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网飞怎么拍，《三体》都是“土味”的

前段时间，流媒体巨头网飞（Netflix）宣布将把刘慈欣的小说《三体》改编为剧集。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人讨论网飞是否能拍出刘慈欣作品的精髓，也有人讨论此事对于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意义，当然，所有关于《三体》的讨论热潮中，少不了的，就是对刘慈欣文本的分析与批评。

在2015年获得“雨果奖”之后，刘慈欣便成为了中国科幻的代言人。在2019年春节档，他的两部作品《乡村教师》和《流浪地球》分别被改编为《疯狂外星人》和《流浪地球》电影版。人们惊呼，中国科幻的春天到了。

但是，在刘慈欣冷静却飞扬的文字背后，扎根的确是一个“乡土中国”。许多人解读过刘慈欣，但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刘慈欣科幻外衣之下的“乡土性”。

12月1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成果着陆月球，关于中国科技“星辰大海”的讨论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在被“星辰大海”刷屏的当下，让我们回到中国科幻离不开的，中国的土地。

✎作者 | 罗雅琳

✎摘编 | 程迟

太空时代的“土”元素

“土”是一个隐喻。土地是凝固的，暗示着心灵的保守状态； 土地意味着封闭的内陆，与向外敞开的海洋形成对照。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写道：

在这里，土地与海洋的差异被表述为相应地区民族精神的差异。而黑格尔之后的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则在其著名作品《陆地与海洋》中将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明确表述为陆权与海权的斗争，其结果则是海洋战胜了陆地。

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对“土气”做了一个解释。乡土社会的原则和生活是地方性的，无法拓展至更广阔的空间。从中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不能用来解释“笼罩着万有的真理”。于是：

虽然费孝通一直在正面的意义上论述“乡土”的特点，但这段话还是暗示了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截然二分。

乡土中国的经验被视为只在传统社会中有效，而在现代社会中将惨遭淘汰。黑格尔的表述和费孝通的表述叠加，成了当代中国人对于乡土的普遍认知：从土地性生存中所获得的经验是保守和过时的，无法在现代的海洋性生存中继续为我们指点方向。

在当下的中国，除国家对于空间科技的大力投入之外，“科幻文学”也在成为最热门的文类。只是，当热爱科幻的年轻人喊出“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时，我们会发现，“星辰”与“大海”被等同起来——这依然是有关“水”元素的想象。

在“星辰大海”的“水”元素和施米特的“火”与“气”元素之外，“土”元素是否已经毫无用处，只得被彻底抛弃？

如果联系到黑格尔将中国视为陆地性的国家，费孝通也提出了中国的“乡土本色”，那么这一问题就可以延伸为：中国过往的历史是否可以为新兴的 “科幻文学”提供养料？中国的土地生存经验能否继续在未来的科技时代发挥作用？

《三体》英文版封面。

刘慈欣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写作，但在 20 多年之后的今日大热，这反映出科学技术的力量已经如此深入日常经验之中，塑造着人们感知现实和想象未来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正进入施米特笔下的“天空”时代。

但刘慈欣的科幻写作或许并非单纯地鼓吹科学理性。我们在他的作品中能看到科学与社会、世界与中国、天空与大地的对话，更能找到中国在 20 世纪50—70 年代的大量文化精神和第三世界经验。

在这些故事中，一种不同于西方海洋性生存的、土地性的经验依然继续为未来世界的人类提供着精神养料。这不是“星辰大海”的科幻，而是有关“大地”的科幻。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刘慈欣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就会发现，他们并不全是掌握高级技术的知识精英，反而很多都是普通人。这些人成为英雄的关键之处，不在于技术如何高超，而在于他们的眼光超越了目前的生存处境，能够展望遥远的未来，为人类和共同体做出长远的谋划。

比如，《乡村教师》中在偏远小山村也要为孩子讲解牛顿三大定律并最终拯救地球的民办教师，《中国太阳》中献身外太空探索的农民水娃，《光荣与梦想》中为祖国免遭美国殖民而誓死抗争的西亚共和国运动员，《混沌蝴蝶》中利用“蝴蝶效应”造雾、为祖国对抗北约轰炸死而后已的南斯拉夫科学家亚历山大，《地火》中为了彻底解决煤炭能源危机、矿工安全与矿区百姓生计问题而冒险研发汽化煤的工程师刘欣……这些人的努力也许一时失败了，却激发了千千万万人的勇气和希望，使他们为共同体的幸福和发展前赴后继。

刘慈欣笔下的英雄形象唤起了我们对于 20 世纪 50—70 年代文学的记忆，即有限的个人之所以能成为英雄，不光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更是因为他最后融入人民和历史这样的无限范畴之中。

