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最大的浪漫，他给的

✎作者 | 林宇轩

✎编辑 | 王亚奇

关于书籍，诗人波德莱尔曾提过一个有趣的比喻：书籍是“石头梦”。“梦”是因为它要求自由、充满未知与幻想；“石头”是因为它坚固，需要通过对语言孜孜不倦地锤炼才能获得。这一观点也与波德莱尔自身的创作十分相合。

时至今日，这位诗人已逝去155年。人们似乎倾向于将波德莱尔束于学术的高阁，却忘记了他是如此贴近我们——“去陶醉吧；不停地陶醉吧！借酒，借诗或者借美德，随你高兴。”翻开波德莱尔的诗集，或许就在某一瞬间看见了自己。

正如普鲁斯特对波德莱尔的评价：“这位被认为是不合人情的、带有无聊的贵族气的诗人，实际上是一位最温柔、最亲切、最有人情味、最具平民性的诗人。”细读波德莱尔，我们会发现他的多面性。他的诗歌也如棱镜一般，折射出细腻迷人的多层光彩。

叛逆者的文艺起点

1821年，波德莱尔出生于巴黎。从小，波德莱尔就对外界有着天然而敏锐的感触：“古老的家具，路易十六风格；古董，执政府时期风格；色粉画，十八世纪的交际……从很小开始，就一直对所有的图像与所有的造型表现感兴趣。”

波德莱尔的父亲弗朗索瓦是一名画家，他常将收藏的蚀刻画展示给波德莱尔，也常带他到卢森堡公园观看雕像。然而，波德莱尔降生时父亲已是63岁高龄；到波德莱尔6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父亲的离世在他心中留下创痛。随后母亲改嫁，波德莱尔与继父奥毕克少校的相处并不愉快。少年时期，波德莱尔随继父到里昂求学，15岁回到巴黎后，他以放浪不羁的生活方式对抗继父的管束。

1844年，23岁的波德莱尔。/wiki

在这一时期，波德莱尔开始接触雨果、戈蒂耶的作品与圣伯夫的评论，并开始创作诗歌。于波德莱尔而言，写诗是叛逆期的自我释放；这叛逆的因子也塑造了他的诗，从此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

这时，波德莱尔一边在画室做学徒，一边参加巴黎的文学团体与沙龙，并坚持写诗。真正让波德莱尔在巴黎文坛打响名声的，是他的第一部评论集——《一八四五年的沙龙》。然而，面对《沙龙》获得的成功，波德莱尔并不满意，认为它缺乏个性，并销毁了剩下的印本。

沙龙（salon）的聚会形式起源于意大利，17世纪以来在法国颇为流行。/wiki

在一封信件中，波德莱尔说道：“我已经坠入了一种可怕的阴郁、沉闷的状态中，需要绝对的孤独来重新找回自己，找回力量。”沉潜一年，《一八四六年的沙龙》出版，反响热烈，波德莱尔也找到了他所追求的“个性”。

在末篇《现代生活的英雄》中，波德莱尔写道：“伟大的传统业已消逝，而新的传统尚未形成。”因而，波德莱尔所描述的现代生活的英雄，是浪漫主义之后新传统的开拓者，他也正有志于此。

被缪斯环绕的诗人

鲜少人知道波德莱尔曾有过短暂的政治生涯。1848年2月，波德莱尔参与法国二月革命，创办的革命刊物《公益》于次日夭折；同年6月，波德莱尔加入巴黎巷战，这次起义不久也宣告失败。

法国二月革命，群众包围巴黎市政厅。/wiki

最终，他还是从昙花一现的政治激情中抽身而出。在《风景》中，波德莱尔写下：“骚乱徒然对窗玻璃大声怒吼/我不会从写字台上抬我的头”，决意成为一名纯粹的诗人。

在《现代生活的英雄》中，波德莱尔提到：“巴黎生活中充满了诗性与美妙的题材。美妙的事物如大气层一样包裹着我们，充斥着我们。但我们找不到它。”诗性与美或许隐匿于都市的剧烈变革中，而爱让它们现身。

成年之际，波德莱尔爱上了先贤祠剧场的女演员让娜·杜瓦尔。这位棕色皮肤、“既美妙如天上人，又带有一种动物般的野性”的女郎，被称作波德莱尔的“黑缪斯”。在往后的人生中，她为波德莱尔带来了不间断的灵感。

让娜·杜瓦尔肖像（波德莱尔 绘）。/wiki

波德莱尔的情感生活并不稳定。在让娜之外，波德莱尔还拥有多位缪斯——精神爱人、“白缪斯”萨巴蒂夫人，以及绿眼睛女郎、“窈窕的魔女”玛丽·迪布朗。这些情诗无不热烈而赤诚，让波德莱尔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爱情诗人。

不妨悬置关于私人生活的疑问，我们能更加真实地感受到：缪斯是诗人的至福。她们不仅让波德莱尔获得灵感、锻炼才能，更重要的是，她们让他发现自身的风格，为他的“诗人”身份注入信念。

“你给我泥土，我把它变为黄金”

1857年，波德莱尔最著名的诗集《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出版。直观来看，人们容易将诗集的名字理解为狭义的“邪恶”；但其实在法语中，“恶”（Mal）不只意味着邪恶，还涵括痛苦、丑恶与忧郁等多重意蕴。这一命名的丰富性，寓意着这是一部广阔的心灵之诗。

