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航MU5735在莫埌村上空坠落，砸出的心理创伤，以遇难者家属为圆心，向外荡开数层波纹。

3月21日下午，东航MU5735航班在广西梧州市藤县境内坠落。

飞机坠落带来的伤害，如同陨石砸进大海，荡起一圈一圈的波纹，以家属为中心，层层展开，对救援人员、心理工作者、航空从业人员，甚至普通民众，都带来深浅不一的心理创伤。

事发后2小时内，一条心理援助热线开通，一支53人的心理援助队伍也在当晚开始行动。截至3月30日，心理援助队累计开展心理评估7926人次、心理辅导2917人次。

在心理专家看来，漫长的心理恢复和疗愈，要等到事故原因调查清楚后，才能“真正开始”，在进行短期的心理急救之外，如何对遇难者家属进行长期的心理辅导，成为下一个难题。

在东航空难发生后，赵然和她的团队自发成立了应急心理危机援助小组。她是中央财经大学心理系的教授，也是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员工与组织社会心理援助专业委员会（简称EOA）副主任委员。

3月22日上午10点，EOA的24小时心理热线电话开通，30分钟之内，便有三个电话打进，包括机组成员的朋友同事，遇难乘客的朋友，还有被影响到的普通人。赵然说，打进来的普通市民称，看到东航空难事件的消息后感到害怕，出现了失眠的情况。

EOA危机干预专家李静则带着四人团队前往事故现场，团队成员有一位危机干预专家，两位心理咨询师，一位精神科医生。

3月22日晚上10点，他们抵达梧州，与18个遇难者家庭入住在同一家酒店。

在空难发生48小时之内，他们要做的是倾听和陪伴。这48小时被称为震惊否认期，家属容易出现过度的身体消耗，比如哭泣过度、不吃不喝、脱水、痉挛、失眠等严重的应激反应。

李静和队友们全程陪同了两个家庭，家属们多次情绪失控，歇斯底里。“一开始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是痛苦和愤怒，很难面对接下来的生活。”而心理专家在这个时候会多观察、多拥抱、增加肢体接触。

在酒店里，李静会陪伴家属到凌晨一两点。其中一位遇难者妻子向他们讲述丈夫亡故后将面临的现实困境，包括如何偿还债务、企业如何继续经营、以及如何将死讯告知正在国外上学的孩子。

3月23日，在家属的要求下，EOA团队陪同遇难者家属前往莫埌村，“家属还是想要亲眼看看客机坠毁的现场以及相关救援工作。”

根据已往灾难后的干预经历，心理专家表示，多数家属在头七过后，才能开始接受亲人亡故的现实。

但是漫长的疗愈刚刚开始。“头七以后面临真正的哀痛。”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心理急救员课程主讲人锁朋认为，灾难发生后的一周到一个月的时间是协助家属处理遗体、遗物、面对保险公司、面对单位和亲朋友好友的慰问等处理后事的关键阶段，“不要担心他睹物思人，触景伤情，如果不参与处理后事的过程，对亲人亡故的现实感就建立不起来。”

东航MU5735在莫埌村上空坠落，砸出的心理创伤，以遇难者家属为圆心向外荡开。

首当其冲的是现场救援人员。

“面对这么大的事故的时候，救援人员也受到了心理冲击。在早期进入现场的人员，看到事故场景，又是高负荷工作，所以他们也会出现心理问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邱昌建教授曾多次参与突发灾难心理救援工作，据他观察，作为最接近事故现场的人，救援人员寻找遗物等工作带来的心理冲击、对人生无常的无力感，还有恐惧等，在忙碌的时候可能还没来得及立刻反应过来，但搜救结束后，很多心理压力会慢慢浮现。

中国对灾难后心理干预的认知普及，可以说是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在这场灾难中，大众开始意识到，除了灾难本身的受害者外，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也面临着心理危机。

“最明显的感觉是无力感和悲观。”曾参与过汶川地震以及泰国洞穴救援的资深应急救援专家王英颉说，自己第一次因救援感受到心理冲击，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每天看到太多死亡，觉得“自己做不了什么”，那种无力感让他自责：“后来回到正常生活时，我稍微花一点钱都觉得有罪恶感，觉得那个钱应该拿去帮助汶川的人。”

消防系统资深救援专家郝建成（化名）曾亲历2008年汶川地震、2013年芦山地震等大型救援活动。据他观察，许多消防救援人员，尤其是初次面对此类灾难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会在强烈冲击下出现明显的心理创伤症状，“最常见的是话少、沉默，情绪低落。再进一步就是饭量变小、失眠。”

郝建成说，消防系统曾经尝试建立心理咨询体系，但至今未能成型，“虽然现在大型演习的时候会有这一块，但到底起不起作用，现在还看不出来。”