前面提到的这些人物，如果无视其中的科学技术元素，简直就是我们熟悉的王二小或者董存瑞的故事。

刘慈欣的作品常被批评人物形象过于扁平，但他依然坚持科幻应该将此发展为“自觉的表现手法”。这到底是通俗小说的弊病， 还是刘慈欣寄托遥深的新颖之处？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建基于“人学” 之上的“纯文学”实践已经逐渐丧失其最初的政治意图，而成为自律的审美场域内的语言游戏。

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抽象的“人”从其原本身处的、完整的政治经济领域中抽离出来，成 为文学场域中“固定的坐标”。

刘慈欣曾多次在访谈中表示对主流文学以“人”作为基本尺度的不满，“文学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场人类的超级自恋”，而他写作的科幻文学则试图突破这一尺度， “超越自恋”，致力于“体验更多的东西，而不想只把精神局限于宇宙中的一粒灰尘上”。

这些表述，往往被理解为刘慈欣的“冷酷”。“冷酷”之类的评论便是陷入对以“个人”为基准的、单一样态的“现代文学”迷思之中。

刘慈欣曾多次在访谈中表示对主流文学以“人”作为基本尺度的不满。

就刘慈欣的创作实践来看，与其说他试图否定“人性”本身的积极意义，不如说是不满“人性”“文学即人学”这些概念背后的单一现代性标准和自居于“普遍”的压制性力量。

他强调以种族、环境、世界取代个人，则是在其写作中寄寓了颠覆“人学”的野心，转译成他自己的话就是，科幻可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恋”，是“对主流文学理念的颠覆和拓展”。

刘慈欣之于主流文学的“新颖”，因此有了一种批判意味。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广阔的第三世界地图，比如《天使时代》和《魔鬼积木》中的非洲桑比亚国、《混沌蝴蝶》中的南斯拉夫、《光荣与梦想》中的西亚共和国、《全频带阻塞干扰》中的中国。

在这些描写美国（和北约）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战争的作品中，他永远将令人激动的英雄形象设置在第三世界一方。

《光荣与梦想》是一篇典型的讽刺作品。它讲的是，在比尔·盖茨的倡导和联合国的主持下，美国与被美国制裁十几年的西亚共和国以体育比赛的形式决定胜负。常年受制裁、国力远弱于美国的西亚共和国当然无法战胜美国，但这场比赛因为使用了“非战争”的方式而被视为“人道”的竞争，被认为呈现出“人类大同的理想社会”的曙光，美国也相应地被称作人类战争史上“最崇高的战胜者”。

《光荣与梦想》所道破的正是那些自居“普遍”之物的遮蔽之处：所谓“普遍”只是霸权所有者以自身状况为中心制定的标准。

“游击队员”：“科学”问题在第三世界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刘慈欣科幻中“科学”的特别所指。

他所着意的“科学”，比如《乡村教师》中的牛顿三大定律、《地火》中的汽化煤、《混沌蝴蝶》中的蝴蝶效应，其核心从来不是某种高深复杂、难以获得的知识。

甚至在他最“硬”的科幻小说《三体》系列中，地球人决胜三体人所凭借的，也不是前几位面壁人将宇宙舰队量子化或者在水星埋氢弹等大动干戈的方案，而是成本相对较低的“宇宙社会学”定理。只有《三体 3：死神永生》是其中的少数例外（有意思的是，它却是刘慈欣最受国内读者喜爱的作品，或许是因为它与人们被天崩地裂的美式大片所塑造的科幻想象最为贴合）。

根据刘慈欣小说《乡村教师》改编的电影《疯狂的外星人》。图/豆瓣

除此之外，刘慈欣很少像亚瑟·克拉克、阿西莫夫等西方科幻大师那样将主要笔墨用于描写遥远的宇宙场景和与他的同代人几乎不相干的未来。此外，他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多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人物，极少是学院内的“科学家”。

回顾20 世纪历史，则会发现这一主题是对这些国家真实历史处境的高度浓缩。

阿西莫夫所著《永恒的终结》。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9出版。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国家体制的组织有着密切关系， 第三世界国家缺乏一个强大稳定的体制来保障科学研究，要想在与强敌的对抗中取得胜利，就要依靠非体制的力量。

正因如此，“游击战”才成为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中最常见的反抗形式。 “游击战”的特点在于，虽然深入广大内地，但并非农民运动，而主要是出身于中产阶级或者农村小资产阶级的年轻知识人所组织的行动。

虽然现代战争理论将游击队视为“不正规”和 “ 非法的”，但因为具有反抗帝国主义殖民战争、守护乡土生活方式的属性，游击队代表了另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大法”：“游击队员”反对自命普世理念的资本主义，从而展现出另一种现代性的普世理念。

