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控辩，聋人女孩选择做律师
这个年轻的女孩却选择了这条“艰难、未知的路”。今年，谭婷成为全国首位通过国家法律资格考试的聋人。
普法讲座上，谭婷与一位聋人女孩交流。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摄
文 | 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编辑 | 陈晓舒 校对 | 李立军
►本文约8055字 阅读16分钟
谭婷蒙了几秒。她看到会议室里有两种“声音”——老人们热络地聊着天，寥寥十几人在打手语交流。
手语翻译提醒她：“很多人看不懂手语，你能说一说讲座的内容吗？”
在五六十双眼睛的注视下，谭婷缓缓比画着自我介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说话时音量高，咬字重，尾音有些含混不清。
她脸上一直挂着笑。尽管戴着助听器，她依然无法听见任何说话的声音，尖锐的声响传入耳内，她才能感知到一丝细微的响动。对于这个28岁的聋人女孩而言，在这里，微笑是唯一的通用语言。
这是实习律师谭婷做的第一场普法讲座。她试图用文字、口语和手语三种方式，解释一个法律问题，“高空抛物有犯罪的可能性吗？”
聋人当律师，听起来似乎有些天方夜谭。与外界沟通的障碍，将这个群体隔绝在了主流生活之外。在听人（听力健全人）看来，“聋人听不见，说不清楚话，甚至无法说话，怎么和人沟通，帮人打官司？”
这个年轻的女孩却选择了这条“艰难、未知的路”。今年，谭婷成为全国首位通过国家法律资格考试的聋人。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她要克服的困难远不止“听不见”这一件事。
备考中的谭婷，每天几乎都最后离开律所。受访者供图
“法治荒漠”
3月30日下午，重庆大渡口区残联的一间会议室里仿佛分出了楚河汉界，区隔开打手语的聋人与听人（听力健全的人）。
手语之间的交流热烈，你来我往。谭婷讲“从不同楼层丢下一颗鸡蛋”的故事。聋人们的目光聚焦在她身上，不停打着手语回应。
听人反应各异，有人的目光不停在聋人之间流转，偶尔学一个手语动作，做个往上抛的手势，一边说，“丢出去”。有人坐直身子，仰起头，读着ppt上的字，上面是《民法典》里关于高空抛物的规定。
谭婷打手语的速度越来越快，表情搭配手上动作，渐渐无暇再顾及口语，只在飞速打完一句手语时，停顿高声问大家，“对不对？”
实际上，她接收不到任何声音的回应。
几位聋人是手语普法讲座的熟面孔了。以往的讲座，谭婷都会收到反馈，“以前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是违法的。”
这一次，一位聋人上前拉住她，兴奋地比画。告诉她，“生活中见到很多高空抛物，但他们完全不知道，高空抛物是违法的，可能承担民事责任，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聋人获取信息似乎总是滞后许多，即便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很难触及到这些信息。一位聋人大爷手里攥着一张公交卡，谭婷打着手语问他，“没有领免费的公交爱心卡吗？”大爷面露疑惑，急切地打着手势，“什么是爱心卡？”谭婷便从包里翻出爱心卡和残疾证，一步步教他怎么办理，他咧开嘴笑，双手握拳竖起大拇指，往下弯两下。
谭婷接到过各样的咨询，聋人们不知道自己能享受哪些福利政策，比如生育补贴、残疾人补贴；遇到问题时，他们不知道应该找哪些部门求助。甚至有不少聋人问过谭婷，想离婚应该怎么做？去哪里能办理？
很难去统计，在全国，像这样的聋人有多少。“聋哑人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薄弱到一个无法形容的地步。”唐帅是谭婷所在律所里唯一会手语的听人律师，他的父母也是聋哑人，很多聋哑人喊他“唐法师”。
他看到的是，能与聋哑人无障碍沟通的律师，全国范围内寥寥无几。“聋哑人也想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参与法律生活，当他们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有门可诉，当他们触犯了法律时，可以弥补和补救。但这些对他们而言，非常非常难。”
