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中陨落的三位武汉教授
2月21日晚，提及这三位去世的教授，华科党委书记邵新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仅是我们学校的重大损失，也是我们国家教育界、科技界的重大损失。”
此次新冠疫情中去世的三位教授，从左至右分别是：林正斌教授、段正澄教授、红凌教授。
文 | 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实习生 金钱熠
编辑｜陈晓舒 校对 | 杨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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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19时35分，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段正澄走了。
这位86岁的老人，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下称“华科”）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曾主导过数控磨床、激光加工、医疗装备等技术的研究，三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是自疫情发生以来，华科因感染新冠病毒离世的第三位教授。2月7日23时，54岁的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红凌在协和医院逝世。三天后，华科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科教授林正斌逝世，享年62岁。
这三位教授，从出现症状、确诊感染到离世，最长的不超过20天。
2月21日晚，提及这三位去世的教授，华科党委书记邵新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仅是我们学校的重大损失，也是我们国家教育界、科技界的重大损失。我想我们当前应该化悲痛为力量，尽早把疫情扛过去，我们一定要继承他们的遗志，把他们的团队扶持好，来告慰他们。”
▲中国工程院院士段正澄。
“这个爷爷看起来很慈祥，应该能熬过去”
2月15日晚，段正澄在协和医院的隔离病房内去世。在感染病毒之前，他还在研究适合大部分癌症病人的质子放疗设备。
一周前，54岁的红凌也在这家医院去世。作为一名生物学家，红凌的工作是与各类疾病作斗争。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研究的是与人体重大疾病及稀有疾病相关的分子机制。
林正斌则在同济医院ICU离世。他不仅是一名教师，还是一名临床医生。是全国第三位因新冠肺炎感染去世的医务工作者。
协和医院和同济医院，是武汉最顶尖的两家综合医院，也是本次疫情中的重症救治定点医院。尽管三位教授接受的是现有条件下最优质的治疗，但他们终究没有斗争过新冠病毒。
协和医院的一位护士在微博上回忆段正澄，“第一次见他，是因为夜班给他俯卧位通气，那时只知道他是院士，并没有多了解他。那时他对我而言只是个病人。隔着起雾的防护眼镜，看着他花白的头发，那时还在想这个爷爷看起来很慈祥，应该能熬过去。”
据《健康时报》报道，林正斌在弥留之际，给他的同事、同济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宋建新发去了求救信息，“宋主任，我上呼吸机了，救救我”。那时他已经在重症监护室，戴上呼吸面罩、无法说话。在宋建新看来，林正斌身体一直很好，没有基础病，“我们都没想到新冠肺炎夺走了他的生命。”
宋建新说，林正斌在过年前，已经出现了发热、咳嗽的症状，1月27日开始入院治疗，经核酸检测确诊新冠肺炎。但他的病情发展迅速，不到一周便住进了重症监护室，随后去世。
在武汉，重症、危重病人大多都住在医院的隔离病房内，氧饱和度偏低、呼吸困难是他们最典型的症状，常常需要靠吸氧机来维持呼吸。对于年纪偏大、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来说，疾病更为凶险。
这三位教授，从出现症状、确诊感染到离世，最长的不超过20天。
1月27日，大年初三，段正澄突然发起了烧，家人把他送到了协和医院。两天后，经核酸试剂检测，他被确认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住进了隔离病房。
段正澄的学生——华科机械学院教授龚时华在医院里守了两天，他记得当时段正澄虽然有发烧、感冒等症状，但精神状态还很好，可以正常讲话、饮食。“他女儿送来的饺子、稀饭和水果，统统都能吃进去。”
医院每天下午五点左右都会向学校反馈段正澄的体征状况，经过几天的治疗，他退了烧，连续五天都体温正常。有同事发短信慰问他，他也很快回复，“期待早回学院和大家有说有笑地愉悦工作”。
但确诊18天后，段正澄的病情突然加重了。
红凌从确诊到离世只有3天。1月25日前后，他开始察觉到身体不适，2月5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感染后，他住进协和医院。为了方便插呼吸机，妻子一大早就替他刮了胡子，换上了新衣服。进隔离病房前，妻子和他抱了抱，对他说，“乖乖治疗”。
第二天，红凌开始吸氧，但他仍旧安慰妻子“感觉好些啦”。第三天早上不到8点，红凌发微信给妻子问早上好，“好多了，不发烧，血氧97”，晚上7点，他给妻子发了一个“OK”，就再没了消息。
▲华科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科教授林正斌。
教授们的华科往事
在华科校内，一排排高大的法国梧桐遮天蔽日，它们大多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种下的。而靠近附属中学老校区的那一棵，是段正澄67年前亲手栽的，当年的小树苗，如今已经长成了两只手都抱不住的参天大树。