相对于搜救人员，现场的另一支救援力量是心理工作者们。他们一方面对别人给予心理疏导，另一方面自己也是极易在突发灾难后遭遇心理问题的人群。

“3·21”东航飞行事故心理救援专家尹平3月2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心理援助队总共有99名心理专业人员，其中国家级专家5名，省级7名，地市级专家72名。一共分为12个工作队，分别入住11个家属安置酒店（梧州市区7个，藤县4个）和1个事发现场的祭拜点。按两人一个小组对接一个家庭提供全程心理援助服务。

“一般来说，什么样的人能够去从事灾难后的心理疏导，我们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要求，但是，一定要有组织地去做，要加入专业团队，由团队提供支援。”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教授张波说，新手如果没有类似经验，自己也可能受到伤害。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每天开督导会成为必须的工作，“督导就是心理咨询师的咨询师。在这个会议上，我们沟通当天做的情况，以及明天的计划。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督导机制会发挥作用。”

心理干预人员在倾听遇难者家属倾诉的时候，如果过度地共情，会出现替代性创伤。“为了防止替代性创伤，在送别家属，离开救援现场后，心理干预团队成员也要完成一次属于自己的结束仪式，让这次行动成为团队成员自我修复和提升心理韧性的机会。”锁朋说。

3月28日，EOA的团队成员在梧州举行了这一仪式。

结束仪式这样开场，“谢谢大家能给彼此一个机会，坐在一起完成一个结束仪式。这些天，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在我们的人生中并不常遇到，或许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什么触动我们，无论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想法和感受，我们都可以借这个机会做一个梳理和分享，我们都可以自由地表达。”

除家属和现场工作人员之外，一些“不在场”的人也同样受到强烈心理冲击。在EOA开通的24小时热线电话中，曾有MU5735机组的同事打进热线，称“感到无助和绝望”。

“虽然接受过很多专业的培训，也明白这份工作的风险性，但是这和真的看到这种（坠机）事情发生，就发生在自己身边，感觉是不一样的。”张蕊（化名）是一名前空乘服务人员，虽然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在天上飞，但仍有强烈的恐惧感，“会下意识地想，如果是我，如果我在那个飞机上。很容易代入其中。”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委员吴坎坎认为，民航从业人员高度卷入，“他们中少部分人可能会有恐飞或者失眠厌食情绪低落等应激反应，如果强烈到影响正常工作生活超过1个月，就属于心理创伤，需要专业诊断。”吴坎坎说，原则上本次事件后，所有的空乘人员都该做心理疏导。

“一个悖论是，他们很需要心理辅导，但是又不敢轻易让公司方知道自己的心理问题，因为一旦被知道，就可能面临停飞的风险。”赵然说。

几年前，赵然曾经给某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做过心理培训。在她看来，飞行员是一个高付出和高回报的职业。但也面临极大的心理压力，一旦身心出现任何问题，就无法执行飞行任务，收入骤减。她曾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评估过一位飞行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时发现，这位飞行员已经在外面自费30多万做心理咨询。

赵然在查阅资料后发现，有研究显示，在德国航空公司空难事故之后，经历过危机干预和没有经历过危机干预的个体和组织，都有显著的差别。未经干预的组织，大概在一年之后的离职人员可达40%-50%，而经过危机干预的组织当中的个体离职率很低，而且极少发生心理问题和创伤性心理障碍，能够更快恢复。

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公众围观、注视，被卷入其中。“他们积攒了一些情绪，然后会用各种方式发泄出去。”这是人们的生活深度网络化带来的新变化，也越来越被心理专家们所注意。

“虽然我没有家人在这架飞机上，但是我已经哭了好几天了，睡不着，特别难过。一想到这件事就哭。”在许多遇难者家属的社交账号中，都能看到代入性极强的留言。

“网络让很多人能够直接地看到现场的惨烈，在消息迅速传播的当下，情绪也在迅速传染蔓延。”吴坎坎说，这是一种群体性的心理创伤，“一则是因为恐惧，另一个是代入感太深。”

在网络上，受害者家属小楚（化名）的个人网络平台则成为“发泄”的途径之一。

小楚的小姨也在坠落的飞机上，出事后不久，她在自己个人的网络平台账号发布了一个怀念视频。视频里是小姨的朋友圈截图、朋友们对她的印象和对事故惋惜等等。视频发出不久，当晚，小楚就收到了许多措辞强烈的评论和私信。有人质疑她“蹭热度”，更有人说她“网络守孝”。

最终，小楚在3月24日凌晨发布《致歉信》并删除前一条视频。“……本着对亲人的思念发抖音作品，也没想过会（成）热门，当然更没想过会有个别网友喷我们家属，甚至对我们对自己亲人的思念及感情都有所怀疑，非常抱歉，再次深深地道歉让您不舒服了……”小楚还删除了个人账号里的所有视频。

在邱昌建教授看来，作为遇难者家属，小楚的遭遇属于典型的“二次伤害”：“这种冲击和伤害，不比第一次伤害小。”邱昌建解释，“家属本来就需要倾诉和发泄，这本身也是心理疏导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时候对他们进行这种指责，会造成更大的心理打击。”