在唐帅看来，聋哑人的圈子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远离了主流社会，他形容，这个圈子好比是法治社会里的一片荒漠。
缺失一环的沟通
2017年，刚大学毕业的谭婷在网上看到唐帅招聘聋人助理的信息，她看过这位手语律师的报道，知道他帮助过很多聋人。
谭婷发去信息，“我能够来做点什么吗？”
当时，几乎每天都有聋人找来律所求助，发来线上咨询的聋人更是不计其数，而律所懂手语的律师只有唐帅一人，无暇顾及。其他听人律师尝试学习手语，往往今天学了几句，过几天又全忘了。
谭婷和几位聋人大学生就这样进了律所。她要做的是听人律师和聋人当事人之间的沟通桥梁。
但刚进律所，谭婷就感到了挫败。唐帅一看她打手语，便直摇头。她打的是特殊教育学校学来的“中国手语”（普通话手语），而唐帅打的是聋人圈里惯用的“自然手语”（方言手语）。
“这之间差别太大了。”唐帅说，自然手语是聋人依靠视觉进行的象形表达，而中国手语的词汇和语法是一套人为设计的体系，很多词语比画时使用的拼音字母，比如“TS”，可以代表“唐帅”，也能在不同语境里指称“泰山”“唐诗”等含义。
语法上的差异带来的歧义更甚，中国手语的语法更接近于听人的表达。譬如，你用中国手语比画“灭火”，聋人先看到灭火的动作，再看到“火”，“他可能以为火灭了，又着了。”
来咨询的聋人，只有少数人识字，发来的文字，是一串词语的组合。更多的聋人只能依靠手语，他们大多很激动，重复打着手语，“骗我，借钱，我。（我借钱给他被骗了）”。皱眉、撇嘴，喉咙不时发出声音，手势、身体动作幅度很大。谭婷打手语问他，你和他什么关系？他们会重复回答，“他，借钱”。
也有聋人告诉谭婷说自己被人打了，谭婷问他，什么时候被打了？他回答不上来，就讲一大堆事情，想到什么讲什么。
聋人的手语里涉及各种地点、人名的方言表达，谭婷很多看不懂，她不断打出自己猜测的意思，直到对方能看懂，两个人才能确认完成。
看懂一个聋人咨询的问题往往就需要几十分钟。转述给律师时，律师提醒她，漏掉了一些问题，一来一回多次，密密麻麻写了一整张纸，才能了解一个当事人大致的信息。
谭婷的法律书和记录案子的一些笔记。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摄
与听人律所的沟通，也让谭婷感到懊恼，“我自己知道，但我没办法说出来。”
因常年在特殊教育学校，平日里开口说话的机会少，谭婷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她的声带退化，吐字时声音含混连成一片。
很长一段时间，与正常人沟通的障碍让她陷入尴尬，去超市结账时，她看错了价格的小数位，收银员会“啪啪”拍几下收银台，台上的小物件都被震动起来。车上没有报站的字幕，她坐到了终点站，司机会冲到她面前，大吼着催她下车。
谭婷怯于开口，她听不到回应，只能从对方的神情里读出些许信息，沟通缺失了最重要的一环，她叹着气说，“盲隔离了人与世界，聋隔离的是人与人。”
初中时，一次放假回家，张口和父母说话时，她突然发现，父母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了，她口型夸张地喊爸爸妈妈，他们依然很茫然。
她一度崩溃，以为自己不能说话了。回学校后，她找到一位听人老师，张口说给他听，也读课本上的诗，老师鼓励她，以后可以多读出来。没有人真正告诉她，她的发音到底对不对，她只能使劲说，重复说，让自己保持说话。
直到有了手机，把语音翻译成文字的软件，才给了她实时的反馈。她用来练习发音，自己摸索着说，看文字翻译准确了，她便判断自己说对了。
起初翻译出来总是一串乱七八糟的文字，一个词要读上百遍、千遍，她才能看到准确的文字。纠正一些字的发音很难，现在她依然发不清楚l和N，S和SH的区别，口型相似的词语，更让她困惑，比如兔子和肚子，她只能囫囵发音。她无法判断发声音量的大小，说话总是很用力，往往感觉到嗓子肿痛，才意识到发声时用力过猛。
高冬梅律师记得，最开始哪怕谭婷说话很慢，她也只能猜出几个字，一句话需要她重复说两三遍，才能听懂。
“学习知识，会让我有安全感”
谭婷是在8岁时失去听力的。记忆里小学的教室墙上刚贴上标语，“请说普通话”，但“还没系统接触普通话，我就听不到了”。
时隔20年，谭婷关于声音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她只记得最开始是耳朵里的疼痛，慢慢听声音变得模糊了。医生诊断是中耳炎，在她的耳后和手上插上银针，治疗后情况更糟糕了，父母在耳侧大声说话，她几乎都听不见了。