《恶之花》

[法]夏尔·波德莱尔 著，郭宏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5

在《恶之花》的草拟序言中波德莱尔说：“什么叫诗？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和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在波德莱尔看来，“恶”与忧郁本是人性的一部分，是人类共有的情感。如若将它们栽种于诗歌的园地，依然可以开出美丽的花。

换句话说，在写作时，波德莱尔的初衷是将文学与艺术作为追求道德无涉的目标，将美与道德分离，而非与道德相抵触。

初版《恶之花》共分五辑——“忧郁与理想”“酒”“叛逆”“死亡”，以及与诗集同名的“恶之花”。

在多雪之年的沉重的雪花下面，

当阴郁的冷淡所结的果实——厌倦，

正在扩大成为不朽之果的时光，

还有什么比这跛行的岁月更长？

——活的物质啊，今后，你不过是一块

在多雾的撒哈拉沙漠深处沉睡、

被茫茫的恐怖所包围的花岗石！

——《忧郁（我有比活了一千年更多的回忆）》

“忧郁与理想”是体量最大的一辑。波德莱尔以“忧郁”为题写了四首诗，想象之奇特、笔力之深刻，不禁让读者感到震颤。同时，我们也不难体会到，这位诗人外显的叛逆，实际以忧郁为底色。

《恶之花》插图。/wiki

当大地变成一座潮湿的牢房，

在那里，“希望”就像是一只蝙蝠，

用怯懦的翅膀不断拍打牢墙，

又向朽烂的天花板一头撞去。

——《忧郁（当天空像盖子般沉重而低垂）》

在《忧郁》中，我们能读出一种彻骨的绝望感。然而，如果因此将波德莱尔概括为“颓废诗人”，必然是片面的。

在《野草·希望》中，鲁迅曾写下：“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句话与《恶之花》的内核相似。当波德莱尔抛却了希望，他也放空了绝望，进而在诗中重构二者的关系。

从另一角度理解，这不失为对旧传统中“美”的概念局限的一种反抗，从而建立独特的美学观念。正如波德莱尔所说：“我觉得，从恶中提出美，对我乃是愉快的事情，而且工作越困难，越是愉快。”他笔下的“恶”与忧郁，也因此带有更为丰厚的美感。

但与他期望相悖的是，《恶之花》出版不久，波德莱尔就被冠以“有伤风化”的罪名，被告上了法庭。在同一时期，遭此恶名攻击的还有《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最终波德莱尔被判处300法郎的罚金，并被勒令删去《恶之花》的个别诗篇。

波德莱尔肖像（古斯塔夫·库尔贝 绘）。/wiki

这场诉讼被形容为对《恶之花》的一次“外科手术”，但它并未折损波德莱尔本身的正直与诚实。在一封给母亲的信中，波德莱尔写道：“请您把这一次的丑闻（它在整个巴黎闹得满城风雨）看做是我好运的基础。”

游荡者在巴黎

在波德莱尔的创作生涯中，美国小说家爱伦·坡对他影响颇深。

爱伦·坡曾在短篇《人群中的人》中塑造了一位观世者的形象——“我看着熙来攘往的行人，想到的是他们的群体关系”。波德莱尔在散文诗《群众》中有相似的表述：“不懂得把自己的孤独跟群众结合的人，也不会懂得在忙碌的群众之中保持自己的孤独。”

对群众的观照，让波德莱尔成为普鲁斯特口中的“平民诗人”。纵观波德莱尔的作品，如果说《恶之花》是对心灵的深掘，那么《巴黎的忧郁》就是依托于巴黎，让波德莱尔内心的“忧郁”走向了更宽阔的疆界——人群与城市。

19世纪50年代，第二帝国皇帝路易·波拿巴指定市长奥斯曼担起改造巴黎的重任。改造巴黎是统治者的意志，他们企图锻造出新的城市记忆，进而“制造出新的巴黎人”。在大刀阔斧的重建中，巴黎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新城。

然而，改造也是一场破坏。正如学者本雅明所说：“巴黎人疏离了自己的城市，他们不再有家园感，而是开始意识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质。”对此，波德莱尔写下：“可怕的浮生！可怕的城市！”旧巴黎已然逝去，诗人只得发出悲叹。

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被改建为一座现代化之都。/wiki

1864年《恶之花》重版时，波德莱尔在其中新增了《巴黎图景》一辑。《巴黎图景》并不着眼于宏观的城市风貌，而是将目光聚焦于城市边缘的“游荡者”——赤发的女乞丐、七个老头子、小老太婆、盲人们……波德莱尔以一种身在其中又出乎其外的视角观察城市的游荡者们，以写作破解巴黎的城市景观，发现城市的“不可见”之处。

——《七个老头子》

他人的痛苦往往在都市中遁形，却在诗人眼中清晰浮现。对游荡者境遇的切身感受，也让波德莱尔成为游荡者的一员，真正成为“人群中的人”。

《巴黎夜旅人》剧照。

波德莱尔的诗篇闪耀着永恒的价值——他不仅为19世纪的巴黎写下迷人的抒情诗，更为每位穿行于现代都市的人们描画轮廓。

如今，即便我们拥有日新月异的都市经验，却依旧容易感到空虚。或许这时，我们应当读一读波德莱尔。透过诗人之眼，也许能更为深透地认识我们的城市；或者，我们将看见那个游荡的自己，正栖身在他的诗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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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林宇轩

编辑 | 王亚奇

校对 | 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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