除了指责和谩骂，网友们的关注和安慰，也常常起“反作用”。

中科院心理所曾整理过一份《突发事件发生后能说和不能说的话》，对于突发灾难事件后，对遇难者家属应该进行怎样的安慰，进行了相对具体的分析。

“我总结的是，带有评价性，批判性，评判性的，否定性的话不能说。比如‘你要坚强’，潜台词是‘你现在不坚强’。还有‘你不要哭了’这种。”吴坎坎说，不尊重事实的安慰不能说，“比如劝告对方，人肯定还在，会有奇迹发生，这种几率极小的假设，可能会让本来已经慢慢要接受事实和创伤的家属，又重新走一次这个过程，反反复复。”

“如果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可以说，有创伤的家庭各有各的创伤程度。”吴坎坎说，对于90%左右的家庭，后续康复大概需要三个月到半年时间，还有10%左右的家庭，会超过半年甚至需要数年才能逐渐恢复，“事件的调查进度也影响这个过程，什么时候调查结果尘埃落地，什么时候创伤才开始真正疗愈。这才算是真正有效干预的开始。”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科院心理所曾经在汶川进行过长达5年的心理跟踪治疗项目。“我们发现，接受了长期心理干预的人，恢复的状况相对明显好得多。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还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吴坎坎说，相比之下，没有接受或者始终拒绝接受心理干预的人，可能会始终停留在创伤里，难以走出，“有一个母亲，儿子遇难了，十年后她还是每天登录儿子的QQ，给儿子的网络娃娃换衣服，这意味着她连‘接受现实’都还没做到。”

锁朋说，哀伤辅导有三个阶段：体认失落，体验哀痛，体现新生。第一阶段体认失落是通过看遗物，看照片，和亲人告别。“很多人不表达悲伤，窝在心里边就成了内伤。”

在她看来，目前的心理危机干预集中在第一个月，“大部分是第一个月关注度很热，一个月以后就慢慢降温了。很多心理学的专业人员都很难做到持续跟进一个人长达一年，但是亲人、志愿者是有可能做到的。”

体认失落后，体验哀痛的阶段到来，通常会持续两三个月。回忆曾经共同拥有的美好时光，是这个阶段心理干预的主要内容。“有趣，难忘的往事，想跟已故亲人说的话，对方给你带来最重要的影响等话题，这些事情在一个月以前基本上是禁忌的，两个月三个月可以谈谈这些事情。”

在锁朋的哀伤辅导经历中，灾难发生后一年的时间内，她会不断收到遇难者家属的微信，“锁医生，你不用回复我，你忙，但是我实在是没有人可以说，我在这里发一下，你不用回我。”这些内容里有时候是给已故亲人写的一首诗。“最常发生的就是第二个月，第三个月，这个时候是哀伤辅导的关键时期。”

三个月之后进入体现新生阶段，遇难者家属通过找到新的投注对象，找到安放死者的方式。比如相关的事业，来完成亲人的夙愿。“比如有一个母亲，她的小孩很喜欢围棋，她就做了一个围棋俱乐部，来完成孩子的夙愿。”

在锁朋长达十年的一个辅导过程中，有当事人一到周年纪念日就会打电话倾诉，“生了新的小孩，有了新的生活，不再需要给我发微信。”

有心理专家认为，“一个危机干预如果不能持续一年就不要开始，特别像这么大型的事件。”

2008年汶川地震后，锁朋在四川绵竹驻站了三年进行心理干预，在她看来，经过14年的发展，灾难心理救援有了很大改变：志愿者更加有序，不会自发前往；心理干预更加科学，会有意识地根据相关指南、权威技术开展服务；本土化探索始终在进行，家庭、社区自助互助的方式成为趋势；管理机制也在完善，在突发重大灾难后，国家卫健委出台相关心理危机干预手册。

但这些仍然不够，长期的心理干预需要更多的资源进行支撑。如何支撑？吴坎坎认为，在国内，理念和资源保障都还要迭代升级。

“一种探索是，是否东航专门拿出个基金来做心理咨询？或者以后进入保险？在西方国家，把心理治疗纳入赔付是有先例的。”吴坎坎说，2018年普吉岛“凤凰号”海难，泰国方面给出的赔偿金里有一部分是做心理辅导。

另一种方式是在专项救援基金里，划出专门针对心理治疗的部分，“比如美国加州大火，烧死了很多消防员，很多人捐钱，最后成立的基金里，对家属的保障也把心理问题的保障纳入了进去。”

离开救援现场后，心理干预如何继续？赵然教授也强调，心理援助不能只“热”于当下，它是一项长期性和系统性的工作。从遇难者家属的角度，政府或公益组织提供的心理支持一般在一个月左右就结束了，可是，哀伤的恢复过程是漫长的。

3月27日，东航MU5735的家属陆陆续续踏上回家的路，他们抱着藤县的泥土，在许多人的拥抱下，捡拾起破碎的心，踏上自我心理修复的漫漫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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