父母带着她到攀枝花、昆明的大医院，医生诊断为神经性耳聋。
山村里没人知道，一个听不见声音的女孩该怎么上学，她只能辍学在家。过去一起玩捉迷藏的小伙伴，一见到她就跑了，村里人看着她，嘴巴开开合合，她“只感受到一片死寂”。事发后很长时间，女孩陷入了难以抑制的自卑情绪里，这个世界上只有她听不见？她一度以为自己是怪物。
白天父母去地里干活，弟弟去了学校，她一个人在家，翻家里的课本和字典，拼着拼音读，抄在纸上记下来，“做梦都想上学”。
再回到学校已是五年后。父母偶然得知西昌有接收聋儿的特殊教育学校，带着她去，学校只有一、二、五年级，13岁的她重读二年级。老师用手语上课，她才开始学习手语这门“第二语言”，很费劲地跟上功课。
特殊教育学校是在一所普通小学校园里，相隔一扇铁门。课间时，普通学校的学生路过，指着比手语的他们笑，长期在异样的眼光下，谭婷写道，“我们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奇怪的动物。”
学校是封闭式管理，外地孩子只能在寒暑假回家。谭婷不让父母来接，自己坐五个小时的大巴回家，老师叮嘱她，不要在外面打手语，一些坏人知道你是聋人，把你拐走了怎么办？
初中时她去了乐山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读，离家更远一点。有时候坐公交车，看到有人打手语，旁边的人会下意识紧紧捂住自己的包。
有一天，班里一位女同学没来上学，父母找来学校，谭婷才得知，女生失踪了。在公开场合打手语一度变成她的禁忌。
父母和她也只能通过文字交流。父亲只读了小学，母亲不识字，为了和她交流，母亲提出要跟着她识字，翻得皱巴巴的小学课本又派上了用场，有时候母亲学得不耐烦了，把课本丢在一边，摆手摇头，“太难了，不学了，”但过不了多久，她又会重新拿起课本，一笔一画描着字。
16岁时，谭婷在学校艺术团第一次接触到舞蹈。刚开始跳得很僵硬，同学打趣她跳起来像个机器人，她便把课间、周末都用来练习，甚至看书时也会压腿练基本功。
2009年，她被成都残疾人艺术团选中，参加了全国舞蹈比赛，还见到了跳《千手观音》的舞蹈家邰丽华。“周围的人肯定会有这样的声音，你声音都听不到，怎么去跳舞，可你看她们，还是可以跳得这么优秀。”谭婷说。
谭婷参加大学艺术团的手语舞表演。受访者供图
进入残疾人艺术团当舞蹈演员，是一条对听障人士来说已经较为成熟的路。但谭婷还是更希望能读大学，像普通人一样学习知识，以后也能从事脑力工作，“学习知识，会让我有安全感。”
考上大学时，谭婷记得，特殊教育学校旁边中学的老师很是吃惊，“聋人也能考大学吗？”谭婷说，“我们只是听不到，其他都和大家都一样，我们想做什么，也可以通过努力做到。”
成为律师
很难说清是哪个案子让谭婷决心要考法考，成为一名律师。
聋人的求助大多在下午或晚上，也有很多人在工厂打工，周日休息时发来视频，情绪都很激动。谭婷没办法独立给他们解答疑惑，等待律师答复的时间，有的聋人不肯挂断视频，脸上一直挂着很焦急的神情。遇上律师忙案子的时候，等待的时间更长。
有一次，有聋人表露出想不开的情绪，甚至有轻生念头，谭婷急得不行，但当时她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法盲，她能做的似乎只有陪他聊聊天。谭婷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她多学习一点法律知识，也许能更好地帮助他们。
经常有聋人来律所“报案”，有时是几个人，有时是几十个。谭婷记得，最多的一次来了两百多人，很多聋人抱着被子来的，他们把钱投资到一个名叫“龙盈”的公司，负责人是一位在聋哑人圈子中颇有影响力的聋人企业家。“他打着帮扶聋人的名义，告诉他们要带着大家赚钱，大家就相信他。”
谭婷与来律所求助的聋人沟通。受访者供图
律师们带着她和几位实习生，挨个向聋人收集信息和证据。她发现，很多聋人都没有保留证据的意识。她们和律师通宵整理材料，没地方住的聋人就整夜坐在律所里。
还有聋人拿着一堆照片，告诉其他聋人，自己在国外开公司，可以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只要能借钱给他，以后翻番还给他。很多聋人就相信了，哪怕自己没钱，去借钱也要借给他。来律所求助时，他们都还不明白“借”和“骗”的区别，他们只关心，“钱能要回来吗？”
