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这座“神都”，终于出圈了

✎编辑 | 张文曦

为什么是洛阳？

现在提起洛阳，人们一般都会说“河南洛阳”，这含蓄地暗示它已经只是河南的一座普通城市，但在历史上，它不仅是“中国洛阳”，甚至就是“中国”本身。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1963年出土的何尊，这件西周初年的青铜器铭文上写道：“余其宅兹中国。”——这里说到的“中国”就是洛阳，因为汉字“国”的最初含义是“城”或“邦”，“中国”的本意其实是“中央之城”，也就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所在的“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这里被视为宇宙的中心，由此建立起统治四方的正统权威。

在古人眼里，伊洛二水河湾处的洛阳盆地乃是“天下之中”，恰好位于华夏文明的核心区，纬书《孝经援神契》说：“八方之广，周洛为中，谓之洛邑。”

郭永秉在《九个汉字里的中国》一书中认为：“周人之从宗周镐京把政治重心分出一部分至河南洛阳这一‘中域’，不但具有实际政治军事上控制的作用，在重视‘中’这一传统的古人心目中，其实同时便具有了政治法统上的正统性，真正从‘小邦周’（见《书·大诰》）变成了一个有资格宰制天下的共主。”

尤其是东周定都洛阳，虽然实力衰微，但以洛阳为中心的这一片地区被普遍承认为是真正的“中国”。

《九个汉字里的中国》

郭永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7-1

洛阳一带是“天下之中”的观念，自此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甚至直到洛阳已走向衰落的北宋，苏轼仍有“洛邑从来天地中，嵩高苍翠北邙红”这样的诗句；明人缪希雍《葬经翼》：“洛阳者，天地之中，中原之粹也。”

这不仅仅是一种人文地理概念，更涉及统治合法性。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时，玄龙石上有符命在先：“定帝德，国洛阳。”（《汉书·王莽传》）因为人们相信首都必须设在洛阳这样的“天下之中”才对，而多年后，汉武帝刘秀也正是依据这六个字的符命，把首都从长安迁到了洛阳。

即便是在南北朝的乱世，“五胡入华”之后，仍以据有“两京”（长安、洛阳）自居“中国皇帝”，一如陈寅恪所言，“北朝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观念，谁能定鼎嵩洛，谁便是文化正统的所在”。

因而北魏孝文帝493年迁都洛阳，绝不仅仅是贪慕繁华而已，是因为定都于此本身就象征着占据正统。短短20年间，当时的洛阳就“从一个残破的边境城堡一跃而为北方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

那是洛阳的全盛期，当时的洛阳可能是整个东亚最繁荣的城市，全国的精英、文化精华都齐聚于此。早在三国时期，魏明帝就在东汉洛阳南宫的遗址上新修了太极殿和昭阳殿，后来日本平城京、平安京等都城的正殿的修建都可追溯到这里。隋唐长安宫城和坊市，都取法于北魏洛阳城，可以说，今天北京的建筑直接继承自洛阳建筑。

当时远道而来的胡商想必也被这座金碧辉煌的大城所震撼，“洛阳”在粟特语里有一个专称“Srγ”，本义就是“宫殿”。据信古希腊人对中国最早的称呼“赛里斯”（Seres）就源于此。

唐代洛阳的异国情调，以波斯文化为主流，而这些胡商，其实几百年来一直熟知这座大城，甚至把自己信奉的祆教也带到了中国。不仅如此，这些胡人还带来了琵琶等新乐器和各种异域新声，以至于北魏所谓“洛阳旧乐”其实是名不副实的西凉乐。

相比起建筑和音乐，影响更大的是佛教的传入。这种新兴宗教起初也是被当时这座“国际化都市”所吸引，沿着丝绸之路而来。洛阳郊外的白马寺，是中国土地上第一座佛教寺庙，通常都被认定是佛教初传中国的证明。迄西晋可考的26所寺院，洛阳就占了12所，毫无疑问是中心——长安也只有4所。

洛阳郊外的白马寺，是中国土地上第一座佛教寺庙。/视觉中国

洛阳的城市发展趋势影响了此后数百年中国城市的发展，甚至远及海外。794年日本营建平安京（今京都）时，将东半部（“左京”）称为洛阳，而西半部（“右京”）称为长安。后来由于“右京”衰败荒废，只留下“左京”，因此京都雅称“洛阳”（rakuyo），进京则称作“上洛”。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也是软实力：那是一种以中国思想为范本的认同，“洛阳”成了文明的象征。