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段正澄的春节将是团圆的。在墨西哥定居多年的女儿回了国，打算留下来陪着他和妻子过年。武汉的冬天湿冷，女儿给他买了一件深色的羽绒服外套，他高兴极了，试穿时专门让人给拍了照。
疫情之前，华科的学生常常在校园里碰见段正澄。有时是在青年园旁边的草坪上，他拿着单反相机，拍树、拍湖、拍建校纪念碑；有时是在教工食堂，他和妻子俩人一起，边吃热干面边聊天；更多的时候，是在机械学院大楼的电梯、办公室和实验室，他总是亲切地跟大家打招呼。
尽管已经86岁了，段正澄还是坚持每天拎着方方正正的公文包，去学院上班。晴天，他从家里步行二十分钟到学院，雨天，就用那辆开了十来年的银灰色雪铁龙代步。“他常说步行可以锻炼体能、开车可以锻体协调能力”，龚时华说。
李杰（化名）最后一次见到红凌是在1月17日晚上，红凌邀请他和实验室的同学们一起去家里吃饭。他们一边看电视，一边进餐。
当晚，李杰在微博看到，泰国出现了第二例新冠肺炎患者，但有关武汉的报道并不多。他和红凌聊起了这件事，红凌有些担心，“肺炎好像越来越严重了，你们都早一点回家吧。”
红凌似乎比其他人更早对肺炎产生了警觉。他的学生舒怡萱记得，放假以后，在武汉的红凌时常在实验室的微信群里叮嘱学生，要在春节期间注意身体健康。
但她最后一次收到红凌的消息，是1月26日傍晚。他在微信群里转发了一条学校延期春季开学时间的通知。
▲华科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红凌。
研究到最后一刻
直到感染新冠肺炎的最后一刻，段正澄还在进行“基于超导回旋加速器的质子放疗装备”的研究，质子放疗设备是目前国际上发展最快的高端核医学装备之一，也是学界公认的效果较好、适合大部分癌症病人的医疗装备。段正澄已经研究了近四年。
在学生们眼里，段正澄是一名对学术一丝不苟的老师，工作六十余年来，他只带了32名博士、6名博士后。他曾经说，“我比较挑剔，每个博士研究生的论文至少要看3遍，不过关就重来”。在学生的印象中，光是论文标题，段正澄也能写长长的批注，删删改改很多遍。
“我做他的学生时，总会觉得他很严厉，但在生活上，他跟我们打成一片，对我们是无微不至地关心。”龚时华记得，段正澄常常跟他们分享自己年轻时的故事——打篮球、在车间和工厂、有关同学、追求夫人。每一次出国回来，还会给他们带巧克力、配饰、外套等小礼物。
与段正澄一样，红凌也是一位性情随和的老师。他爱吃汉堡和面包，爱喝可乐和咖啡。学生们在上课时总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李杰在红凌的实验室待了一年多，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他会很耐心地指导学生选课，也会积极地推荐家境不好的学生去当助教、挣点生活费。
红凌主要研究的是维生素K2在膀胱癌上的抗癌机制，和其他新药的开发。这些新药可以以更低的剂量、更高的效率来治疗膀胱癌。
李杰说，红凌除了喜欢看论文，没有别的爱好，“他常让我们多读文章，他说只有对这个领域了解到足够深，才能做出创新。”
段正澄也常常告诫学生，“从事科学研究，也许十年二十年都不会有什么大的成果，因此绝不能浮躁，不能急功近利”，“做研究要耐得住寂寞，不能外面来一个脉冲，自己就要震荡。”
他和他的团队，曾三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每项获奖成果的背后，都耗费了10年以上的心力。21年前，他主导研发的全身伽马刀问世。这是世界上第一台大型放疗设备，如今已经在全国各大医院应用，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病人。
离世以后
在段正澄离世后，学院公开了一个关于他的秘密。2012年，段正澄获得湖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奖金100万元。他把奖金捐给了学校基金会，以匿名的方式设立“征程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从2013年起，已连续资助贫困学生7年，资助学生人数逾30人。
一位受过助学金资助的学生说，他从来没想到这项助学金是段正澄发起的。因为在“征程助学金”的介绍语里，关于出资人只写了一句话：“由机械学院一位教师捐资设立”。
段正澄去世以后，他的女儿把头像换成了父亲的照片。照片上的段正澄满头白发，戴着黑框眼镜，直直地坐在书桌前，专注地看着手中的资料。
红凌的妻子很难接受丈夫离世的消息。红凌去世那天，她在医院楼下等了4个小时，殡仪馆的车来了以后，她只能远远地看着车把丈夫的遗体运走。后来，她写下了一封给红凌的信，在信的开头，她称呼丈夫为“红小胖”。因为就在不久前，他们还约好了一起减肥节食，每天晚上只吃水果和稀粥。
红凌的最后一条朋友圈停留在2019年9月9日，教师节的前一天。他收到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们提前送过来的教师节花束。他写道，“心中顿感温暖，谢谢孩子们的深情厚意！”
在得知林正斌去世的消息后，他的大学室友、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杨俊在朋友圈缅怀道，“林正斌教授也是我们医院的好朋友，他于1987年左右多次在我院指导肾移植工作，我记得有一次春节，他就在宜昌守护患者。”
在同济医院的讣告中，这样描述林正斌的一生，“林正斌教授在医院工作期间积极主动，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他为人谦和，待人真诚，他关爱学生，教书育人，师德高尚，为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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