涉及恋爱与婚姻方面的咨询也很多。有一个聋人向谭婷求助，他连续被网友骗婚四次，都是在网上认识的女朋友，还没见过面，对方都结婚为目的，喊他准备“彩礼钱”。等到他转钱后，对方便联系不上了。“同样的套路，他就这样被骗了四次。”
一位不识字的女性聋人，“被”嫁给一个健全人，多年来一直被家暴，她要离婚丈夫却不同意，别人告诉她可以去起诉离婚，她试了很多次，援助律师都告诉她败诉了。她找来律所，谭婷一看文件上写的是“撤诉”，谭婷问她，她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高冬梅刚接手聋人相关案件时，问过谭婷，为什么聋人容易被骗？谭婷当时的回答是聋人都很单纯。其实，聋人被骗都是有缘由的，“骗聋人的都是聋人。聋人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有些是因为对钱的渴望，他们找工作很难，生活很难，想快速得到钱，有的聋人则是渴望得到感情。”
谭婷说起，感觉心里很沉重，“我不知道怎么讲得让你们理解，我想为他们做些什么，这都是我学习法律的动力。”
较劲
2018年5月，谭婷和同期的4位助理下定决心备战法考，唐帅和律所律师的“魔鬼训练营”开始了。
上学期间，她们与社会之间像隔着一层屏障，灰色地带被过滤了。唐帅认为，聋人要成为律师，必须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会法律逻辑思维，“聋哑人的世界里只有两种颜色，黑与白，对与错，善与恶。我们要用很多的例子来打通他们的逻辑关，告诉她们有灰色地带存在。”
那段时间，唐帅一见谭婷，总要给她出个情景题，大多来自于他办过的案子，要求她说话作答。
高冬梅律师讲的是刑法，她把讲义用文字打在ppt上。她记得，谭婷几人当时很疑惑，犯罪的人要得到法律的惩罚，为什么律师要为犯罪嫌疑人辩护？谭婷想起大学时候看“杭州保姆纵火案”的新闻，不明白为什么律师要为这么残忍的人辩护，那时候她觉得“这个律师有点坏”。
高冬梅列举了很多冤假错案帮助她们理解。谭婷说，“现在能慢慢理解了，被害人的权益，犯罪嫌疑人的权益，都要保护。”
距离法考只有不到半年时间，考虑到文字讲课的进度太慢，律所的律师分别帮她们找齐刑法、民法等各种课程，让他们先自学，有不懂的地方大家再一起讨论。
听不见，谭婷只能依靠眼睛学习。要兼顾工作，凌晨五点多她便起床，抱着书在轻轨上刷题，到律所后对着电脑就是一天，有时一看到字就感觉眩晕。
下班后，谭婷继续学习，丈夫在律所做生活助理，他会借用唐帅家里的厨房做一盆凤爪，拿到地铁口摆摊，律所每个人几乎都尝过“充满爱的，特别好吃的凤爪”。
周末时，谭婷常去书店，她喜欢阅读，希望能像普通人一样学习知识。受访者供图
到晚上十点，坐轻轨回家时，她还会抱着真题书刷题，律所离家远，他们得转四趟轻轨，担心错过站，丈夫要盯着报站的屏幕，到站喊她时，发现妻子抱着书睡着了。
第一次法考，五个人都没考过。通过法考客观题考试的只有谭婷一人，她的法考主观题成绩差了10分。
在备考的过程中，渐渐有人决定退出这场“马拉松式”的学习。他们说越学越没有底气，学不懂；也有说过了三十岁了，要结婚了，经济压力比较大，打算先去找份工作赚钱养家。
这三年，律所里来来去去的聋人助理有三十余人，厚厚的法律教材和真题堆满办公桌，少则一个月，多则半年，桌上又空无一物。
坚持下来的只有谭婷与其他两位。唐帅记得，谭婷无数次红着眼睛来办公室找他，“说她觉得学习法律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魔咒，太难了。”后来，他一看到谭婷表情不对，马上说一句，“你想说什么我知道，不用说了，我告诉你，要放弃不可能。”
转过身，他找来谭婷的丈夫，打着手语告诉他，“你要多开导谭婷，在生活里多制造一点浪漫，她不坚持下去可惜了。”“真是和老父亲一样的。”唐帅调侃说。
其实，谭婷之前没真动过放弃的念头，但每天花十几个小时学习，脑海里紧绷着一根弦，总有压力过大的时候。丈夫很少说些什么，只会默默地搬个凳子坐在她边上，陪着她看书。
第三次临考前，谭婷突然收到母亲确诊癌症晚期的消息，赶到成都的医院时，母亲的身上插着管子，翻个身都疼。这是谭婷第一次想放弃，她没办法离开母亲几天去参加考试。
母亲却强撑着拿手机打字，告诉她，“你必须要参加考试，你应该为自己、为社会而活，应该去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以后帮助那些底层的人。”
聋人真的能做律师吗？
