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冤者钱仁风：等国家赔偿拿到，先还“人情债”

▲ 点击蓝字订阅新京报人物

蒙冤者钱仁风。 新京报记者王飞 摄

文｜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编辑 | 胡杰

美编 | 顾乐晓 郭屹 校对 | 郭利琴

►石子小道取代了愈行愈窄的公路，钱仁风工作的工厂宿舍区坐落在十八罗汉山东南山脚，远离商铺与人家。这是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一处电子导航也不能显示的地方。当地数位出租车司机甚至迷了路。

这也是31岁的钱仁风“全新开始”的地方。

2002年2月22日，云南昭通巧家某幼儿园内一名2岁幼儿因摄入“毒鼠强”抢救无效死亡，另两名幼儿住院治疗。在园内打工的钱仁风被认为有重大作案嫌疑，后被云南省高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无期徒刑。

在狱中，钱仁风坚称无罪，不断申诉。检方复查发现，钱仁风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15年12月21日，云南省高院宣布钱仁风无罪，当庭释放。

服刑近14年，钱仁风从一位17岁的少女成为年过而立的中年人。在好心人牵线搭桥下，她来到广州一家工厂打工，负责管理宿舍、打扫卫生、收发物资。每个月最多时拿3000块工资。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她小心揣摩着人情世故，“生活好无奈”是她不经意中，感慨最多的话。

有时，她会上网看新闻评论。“有人说我只是证据不足才放的，我希望继续追查真凶，还我个彻底的清白。”

钱仁风：生活无奈 等彻底的清白 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一看到做衣服就想吐”

钱仁风每天都起得很早，管理职工宿舍区，在厨房库房分发物资。工作琐碎繁杂，一周休一天。

职工宿舍房间64、电视机72、空调92、宿舍柜子84、桌子131、椅子158……钱仁风仔细数完了宿舍区所有物件个数，记在纸上。“我怕别人问起来，也好回答。”她个子矮小，佝含着胸，走在走廊上。

过完春节，钱仁风就一头扎进广州——这是三十多年来，她去的最远的地方。“刚来那天，觉得楼高路宽，但是这么大城市怎么就没人呢？原来我走的是高速路。”

她很少化妆，唯一的化妆品是一支廉价口红，但她基本不涂。天气热时，随意将头发一扎，出狱后烫过的头发也没了卷曲。一件短袖、一条牛仔裤，一身衣服加起来不过百元。

蒙冤者钱仁风。 新京报记者王飞 摄

2个小时内，钱仁风喝了6杯水，这是她在狱中养成的习惯。情绪低落时，钱仁风一天都不吃饭，只喝水。

后勤工作并不是钱仁风擅长的事情，以她在狱中练就的缝纫功底，可以胜任纺织厂的工作、拿更高的薪水。“可我真的不想了，一看到做衣服就想吐。”

服刑时，钱仁风用了5年时间，从附工、熨烫工做到缝纫工。做完一个月的工作量可以有10元的补贴，最高时一个月她挣了240块钱，“累得像皮都要脱掉一层，可我需要钱，要攒钱申诉。在那个环境，我希望自己强。”

长年在缝纫机前工作，她得了肩周炎。手指每天摩擦布料，皮肤蜕了一层又一层，出狱后钱仁风去派出所办身份证时，双手竟一个指纹都录不上。   

她并不适应广州的气候，总觉得过分潮闷。在当地人俗称的返南天里，钱仁风惊讶没下雨，地上也蒙着一片水。

出狱已10个月，钱仁风展现出一个成年女子的适应力。熟悉了手机、电脑、网络及日常生活。人群中，她没什么特别。可突然一句提问，依然可以显露出她十几年中的脱节：雾霾？那是什么？ 

职工宿舍地处偏远，厂里人上班都乘班车前往7、8公里外的厂区。每天上午9点后，钱仁风常常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宿舍区。她觉得周边太过安静，最吵闹时是台风天雨打芭蕉的声音。    

她几乎很少去大岗镇上，一个人的时候就望着院子里的桉树、棕榈发呆。她撒了一把香菜籽的土地上开始长出了嫩芽，她就自己到院边找烧过的树叶做肥。

没见到母亲成了一生的痛

一个人的时候，钱仁风总是会想起牢狱生活。

自2003年1月17日收监入狱，钱仁风没有了最基本的安全感。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她没有和狱中任何服刑人员或狱警讲过自己的事情，“我很迷茫，（刚进去）看到警察就很恐惧，也不敢相信任何人。”提及那段日子，钱仁风说，是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办。

遇事，她谨防自己太过喜悦。哪怕是出狱当天，她都用“我好像能出去了”告知朋友。她怕乐极生悲，自己难以承受急坠直下的结果。“遇到事情，好的坏的都要想。还是不要高兴太早，万一有不好的消息呢？”

申诉的念头始终没断过，2007年钱仁风开始在狱中一遍遍写申诉状。她让信任的警官帮着检查语句是否通顺、有没有错别字，“有时候我写的是云南方言，都得让她们帮我指出来。”