为什么是洛阳

从西周初年到唐末五代，洛阳一直在中国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天下枢纽”。可以说，当时的洛阳之于长安，就像拜占庭之于罗马。

洛阳盆地西接关中，北连晋南，东南两面通达中原、江南大平原，控制华北地区的东西交通要道，但自然环境又相对封闭，有利于军事防卫。环境考古证明，洛阳一带所具有的多重边缘效应（edge effect），很早就使它成为早期王朝建国立都的理想生境。

周武王克商之后，之所以要将洛阳（成周）营建为“中国”，原因恐怕也在此：周人的根据地局限于西陲，而从镐京出发横越豫西山地至洛阳需耗费40—60天，若不建设东部行政中心，难免反应迟缓 。

洛阳周公庙，为纪念周公兴建洛邑而建。/图虫

当时东方各族势力不仅依然强大，领域也比周人更辽阔，甚至文明发达程度也更高，因此原来的首都镐京不免显得退缩闭塞，洛阳才是天下的枢纽，只有占据这一中心，才能有效地掌控天下大势 。

后来的秦汉两代虽然都定都今西安附近，但这一形势并未改变。洛阳不仅是文化和经济汇中心，还靠近关东，更便于解决粮食供应问题。长安本就依赖黄河中下游的粮食，但要控制东部平原，就必须通过洛阳。

历史学者劳干因此强调长安与洛阳“相依为命”：“但凡是建都长安的朝代，一定需要洛阳作为主要的助手。长安有了洛阳，才能供应无缺。” 

可以说，汉唐盛世都是由长安、洛阳“双核驱动”的，吴殿庭在《定都与迁都》一书中着重指出：“长安之重在‘险’和‘食’，洛阳之重在‘文’和‘富’，长安之轻在乎险而转输多费，洛阳之轻在乎因中而藩屏无几。” 

不仅如此，越是国家繁荣安定，关东的力量兴起，全国的中心就越会被带动向洛阳方向移动。东汉迁都洛阳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的变化，意味着帝国行政目标转向改善人民生活。

东汉迁都洛阳意味着帝国行政目标转向改善人民生活。/视觉中国

唐太宗征战山东、河北时，曾以洛阳为根据地，一度就曾考虑以洛阳为根基君临天下。到了武则天时代，她选择远离旧的权力中心，顺应关东的兴起，政治重心再次转向洛阳 。

然而，随着东北、东南两大板块的崛起，长安—洛阳轴心已越来越难以把控整个局面。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九日，安史之乱爆发，仅一个月叛军就攻破洛阳，次年元旦，安禄山在洛阳称帝。虽然这场内乱最终得以平定，但权力中心的转移趋势已不可挽回。

随着唐朝的衰亡，长安终于被废弃，后梁迁都洛阳。然而后续的历史发展表明，长安与洛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长安不再是帝国中心时，属于洛阳的时代也很快过去了。

舞台剧《长恨歌》剧照。

五代时期，形势已经很明朗：全国的中枢已转向更能有效应对河北局势的开封。这不仅仅意味着洛阳不再是交通和资源协调中心，也表明中原、两湖的重要性下降了。

自此之后，要掌控全国格局，最重要的已经不是东西轴线，而是南北轴线。到了明清时代，“两京”已经不再是长安/洛阳，而是北京/南京了。

洛阳的衰落与重生

唐末五代的这一场大变动，对洛阳而言是致命的打击，它自此失去了原先在全国格局中的中枢位置。北宋时期洛阳还算是一个首府，但从金朝起，就连首府都不是了，屈居于开封之下。

即便在它衰落之后，洛阳仍是世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

宋太祖晚年就曾一度设想迁都洛阳，在遭极力劝谏之后才不情愿地放弃。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就建都地点征求群臣意见时，还有人提议洛阳 。甚至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国民政府曾决定以洛阳为行都，但因其属于四战之地，无法成为理想的战时首都，国民政府才又迁回南京 。