类似于“游击队员”的特点正体现在刘慈欣笔下的人物中。

《三体 2：黑暗森林》中，唯一成功的面壁人罗辑与其他几位面壁人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他心中始终怀有对作为整体的地球和人类的守护，因而绝不会以毁灭地球作为代价。这是一名“游击队员”的大地品质。

罗辑也恰好被认为是面壁人中最“不像面壁人”的人，近似一名非正规的“游击队员”。

小说中，章北海曾在出场时指出 :“在这场战争中，地球文明不需要正常的普适的军事理论，一次例外就够了。”这种“非正常”的军事理论，正是游击战术。

与反抗殖民、守护乡土的“游击队员”形成对照的，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科学家”。

对这类人最典型的讽刺，或许要追溯到《格列佛游记》中对勒皮他飞岛的描写。勒皮他飞岛上住满了狂热的发明家，他们热衷于各种精巧机械和高深理论，因此与不懂这些“知识”的老百姓隔离开来。

实际上，他们缺乏真正做事的能力和与老百姓打交道的能力，从个人生活到国家政治都一团糟。斯威夫特的讽刺针对的是那些因追求科学“真知”而背离民众生活（即所谓“常识”）的科学家。 在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中，也有着这样一批醉心于脱离实际的创制的“科学家”。

《三体》中，叶文洁进入了秘密寻找地外高智慧文明的“红岸工程”，无意中发现了向地球之外远距离发送信息的方法，并接收到三体世界的消息。

她坚信技术发达的三体世界一定具有比地球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准，在对人类的绝望中向三体发出信息：“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

随后，深奥精妙的三体游戏让一大批地球上的精英知识人被三体世界吸引，他们组成了“地球三体组织”（ETO），以“消灭人类暴政，地球属于三体”为口号，希望三体人能带来更美好的文明，改变地球的落后状况。然而，三体人并不如想象中善良，他们因自己的环境恶劣而希望向地球殖民，从而引发了整个银河系的大灾难。

以叶文洁为代表的地球三体组织成员便是那种脱离民众的“科学家”代表。

三体游戏提供了普通人难以理解的深奥内涵， 是专门为知识精英设计的智力游戏。借用作为资深玩家的老哲学家的表述：三体游戏“那深邃的内涵，诡异恐怖又充满美感的意境，逻辑严密的世界设定，隐藏在简洁表象下海量的信息和精确的细节”令玩家非常着迷，并让他们觉得现实无比平庸与低俗。

更可怕的倾向在于，他们不愿安于个人的沉思生活，还要结成社团，攫取权力。精英认为大众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却并不回到大众之中帮助大众，反而是站在大众之外指手画脚，甚至想要毁灭这些他们眼中的平庸生活。这是知识人最危险的倾向。

此处切中了《理想国》中最著名的问题之一：受过教育的人应不应该回到没受过教育的人当中。

在《朝闻道》中，围观科学家以生命交换真理的普通人“能清楚地感受到那些人的兴奋和喜悦，像是一群在黑暗的隧道中跋涉了一年的人突然看到了洞口的光亮”，这便是关于“启蒙” 的经典比喻：被光照亮。

《理想国》卷七讲述了著名的“洞穴之喻”。在苏格拉底看来，洞穴中的囚徒必须先走出洞穴，直视太阳，然后再重返洞穴。

囚徒走出幽暗的洞穴，是因为“灵魂不断地渴望向上”，因为对美好真理的追求使他们不断超越自我，而返回洞穴，则是为了城邦中共同的生活：一方面，只有这样，才能让幸福“分布在整个城邦之中”，而不是“让城邦中的某一阶层过上与众不同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洞穴中的生活自有其存在价值，知识人对民众的生活传统必须保持敬重，不能因为获得了洞穴之外的知识就回来指手画脚。只有同时拥有了洞穴内外的视野，才能达到对于真理的整全认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启蒙”运动的后果之一便是：启蒙知识人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不仅凭借其知识自视为立法者，对抗统一的政治权力，而且与人民大众相分离。

从刘慈欣对于地球三体组织的刻画中，可以看出中国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影子：《三体》中，导致叶文洁对人类极端失望的原因，正是她称为“邪恶黑暗”的“文革”，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反思起点。

叶文洁向地球之外发送“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的信息，这种认定自己的文明无法依靠内部力量完成更新的观点，正是金观涛、刘青峰笔下“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式的表述。

未上映的《三体》电影版中，张静初饰演的叶文洁。图/豆瓣

当被问到为何相信三体文明能够改造和完善人类社会时，叶文洁回答：如果他们能够跨越星际来到我们的世界，说明他们的科学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一个科学如此昌明的社会，必然拥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准。