2010年4月9日，这个日子被钱仁风清晰地记着，她在狱中见到了做法律援助的律师杨柱。“终于有人相信我愿意帮我了”，她第一次主动要求给家里打电话，让家人联系律师。父亲为了筹集相关费用，卖了家里养了多年的黑牛。

蒙冤者钱仁风。 新京报记者王飞 摄

钱仁风说，在监狱，她记挂着父母，想着家人。

2002年离家出门打工时，母亲倚在门边目送她远去的眼神，成了钱仁风最后的记忆。 去年年初，母亲在电话里反复问钱仁风什么时候能回家，仍在申诉的钱仁风不知归期。“她说她怕自己等不到我了。”钱仁风不知道，此时74岁的母亲罹患胃癌，输液都找不到血管。去年4月，母亲离世，距离钱仁风无罪获释不到8个月。这成了钱仁风一生的痛。

2015年12月，钱仁风无罪获释。她换上了大红色的棉袄，坐了7个多小时的车回家。在鞭炮声中，她跟父亲一起到母亲坟前烧纸、磕头，对着冰冷的墓碑跟母亲道着平安。

提起男友羞涩地笑了

与社会脱节多年，钱仁风小心揣摩着人情世故。

刚进厂时，她停不下来，下班后还在做事，进厨房把不是自己的事情揽过来做。她急于找到自己的身份价值。

守纪律、太过于正直，有时不够通融。这是多位工友对钱仁风的评价。前去各个宿舍抄电表水表，钱仁风看到谁的寝室没收拾规整，就用手机拍了图，直接发到了公司微信大群。

10月19日中午，钱仁风照例在厨房帮忙。职工饭菜做好被送上开往工厂区的餐车后，厨房里只有钱仁风一个人在扫地、冲洗。半小时后，完成工作的她找不到自己提前盛好的饭菜。“可能有谁没吃饭拿走了。”钱仁风说，最后，她在蒸锅里找到5截2厘米长的玉米段，成了她当天的午餐。

蒙冤者钱仁风。 新京报记者王飞 摄

也有人劝钱仁风回云南老家。

早在今年初去广州前，她的代理律师杨柱就帮她设计了人生道路：在昆明买套房子，以后开出租车。

对律师的建议，钱仁风很纠结，她并不想在昆明买房生活，“昆明是我的伤心之地，我就是讨厌那个地方，太多不公平。我想找个地方重新开始”。可随着75岁的父亲年事渐高，钱仁风想把十几年里相欠的父女情补回来。她进退难定，“只要不在云南，除了广州，其他近一些的地方也可以。”  

10多年青春一晃而过，32岁的她自卑地在意自己的年龄。

两人一间的寝室，钱仁风打扫的整洁清爽。粉色枕头、紫色床单，还有只一米高的黄色毛绒熊。“这是我男朋友在网上买的”，提起男友，钱仁风羞涩地笑了，这是她鲜有显露笑容的时候。

和男朋友恋爱不到半年，两人一周甚至见不了一次面。云南的父亲想让她快点儿成家，在普遍25岁前就结婚生子的村镇上，钱仁风的年龄已经超出太多。“我现在好害怕一下子进入婚姻生活，可身边人都希望我赶快结婚。”钱仁风有时在想，如果自己没有入狱，她应该会谈场多年的恋爱。

国家赔偿

出狱后，各种采访接踵而来。她被问最多的问题是：以后有什么打算？起初，她回答要学电脑、学开车，可电脑究竟学什么她没有方向，自己又是个路痴。“我真的不知道了，先过一天是一天。”钱仁风说。

还有一件大事，就是赔偿问题。

无罪释放后，钱仁风向云南省高院提出约955万元的国家赔偿申请。

2016年7月8日下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钱仁风申请国家赔偿案听证会。会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赔偿委员会主任田成有代表云南高院向钱仁风鞠躬道歉。

钱仁风有些困惑：“判错案的又不是他，为什么他来道歉？那些真正做错的人呢？”人们向她解释，这是代表高院，钱仁风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终于有了些尊严。    

蒙冤者钱仁风。 新京报记者王飞 摄

8月初，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与钱仁风就国家赔偿问题达成赔偿协议，向钱仁风支付国家赔偿金1723857.30元。

钱仁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考虑到自己在时间、精力上“耗不起”，生活困难，接受了国家赔偿协议。但对数额表示失望，认为这笔钱“太少了”，10多年青春换来这些钱实在是“心底有摩擦”。   

由于需要走程序，赔偿款还没领到，将来具体怎么用这笔款项，钱仁风的打算并不明晰。“我要把欠亲人的钱还了，再请帮过我的人吃饭。”

还多少？钱仁风绕开了话题，她开始顾念亲人对她的帮持，“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人情债永远还不了。”

END

剥洋葱people

（微信号：boyangcongpeople）

记录真实可感的生命

长按或扫码关注

新京报深度报道部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