当洛阳不再是首都时，它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北宋时的洛阳已不再是首都，但它却仍然是文化中心，退休官僚们尤其喜欢这里浓厚的文化氛围，由此聚合一些名士，因而才涌现出“洛学”和“洛党” 。

道学祖师程颐、程颢兄弟就出身洛阳附近。对于朱熹来说，“洛学”是得到儒学真髓的道统所在。但它之所以出现在洛阳，并非偶然，正如刘子健指出的，洛阳不仅是“北宋文化中心，再往前推，是汉文化从东周以来传统的基地” 。

洛阳从极早的年代起，就是天下的文化中心了。传说老子早年就曾在洛阳任周室“守藏室之吏”——相当于“宫廷档案馆员”。

影响更深远的是所谓“河洛正音”：语言学家郑张尚芳认为，自从西周初年在洛阳集中殷商士族、学习文字以来，“汉语读书音就一直以洛阳太学音为准”，即所谓“雅言” 。就像现在普通话以北京音为准一样，古代也长期以洛阳音为准。

随着这种语音的传播，文化也跟着走。直到现在，福建、台湾还有不少人坚信，他们说的闽南话保留最多当时的读音，是“河洛正音”。

这种文化影响力之大，远远超出洛阳的范围。现在的越南语中，有很多字词是古代从汉语借入的，以越南的地理位置，本该就近从南方方言中借入，但奇怪的是，它一些字词的汉越音却更像今天的北方话 。

与之相似的是，壮泰先民据推断祖居地在苍梧郡广信县，当时汉人用一种北方雅言，语言学家潘悟云认为即洛阳话，所以南至越南，北至广西北部的壮族、布依族都要向这个权威方言借用 。

真人版《帝后礼佛图》。/河南卫视微博

用现在的话说，洛阳在衰落之后，变身成了一个“文化旅游城市”。洛阳的自然生态之好，在北方少有，至今仍以“宜居”著称。由于伊河、洛河“鱼味甚美”，北魏时号称“洛鲤伊鲂，贵於牛羊”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和敏中洛下即事》一诗中也称洛阳“水暖鱼多似南国”。

洛阳驰名天下的还有它的牡丹。原本野生的牡丹只是作为药用载于本草，甚或被农家用作柴薪，武则天之后，洛阳牡丹才开始繁盛。北宋以后，洛阳牡丹随着市场需求而大兴 ，出现了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刘攽的《芍药谱》、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等诸多园艺专谱 。

武则天之后，洛阳牡丹才开始繁盛。/《武则天 (1995)》剧照。

宋人有赏花、簪花习俗，花卉种植、观赏和售卖产业化，时人记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 。明代的思恩县（今广西环江县）也以牡丹出名：“思恩牡丹出洛阳，民宅多植，高数丈，与京花相艳，其地名小洛阳。”（《思恩县志》）可见牡丹在当时已成为洛阳最出名的标志了。

明末，李自成起义给了洛阳最后一次沉重打击，洛阳再度引起世人关注，要到近代了。1906年，日本人日野强西行经过河南，发现当地“出乎意料地萧条”，洛阳旧日的风貌四处难觅，城内仅有2万人，“市区狭小且高低不平” 。几乎在同时期，另两位日本学者也到访洛阳，但所见也都相当荒芜，他们十分愤慨，认为那个时候的洛阳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既不爱护，也不再敬畏。

1934年，陈伯庄曾历经陇海线西段棉区的洛阳等处，感觉住在土穴里的当地人都是“浑浑噩噩的中古式棉农” ，仍然恪守传统，而对外界的影响懵然无知。1940年，华侨领袖陈嘉庚到洛阳与各界茶会，发现“市区不大，街路狭小，远不及西安，唯市外公路不少，树木繁茂整列森立，为各省冠”，不过他在进出洛阳时都注意到，天蒙蒙亮尚未日出，“便见农夫已在田园工作，衣服均好，其勤劳精神、生活安定更可想见” 。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人决心要把洛阳这座沉睡的古城变为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 ，洛阳的历史由此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有史以来第一次，洛阳成为了一座工业城市。

但这两年来它的变身表明，这座城市要重生，还是得找回自己的根，它最有价值的也最特别的，毕竟还是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

洛阳老城十字街夜市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河南-旅游微博

喜欢这篇文章，请让我们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