以技术水准的高低判断文明和道德水准的高低，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地球三体组织成员期盼三体文明通过殖民地球来改造人类文明，甚至有人认为西班牙人对美洲的殖民有利于当地文明进步。

这些细节都表明：即使刘慈欣不是有意反讽， 也可以说地球三体组织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启蒙”思潮有着相同的成因。而刘慈欣的科幻写作，正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反思之中。

刘慈欣笔下有一组强烈的意象——上升与下降，这正是《理想国》中描述的走出洞穴与重返洞穴的道路。

在《中国太阳》中，飞向外太空的水娃心中始终牢记着中国、自己的村庄和村前的小路。在《乡村教师》中，乡村教师临死前给孩子们讲授的知识传向宇宙中的星际战舰，宇宙智慧生物因此感慨万千，吟唱出的歌谣传遍了整个银河系，而与此同时，乡村教师的学生们“沿着小路向村里走去，那一群小小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山谷中淡蓝色的晨雾中”，他们将给这块古老贫瘠的土地带去希望。

在《地火》中，工程师刘欣的最后一个动作是走下喷着地火的矿井。在“上升”所产生的前进感和“下降”这一动作所携带的对共同体和大地的深厚感情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张力，这便是刘慈欣的小说中最动人心魄之处。

刘慈欣集中处理的问题之一是：当力量对比悬殊之时，弱何以胜强？他的小说注意到具有“游击队员”品性的第三世界知识人在反抗殖民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但另一忧虑是：如何防止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成为判断文明水准的标准，进而使技术落后的文明丧失生存的合理性？这一逻辑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向第三世界殖民扩张的根本逻辑。反过来讲，它也正是《三体》中地球三体组织成员轻易臣服于三体星人的逻辑。

鲁迅当年在《破恶声论》中就批判过这种“崇强国”“侮胜民”的“第二等兽性爱国”逻辑，如果以推崇霸权的方式去反抗霸权，依然摆脱不了“奴子性”。真正有效的反抗，应该是如何自立于自己的“本根”，也就是说，如何扎根于脚下这片“大地”。

收录了刘慈欣《诗云》等短篇的合集《微纪元》。沈阳出版社，2014年。

人们很容易注意到，“中国”在刘慈欣的小说中有着重要地位：《三体 2：黑暗森林》中的罗辑、《诗云》中的李白、《乡村教师》中的中国乡村教师拯救了地球；《中国太阳》中的中国农民水娃飞向外太空；《三体 2：黑暗森林》中的章北海强调在战争中“思想政治工作先行”，并批判因“技术崇拜和技术制胜论”而产生的“失败主义”与“逃亡主义”，简直就是《论持久战》的翻版。

“中国的土地”在刘慈欣的科幻中不仅是背景和元素，更赋予了他笔下人物敢于挑战强敌的自信。

当这一代读着科幻的年轻人喊出“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时，他们所期待的是科技能为他们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而刘慈欣关于科技的想象却是服务于“大地”的。

《三体》中有一段著名的情节，叶文洁的外公曾陪同爱因斯坦在上海南京路散步，并与一个砸石子的贫穷男孩相遇。听说这个男孩一天只能挣 5 分钱，爱因斯坦默默无语。

叶文洁的外公日后回忆起这件事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 这正是对于第三世界文化状况的感叹。

这种科学的“落地”性源自危机重重的近现代中国史，与“中国崛起”时代“星辰大海”式的想象有着明显的差异。

“落地”的“科学”也许不够“纯粹”，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在启蒙主义式的“超脱飞扬”之外，中国科学还对我们的具体生活世界和存在方式、对我们的“大地”有着特殊的关怀。

这种关怀“大地”的科学观念，是否在今日已然失效？在“刘慈欣热”中，《三体》系列的“黑暗森林法则”是在科技、金融，乃至国际关系界引发最多讨论的情节。

这一关于冲突永恒的理论之所以深入人心，其实是重复了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早已有过的、人类在天性上就互相冲突的“自然社会”判断。

刘慈欣大部分作品都在描绘这种争斗与混乱的场景，因此在根本意义上具有对人类文明的寓言性。面对这一难题，刘慈欣并未寄希望于以强力进行解决，而是从第三世界反抗殖民侵略的艰难历史中借镜，试图开出解决混乱的药方。

刘慈欣的科幻通过对第三世界经验的创造性容纳，帮助后革命时代的我们想象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另一条道路和另一种普遍性。

这样的科学幻想当然不仅服务于“落地”，它更服务于“大地”的“上升”，服务于人类文明的未来道路。

本文节选自《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中信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作者罗雅琳，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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