腿是借鉴了村口小卖部姐姐的妈妈；贵英结婚时穿的红棉袄，是海清在斜对门姐姐家的蛇皮口袋里找出来的。

《隐入尘烟》中海清饰演贵英。

电影中浓墨重彩呈现的“去湿地采土方、盖房子”，这个情节也源自于导演在张掖本土的生活经验。张掖花墙子村在黑河边，河西走廊的灌溉水源使这里拥有大片湿地。因为这些淤泥聚集的土方很细腻，所以当地农民会去那些湿地采土方和砌墙。“最上面的一定带草、杂草啊、野花啊什么的，用这样的土方去砌墙，那个墙就花里胡哨的，所以叫花墙子”（引自李睿珺自述）。

《隐入尘烟》很细腻地呈现了老四造房子的过程，片中有大量这样扎实、本分、源于生活经验的东西。

这种沉稳使得本片流淌着一种“日光流年”般的质感，它在今天很难得，因为今天越来越少人愿意花上一两年雕琢一个乡村故事，愿意为了两个失语的人，为他们不被注意的爱情，投入到一段可能不会有任何回报的努力中。

《隐入尘烟》上映后，我注意到围绕这部影片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认为本片延续了“农民老好人”的叙事，女性再次成为男性叙事的配角。另一种认为这部电影具有不同于传统乡土题材作品的视角，它没有让女性的价值依附在生育和性魅力上。

马有铁与曹贵英的珍贵之处并不在于他们延续了余华《活着》式的“默默承受苦难老好人”叙事，他们的爱情并不建立在物质或生育的基础上，而是基于他们相似的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麦芽、麦粒、燕子、雏鸡、驴等自然之物的敏感和怜惜。

他们在脆弱的麦芽中看见自己，又在自己建造房屋的过程中找到具体的美好。这不是一种乌托邦的叙事，而是两个没有办法的人在艰难生命中的互相守护。

《隐入尘烟》无法被任何一种理论完全概括，它所塑造的人物既不符合乡土叙事的经典样板也不符合女权主义叙事的期待，因为说到底它不是为了诠释理论才有的故事，它就是那样的，那些人就是那样的，李睿珺想拍他看到的甘肃农村，那是他朝夕相处的故乡的模样，但那种对于故乡的回望不是玫瑰色的滤镜，也不是全无反思的对于农民的歌颂。

影片中马有铁在干农活时对于曹贵英的抱怨、同村女性因为曹贵英的身体问题而流露出的嫌弃、乡土社会内部的算计、扯闲话的乡亲们流露出的保守观念等，无不体现出作者对于乡土社会真实性的看见。

他在塑造一对相濡以沫的夫妇时，并没有避讳他们身上不完美的地方，因为那是环境赋予他们的，是他们一生无法洗刷的存在，但他们内心依然有善，他们仍会凭着纯粹的爱、关怀、善心与不忍，去做那些在压抑生活中使人看到光明的事。这就是马有铁与曹贵英的可贵，他们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生活的努力。

所以，即便《隐入尘烟》有一些商榷之处，但它在整体上仍是一部令人佩服的佳作。李睿珺是一位慢工出细活的导演，他试图为日渐失去的存在，留下电影的记录。多年以后，《隐入尘烟》仍会有价值，它的耐心与精准，使它在电影美学之外，同时具备了社会学、知识考古学的价值。

它就是今年华语电影的最大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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