实际上，在谭婷第三次法考成绩出来前，唐帅心里也没底，没有人敢打包票，聋人真的能学好法律吗？
法考成绩出来时，谭婷正在医院，她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母亲很高兴，写道，“以后要做个好律师，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作为第一个通过法考的聋人，谭婷开始受到很多关注。她收到一些在读的聋人学生的信息，“要好好学习，希望以后也学习法律，能加入这个团队”。
也有人问谭婷，“你听不到，怎么去开庭，难道要配一个手语翻译吗？”
“与其来问这个问题，不如想想，怎么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谭婷正色道，“聋人除了听，什么都能做。”
她解释，其实律师的很多工作都能在法庭外面完成，“我们是一个团队，我可以和听人律师一起办理聋人的案子，我学习了法律知识，能够更好地提供帮助。”
然而实际上，团队合作里的难题也显而易见。即使在团队里，因为听不见其他听人律师关于案情的讨论，对于案情的跟进很可能会因此滞后，她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一一沟通，填补这个“空洞”。
3月底，密集的采访找到谭婷，她忙到晚上才有时间点开手机，每天都有十几条新的好友请求，大多写着，“急事，我是聋人。”依然是婚姻与借贷相关的问题居多。
谭婷发现，由于不懂法律，等到很多聋人来律所求助时，事情已经变得很是棘手了。
3月30日傍晚，谭婷接到视频，一位聋人女生眉头紧皱，眼圈通红，不时捂着脸。不久前，女生的哥哥找到律所求助，妹妹被人强奸。家人都不懂手语，平时与女生的交流不多，直到女生生下孩子，才告诉哥哥自己的遭遇。哥哥马上去派出所报了案，这一举动吓坏了妹妹，她拒绝与家人沟通，什么都不愿意再说。
让谭婷意外的是，视频一接通，女生见到屏幕里的聋人姐姐，一下心防就卸下了。“可能是我能够站在一个聋人女孩子的角度和她沟通，并且我在律所工作，她愿意和我敞开心扉谈她的遭遇。”
谭婷才了解到，原来，事发后，女生一直遭到对方威胁，让她以为这件事情两个人都有错，她是做了见不了人的丑事，如果报警，她自己也会坐牢。
谭婷与律所另一位聋人助理。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摄
这是谭婷成为实习律师后，将全程跟进的第一个案件。唐帅告诉她，“很棘手，聋哑女孩遭到强奸的案子，几乎都错过了最佳的取证时间，缺少指证强奸的证据，很多聋哑人的案子，听他们叙述完犯罪手段，我们比他们还窝火。”
“类似这样的事情真的很多，没有人告诉过她们，遇到这些事情时，她们应该怎么做。”谭婷说，比起上庭辩护，聋人群体普遍缺乏法律和维权意识这一现状，显然更牵动着她的心。
她拍过几条普法视频，都是聋人咨询里常问的问题，解释“离婚冷静期”“重婚罪”以及“案底能不能消除”。但这样的普法视频只能辐射到很少一部分聋人， 她想用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些事，“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如果想去把它们做好，我需要更努力地学习。”
这样也被质疑，有人问唐帅，这是不是一场作秀，目的是要把谭婷打造成为律所的一个品牌。
“无稽之谈。”唐帅听到之后很“冒火”，“这不是个可以炒作的话题，也不是一个励志故事，谭婷会受到关注，是因为全国近3000万的聋哑人群体需要得到有效的法律服务。”
在他看来，“谭婷们”必然会出现，“现在有了聋人律师，以后也会有聋人法官、聋人检察官，甚至可能会出现专门处理聋哑人案件的法庭。到那个时候，沟通不畅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这个边缘群体形成的闭环才能被打破。”
谭婷没想那么远，她专注于眼下。继续学习法律，把口语练好，专心普法讲座和参与的每一个案子，“走一步看一步。”
“很多聋人看到我的行动，他们可能会更有勇气追求自己的梦想。”她在手机里录唱了一首歌，叫《消愁》，听不到曲调，她就用自己的声音哼唱。她最喜欢里面一句歌词：于是可以不回头地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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