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必被“二舅”刷屏
“衣戈猜想”的二舅突然成为了2000万人的“二舅”。
这条视频爆火所引发的社会讨论也像一锅大杂烩，什么都有，但是你很难说清吃进嘴里的是什么滋味。二舅的出圈是一次精神奥德赛，在飞速的城市化进程当中，我们并没有丢掉那些祖祖辈辈留下来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沉睡，像是苇草的根，深深扎在地里。
凌晨1点打开B站，在热榜第一位的还是UP主“衣戈猜想”发布的那条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5万人在凌晨1点同时观看视频，视频观看量在短短一天内达到1570万次，弹幕达到10万条——这本身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奇观了。
“太遗憾了，真的是太遗憾了”
“衣戈猜想”视频的主角二舅，有着“传奇但平庸”的一生。
“二舅上小学是全校第一，上了初中还是全校第一。全市统考从农村一共收上去三份试卷，其中一份就是二舅的。有一天，二舅发高烧请假回家，隔壁村的医生一天在他屁股上打了四针，二舅就成了残疾。”
充满遗憾的故事从二舅充满希望的少年时代开始，视频里佝偻着、一瘸一拐的二舅的一生配合着UP主的文案缓缓展开。
在残疾之后，二舅学会了做木工，之后他可以自立谋生。为朋友、邻居修理各种物件，经济条件稳定后，还领养孩子，赡养母亲。
二舅不愧是天才，就这么看会了。/视频截图
“衣戈猜想”的文案中这么说：“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二舅正是十八九岁。如果不是当年发烧后的那四针，二舅可能已经考上了大学，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单位分的房子、国家发的退休金，悠游自适，颐养天年。隔壁村一个老头就是这样嘛，当年学习还没二舅好呢。如果是这样，那该有多好啊。二舅一定会成为汪曾祺笔下、父亲汪菊生那样充满闲情野趣的老顽童。
电影《棋王》改编自钟阿城的同名小说。/视频截图
看着眼前的二舅，总让我想起电影《棋王》里的台词：‘他这种奇才啊，只不过是生不逢时。他应该受国家的栽培，名扬天下才对，不应该弄到这么落魄可怜。’
太遗憾了，真的是太遗憾了。”
二舅这种奇才被埋没实在可惜。/视频截图
正是这种遗憾和二舅的“平凡、美好与强悍”形成了强烈的冲突，让人很难忘怀。视频里的二舅靠着辅助工具自如地行走在村子里，偶尔有憨厚的笑容。
视频里的最后，UP主说：“二舅这把烂牌打得是真好，他在挣扎与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庄敬自强，令我心生敬意。”
正是二舅身上的“庄敬自强”治好了他身上的“精神内耗”。
这段视频的火爆出乎“衣戈猜想”的预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这期视频的预期流量是10万—15万，并还可能会“掉粉”。但是令他意外的是，这条视频如此迅速地出圈、走红。
随后，他说视频走红的一部分原因是，很多有乡村生活经验的90后和80后背井离乡，在大城市工作，他们还与“乡土中国”有很深的联结。
唤醒一种记忆
二舅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余华的《活着》。
《活着》长久地占据着各大购书平台榜单的前几名，并且在东方臻选的董宇辉直播后，又一次引起不小的关注——很难讲这些是否是二舅走红的某种“铺垫”。
《活着》
余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7
在《活着》里，余华精确地概括了名为“活着”的状态：
“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中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这种“忍受平庸与困难”，成为了中国文学当中一种鲜明的标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也有类似的表述：
“当然，普通并不代表庸俗。他也许一辈子就是个普通人，但他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在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中，应该表现出不平常的看法和做法来。……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日常生活的纷繁不会让人专注地沉湎于自己的不幸。即使人的心灵伤痕累累，也还得要去为现实中的生存和发展而挣扎。”
《平凡的世界》
路遥 著
十月文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3
许子东在他的《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中，如此评价《活着》的流行：《活着》最受欢迎的关键两点，就是“很苦、很善良”。对于很多中国作品而言，苦难是取之不尽的源泉，善良则是作家、读者和体制之间用之不竭的道德共享空间。
《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
许子东 著
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2021-9
正在上映并引起不少讨论的电影《隐入尘烟》，也有相似的表达。电影里“老四”和“贵英”短暂的相依为命，也是乡土叙事的一种典型。
主角“老四”回忆起一段有关麦子的诗歌：“被风刮来刮去，麦子能说个啥？被飞过的麻雀啄食，麦子能说个啥？被自家驴啃了，麦子能说个啥？被夏天的镰刀割去，麦子能说个啥？”导演李睿珺用富有诗意的电影语言，刻画出中国农民的一生——如同麦子般隐忍而坚定。
被风刮来刮去，麦子能说个啥？/《隐入尘烟》剧照
B站视频中的二舅作为承受了命运不公，但仍然在自己生活中心存朴素善意的底层人物，他人生故事里的“很苦、很善良”掀起的巨大共鸣和《活着》与《隐入尘烟》是类似的。在智能手机与社交网络掌控着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时常会忘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仍然处于“城市化”的进程当中。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余华写作《活着》的1992年，中国的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的比例，分别是27.94%和73.59%；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的比例分别是36.22%和62.34%；而20年之后的2020年，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的比例则几乎倒转，分别为63.89%和36.11%。
正如“衣戈猜想”所说，许多定居于城市的80后和90后，还有深刻的乡村记忆。对于来到城市工作、求学的他们而言，这种乡土记忆是隐形的。但是通过“二舅”的视频，这种记忆被激活——在视频下许多人的留言也印证了这一点。
这种记忆被唤醒的本身，对于很多人而言，已经是一种“治愈”。
社交网络时代的“乡愁”
视频中，二舅是在他村子里不可或缺的人物，他承担着帮助村子里的人们修理各种物件的任务。这也很好地映照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对于城乡差序格局的叙述。
《乡土中国》
费孝通 著
果麦文化 | 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5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个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网络由无数私人关系搭建而成，并且这道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二舅帮助村中人，领养孩子并且尽职照顾老人，也因此成为道德模范。
这种道德牵引出一种对于美好田园、“守望相助”世界的“乡愁”。近些年流行的李子柒视频、以及学术界热议的“找回附近”等，也是这种乡愁的体现。
那份田园牧歌的念想依然存在人们心中。 /李子柒微博
在原子化的社会中，人们渴望某种联结，这种联结需要强大的道德感召。“二舅视频”复刻了中国乡土中最传统的“善良人”形象，受难但自强的经历激发出强大的感召力，搅动起手机屏幕另一端个体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里有孤独，有挫败，有欲望，还有久远的、虚实难辨的乡村记忆与过往的阅读经历。
我们抛开用“乡愁”“二舅”去治愈“精神内耗”正确与否的问题，但至少通过二舅的火爆，我们能够再次关注到乡村。
在二舅身上能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可贵的品质。/视频截图
正如作家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所写：
“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或者，有许多东西可以保持，因为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淳厚、朴素、亲情，等等，失去它们，我们将会失去很多很多。也许正是这顽固的乡村与农民根性的存在，民族的自信、民族独特的生命方式和情感方式才能够有永恒的生命力。”
《中国在梁庄》
梁鸿 著
理想国 | 台海出版社，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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